《摯愛中華——戴德生傳記》第三十七章 夢想成真

    華北各省，特別是山西省，正發生最嚴重的饑荒。由於長期幹旱，小麥等糧食欠收，武漢和寧波兩處的內地會區會，都遵照戴德生的建議，捐錢援災。

    戴德生回到英國，在許多聚會中報告災情，並在報章上發表。結果，收到的援災捐款，比布道捐獻還多。因此，他傳令在災區和難民當中工作的傳教士收容二百名貧苦兒童，並優先照顧孤兒。但他還想做更多的事，所以他和珍妮長期分離後，雖然隻短暫地一起生活了四個多月，但他不得不再作一個使人傷感的決定。

   「你知道我現在還不能離開英國。你是否可以先跟一班新選的傳教士前往中國，督導收容孤兒的工作？待我能抽身時，再來中國跟你一起生活吧。」

    珍妮那時三十五歲，除了照顧親生的兩個孩子，一個兩歲，另一個三歲；還要照顧瑪莉亞留下的四個孩子。她把戴德生的提議放在禱告中。兩周後，她決定先去中國。

    戴賀美這時已有十個孩子，當知道嫂子的決定，就說：「如果珍妮蒙召到中國，那麽我就蒙召照顧她的孩子。」

    一位朋友聽到這消息，便對珍妮說：「你離開你的孩子和丈夫到中國去，雖然是難能可貴，但我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珍妮走進臥房，心裏明白是要付出代價的。

    她禱告說：「親愛的神哪！請你給我一點證明，使我知道去中國是對的。現在對我來說，五十鎊比任何東西更為寶貴。這保證我其他需要都可得著供應。」

為了堅固自己的信心和給其他人一個有力的答複。她也象基甸一樣拿出「兩堆羊毛」來。她第一個禱告是祈求足夠的旅費；另一個禱告則是求五十鎊，以供她和戴德生的生活需用。在當時來說，這算是個相當大的數目。如果神應允她的禱告，就是給她一個應許：她的離開會比留下更令親人蒙福而且知道神與她同在，常幫助她。

第二天早晨，她在家庭祈禱會中對孩子說：「我要你們替我為兩件事禱告。是什麽事我現在不能讓你們知道，等禱告蒙應允後，我一定告訴你們。」

    那天下午，有一位夏裏士先生（Mr Harris ）來到培蘭路。他問：

   「聞說你要到中國去，是真的嗎？」

   「是的，我正在準備行裝！」

    夏裏士先生交給她一張十鎊的支票——這數目剛好是內地會規定的傳教士治裝費數額。

    四天以後，戴德生的父母寫信給珍妮，信裏附了五十鎊。她正想拿這張鈔票給戴德生看，但因為他在會客，所以把鈔票放下，就走開了。

    她回來時，戴德生說：「我正在考慮，主要我如何使用這筆錢哩！」

   「哦！這錢是我的。」珍妮說：「你知道嗎？這筆錢我有權使用！」

    十天後，珍妮帶著七名年輕的教士到中國去。一位倫敦內地會的新任委員見到戴德生夫妻分離，便對戴德生說：「看到你們分離，我感到象是自己與妻子分離一樣難受。……然而，如果真是神要我們分離的話，他一定也會使我們象你倆昨天分別時般平靜。」

    珍妮到達上海後，便與兩位年輕的女傳道一起趕赴正鬧饑荒的山西，陪行的有英國語言學家鮑康寧。她們是第一批深入中國內地的外國婦女。抵步後，珍妮展開救助孤兒的工作。在回到上海時，工作則由一隊內地會人員繼續下去。

    戴德生感到孤寂時，就把十七歲的赫拔帶到他的書房或臥房，跟他傾談。後來，他又攜同三歲的安納到住在巴納（Barnet）的嶽父母家裏，讓安納的百日咳得以調理。戴德生回憶當時的生活，說：「孩子生活得極快活。我很愛那裏的寧靜和幹草堆。晚上，看著孩子睡覺；早晨，跟他一起禱告，幫他穿衣服。這孩子乖巧地依偎著我。」

    珍妮離開後，戴德生便致力重組布迦先生辭職後英國的內地會工作。他探訪倫敦內地會委員會的各個成員。整年下來，許多問題日益嚴重。蘇喬治因工作壓力太大而辭職。委員會建議由戴德生的妹夫海恩波及蘇威廉共同擔任副總幹事之職。戴德生認為這提議不太恰當，因為蘇威廉並沒有專心於神的工作上；而妹夫海恩波的辦事效率不大理想，而且不擅於精打細算。此外，《中國憶兆》仍未找到合適的編者。

    1878年夏天，戴德生的瘧疾痊愈後，有人邀請他往瑞士度假。龐翠辛（Pontresina）的冰河引起他的興趣，他花了三天時間在山脈探險，衣袋裏隻帶幾塊餅幹、聖經和太陽傘。他認為那裏的空氣對身體的康複會很有幫助。

    他寫信告訴珍妮說：「親愛的，我一直在想：我身體的康複及我所受的一切思待，都是神聽了你的禱告而賜給我的。我一想到這裏，便樂上加樂。」戴德生回到英國後，感到「精神百倍」，但是內地會的問題仍待解決。

    增加海恩波的工作量，隻解決了編輯《中國億兆）一書的部分問題，但仍需有人去全職負責。在新的一年裏，戴德生開始跟侯爾道（TheodoreHoward）接觸。侯氏是托頓鹹一家化學藥品製造商，一直是內地會的老朋友和資助者。侯爾道答應戴德生，如果一旦戴氏去世，他願意承擔內地會監督的職務；又當戴德生出國，他也願意擔任英國內地會委員會主席。海恩波則受派擔任內地會總部的總幹事，請麥卡悌和蘇威廉充任他的副手。

    1878年12月31日，培蘭路的辦事處舉行內地會的禱告日。那時流行一種傳染病，許多小孩都死於「喉頭痙攣」。那天晚上，當大家一起禱告，有一位護士抱著一個女孩進來，她以為女孩已經死了。他們趕忙把戴德生叫來。戴德生立刻跑過來，有一個婦人建議他該先為這孩子禱告。他回答說：「是的，要禱告，我要邊搶救邊禱告。」

    戴德生發現這小女孩的臉發青，全無血色。他用幾種方法叫她蘇醒，都不成功。後來，他就作口對口人工呼吸。幾分鍾後，女孩的臉色改變了，而且開始呼吸。當天夜裏，她雖然還偶有抽搐，但已經活過來，並且沒有任何損傷。這女孩後來長大，成為內地會一位女傳教士。幾年後，戴德生的兒子戴存義（Howard）對此事有以下記述：「他為所有的事祈禱，好象每一件事都得倚靠禱告；……但另一方麵，他也作工，好象每一件事都得拚命去做。」

    1879年2月，戴德生離英返華，又跟妻子團聚。半路上，他到滿塘（Mentone）拜訪穆勒和司布真。穆勒正在作巡回布道，司布真卻應倫敦大都會基督會堂（London MetroPolitan Tabernacle）要求，暫作休息。司布真的記錄中說：「戴德生完全不象是一位大規模組織的領導人，因他又跛又矮。在司布真看來，戴德生是一個剛柔兼具的人。一方麵，他不會堅持己見；但另一方麵，他卻堅定地信靠神。凡事依照計劃去做，不畏困難，因他堅信隻要有神同在和幫助，沒有難成的事。戴德生離開後，司布真說在戴德生的談話中、常提到中國、中國、中國。這兩個字象音樂般在他耳中回蕩著。司布真還發現，戴德生已經讓頭發長起來，束成一條辮子。

    在行至印度洋時，戴德生病得很厲害，船上一位新加坡醫生甚至懷疑他能否到得香港。船到達新加坡時，已有一大堆信在等著他，其中一封是珍妮寫的。信上說：「我已經在禱告中記念你要麵對的困難，想到這些，我有時會感到高興。因為這些困難可讓神有機會作工和得勝。現在已很清楚，我們即將看到他的手施行奇事。……有主人同在，仆人的責任隻是順服，而這亦是他最大的喜樂。我們的信心會為我們的弟兄姊妹帶來勝利。」

    戴德生終於抵達上海，珍妮看到他時，他是那麽疲憊、虛弱。還沒來得及處理信件，他又再次染上痢疾。一位倫敦會的朋友勸他們在炎夏來到之前，先到北麵的煙台避暑。在那裏，戴德生和珍妮住在包納德（FrederickBallsrd）家中。他是一位年輕的海關官員，娶了一位女傳道人。他們的房子座落在群山環抱的海灣旁。戴德生在那裏調養時，常坐在露台呼吸海邊新鮮的空氣，看著海上的帆船和汽船，愉快地嗅聞海草的氣味。他們隔鄰的房子裏，住著祝名揚夫婦及其家人，他倆也因為健康問題前來這裏休養。

    因此，一個夢想便在戴德生腦海中浮現——在這理想的海岸邊建立內地會的休養所。戴德生和祝名揚並肩在海灣旁的山丘上漫步，來到一塊種豆的田，有一道清澈的溪水潺潺流下，是蓋房子的理想地方！但他們買得起嗎？    旁邊一個農夫，問他們說：「你們想買地嗎？」

    戴德生和祝名揚了解中國人若知道你有興趣，便會立刻把土地的價錢提高，因此，他們隻向農夫表示略有一點興趣。

   「你們要買我的地嗎？」

    農夫指著這塊豆田，並且提出一個非常合理的價錢，其他農夫方爭相表示他們想賣地。戴德生於是定出計劃，打算建造一座有十個房間，還有露台的大房子。兩人雇了一隊建築工人、磚瓦工人、石匠和木匠，讓他們支搭帳篷住在工地上。在建築過程中，有些工人信了基督。許多材料是從兩隻因觸礁而漂到岸邊的船上取來的——櫟本橫梁。挪威鬆木，以及鋪地板用的柚木。

    房子建好後，祝名揚報告說：「這房子雖然造得不太好，但以我們這樣缺乏經驗的人來說，已經很好了。建築費實在便宜。而建屋速度之快，使租界裏的歐洲人大感驚奇。峻工時，他們簡直不敢相信他們的眼睛。」事實上，這房子還相當耐用，直到1915年才重建成一所較現代化的醫院。

    這是內地會的第一處休養所，有一段時期稱為「祝名揚之家」。後來，內地會又在此建了一所老人療養院、一間為內地會教士子女而設的學校，還有一所醫院和一間藥房。它們都建造得比以前的好，既舒適又方便。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是英國威爾斯浸信會的傳教士，年輕有為，極具影響力。他原想申請加入中國內地會。但後來被人勸說加入侵信會，成為該會的傳教士。他於 1870年抵達中國，當時二十五歲。李提摩太一開始就強調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國度，並盡力保護貧窮受欺壓的人。他住在山東省的北部，看見山西發生大饑荒，心裏難過不已。他希望中國因接觸西方的優良文化和技術而有重大的改變，避免重曆這樣的自然災害。李提摩太認為神也會透過別的宗教，如儒教、佛教和道教等作工。他說，我們如果能夠指出這些宗教和基督教相同之處，它們的信眾就會很容易接受基督，整個中國社會因而完全改變過來，變成基督教國家。他又非常仰慕中國文化的精萃，於是花了許多時間研究中國經典和宗教作品。他又專去接近學識之土，後來更運用他的影響力，在山西建立了一所大學，教授西方思想和中國曆史文化。

    戴德生認為李提摩太「把好的道理引到死胡同裏」，因為李提摩太不講道，隻喜歡派發倫理道德的小冊，內中也提到神，卻不傳揚基督，他還以為這種溫和的態度可以為福音鋪路哩！

    李提摩太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人。一些內地會的成員，尤其是住在山西地區的，開始被他說服了。所謂「山西精神。」就是指受了李提摩太的思想影響，失去傳福音的熱誠。有一位內地會教士團完全失去信心而不得不被召回；另外一人則離開了內地會，到一個有固定薪金的團體中工作；有三、四位傳教士受了李提摩太的影響而向內地會辭職，但後來又回轉，並恢複當初的信心。至於李提摩太本人，當他的思想變得更加開放，他也向浸信會請辭，但他仍繼續在中國工作近五十年之久。

戴德生並不認為一些人退出內地會，是歸咎於李提摩太，他相信那隻是「意誌薄弱的人，受到強大外力的影響而產生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