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炳然很早就提出過返回延安的願望，但未得到組織同意。1939年王明去重慶出席參政會時，於炳然又向他提出這個要求，又未獲同意。1940年5月，炳然托去延安的同誌帶一封信給劉瀾波同誌，也表達了返回延安的意願。
鑒於在長期、複雜的鬥爭中於炳然與於毅夫的身份已經暴露，1940年7月初，周恩來副主席代表黨命令二人撤回延安。
周副主席考慮，如果他們二人同時撤退，可能會導致“東總”的立即癱瘓。他認為炳然的條件比較好——有公開職業作掩護、無家室之累、社會關係較多，決定炳然暫緩撤退，而要於毅夫先行撤退。
不巧那些天中共南方局辦事處無車去陝北，於毅夫暫難成行。
而另一變化是，蔣介石將李濟深調任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主任，戰地黨政委員會改由程潛負責；這樣，炳然在戰地黨政委員會的公開職務，也有變化之可能。如果利用李濟深的“起身炮”，設法被派遣出差，則炳然撤退就可以名正言順，而且可能比較安全。據此，炳然向組織提出了建議。
周恩來副主席認為炳然的考慮是對的,決定炳然先行撤退。於是，炳然給李濟深寫了一份簽呈，要求前往東北挺進軍去視察偽軍反正工作。李濟深批準了炳然前去視察，並讓他攜帶副官一名、秘書一名。
炳然把“東總”的工作，移交給陳先舟同誌。
周恩來副主席囑咐炳然，將他在重慶的將來可利用的社會關係全部留下。
於是，炳然把李杜的關係介紹給於毅夫，把王芃生的關係介紹給徐仲航，把屈映光(國民政府“賑濟委員會”副委員長)的關係介紹給閻寶航。
這時，炳然住在重慶南溫泉青年會。一天，有個戰地黨政委員會的設計委員來訪。
他說戴笠的秘書約他同去見過戴笠，戴笠曾問他：“李濟深派了許多設計委員去各地，將有什麽行動？”又問，“於炳然要去東北挺進軍，任務是什麽？”還問，“於炳然帶幾個人？都是什麽人？”
他說：“戴笠懷疑李濟深這次派出許多設計委員，是想活動軍隊。而且對你這次北去，他特別注意，你要當心些！”
對於來者，炳然雖然懷疑他與戴笠存在著某種關係，但考慮他既然能特地來通報消息，當然不會有什麽歹意。
炳然進城，約於毅夫同去了曾家岩。到南方局辦事處，見到周恩來副主席，報告了上述情況。
周副主席問：“炳然，你對此有什麽考慮？”
炳然說：“可否給戴笠寫封信，表示要去向他辭行，看他怎樣。”
周副主席點了點頭，說：“可以，至少可以看看他的態度。我估計，在重慶他不會對你怎麽樣。”
第二天，炳然派人給王芃生送去一封信：
返國之初，蒙兄介紹與戴雨農先生相識。自來渝後，迄未晤麵，深以為憾。今將公出，擬往辭行；仍請一言以為介，俾不致失望為盼。
兩天後，王芃生派人送一封信來：
明天上午十時，請徑去觀音岩×號，與戴先生麵談。此複。
屆時，炳然去見戴笠。侍者引他至樓上，入戴笠的會客室。戴笠仍像往常那樣趨前握手，獻煙獻茶。
坐定後，炳然說：“許久不見了，雨農兄近來很忙嗎？”
戴笠說：“很忙。不用說別的，我每天要寫三四萬字。”
炳然心裏暗笑：純是吹牛，一個人每天最多也隻能寫六千字。“那一定是有什麽著作了。”炳然說。
戴笠說：“著作談不到，寫點東西。”
炳然說：“最近我要去馬占山將軍那裏，雨農兄有什麽事沒有？如果有事，我可以代辦。”
戴笠說：“沒什麽事；你到那裏就知道了，我那裏有人。你去的目的，我已經知道。你到那裏之後，一定會失望的。我們都是四十左右的人了，不用說你，就是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我也常對他們說，在私人之間沒有仇恨。你盡管走，路上若有什麽麻煩，你給我來電報，我一定幫你忙。不管你去哪裏，我隻有一句話，就是‘前對得起祖宗，後對得起子孫’。”
炳然說：“這倒請你放心，於炳然無論到什麽時候，總會前對得起祖宗，後對得起子孫的。”
戴笠立刻接上說：“那就好。”
炳然也乘勢站起身來說：“那麽再見吧。”
握手後，炳然轉身離開那裏。
隨後，炳然去了王芃生那裏，告訴他方才見過了戴笠。
王芃生問了一下情況，然後問炳然：“怎樣，不再回來了吧？”
炳然說：“看情形，也可能在北方打遊擊戰了。”
王芃生說：“好哇，咱們訂個密碼吧，可能將來有通消息的一天。”
炳然說：“你說吧。”
他想了想，說：“‘直搗黃龍，與諸君痛飲’——用這幾個字作Key(鑰匙)吧。”
炳然說：“好，我已經記住了。”
王芃生又問：“路費預備好了嗎……”
炳然說：“一切不成問題。一兩天內我就動身了，就不再來辭行了。我希望你以後常與徐仲航聯係。”
於是兩人握別。
在於炳然與王芃生之間，還有下麵一些事值得一說。在重慶時，凡是王芃生的國際問題研究所用人，或是他的戰地黨政委員會機要組用人時，他總是將名單先開給於炳然，要炳然研究一下這些人中有沒有托派。炳然每次都把名單拿給董必武同誌，經董老指示後，再把意見轉告王芃生。
另一件事是:王芃生的侄子王爾宣在安徽參加遊擊隊，而且可能是遊擊隊的一個領導人，被新四軍捉去了。王芃生求炳然到中共南方局去設法營救。炳然把這件事說與董老。過了幾天，董老通知炳然：“告訴王芃生，就說王爾宣已經偷跑了。”炳然通知王芃生時，王芃生極為高興，說：“最好，這個辦法最好！”並深表感謝之意。
還有一件事:在蘇聯芬蘭戰爭時，國民黨譴責蘇聯是帝國主義者，對芬蘭進行侵略。王芃生在《大公報》上發表了一篇專論，力為蘇聯辯護,因此引起CC派的攻擊。CC派專為此事派人去見蔣介石作了報告。蔣介石下了一道手諭：“以後不準王芃生署名發表文章”。同時CC派繼續攻擊王芃生，說他“情報誤國”“擅發謬論”等等。此事使王芃生十分憤懣，他傷感地對炳然說：“抗戰勝利後，人家會把我一腳踢開的。我的前途，隻有到大學教書了。”
所以這次臨別時，王芃生與炳然約定電報密碼，炳然絲毫不感意外。炳然甚至想到，真到了國共決裂的一天，他有可能跑來共產黨地區的。
恰就在這幾天，重慶傳出一條消息：與於炳然一起做戰地黨政委員會的設計委員，又同樣是被李濟深派遣出去的陳希周，行至浙江與福建交界處，被特務暗殺了；他帶的同行人也一起遇害。
炳然在見過戴笠與王芃生之後，當天深夜又去了中共南方局辦事處。
這次一同商量的共五個人：周恩來副主席、鄧穎超、王梓木、於毅夫和於炳然。炳然報告了上述消息後，大家又研究了一下陳希周被刺的情形和炳然如何安全撤退。
最後，周副主席說：“從戴笠的性情來說，他可能把人情送到底。但也要防備他這是放煙幕彈，一方麵他安定你的心，一方麵暗下毒手。估計由重慶到西安不成問題，最怕的是西安以北。所以炳然到西安後，要去辦事處見林老(林伯渠)，請他多加幫助。一定要商量好安全辦法再北去。”
周副主席想了想，又說：“也要考慮從重慶到西安的途中會不會暗害你。你考慮，有無這種可能？如果有可能，就不要乘西北工合(“西北工合”,“中國工業合作協會西北區辦事處”的簡稱——本書作者)的車走，我給你另想個辦法。”
炳然說：“不要緊，乘西北工合的車，因為熟人多，或許更安全些。”
周副主席又說：“共產黨人，走到什麽地方，都要把屁股擦幹淨。你既然說是去馬占山軍隊，就去一次。將他們給你的任務完成之後，寫個報告，算清了報銷，回到延安再留下。派你的秘書回來辦交代。不要一到延安就不北去了,免得他們又鬧什麽‘攜款潛逃’啦、‘通緝’啦。到延安之後，住在交際處。劉瀾波去看你，你再和他商量北去的事。”
周副主席又想起一件事，說：“到西安之後，辦一件事——高崇民生活已經沒有辦法，林老幾次給錢，他都不接受。你要說服他。哪有隻管工作不要生活費的道理，一定要他接受。”
對周副主席的叮囑，炳然一一點頭應諾。此時，他忽然覺得心裏酸酸的，他為周副主席對幹部無微不至的真切關懷而感動——無論是對他撤離的安全的關懷，還是對高崇民生活的關懷，都令他深深感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