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靠王次甫 參加“政學係”
在鐵路職校失業後，我於１９３６年８月，回到母校長沙嶽雲中學，找校長何炳麟。因師生關係，他聘我擔任初中一班國文教員、高中三班倫理學教員，兼學生宿舍管理員。此外，還另兼長沙高中兩班的倫理學教員。我選用的倫理學課本，內有赫格爾唯心辨證法。我本想標新立異，吸引學生，顯示自己。學生對我的教法也還表示歡迎。但卻遭到長沙高中校長、“ＣＣ”分子吳晦華反對。說我講授辨證法，鼓吹革命，將我解聘，使我在嶽雲中學的教學亦受到影響，隻好學期終了時，辭去學校教員。於１９３７年１月回到南京，找鄧飛黃要事做。這時，鄧也無實際工作，隻好介紹我到“改組派”還殘留的“中國經濟研究會”。在那裏，除看看書，讀讀報外，整日無事可做，實際上是閑居在鄧飛黃的弟弟鄧力成家裏，時達半年。
“七七”事變後，南京震動，對閑散人員、部分官員家屬等進行疏散。我隻好返回原籍桂東，又閑居半年。１９３８年２月，由旅外回籍同鄉，向桂東縣長顏宗魯推薦，接任桂東縣教育科長一職。３月，調往湖南省行政幹部學校（校長為省主席張治中、班主任為教育廳長朱經農）受訓。５月回縣後，要全縣各學校大力宣傳“一個主義、一個政府、一個領袖”，擁蔣抗日。把蔣介石說成是領導全國抗戰的“民族英雄”。要老百姓遵照國民政府的抗日動員令出錢、出力。還指派全縣各學校教職員充當壯丁訓練的政治宣傳員。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我想在江西撈一官半職的活動已有眉目，王次甫邀我去江西省民政廳任視察員。
王次甫，湖南臨澧人，原政學會著名策士、“新政學係”首腦；原為北大教授。我與他有師生之誼，１９２９年他任河北省政府秘書長時，我因代表北大法學院學生，交涉接收北平女子大學校舍事，曾見過麵。１９３５年他任江西省民政廳廳長後，於１９３６年來長沙湘雅醫院診病，正好我在長沙嶽雲中學教書。 事先由他的親信、 我在北大時的同學和同時加入“青幫”的李佑琦，特意給我來了一封信，要我在長沙照料王次甫。王次甫在長沙治病期間，我以極大的熱情、處處加意關照，就如親人一般，故私人感情甚篤。我趁機提出，請他調我到江西工作。他滿口答應了下來。以後，互相不斷通信。
1938年底，他果真來電邀我前往。我即辭去桂東縣教育科長之職，前往赴任。
由於“政學係”曾為國民黨的第五次“圍剿”立下了汗馬功勞，當時的江西省政府也就成了蔣介石手下“政學係”的大本營，國民黨的其他派係，幾乎不能插足。省主席熊式輝曾經宣布：介紹人對被介紹到江西就職的職員的一切，必須負責到底。我到江西後，王次甫把我當做最親信的人看待，一切都為我負責。我也理所當然一切聽他的，經他介紹，我加入了“政學係”。
“政學係”的組織是完全建立在私人關係上。因此，我的一切舉動都必須對王次甫負責。為了熟悉工作，王次甫於１９３９年１月，派我去上饒、貴溪、鉛山三縣督導壯丁訓練，就近向“政學係”重要成員、上饒專員易希光請示學習。我沒有辜負王的期望。因易希光是湖南安化人，是老鄉，還加上“政學係”的關係， 一見麵就成了好朋友。 從易希光口中，我對“政學係”堅決反共的曆史，了解得更為請楚。對他們的“剿匪要用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攘外必先安內”等主張，知道得更為詳盡。原來他們的所謂“七分政治”，指的是要改善行政製度，提高行政效率、訓練人才、整飭紀綱、組織民眾、教育民眾、整頓保甲、訓練民兵，以及修築公路和實行“新生活運動”等等。 懂得了這些以後， 開展工作時我心中有了個“譜”。如：每到一縣督導壯丁訓練時，即分鄉將所有壯丁集中訓練，加以檢閱，按照“七分政治”的要求，親自進行擁蔣訓話。如有壯丁不集中，或無故逃跑，即責成鄉長處以罰款，或禁閉處分。由於我能按“政學係”的宗旨為“政學係”出力，王次甫對我表示滿意。
１９３９年４月，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派遣中央檢閱第９團（每省一團）到江西檢閱壯丁訓練。該團因人數不足，向江西省府調用８人為陪檢官。王次甫就將我調兼少將陪檢官。
該團分４組出發。我們這一組約檢閱２０個縣。每到一縣，即召集壯丁集中受檢。壯丁則晝夜奔馳參加應檢，如有反抗，必受到縣府的嚴厲處罰。檢閱時，一般由我宣讀蔣介石的訓詞，要壯丁出錢、出力，準備犧牲，效忠黨國。
１９３９年９月，江西省府在贛州舉辦區、鄉、鎮民訓幹部人員講習會，各縣區、鄉、鎮民訓人員一律參加。約有四、五百人。講習會以軍管區民訓處長柯建安為主任。我因曾督導壯丁訓練，亦由民政廳調任講師，教授民訓課程。１０月間，講習會快要結束時，三青團派幹事謨西來會吸收團員。我和全體教職員及學員一起加入了三青團。
１９３９年冬，蔣介石掀起抗日戰爭時期第一次反共高潮，通令各省政府防止“異黨活動”。江西省府接到通令後，曾於１９４０年舉辦戶政人員訓練班，訓練了大批人員，到各縣實行重編戶口、整理保甲，調整縣、區鄉轄域。１９４１年３月，民政廳派我前住贛南、寧都兩區十幾個縣視察，抽查各項工作的落實情況。每到一縣，我都不辭勞苦，下鄉抽查各保各戶有無遺漏戶口，保、甲編組是否合乎規定，一絲不苟地抽查各甲各保是否層級出具切結，擔保境內不留藏革命人士。如不符合標準規定，則要再次進行整編；縣、鄉間遇有飛花插坎地帶，不便管理者，則將甲縣、甲鄉不便管理的地帶，劃給乙縣、乙鄉管理。以加強行政統製，防止革命勢力在不管地帶滋長。我在視察過程中，曾將會昌的一些零散地區，劃歸瑞金管理，引起兩縣人民發生爭界糾紛，曆經數年都未曾得到解決。
我為“政學係”賣力，意在能推薦我當上有實權的縣長。王次甫也認為我在“政學係”工作有績效，有心提拔我。但我資曆還淺，乃於１９３９年１２月，保薦我前往中央訓練團第１２期受訓。
當時，江西省與我同期受訓的有專員、縣長及各廳處科長、視察員４０餘人，各派係都有人員參加。被調訓的軍、師、旅長，分任訓練團內的大隊長或中隊長。李覺軍長任我大隊大隊長。自修時分小組，小組設指導員，我們小組的指導員，由三青團中央團部幹事鄧飛黃擔任。受訓期間，中訓團團長由蔣介石自任。 他每星期日上午必到團部主持總理紀念周， 致一番“團長訓詞”。陳果夫、陳立夫、何應欽、白崇禧等顯要人物和中央各部、院首腦，都充當中訓團教員，講訓《總理行誼》、《三民主義》、《中國國民黨組織工作》、《中國國民黨宣傳工作》、《中國國民黨黨史》、《黨員須知》和《統戰建國綱領》等課程。中訓團訓練的要旨是“造成三民主義之信徒與奉行命令之戰士”，建立一個忠於國民黨、忠於蔣介石的新的人事體製，以便於對全國中、上層幹部的掌握與使用。不少人一進團受訓，就認為升官有門，發財有望，飄飄然起來。馮玉祥有一次來團時，就曾譏諷說：“天子門生，一登龍門，身價百倍”。
為了保持訓練成果，結業後，由訓練團主任陳果夫掌握的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三處，對學員繼續進行考核。“黨政訓練班畢業同學通訊聯絡辦法”規定：凡同一地區或機關有畢業學員３人以上者，均成立“通訊聯絡小組”，一般以機關首腦為組長，每省或大都市設指導員，小組定期開會，報告學習研究心得，交流工作經驗，反映所在地的政治、經濟情況、黨派活動情況，並提出批評建議等。我們快畢業時，還發下來《唯生論》學習提綱一份，要求每個學員回去後，將研究理論心得按月向“侍三處”匯報。
受訓一月，我回到了江西。因“政學係”根本不把“ＣＣ”放在眼裏，對陳果夫規定的畢業學員聯絡通訊辦法，不予理睬。所謂“聯絡小組”有名無實，開會不成。指導員劉已達（江西省地政局長）也無辦法， 隻好由畢業學員自行其是。 我曾向“侍三處”通過２次信，按要求匯報了一些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