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者按：《黃花崗》雜誌２００４年第十一期轉載大陸學者黎望樹的文章：天下第一謗書：李宗仁回憶錄。係統地剖析了這一影響大陸民眾史學界數十年的所謂曆史見證。例如文學城的溫相曾有一文，說十五歲時開始讀李宗仁回憶錄，受影響頗深，可為印證。
這篇文章，似乎坐實了一件事，即衛立煌是中共的間諜，因此林彪元帥在遼沈戰役中的作用，就應該大打折扣。還有陳儀，也疚由自取。白崇禧，小事聰明，大事糊塗，白負了諸葛盛名。
本文的一個不足之處，是犯了文人通病，沒有就事論事，把原來並不相幹的六四文革，拿來說事，指桑罵槐，嚇跑了很多聽眾。
編者按：中國大陸學者黎望樹教授剛剛完成的這部著述，是中國大陸學界二十年曆史反思的又一個重要碩果。它對被《李宗仁回憶錄》一書所竄改的民國曆史、汙辱的曆史領袖、和刻意要顛倒黑白地予以或貶或褒的政治人物，全部用斑斑駁駁的事實，也就是揭開塵封之後的曆史真實，進行了重新的指證；在對“是誰捍衛了孫中山先生創建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誰才是中國艱難共和曆程的中流底柱？又是誰才真正地領導了中華民國的偉大衛國戰爭？和誰才是共和的背叛者和國家民族的罪人？”等一係列重大曆史問題的事實性辨析上，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由於該文涉及到大中華民國政界和海外學界的諸多重要政治人物和知名學者專家，所以，本刊一方麵全文發表“批判”一文，一方麵歡迎“反批判”，隻要是有事實有根據的反駁，本刊都會予以刊載，以利於展開對大中華民國曆史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辨識，為在全中國範圍內推倒曆史謊言、推動中國現代曆史反思運動進一步向縱深發展，作出我們平凡但卻是應有的貢獻。
目錄：
一、《李宗仁回憶錄》出籠的時代背景 二、詆毀中華民國領袖與政府的利器 三、口是心非老奸巨滑吃裏扒外翻雲覆雨的小人 四、李、白與共軍相約夾擊中央軍 五、利祿熏心 既不能命又不受命 六、白崇禧遵中共指示不戰而退 七、西南大撤退白崇禧毫無作為 八、信口雌黃 損人害己 九、李宗仁、白崇禧吮吸兵血，開賭販毒 十、日酋坦承抗日力量以黃埔軍人為核心 |
|
十一、西安事變破壞了整個抗日部署
十二、真正奉行不抵抗的是美英法蘇
十三、李、白開門揖盜引狼入室
十四、多宗“抗日反蔣”事件都由胡漢民操控
十五、胡漢民派陳友仁赴日要求出兵東北
十六、兩萬滇軍的血肉之軀鑄成了李宗仁的榮耀
十七、湯恩伯監視嚴密使李宗仁無隙投共
十八、白先勇直斥李宗仁偏頗謬誤
十九、對胡宗南將軍的惡意誹謗
二十、對胡璉、宋希濂的恣意誣蔑
二一、對顧維鈞惡意中傷以怨報德
二二、捧吳化文貶丘清泉 旨在擾亂軍心士氣
二三、歪曲史實 指鹿為馬
二四、顛倒是非 混淆黑白
二五、頌揚暴君苛政 同情亂臣賊子
二六、心狠手辣槍斃王公度 草菅人命殺馬君武妾
二七、與內奸衛立煌同惡相濟
二八、包庇叛徒 歌頌軍閥
二九、與大貪汙犯毛邦初狼狽為奸
三十、剿共虛晃一招 造假本事一流
三一、白崇禧冒領戰功 李宗仁五子登科
三二、扶植重用共諜劉斐郭汝瑰韓練成
三三、投共是因為不甘寂寞
三四、十二萬美金出賣人格與靈魂
三五、反複無常縱橫捭闔見利忘義的軍閥政客
三六、首鼠兩端左右逢源學風妄誕永遠有理
三七、夏誌清、宋淇、蘇雪林對唐德剛…（本刊略）
注釋
正文：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的六十萬言《李宗仁回憶錄》，其最早版本是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推出的，海外版則是香港南粵出版社——中共官營的三聯書店附屬機構——推出的。李氏口授本書的主旨“是想乘機寫一部控訴書，或鳴冤白謗書”(注1)。大陸版印行於一九八○年，正是葉劍英所說的“迫害兩億人，致死兩千萬人”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落幕不久。十年浩劫中，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委就有71%被定為“叛徒”“特務”“裏通外國”和“反黨份子”，中共中央、國家機關副部長以上和地方副省長以上的高幹被立案審查的約占75%(還不包括挨批挨鬥者)；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與候補委員的76%、中央軍委主席的86%、三屆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70%、國務院副總理的87%和中央各部委主要負責人、各省市黨委書記的75%，都受到殘酷迫害。綿延十年的武鬥使國民經濟遭受損失達五千億元人民幣(2)(一九四九——七九年全國基建總投資才六千億元)，工農業生產瀕臨崩潰的邊緣，民不聊生，民怨沸騰，年輕一代的知識份子開始探索“中國向何處去？”之類的嚴肅課題。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空軍最先進的米格十九機長範園焱毅然駕機投奔自由，降落於台南空軍基地。而一般民眾偷聽《美國之音》與《自由中國之聲》廣播者已逾億。為了收拾人心、挽狂瀾於既倒，中共新當權派軟硬兼施，意欲抵銷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對大陸億萬同胞的感召力，軟的一手是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名義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宣布和平統一方針，不再提“解放台灣”的口號；硬的一手是大量印行《金陵春夢》等詆毀中華民國領袖的謗書，其中《李宗仁回憶錄》正是起了一般小說、傳記作品所不能起的作用——藉一名過氣政客的自傳，和他在自傳中對蔣介石喋喋不休的誣罵，更以一貫的強製性宣傳，來強迫大陸讀者接受李氏的偏頗和偽善言辭，進而迫使大陸人民放棄對台灣國民黨反攻大陸的冀望。
李傳的海外版印行於一九八六年三月。其時，大陸民眾已經經曆了鎮壓西單民主牆、“清除精神汙染”和“嚴打”等政治運動，城鄉間彌漫著對共產主義的三信——信心、信念、信任——危機，各級官吏普遍貪汙腐化，人民普遍喪失理想，目光短淺，追求物質享受，崇尚“一切向錢看”，因精神空虛而行為失檢，道德水準更是急遽下降……自一九八二至八六年，空軍機師接連發生了吳榮根、孫天勤、王學成、蕭天潤、陳寶忠等駕米格十九、米格廿一、米格十七、轟五機、米格十九等投奔台灣的事件，台灣方麵則揭櫫“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政治口號。所以，中共才迫不及待地要在海外重印李傳，藉李宗仁這個退職總統之口，渲染國民黨蔣介石“專製獨裁、政治腐化”，企圖重新鼓吹“祗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
《李宗仁回憶錄》究竟賣了多少本？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陳存恭先生親聆，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五日唐德剛在台演講時，示意引言人說銷行一百萬本，陳氏認為“無論如何，至少銷行了數十萬本”(3)。
中國大陸經曆了腥風血雨的十年浩劫，舞台上隻剩下八出“革命樣板戲”，文學作品隻印風派作家浩然的《豔陽天》與《金光大道》，在百花雕零、一潭死水之際，突然冒出一本投合小市民口味的插料打諢厚書，講的盡是聞所未聞的近代史典故，竟一時洛陽紙貴；就以大陸兩千多個縣68.78萬家學校來計，售出幾十萬冊本是稀鬆平常的事，作為一件統戰工具，李宗仁是名利雙收的。奇怪的是，在號稱“複興基地”的台灣，由於長期戒嚴所形成的壓抑、逆反情緒作崇，複經李敖一再炒作，《李宗仁回憶錄》也創下不俗的銷售記錄，例如堂堂中華民國行政院新聞局的一等秘書、駐荷蘭代表郭冠英先生便公開宣稱“看了(此書)我一直對李宗仁有份好感，這是教科書及社會宣傳中諸多的捧蔣介石的文牘所不能比的”，這位簡任官未讀完全書就斷言“寫的是真的，讀來合情合理，較易取信於人……讓人看了愛不釋手，看了讓人對中國近代史有大致的了解……”(4)一般來說，在台灣，讀書甚少、對近代史涉獵不深的人，對此書會頂禮膜拜視若神明，然而具有真才實學、博覽群書的曆史學家則不約而同認為中共傾銷《李傳》，隻是“為詆毀我領袖及政府之利器”、“反襯托出李宗仁的偏激與無知”。(5)
陳存恭論文發表於十八年前，當時大陸上許多檔案資料尚未解密，故四萬餘言的論文偏重於抗戰爆發前新桂係崛起的年代，對李宗仁的人品作了一針見血的評價，雲“李宗仁回憶錄每對國民革命軍的領導者蔣中正先生予以人身攻擊，謂其用權術、為政不以德等等，而自誇‘忠厚坦誠’，然而從李、黃在廣西崛起的過程，即可發現他們多次動用權術。李氏為了整飭軍紀，在沒有充份證據下處死一名罪不至於死的士兵，隻因此士兵是李的同鄉，拿來殺雞儆猴，這是他承認自己用權術的一次。在政治立場和戰略計劃方麵，他表麵上曾服從過粵軍陳炯明，嗣即服從再起的陸榮廷，他誘勸陸放過黃紹竑而北上與沈鴻英爭桂林，他欺騙從南寧來訪的林俊廷，最後聯合不得人望的沈鴻英偷襲南寧，再聯合粵軍討沈鴻英，這些都不能不說是詐術的運用。至於黃紹竑部，先接受沈鴻英號令而移軍於梧州附近，趁沉軍失利而奪取梧州，再以鴻門宴擒殺馮葆初，偷襲同屬大本營的陳天太，亦無一不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備’詐術的運用。”(6)
在李宗仁縱橫捭闔的廿世紀上半葉，割據中國南北的大小軍閥何止六、七十人，為何李氏得天獨厚要勞動哥倫比亞大學派遣專人耗時七年去製作口述曆史？那是因為他在國難深重的年代當了四百零一天中華民國代總統(其中一百零二日擅自離職脫離崗位)，然而李傳僅以8.9%的篇幅記述這位大總統的“政績”，即使加上副總統任上二百四十九日，也僅占12.1%的篇幅，倒反而是吹噓自己護國、護法、統一廣西、北伐、抗戰等等功績占了72.6%的篇幅。在李宗仁代攝總統職之前，國軍在遼西會戰、徐蚌會戰、平津會戰打了幾場威武不屈的硬仗，有九十萬忠勇官兵殺身成仁，但在李宗仁執政一年中，共軍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江南幾無激烈戰事。這就是李宗仁諱言那一年經曆的根本原因。
唐德剛說李宗仁是“忠誠厚道的前輩”“溫柔敦厚的好人”(7)然而從李宗仁口授的這部回憶錄中可知，李宗仁是一個口是心非、老奸巨滑、吃裏扒外、翻雲覆雨的小人。諸如，他嘵嘵不休反複強調“他(蔣介石)要我出來，不過暫作他的擋箭牌，好讓他從容布置，布置好了，他就要促使我早日垮台……用盡方法，破壞我的計劃，使我不能以半壁河山與中共分庭抗禮”“蔣先生是故意促成我早日垮台，愈快愈好。他唯恐我能守住長江，與中共周旋。時日延長，美國政府可能改變對華態度而大量助我……他斷不能坐視我取他而代之”“在蔣先生幕後控製之下，守江謀和的計劃無法實施。結果，開門揖盜，天塹長江，一夕而失。凡此種種，均係蔣先生有意出此，讓我早日垮台”“共軍之所以能席卷江南，奄有全國，並非他們有天大的本領能使我軍一敗塗地，實因蔣先生自毀長城開門揖盜之所致。此次江南之敗，似非由於他指揮低能之所致，細研全局，我深覺他是故意如此部署，以促使我早日垮台”“綜計此次西南保衛戰，尤其是全局關鍵所在的華中戰區的失敗，實係蔣先生一手造成。蔣先生深恐白崇禧在華中站穩了，美國乘勢改變政策對我大量援助，則他將永無重攬政權之望了。所以他要使我的政權早日垮台，好讓他在台灣重起爐灶，運用美援，建立一個小朝廷，以終餘年”。(8)
李宗仁是不是如他自己所誇耀的——“在南京勵精圖治，作防堵共軍渡江的有效措施”——“守住長江，與中共周旋，坐擁半壁河山”——“我當時的心境是頭可斷，血可流，而誌不可辱”(9)呢？從四十八年後公開的絕密檔案可知：“一九四九年一月廿日，李宗仁通過劉仲容(總統府外事局專員)轉告中共駐滬負責情報聯絡工作的吳克堅，說明他已派人去武漢，要白崇禧將武漢讓給中共，並聯合湖南省主席程潛一同動作反蔣。若程潛不肯聯合，則白可向長沙進攻；如程潛同意聯合，則桂係軍隊可以放心配合中共軍隊進攻南京”(10)。蔣介石下野後六天——一月廿七日“李宗仁、白崇禧的私人代表劉仲華、黃啟漢在北平頤和園向中共代表葉劍英轉達李、白的秘密口信，表示願以和平方式加快勝利進程。首先實現局部和平，及與中共並肩作戰，切實在八項條件下裏應外合，推動全麵和平。”(11)
李宗仁生前萬萬想不到，在他死後廿八年中共的機要部門為了“創收”，竟把“大內檔案”輯印成書，把他見不得人的卑劣勾當與鬼蜮伎倆全部抖了出來。在口授自傳稿時，李猶振振有詞雲：“上海公眾組織和教育界中的知名人士組成一個人民代表團坐飛機往北平，華中剿匪總部參議劉仲華和立法委員(按；此處李氏故意不提黃啟漢名字)被邀同往。此事經我同意，後來報界傳這兩人是我私人代表，並非事實”(12)。又說“外傳黃紹竑飛漢去港是銜我之命，全非事實”(13)然而黃啟漢在回憶錄中坦承啟身前夕“我到南京見李宗仁，晚上他約我和劉仲華在他房間談話，他說，當前最迫切的事情就是要和共產黨取得聯係，他已經叫空軍派定了一架飛機，明天就把我和劉仲華送去北平。李宗仁就是要我和劉仲華(有廿六年中共黨齡)趁著北平和平解放，去求見中共中央的領導同誌，表示求和誠意”，這是第一次，於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三日飛平，廿九日上午由傅作義安排搭乘國軍空軍最後一架撤離北平的飛機回南京。
“到南京後，我立即去見李宗仁，向他匯報在北平見到葉劍英以及談話的詳細內容。李很高興，說總算很快就搭上了關係”。隨上海和平代表團北上是第二次，那時劉仲華奉令暫留北平，二月十三日專機北上時攜去劉仲華的妻子及三個兒女，行前兩天“李宗仁來到上海，和我在霞飛路黃紹竑家談話，要我帶給毛澤東一封信，並要口頭轉達六點意見：(1)希望能實現全麵和平，倘有局部人反對，再合力以政治軍事力量對付之……(5)對蔣介石本人，如認為他留在國內於和談有礙，可提出使之出國……李宗仁要我把這幾條意見用筆記下來，再三囑咐務必轉達無誤。李還要他的機要科編了一本專用電報密碼給我……我把南京傅厚崗李宗仁官邸的秘密電台呼號以及電報密碼本全部交給北平軍管會交際處長王拓轉交到李克農處，由李指定一個電台為我收發和翻譯李宗仁和我來往的電報……代表團南返時，我叫劉仲華向李宗仁謊稱我已得到傅作義的支持，在北平建立了一個電台……我遵照李宗仁的意旨，留在北平繼續擔任聯絡工作。四月三日，周恩來在六國飯店單獨接見我，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離開南京，能夠爭取更多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同留在南京更好。考慮到李的安全，他可以調桂係部隊一個師進駐南京保護，萬一受蔣軍攻擊，隻要守住一天，解放軍就可以到來支援了。三日下午我回到南京，立即向李宗仁報告周恩來的話，他聚精會神地聽著，不時流露一絲微笑，認為對八項原則(包括第一條懲辦戰犯)為談判基礎的問題，完全可以接受。接著，他叫人找秘書黃雪，當麵交代起草電稿打給毛澤東，再次表示誠懇求和”。(14)
至於黃紹竑飛漢去港係銜何人之命，可見於劉仲容的回憶錄；“李宗仁一上台就發表文告表示願意接受中共提出的八條為基礎進行和談。為了試探中共對李宗仁態度的反應，李與白分頭進行活動。白崇禧一方麵派黃紹竑前往香港，想勸李濟深回來充當國共之間的調停人，一方麵派我前往北方同中共當局接洽和談問題……一九四九年二月，我先去上海找中共地下組織接頭，路過南京見了李宗仁，向他說了前往上海的使命。事先他已接到白的電報，李完全同意白的打算。”(15)可見白崇禧派黃紹竑赴港本是執行李宗仁的指令。
|
投共之後的李宗仁 |
一九四九年四月廿日李宗仁出席行政院會議時未在《國內和平協議》上簽字，是迫於全體與會者均不同意。事實上當時南京衛戍部隊全係黃埔係軍隊，桂係全無行動自由。李、白私下與共方密使往來時，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上將曾公開宣稱：“如李代總統要舉行所謂的和平會議，請到北平、天津去，不要在南京、上海開會！”又說“如李代總統要向共黨投降，安全的責任我們是不能負擔的”(16)。這些堅毅的表示使李宗仁在南京覓不到投共的間隙。
蔣介石是否“自毀長城，開門揖盜”讓共軍席卷江南呢？請看周宏濤回憶：“閻錫山組閣之前，先到台灣晉見蔣介石。蔣介石指示：軍事方麵，東區沿海以舟山、台灣、瓊州、長山四群島為基地，向沿海各省發展；西區以甘肅、青海、四川、西康、雲南、西藏為基地，向中原發展。財金分為三區，以重慶接濟西南、西北各省；以廣州接濟華南各省；以台灣接濟東南各省。上海、青島等沿海重要港口，對內外正式宣布為作戰地帶，陸海空交通實施封鎖。政治方麵，加重地方政府權責，中央應劃區督導與輔助，不宜集中。非常委員會方麵，東區、西區各設分會，東在台灣，西在重慶。以及肅清政府統治區域內黨政軍社各部份共匪之第五縱隊”，“江靜輪駛返定海，新任浙江省主席周嵒及段軍長自甬縣坐機帆船來見，蔣介石對防務方麵指示頗多，以求保住浙東”“(十一月九日)蔣介石決定趕赴重慶，堅守大陸最後一片國土——西南各省”“(十一月廿八日夜)爆炸聲不斷，黃少穀數次請蔣介石離渝，但蔣介石認為，多留一天就有十天的效果，而堅持要在重慶留到最後一刻……飛機離地的一刻，已可見得有共軍持槍向我們射擊”“(一九五○年四月廿七日清晨)我突然接到命令要隨蔣介石飛往舟山群島，這趟秘密行程極為危險，有遭中共軍機襲擊的可能”(17)。周宏濤追隨蔣介石左右十五年，曆任侍從秘書、總統府機要室主任、國民黨中央副秘書長等要職，在中華民國最動蕩的時期，他在蔣介石身邊親眼見證了蔣介石的榮耀與苦楚。基於侍從室人員守分守密的紀律約束，他從未論述過中樞機密，直至他臨終前幾個月，深感應該為曆史留下見證，才口述了這部回憶錄，其內容主要取材於幾十年的日記，真實性是無可置疑的。從上述記載可見，在危急存亡之秋，蔣介石仍然竭力希望保有大陸部份江山，並非李宗仁所說他於下野之前就已打算放棄大陸。此後閻錫山確實遵照指示，全力保衛華南並且下令封鎖淪陷區的港口，派空軍轟炸各個港口，多艘不顧禁令停靠的外籍輪船因此受損；在外交戰線，向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提出控蘇案，終於獲得通過。這一切盡皆彰明昭著記於史冊，絕非一部私人口授傳記所能抹煞的。
李宗仁口授自傳時稱：“說我們桂係有意要逼蔣出國，這全非事實”，又說亥敬電“隻是向蔣先生作極溫和的建議”，埋怨京滬港新聞界“故意以猜測之詞，寫出許多聳人聽聞的新聞”。(18)事實上，就在他的《回憶錄》裏，李宗仁自供一九四九年五月，他派閻錫山赴滬向蔣提出六條方案，作為他離桂飛穗主政的先決條件，其中第六條係“希望蔣先生暫時出國赴歐美訪問，免礙軍政改革”(19)，無異自摑巴掌。
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珍本和手稿圖書館所藏張發奎檔案微卷中有一份標明“極機密”的文件，係一九四九年四月廿九日至五月一日，張發奎飛桂林時與李宗仁、甘介侯、韋永成等會談兩次的記錄，最後訂定甲乙兩案，甲案要蔣出洋，乙案要蔣交權。前者六條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對×(指蔣)表示一明確的態度，務使其將全部資本交出，包括政權、軍權、財權及一切金銀、外匯、物資、軍械等，最好能促其出國”。另一份密件是五月二日李宗仁與白崇禧、居正、閻錫山等在桂林夜談的《談話記錄》，不僅要索取全部權力，而且要求蔣介石“去國愈快，離國愈遠為最好”，這份密件油印僅數份，寄交陸軍總司令張發奎一份、行政院院長何應欽兩份、派專機送蔣介石一份，可以視為對蔣介石的一紙通牒。(20)對此，白崇禧表示完全支持，他說：“同老蔣攤牌，本來就是我的一貫主張。”(21)
李宗仁的親信、國民黨中常委程思遠則有如下回憶：“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初，我正在武漢，白崇禧對我說，不久以前，梅貽琦、晏陽初、盧作孚聯袂從寧、滬經漢口入川，根據他們反映，寧滬和談空氣高漲，盼武漢方麵有所行動。白打算把西南各省民意機關首腦邀來漢口，共同發起一項呼籲和平的運動，目的在逼蔣下台。”(22)
周宏濤回憶說，一九四八年國民大會選舉總統前，蔣介石原打算提名無黨籍的胡適出任總統，但馬上遭到白崇禧的壓力，表示如果蔣介石不願擔任總統，那就由李宗仁來幹好了，蔣介石乃不得已放棄提名胡適。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廿八日，閻錫山晉見蔣介石，轉告李宗仁主和並要求蔣介石下野之意，閻氏轉交的寫著和談條款的用紙，是以“副總統用箋”繕寫的，這已表明了李宗仁在促使蔣介石下野過程中所扮演的積極角色。日後白崇禧致蔣電有“此項因職主和對於黨國所受之精神物質之損失，實非如此輕易可以卸責也”等語(23)，總算是天良發現。 |
白崇禧（左）和李宗仁 |
時隔十六年多，白崇禧接受中研院近史所陳存恭教授訪問時坦言“我認為李代總統指揮不靈，提議總統複職。我再征求李意見，李同意了。我們打電報給總統，派吳忠信專機去見總統，總統答應了，到重慶來了。總統到重慶時，李不同我講，竟飛昆明去了。這人既不能命又不受命，利祿熏心，避不見總統。我曾打電報要他回來，他回電說視察未完，不肯到重慶來，此事就擱淺了，而大陸軍事逆境，終於無法挽回”(24)。
李宗仁說“白崇禧是內戰局勢逆轉以後，態度最堅決、信心最堅強的將領”(25)。這也是欺人之談。解密檔案顯示，白崇禧在通電逼宮後十九天便“派黃紹竑從武漢乘專機秘密飛香港，將他致李濟深信函托民革駐港負責人黃琪翔轉予中共駐港負責人潘漢年轉達毛澤東，講白崇禧‘反蔣早具決心’，請中共中央轉知中共華中局與白達成軍事諒解，並商定以後共同作戰計劃。黃對潘說‘白已決心和平，與蔣係已成敵對，但桂係軍力在華中隻及蔣係的三份之一，程潛雖可聯合，但若得不到中共的配合，仍無成功的可能。’蔣介石下野後一周，白派代表李書城往鄭州見共方中原野戰軍負責人，基本同意毛澤東所提八項條件，隻是感到宣布戰犯太多，他本人不應包括在內。他仍願意聯合共軍對蔣係作戰，希望中共同意不改編他的軍隊，並能讓他參加聯合政府。三月卅日中共中央軍委電示二野劉、鄧並告陳毅：我們決定聯合李、白反對蔣黨，決定要白讓出花園口以北地區……如守軍南撤，則不要攻擊或追擊……待東北(四野)主力到達後，再通知白崇禧連同漢口、漢陽等地一齊有秩序地讓給我們。四月十日白崇禧電共方稱安慶桂軍撤退暫有困難，請中共暫留該地勿攻，以待和平解決雲雲。是日中共中央電劉伯承、張際春、李達並告總前委，令前線停止對安慶的攻擊，彼此暫維現狀。”(26)從後來白崇禧不戰而退的記錄來看，他基本上是按照中共指示喪師失地的。
李宗仁在徐蚌會戰前力主白崇禧統一指揮黃淮平原戰區，反對分割成華中、華東兩個剿匪總部，這也是他過高地估計了白崇禧的能力。早在一九四七年，國軍在華北節節取勝時，白崇禧調動華中剿總十二個整編師加上保安團隊共計卅多萬人馬，在大別山清剿共軍三個多月，卻不曾見到一個連以上的共軍，但是所有通往大別山區之外的大路竟全被撤往黃泛區的共軍破壞得寸步難行。一九四八年七月，徐蚌會戰的第一炮還未打響，而鄂北的重鎮老河口、襄陽、樊城卻接連被共軍攻占，坐鎮襄陽的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康澤一再呼救，無奈白崇禧派去救援的整編第七師的行軍速度卻比烏龜都慢，以致於襄陽城破時康澤被共軍陳賡部生擒，導致襄陽北麵的南陽、新野陷於孤立。同時也使共軍在渡長江前就能早早地進占荊門，進而控製宜昌；更使後來國軍西撤的退路被共軍先期布置好了障礙與封鎖線。總之一九四八年下半年華中剿總轄下平漢線上所發生的敗績，要比津浦線上所發生的敗績提早了一百天。而襄陽失陷後，孤立了四個月的華中剿總副司令張軫竟獻城投共。白崇禧接獲參謀總長顧祝同的密電，命令將張及師以上軍官扣押解送廣州審訊，白氏卻故意放縱張軫乘隙逃離武昌，讓他拉走三個師兩萬餘人叛逃。此舉打亂了華中剿總保衛武漢的部署。而華中先敗的惡果或多或少影響了徐蚌會戰的失利(27)。據白的副手、華中剿匪總部副總司令宋希濂回憶，黃維兵團被圍困在雙堆集時，中樞急調宋部第二十、廿八軍從鄂西北開往武漢待船東下增援，白崇禧則下令運輸司令部不準運兵。國防部三令五申白才讓第二十軍調走，但又竭力阻撓第二軍東下，還派警衛團將輪船看守起來，顧祝同、蔣介石的電話都被他頂回去，且命令第二軍返回沙市。結果，黃維部十多萬人與杜聿明所率兩個兵團全部被殲。宋希濂認為，抗戰勝利後李、白力主戡亂、反對和談，是為了讓中央軍與共軍打得精疲力竭，兩敗俱傷，桂係便可從中取利；不讓張淦兵團與宋希濂兵團東下解圍，就是希望中央僅剩的主力部隊在徐蚌地區被消滅，到那時蔣介石非下台不可，李宗仁便可取而代之(28)。
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文強在回憶中也述及，杜聿明西撤前曾向蔣介石獻三策，其上策係把白崇禧在武漢控製著的十幾個軍調到徐州戰場，來一個主力作戰，定能打垮共軍，可惜白氏按兵不動，結果是全軍覆沒，而白崇禧也沒有保住武漢。(29)
回顧西南大撤退的往事，白崇禧這個華中軍政長官也是有愧職守的。據華中戰區一位汽車兵團主管回憶：“桂林為廣西省會，又為白長官之故鄉；且白長官所統率的部隊，除黃傑兵團外，其餘如夏威兵團、張淦兵團，都是廣西係統的基幹部隊，在天時、地利、人和上，大家都希望白長官能有所作為，在湘桂線上能與共軍來一場大決戰，藉以挽救西南之危局。豈知白將軍徒有小諸葛之虛名，雖擁有數十萬大軍，卻始終舉棋不定，毫無作為。在駐節桂林一個多月的時間內，不但對軍事部署上毫無積極的準備，且在撤退上亦乏消極的整備，故於共軍攻占廣西全州時，又匆匆從桂林向柳州撤退，處處居被動挨打狀態。當時白長官對許多配屬的部隊似乎采取不聞不問的作風，不但撤退時得不到命令，連他的企圖也搞不清楚，因之，我們這些汽車部隊、通訊部隊、工兵部隊、炮兵部隊、憲兵部隊等部隊長隻好憑自己個人的關係，與長官公署的有關幕僚單位主動協調聯絡，而決定行止”，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晚上，長官公署向南寧撤退前並未通知下屬單位就撤除了電訊總機，倉猝出發，但見“沿途人山人海，公路上人潮洶湧，故車行甚緩，駛到遷江渡口已日落西山，前麵車輛長龍估計達二千五百輛之多，延綿數公裏。碼頭上僅有渡船兩艘，每次隻能裝載大卡車兩輛過江，一次來回需時十分鍾，每天最多裝運二百輛，我們兵團的車輛要輪到上船渡江，恐怕要輪半個月。我於失望之餘感慨萬千，深覺高級將領們平時作威作福，不作未雨綢繆，既欲撤退，為何連後方交通幹線的渡橋也不預先搭建呢？像遷江這樣僅有幾十公尺寬的江麵，搭一座可載汽車通行的便橋，乃是輕而易舉的事，假若預作準備，至少可以爭取十天時間……本兵團的汽車陸續渡過四百五十輛，尚有七十輛停在岸邊待渡時，共軍追兵已步步逼近，相距僅二三千公尺，步槍槍聲已清晰可聞。在此危急情勢下，隻得決定將未及過渡的車輛澆灌汽油予以焚毀，頓時濃煙蔽天，未過渡的部隊爭先搶渡，幸渡口尚有一條用汽油空桶搭成的人行便橋可以通行。我於放火燒車之後，跟著後衛部隊剛步過橋頭，便橋即被擠斷了，以後許多駕駛兵及部隊便紛紛遊水過江，凡不善遊水的都要陷身敵後了”“到南寧才知長官公署已於昨日全部遠飛海南島，連一個指揮所也沒有留置。於是幾十萬大軍沒有指揮中樞，猶如群龍之無首，隻能各自逃生。距南寧三公裏又相隔一流江水，江邊亦早已擺著長龍，與遷江渡口一樣隻能竟日在渡口苦候。俟共軍逼近南寧，城郭的飛機已開始破壞，遙見火光衝天，我兵團車輛已過江的僅三十餘輛。無可奈何之下，隻好率已過江的車輛向欽州方向前進，但車行數十公裏後，前麵又橫隔一條小江，僅一艘渡船；等到午夜忽然槍聲大作，大家趁夜色急忙躲到山坳裏，等槍聲停息回來，才知剛才放槍的是廣西土共，已把車上的所有物資洗劫一空。我回到渡口即決定將所有車輛都棄置於此，遂即乘夜渡江，黎明前又聞遠處槍炮聲，於是又急行軍飛奔，同行百餘人大都被衝散，下午三時將到達離欽州不遠的小董鎮時，我身邊隻剩下一名營長和兩位排長了。捱到深夜才易服裝扮難民入鎮……”(30)一個汽車兵團在短短半個月就損失全部五百多輛美製卡車，人員隻剩下四員，由此可以想見白崇禧幾十萬大軍覆滅的慘況，這一切都能歸咎於蔣介石嗎？
李宗仁的所謂“厲精圖治”又怎麽回事呢？據一位參與密勿的桂係高官回憶，“在每次‘禦前會議’之時，他更顯得十分萎靡，任由與會人員說來說去，他隻有呆在那發楞！有時勉強抖擻一下精神，插進幾句話，也常不得要領，有時甚至走到旁邊沙發上躺一會，又茫然地回到座位上，然後問大家究竟有什麽決定？”“最令人不解者則是政府播遷到廣州之後，軍費的開支還是按照正規官兵五百五十萬員額計算，許多部隊早已整個潰散，但空額番號猶存，聯勤總部照常向國庫支領糧餉。後經財政部與聯勤總部多次會商，才算減少了五十萬名額，仍按官兵五百萬員發付。這一舉措曠古未聞，且破了曆朝軍隊中‘吃空子’的紀錄。這麽多的糧餉究竟去了哪裏？大部份進了少數人的私囊。經手人員從國庫的前門把一箱箱剛印好的金圓券抬出來時，若非馬上在路邊換成美鈔銀元，便是抬進小銀行、錢莊，變成金條。中共特別收買了一大批人專做這一類政治找換生意，使金融更見混亂，金圓券貶值更為迅速。還有一種舞弊弄錢的方法是，經理人員與糧商勾結開設糧店供應軍糧，僅購進少數食米作為籌碼，用大卡車由前門裝進軍營，再於夜間從後門悄悄運返糧店，這間糧店便變成了聚寶盆，因而財源滾滾。即使上峰派員清查也是徒然。更駭人聽聞的是中共直接或透過土匪向軍械庫購買槍彈，大批固所歡迎，少致三五枝也有交易，結果國軍的武器便如此源源不斷流到共軍手中。那時有幾處軍械庫的爆炸，就是管庫人員消滅證據最毒的手段。有人將這些事情向李宗仁報告，照例他總是那麽狠狠地咒罵幾句，結果也隻有深深歎一口氣，表示絕望。他對人說，不是他不想幹，而是沒人替他去徹底執行命令。”為什麽令行不止呢？“士兵們衣不蔽體，食不果腹，一張軍氈之外別無長物。一日兩餐，飯是砂石鼠糞加上碎米，下飯之物隻有連根青菜一碗，辣椒一碟，用麵盆盛了一盆醬油水，加上兩片菜葉一把辣椒”(31)，用這樣的軍隊，焉能有效“防堵”共軍？
左傳有雲：“禍福無門，唯人所召”。李宗仁逼宮前曾致函美國總統杜魯門，稱國府處於當日的窘境，是由於行政不良，而非美援不足。於是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美國國務院發表《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引用李宗仁這位中國軍政大員的自供，把中國代議政製的失敗完全歸咎於中華民國政府與蔣介石，旨在推卸一切因馬歇爾偏袒中共而貽誤戡亂戰事所應負的巨大責任。這本白皮書對中國局勢的影響是立杆見影的，不單美國眾議院否決了對華援助款，導致美援就此中斷，最令人沮喪的是國軍將領固守廣州的決心也為之動搖。(32)李宗仁的信口雌黃、深文周納，以損人開始，而以害己告終。
上述事實足證李宗仁奸同鬼蜮、行若狐鼠，所以對他那洋洋灑灑六十萬言的口述自傳自可見微知著、洞燭其奸。例如李氏把桂係治理二十年的廣西吹噓成“三民主義的模範省”，行政效率為全國各省之冠、教育與經建齊頭並進，全省一片新興氣象雲雲。事實真相又如何呢？
二○○二年九月，北京文史出版社推出一部精裝三千五百萬言的《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其中第十八輯選載了李、白舊屬七十六人所撰回憶錄六十八篇，無情地戳穿了李宗仁的連篇鬼話。國防部保密局廣西站玉林組組長潘澄清在《側記廣西兩件貪汙案》(33)一文揭露，一九四六年梧州專員歐仰羲勾結米商走私大米一百萬斤，事被梧州專署保安副司令梁仲西查獲，於是梁、歐同流合汙，將大米充公，由省府及梧州專署官兵瓜分淨盡。這種無法無天、強奪民財的行徑，因歐仰羲與省府主席黃旭初是同學拜把關係，黃氏非但不予追究，還調升歐為廣西田糧處長要職。共軍入邕前，歐仰羲挾帶公款黃金數千兩乘飛機逃亡香港。玉林專員羅活販賣鴉片，儲藏於玉林城內九曲巷。一九四八年冬，玉林禁煙處處長陳偉民派查緝官兵十餘人前往搜查。羅活聞訊命令參謀主任陳國名率兩連保安隊趕至，在所有製高點與交通要道都架起機關槍。陳偉民的後台是李宗仁，羅活的死黨是白崇禧，結果此案不了了之，三千兩煙土被羅活運走，羅活從少將升任中將。廣西桂林市市長韋瑞霖所撰《新桂係在廣西大開煙賭》(34)一文中披露，大陸淪陷前，新桂係頭目大開煙賭加緊搜刮。黃旭初乘機設立禁煙督辦公署，並在大小城鎮設立分署、分卡，其主管多半是黃旭初、韋雲淞的親友，名義上禁煙，實際是開煙縱煙，鼓勵農民種植鴉片，強迫征購征稅，每斤煙土收購價五元大洋，運至外省與港澳可賺十幾倍，一年內銷售煙土三百六十箱，所得俱充私囊，成為一九四九年後黃旭初、韋雲淞、民政廳廳長李新俊等人在香港做寓公的化銷。一九四九年夏，黃旭初還示意財政廳廳長韋贄唐以征收娛樂捐名義開賭，南寧、梧州、柳州、桂林四大城市每月可收賭捐三萬大洋，小縣也有三千元，開賭五個月收入不菲。韋贄唐還把廣西財庫的金銀外幣攜至香港私吞，黃旭初對他無可奈何，因有把柄被對方抓著。華中軍政長官公署桂北縱隊參謀長陽光宇所撰《新桂係崩在武漢的搜括》(35)一文揭示，白崇禧利用金圓券急劇貶值的機會，以私人名義向中央銀行透支幾千億金圓券，用以兌換黃金，三個月一期，到期仍以金圓券歸還，從中套取了大量黃金。據金圓券的推手、當年的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部長王雲五回憶，金圓券發行後“共約收到美金四——五億元之間……當時上海收兌者均送中央；平津、廣州各(上繳)一部份；武漢，則為當地軍人扣留，並未解繳。”(36)白崇禧日後赴台盡情淫樂、耗卅五萬元褻玩民社黨主席傅榮之妻，還服食春藥同西門町易怡整型醫院一名張姓妙齡護士玩“援交”遊戲以至脫陽而死(37)，靠的都是這類民脂民膏。李、白還以籌餉為名，提取武漢、上海商人存放的大批棉紗、直貢呢、汽油、酒精運往廣西換取黃金。僅華中剿總經理委員會主任唐紀一人就攜黃金三千兩逃往香港。李、白吮吸兵血的另一手段是，新桂係各軍的軍需處長向中央領得軍餉後，都要到剿總經理委員會集中辦公，由唐紀扣除三至四成才能轉發各部隊。名義上是截留充足公積金，實際上進了李、白的私囊。李宗仁誇耀白崇禧清廉，是惡人互相抬轎。李宗仁本人將國庫公帑數百萬大洋偷至美國，迄今未予歸還。(38)像這樣對下級官兵敲骨吸髓的軍閥，能指望廣大士兵為他倆拚死作戰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