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遼、金錢幣介紹
和當時兩宋政權前後相對峙的有北方的遼國和地處西北的西夏政權，這兩上國家的經濟文化同宋朝的交往頻繁，在錢幣鑄行方麵雖有自己的特點，但也受到宋朝錢幣文化的影響。
在今寧夏、甘肅、內蒙古一帶割據的少數民族黨項族，其政權更是深受漢族文化的影響。他們的國王接受宋朝的賜姓，請宋朝皇帝為他們書寫字畫，包括西夏的許多製度都模仿宋朝，西夏的文字就是西夏王李元昊命令大臣們結合了漢字、契丹字的特點所創造的。由於曆史的原因，西夏錢幣史料存留不多，錢幣學者基本上是以出土和傳世的實物作為研究分析的依據。西夏錢幣是仿宋錢鑄造的。它采用方孔圓錢的形製，以小平為主，兼或鑄造有折二錢，但數量不多。銅鐵錢同時並用，文字有漢文錢和西夏文錢兩種，在一種錢上隻用一種文字，或西夏文或漢文，到目前為止，沒有發現一種錢幣同時用兩種文字的。漢文錢書體多樣，包括隸、篆、行、楷各體；並有對錢等。錢文用西夏文的鑄行應早於漢文錢文，最早稱“梵字錢”。也是我國曆史上第一個用自己民族文字鑄行方孔圓錢的少數民族政權。西夏文錢目前所發現的隻有五種，寶文寫做寶錢，與宋錢有區別。它們是夏毅宗李諒鑄行的“福聖寶錢”，夏惠宗李秉常鑄行的“大安寶錢”，夏崇宗李乾順鑄行的“貞觀寶錢”，夏仁宗李仁孝鑄行的“乾祐寶錢”，夏桓宗李純祐鑄行的“天慶寶錢”。以上五種錢正麵為西夏文，旋讀，小平，背無文，銅錢。這五種錢都非常少見，皆屬極罕見品。由於這些西夏文錢幣沒有史料依據，隻能用錢文年號與紀年結合的辦法推算它們大概的鑄行年代。西夏漢文錢則已發現七種，它們是夏惠宗的“大安通寶”，夏崇宗的“元德通寶”、“元德重寶”，夏仁宗的“天盛元寶”、“乾祐元寶”，夏桓宗的“天慶元寶”，夏襄宗的“皇建元寶”，夏神宗的“光定元寶”。以上除“元德重寶”為折二錢外，其餘都是小平錢，書體都有楷書，“乾祐元寶”有行書，光定有篆書，可組成對錢。天盛、乾祐皆為銅鐵兩種，其它隻有銅錢。天盛元寶錢背有“西”字，其它無背文。西夏錢幣大都鑄造較精美，且書法雋逸，形製精佳。但都罕見。其中的元德通寶、重寶，光定元寶篆書小平錢，天盛元寶背帶“西”字錢，“乾祐元寶”楷書、行書銅錢都極罕見，是錢幣中的珍品。
五代承唐朝末年藩鎮割據之餘緒，是對峙政權唐末割據局麵的繼續。這時北方少數民族卻漸漸強大起來了，並形成一種勢力，威脅著中原國家。契丹族就是在這時崛起的。
遠在唐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時，契丹族歸順唐朝，從此與漢族經濟文化相交流，並逐漸發展、提高，至後梁（公元916年），契丹領袖耶律阿保機建立契丹國，稱皇帝，史稱遼太祖。然後製定律法，創造文字，四處征戰，稱雄北方。遼立國二百餘年，共曆九位帝王，最後一位天祐帝被金國滅亡。遼國社會經濟發展至興宗年間（公元1031年—1054年）最為鼎盛，糧食充足，物產豐富，冶鐵、陶瓷等手工業發達，商業貿易與周邊國家民族交往頻繁。在鑄錢方麵，遼國錢幣由於史料記載不多，且記敘又簡單，和西夏錢幣一樣大都依據出土、傳世實物研究。而遼國最早實行物物交換，後來貿易發展，需要錢幣，但也都來自中原，大多是漢唐錢幣，遼太宗時設錢帛司，管理錢幣流通。現發現最早的遼自鑄幣是遼世宗時的“天祿通寶”，其後遼穆宗鑄行“應曆通寶”，遼景宗鑄行“保寧通寶”，遼聖宗鑄行“統和元寶”，遼興宗鑄行“重熙通寶”，遼道宗鑄行“清永通寶”、“鹹雍通寶”、“大康通寶”、“大康元寶”、“大安元寶”、“壽昌元寶”，遼天祐帝鑄行“天慶元寶”。遼錢皆為小平錢，文字似隸似楷，由於遼國冶鑄技術較差，所鑄遼幣大都較粗糙，不精細，素有“七扭八歪，拙劣粗糙”之名。遼國雖也創有自己的文字——契丹文，但在流通幣中未發現有契丹文錢存世。遼錢中較罕見的有“天祿通寶”、“保寧通寶”，目前隻各發現一枚，其它的也較罕見。物以稀為貴，遼錢雖粗糙，但反而給人一種質樸之美，錢幣愛好者也對其孜孜以求。
和南宋政權對立的北方金國是女真族建立的少數民族政權。女真族居住在長白山和黑龍江流域，很早就見於史書記載。但有準確年代的記載則是遼道宗耶律法基鹹雍八年、宋熙寧五年烏古乃率眾作戰的事。經過長期發展，在遼天慶二年、宋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正月元旦，阿骨打即皇帝位，建元立國，國號大金，是為金太祖。隨著國家的建立，確立了皇權，改革了軍隊，建立了法律，創造了女真文字，也鑄造了貨幣。金朝的幣製是錢、鈔、銀三種並行，雖有自己的文字，但在錢幣中不曾使用。
金國交易貨物，早期不用錢，後來交易雖也用錢幣，但皆依賴遼宋銅錢和前代的古錢，建國四十餘年都不曾鑄造錢，直到正隆二年（宋紹興二十七年，公元1157年）才開始鑄造，錢名“正隆元寶”。金熙宗皇統九年（公元1149年）末海陵王完顏亮謀反，殺死熙宗，自立為帝，改元天德，史稱金廢帝，又稱海陵煬王。完顏亮剛剛即位就大肆屠殺女真貴族，並擴建燕京城（今北京城），天德四年，正式遷都燕京。繼而改革考試、車服製度。命令女真人南遷，加強了女真人同漢人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貞元二年（南宋紹興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開始置交鈔庫，以管理印製交鈔，兌換交鈔事物，交鈔與銅錢並行。正隆二年，正值完顏亮躊躇滿誌、不可一世之時，鑄行“正隆元寶”，此錢質較精良，邊廓整齊，文字俊秀，可與宋錢媲美。該錢的“正”字有末筆出頭和不出頭之分。出頭者稱為五筆正隆，比較少見。海陵王是金朝曆史上有名的暴君，殺熙宗，殺大臣，甚至淫人妻女。但他又是個“中原通”，善繪畫，能詩文，有“提兵百萬西湖側，立馬吳山第一峰”的詩句。據傳說當他讀詩至“三秋桂子，十裏荷花”時，為南國美景所動，欣然有投鞭渡江之誌。正隆六年（宋紹興三十一年），完顏亮發兵六十萬，南下攻宋。當時宋軍主帥劉琦生病，副帥王權聞風而逃，丞相葉義問嚇得不敢視察江淮守軍，便派了個書生叫虞允文的前來慰勞官兵，這個書生便代替主帥率領宋軍奮力拚殺，他利用金軍驕橫，在采石重創金兵，金軍銳氣頓挫，兵敗如山倒，人心惶惶，思鄉心切。完顏亮惱羞成怒，竟下令凡有“士兵逃亡的殺將領，將領逃亡的殺死主將”。金軍嘩變，由兵部尚書帶領射殺了殘暴的完顏亮，結束了他長達十五年的統治。此後金世宗完顏雍於大定十八年（公元1178年）開始鑄“大定通寶”錢。《金史·食貨誌》記載：“大定十八年，代州立錢監鑄錢，所鑄之錢斑駁黑澀，不可用，更令工部、吏部官員監錢，再出錢，錢文“大定通寶”，錢文肉好，又勝於正隆之製。”現在傳世的大定通寶錢，製作精美，就是這個原因。金章宗完顏璟於泰和四年（南宋嘉定四年）鑄行“泰和重寶”、“泰和通寶”。此外，金衛紹王鑄有“崇慶元寶”、“崇慶通寶”、“至寧元寶”，金宣宗鑄有“貞祐通寶”等。一種以前令學者們爭論頗多的錢幣“承安寶貨”。《金史·食貨誌》記載，金章宗完顏璟承安十年十二月改鑄銀，名“承安寶貨”，每銀一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現錢用。關於這種承安寶貨的形製如何，曾是中國貨幣史上長期懸而未解的迷題。很多的錢幣書刊載有都一種銅質方孔圓錢“承安寶貨”。但有人認為是偽作，因為史誌上提到的是“鑄銀”而不是銅錢。但一直不見實物，又無法確定。1981年中國人民銀行黑龍江省分行在一次清庫時，發現四枚兌上來的銀錠上有“承安寶貨”字樣。但由於來曆不清，仍讓專家們懷疑。直到1985年，在黑龍江省阿城縣（金代故都上京會寧府所在地）楊柳鄉發現了第五枚“承安寶貨”，這一枚是一位農婦在山上挖土豆時發現的。這兩次發現的銀錠一模一樣，這就印證了此前發現的“承安寶貨”。這兩次發現在錢幣界具有重大意義。在金代以前，白銀作為貨幣，一直是作為稱量貨幣，而金代這種一至十五兩的銀錠，標明了幣值，取代了稱量和碎銀的麻煩，在中國貨幣史上有其重要地位。
金代使用紙幣，在其貨幣經濟占有重要地位。紙幣的印造比銅錢鑄造還早，所以金代紙幣在紙幣發展史上也有較大影響。但是到了金末紙幣的濫用也加速了金的滅亡。金宣宗被蒙古大軍打到汴京後內外交困，財政開支大增。麵對這種局麵，金的統治者不是想著發展生產去解決，而是通過印製大額交鈔（交鈔是金代紙鈔的概稱，金海陵王貞元二年發行，成為通用紙幣，與銅錢並使，交鈔原以十年為限，後來不限年月，可以舊換新），或更換新鈔的辦法，把財政危機的惡果轉稼給平民百姓，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致使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在金宣宗統治的十年間，紙幣急劇貶值，近於廢紙。貞祐二年，開始增發二十貫到一百貫大鈔，然後又發行了二百到一千貫的大鈔。貞祐三年，又開始更換新鈔，每貫已貶值到幾千文錢，社會經濟已呈崩潰之勢。《金史·食貨誌》記載：“小民得錢則珍藏，而券則棄用之，唯恐破裂而至於廢也。”民間交易已改用銀等，紙鈔已被廢棄。而金朝也隨著經濟的崩潰而加速了滅亡的腳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