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焦裕祿身後鮮為人知的一樁大冤案
新華社離休記者 陳健
前言
近日，聽說張欽禮己處於彌留時刻。五月六日晚十時，我從北京乘車去鄭州，
想最後一次看望他。七日早晨，我先到他家，看到幾處堆放著新的被褥。孩子們
說，他們的父親重病期間，成百上幹的農民、基層幹部來看他。他們中有些人沒
有錢買車票，自帶幹糧，徒步百裏來到鄭州。這些臨時購置的幾十床被褥，就是
為當天不能回去的人打地鋪用的。張鐵禮有時清醒、有時昏迷，在很多時候，群
眾隻能在病房外的玻璃窗前看望。他昏迷時群眾在窗外痛哭，直到他能用眼神和
嘴角的翕動示意他知道他們來了，群眾才肯離開。我趕到醫院，他又一次昏迷，
我伏身貼在他耳邊大聲說：“欽禮同誌，我從北京來看你了。你看，那麽多群眾
惦記你，那麽多朋友支持你，你有一位好老伴，兒女們事業有成又孝順，你這一
生可以說轟轟烈烈，你應該感到欣慰了。”這時，他慢慢睜開眼睛，看著我流了
淚，嘴角動了動，想說話說不出來，隨後又陷入昏迷，我和他的兒女們都失聲痛
哭。
孩子們告訴我，欽禮重病時，無數次讓他們在病塌前為他讀我寫的這份申訴
報告。
我當天晚上乘車回北京，因為我的老伴也在病中。八日早晨，從車站剛進家
門，電話中傳來了欽禮同誌夜間病逝的消息。
我和老伴周原送他的挽聯是：“蒼天有眼欲落淚，萬民有口皆是碑。焦裕祿
的親密戰友欽禮同誌千古。”
蘭考有十萬（也可能更多）群眾為張欽禮上下幾代戰鬥過的故鄉蘭考，舉行
一場規格最高也最奇特的葬禮——“囚徒榮歸”的葬禮。群眾給他的祭品是一碗
清水，象征著他是一位清官。
群眾為張鐵禮平反。
下邊是我兩年前為張欽禮寫的申訴報告。
為張欽禮所做的申訴
——焦裕祿身後鮮為人知的一樁大冤案
長期受“極左”路線迫害的原河南省蘭考縣縣長張欽禮，粉碎“四人幫”後，
本該揚眉吐氣，大顯身手，他卻被判刑十三年．鋃鐺入獄。
這樁大冤案，寫短了說不清問題，寫長了不象申訴書，在兩難之間，寫了這
份不倫不類的申訴報告。
（一）
六十年代，新華社記者曾寫過《縣委書記的榜樣—一焦裕祿》的通訊，引起
極大的社會反響。當時中央各部委、各大行政區黨委、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人民
解放軍各兵種黨委以及無從統計的黨組織，作出決定，發出號召，向焦裕祿同誌
學習。通訊中多處寫了張欽禮的事跡，以及他與焦裕祿不尋常的關係，稱他倆為
“親密戰友”。實際上，通訊的作者之一周原先期去蘭考采訪焦裕祿的時候，就
發現張欽禮的先進事跡己在蘭考廣為流傳。
張欽禮是蘭考人，他的父親在大革命時期曾參加過由吳芝圃（解放後任河南
省省長、省委書記）領導的著名的濉（縣）、杞（縣）、太（康）農民起義運動，
和吳芝圍相識。起義失敗後，回蘭考和妻子一起組織領導農民打遊擊、打鬼子。
張欽禮從小跟隨父母，受到革命的熏陶，四三年參加地下黨的活動，四五年入黨，
五四年任蘭考縣縣長，對蘭考的曆史，蘭考的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對蘭考的群
眾有很深的感情。
蘭考是黃河邊上的一個沙城縣，黃河多次在這裏決口。解放前，群眾就知道
種樹防沙，沙土地又適宜種花生、芝麻、西瓜等經濟作物。五八年以前的蘭考，
雖說還是豫東老災區的窮縣之一，但群眾並不缺吃少穿。
一九五八年“三麵紅旗”、“大辦鋼鐵”，把蘭考的樹砍光，“以糧為綱”
不允許種經濟作物，群眾手中不僅沒有錢，糧食產量大幅度下降，這才有後來群
眾逃荒要飯甚至幾萬人餓死的慘狀。
張欽禮的全部不幸在於他說真話。說真話即實事求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
難。就像胡耀邦同誌說的，我們實事求是不起。張欽禮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我是新華社的一名老記者，一九四九年開始在河南分社采訪，幾十年來，目
睹了長期的極左路線對河南廣大幹部群眾的迫害和摧殘。張欽禮是千千萬萬受迫
害的幹部中極具代表性的典型。要僅從張欽禮判刑定案的內容—一駁斥，很難道
明冤情的實質。我必須按照時間順序，記述張欽禮從什麽時候開始，在極左路線
的迫害下，一步步苦苦爭紮，直到深陷囹圄。
張欽禮三次陷入絕境時，周總理三次接見並解救了他。文革中，毛主席在一
份文件上批示，同意保護蘭考、林縣兩個典型。並非毛主席所作所為都是真理，
特別是在文革中，但他批示保護這兩麵旗幟還是正確的。但這一切都沒能改變張
欽禮的命運。
現在，我沒有能力和手段，在更高的層麵上獲得材料，全麵探個究竟，我隻
能寫我所知道的有關張欽禮和相關的一些冤情。
（二）
河南省反右派時，和別的省不一樣，它從五七年反到五八年，五八年叫補劃
右派，中央不承認補劃的右派。河南文件上的右派，八萬也好九萬也好，和實際
上的右派數字或按右派待遇而“不在冊”的右派數字相差很大。改正右派時，這
部分“不在冊”者的情況最複雜最難辦也最慘。有一點可以肯定，河南的右派人
數，居全國各省之冠。當時，負責反右運動的成員之一是省委組織部部長趙文甫。
蘭考縣不到一千脫產幹部卻劃了三百六十六名右派，原因是趙文甫來到蘭考正碰
上一張大字報的風波。起因是縣委組織部部長孫躍堂霸占了一名現役軍人的未婚
妻，和原來農村的妻子離了婚。不久那位軍人複員回來，孫躍堂怕他“惹事生
非”，捏造罪名將他打入監獄。五七年反右時，開始叫幫助黨整風，幾個知情者
在縣委門口貼了一張大字報，揭露了這件事情的真相，隨即就有二百多名幹部在
這張大字報上簽名。後來轉入反右時，這些簽名者該不該劃成右派？趙文甫在縣
委會上一槌定音：全劃。這並不奇怪，河南省很多單位在整風階段，號召給領導
提意見，轉入反右時，凡是用大字報給領導提意見的幹部，幾乎都打成右派。張
欽禮在整風階段是支持這張大字報的，被群眾稱為“新包公”。他萬萬沒有料到
一夜之間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趙文甫的結論他不能接受，倆人之間有一
場激烈的爭辯。張欽禮說，蘭考的幹部來自三個方麵：一是抗日時期的；二是部
隊轉業的；三是土改時期的。他們對黨並無二心，大字報揭露的都是事實，怎麽
突然之間都成了敵人？張欽禮痛苦萬分。趙文甫批評張欽禮是典型的右派言論，
是為右派鳴冤叫屈。由於趙文甫坐鎮蘭考，全縣三分之一的幹部被打成右派。
開封地區負責反右鬥爭的是地委常委兼宣傳部長秦一飛、組織部長王某。他
們和趙文甫的看法完全一致。孫躍堂繼續留在蘭考工作“不方便”， “引蛇出
洞” 又有功，提了一級，調到鄰近的東明縣任縣委副書記。張欽禮沒有戴右派
帽子，隻是因為當時是抓群眾的右派，而他是縣長，但也受到降級處分，從此
“內部控製使用”。
張欽禮的災難由此開始。以後不管他遭遇如何，事實也一再證明他是正確的，
但他卻無法擺脫作為黨內“異端”的陰影。
二十年後，當河南省的右派改正時，數以千計、萬計的右派早已家破人亡、
妻離於散，有人餓死，有人病死，有人在監獄裏蹲死。但是，黨紀國法卻保護趙
文甫、秦一飛、孫耀堂等人，連道義良心都不受譴責。那時有一種說法：“路線
問題不能追究個人責任”。差不多在改正右派的同時，張欽禮不僅沒有撤銷反右
時受到的處分，並在遭受了長期的迫害後，又因清查工作的擴大化，被地區秦一
飛、周化民，省裏的戴蘇理、趙文甫送進監獄。
（三）
大躍進時，“極左” 有個“三高”，即：高指標、高產量、高征購。一九
五八年秋，省裏召開地、縣秋糧征購大會，報了三高，層層加碼，也報不出省裏
要求的征購數字。張欽禮在大會上發言了，他說他沒有見過紅薯畝產二十萬斤，
小麥畝產五千斤，芝麻稈能榨出油。他說他報不出來，其他地縣報出的數字都是
假的。他批評省委帶頭搞浮誇，並指名道姓批評了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吳芝圃
並沒有因為和張欽禮的父親是老戰友而“關照他”。省委立即組織對張欽禮的批
判鬥爭，並取消參加大會的資格，押送回蘭考接受群眾的批鬥。從五八年秋冬批
到五九年廬山會議後，都沒有批倒他。張欽禮並不具有能言善辯的口才，他隻不
過用事實反駁就足夠了。他被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撤銷黨內外一
切職務，留黨查看一年，降了三級，送農村勞動改造。
張欽禮住在地頭看莊稼用的草庵裏，到村裏吃派飯。五九年冬、六零年春，
大批群眾偷偷外出逃荒要飯，這是政府不允許的，說是“給社會主義臉上抹黑”，
抓回來要挨批挨鬥受懲罰。有人寧可在家餓死也不敢外出討飯。張欽禮到群眾家
吃派飯，有時吃的就是群眾偷偷討來的發餿發黴的“百家飯”。那時群眾含淚對
張欽禮說，等他們的日子過好了，要煮隻老母雞給他補補身子。不久，村口路邊
經常出現餓死的屍體，從外地討飯回來的群眾向他反映，說信陽有的村莊人都餓
死光了。後來揭露出信陽餓死百萬人，震動全黨。
張欽禮再也沉默不住了。夜裏在草庵中用黑布遮住煤油燈，開始給周總理寫
為民請命書。他是用農民慣用的順口溜寫的，大意是：我受委屈事小，為了黨和
人民的利益，我不怕再遭橫禍，現在向總理反映河南的實情。他說河南省委第一
書記吳芝圃等省委領導壓製民主，堵塞言路，不讓人講話。許多抵製浮誇風、共
產風的好幹部好黨員橫遭批鬥，開除黨籍；好多群眾逃荒要飯，有的餓死，聽說
信陽的群眾餓死很多，這使他這個當縣長的徹夜難眠。他指責河南省委犯了掠奪
農民的錯誤，呼求總理快來救救河南人民。寫完信的時間是一九六零年十月二十
八日。
他把這封信揣在懷裏，不敢貿然從郵局發出。他的顧慮不是沒有道理的。後
來揭發出信陽餓死人的大悲劇，是因為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封鎖了各條反映真實
情況的通道，僅郵局就截住一萬兩千封反映饑餓和餓死人的信件。固始縣縣委書
記楊守績，冒著殺身之禍，繞過路憲文和各種障礙，把固始縣征購透底餓死人的
情況寫信給省委。有一個村的支部，二十三個黨員餓死了二十個，餘下三個寫了
血書，千難萬難送到省委，呼求省委快快派人來救救村上的群眾。吳芝圃與秘書
長戴蘇理千方百計包庇路憲文，這些信件都被扣下，並要查處嚴辦。
後來真相敗露，中央的李先念，中南局的陶鑄、王任重等，在吳芝圃、戴蘇
理陪同下，來到信陽，當著這些領導人的麵，吳芝圃倒打一耙，企圖把餓死人的
責任推給因說實話倍受他們和路憲文迫害的信陽地區專員張樹藩。為了殺人滅口，
領導同誌來信陽的第二天，吳芝圃、戴蘇理不經過任何部門和任何法律手續，來
到固始，召開萬人大會，宣布縣委書記楊守績是反革命分子，當場逮捕判刑。我
引用一九九八年《百年潮》第六期的一篇文章《信陽事件的教訓》中的一段情況，
是想說明：戴蘇理對張欽禮以後的命運是關鍵人物，再就是當真理和邪惡正在較
量還沒有結果的情況下，身陷絕境的張鐵禮，決心為民請命，赴京向周總理反映
河南蘭考的實情，需要怎樣的勇氣和膽識啊！
一天夜裏，一群饑民來到張欽禮的草屋裏，為他準備路上吃的幹糧，把他送
到火車站，千叮嚀，萬囑托，叫他到北京見不到周總理，打不贏這場官司就別回
來。
幾經周折，周總理先看到張欽禮的信，並立即接見他。總理第一句話就說：
“你是全國兩千多個縣中，第一個向我反映真實情況的縣長。”看著衣服破舊，
麵黃肌瘦的張欽禮，總理叫工作人員先帶他去吃飯，張欽禮說：“總理，不用麻
煩了，我來時鄉親們給我帶了幹糧，還沒有吃完，我知道你很忙，現在隻想和你
多說說話。”總理叫他拿出幹糧，看看群眾都吃些什麽。張欽禮從一個布袋中掏
出一個菜團子，總理說“給我嚐嚐”，伸手接時不慎掉到地上摔成碎渣，總理彎
腰拾一塊放到嘴裏，大聲說“我這個總理沒當好”，說著流了淚，張欽禮在一旁
也泣不成聲。
這些菜團是用樹皮、樹葉、花生殼和一點點雜糧做成的。
後來中組部的同誌告訴張欽禮，吳芝圃己經停職反省，不久中央將派劉建勳
接替他，叫他回河南找劉建勳。
張欽禮在省委大門口遇到己經停職的吳芝圃，吳問張：“你爹現在可好？”
張說：“我爹不好，餓得浮腫”。吳芝圃一時語塞，稍後又問：“你有什麽事？”
張說：“我去北京告你去了，現在來見劉建勳。”
劉建勳為張欽禮準備了簡單的飯菜，又斟滿了兩杯酒，舉杯說：“我代表省
委正式給你平反。”張也舉杯，兩人一飲而盡。張放下酒杯說，“這飯菜我不能
吃，蘭考的群眾正在挨餓要飯……”，說時哭了。
他回到蘭考，把三年勞改中補發的一千二百六十四元工資，全部捐給縣救災
辦公室。
（四）
張欽禮在北京見到周總理回來，震驚了省、地、縣的某些領導人，但他們都
保持沉默。這時的蘭考縣委書記王某，他辦有兩千多基層幹部參加的“民主補課”
學習班，由於上麵的口氣有些鬆動，己經放走差不多了，還有一百四十多名，他
堅持認為他們都是敵人，不能放。這場大冤案是由信陽餓死百萬人引起的。不知
從哪條渠道由什麽人上報給毛主席，使他作出了錯誤的決斷，認為“信陽事件”
是反革命複辟，是基層民主革命不徹底，需要組織力量“民主補課”。一時間大
批基層幹部被集中起來“民主補課”，實際上都當成敵人，失去自由，批鬥審訊，
逼使他們交代如何向農民征購透底，致使農民逃荒要飯和餓死的慘狀。實際上是
把錯誤路線造成的惡果，推給了基層幹部。我並不是說，基層組織中沒有壞幹部，
哪一級黨政組織中沒有壞幹部、好幹部？過去如此，現在也如此。不少基層幹部
在這些類似監獄和集中營的地方被鬥死、餓死。我不知道全國全省集中了多少幹
部，隻知道信陽地區就集中了縣、社、隊幹部二十多萬，蘭考一個小縣就集中了
兩千多。張欽禮勸王某放出剩下的一百四十多人，他對王說，真正的罪魁禍首吳
芝圃都停職反省了（實際上吳調任中南局書記處書記），你再不放人，餓死了，
你要負人命責任。王才放人。這些人被關押半年多，出來時蓬頭垢麵，衣服襤褸，
餓得不死不活，他們互相攙扶著才能走出車門。有人餓得站不起來，爬著出來。
有位姓程的隊幹部，爬到回家的半路，還是餓死在路邊。全國有多少基層幹部受
到這樣的摧殘，至今沒有一個統計數字，沒有一個說法。
王某不僅很左，不顧群眾的死活，而且還命令村幹部為他劃出一塊自留地，
打的糧食，養的雞鴨，送到他家。群眾對他意見很大，地委準備把他調走。此時
的張欽禮，己經證明是一位實事求是，敢於堅持真理，受到群眾擁護，受到周總
理表揚的好縣長，接替王某已是順理成章的事。地委不知為什麽，匆忙調來一個
因貪汙糧票在群眾中影響十分惡劣的劉某任縣委副書記，主持蘭考工作。幸好，
不久焦裕祿來了。
一九六二年冬，焦裕祿從洛陽礦山機械廠調到蘭考縣任縣委書記。張欽禮和
他徹夜一席長談，在所有問題的看法上不謀而合。新華社記者采寫的關於焦裕祿
的通訊，那些感人肺腑的事跡都是真實的。由於當時的各種局限，這篇通訊並沒
有挑開蘭考問題的實質。“六二年春天一場風沙，秋天一場水災”，並不能使蘭
考窮到成千上萬人逃荒要飯，幾萬人餓死。
從五七年反右開始，蘭考的幹部人人自危，個個恐右。五七年三分之一的幹
部劃成右派，五八年因抵製浮誇風、共產風和受張欽禮株連的縣社幹部占一半以
上，他們或撤職或降級或開除黨籍，前麵提到的那件涉及兩千多基層幹部的大冤
案，幾乎使基層組織癱瘓。
焦裕祿大膽宣布為這兩千多幹部平反，對於抵製浮誇風、共產風的幹部，焦
裕祿說這是蘭考幹部的精英，恢複原職原薪、恢複黨籍，有的提拔重用。他對張
欽禮受到的迫害極為同情，對他的鬥爭精神也十分欽佩。焦裕祿來蘭考沒有與主
持工作的劉某結為夥伴，卻與一貶再貶的縣長張欽禮無話不談，成為知交。
當焦裕祿知道張欽禮在北京受到總理的接見表揚，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勳給他
平了反，而具體到縣裏辦平反手續時，前邊提到的那位品格極其惡劣的王書記卻
給他留個尾巴，不全平。王敢這樣做，是上邊有人支持或者就是上邊的意見。焦
裕祿極為憤慨，宣布徹底為張欽禮平反，並為此發了紅頭文件。
焦裕祿聽說有兩個來自廣東和湖南的技術員魏建章、朱裏楚正在蘭考搞農桐
間作實驗。由於這項科研成果適宜在沙地試驗推廣，所以他們選在蘭考。他們住
在一片沙地的兩間草房裏（也算實驗室），吃的又是粗糧野菜，加上風沙幹旱，
使這兩位南方的年輕人，口鼻流血，大便拉不下來，多次生出撤走的念頭。焦裕
祿立即通知糧店全部供應他們大米。現在說起來覺得可笑，可在當時是饑餓的年
代，是知識和知識分子普遍被踐踏被貶值的年代，是按級別供應細糧的年代，連
廳局級幹部都沒有資格供應全細糧的。焦裕祿向兩位剛走出大學大門、對一項課
題研究還沒有出成果的年輕技術員，提供超級別的細糧待遇，這不僅是向極左思
想挑戰，也是向特權思想挑戰。後來，這項研究成果不僅在蘭考、在豫東，還在
全國部分沙地大麵積推廣，聯合國都派官員來豫東考察。這是後事，那時焦裕祿
已經去世幾年了。
蘭考有四個村子，在那樣貧困饑餓甚至於餓死人的年代，支部書記帶領群眾
尋求各式各樣的生存門路，使群眾少受煎熬活了下來，這在當時就是最大的業績。
焦裕祿把他們看得無比珍貴，封他們為四杆旗（村）。他們是：“秦寨的決心”、
“雙楊樹的道路”、“趙垛樓的幹勁”、“韓村的精神”。
正是這些大大小小事情的積累，形成了蘭考不同思想傾向的幹部對焦裕祿的
不同看法。從新華社發表關於焦裕祿事跡的通訊到粉碎四人幫後河南的清查工作，
地縣一些幹部的鬥爭，幾乎都圍繞著對焦裕祿這一典型形象的看法上而生出許多
是是非非。
解放後焦裕祿一直在大工廠工作，他不知道極左路線，特別是三麵紅旗大辦
鋼鐵對農村破壞這麽嚴重。幸而他遇見張欽禮，使他很快了解真實的情況和症結
所在，並得到他的鼎力相助。
假若焦裕祿仍然是一個大企業裏默默無聞的處級幹部，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
零三個月，也許他的才智、膽量、奉獻精神和人道主義精神，不會在蘭考這個特
定環境中撞擊出如此耀眼的火花，達不到光輝的頂點，這就叫“典型環境，典型
性格”。當然，如果沒有張欽禮對焦裕祿懷著那麽深深的敬意和難以忘卻這段情
誼，也不會在焦裕祿去世後，能如此詳實地把那些感人肺腑、催人淚下的事跡，
向世人傾吐。
焦裕祿的素材大部分來自張欽禮，沒有張欽禮，焦裕祿這位真正的共產黨人
一一創造了無法估量的精神財富的黨的優秀兒子，就會被湮沒在曆史的塵埃中。
張欽禮說過，焦裕祿來蘭考是反左的。這話現在聽起來多麽簡單，但在極左路線
肆虐的年代，農民餓死在屋裏都沒有逃出去尋個生路的自由。“救群眾於水火，
解幹部於倒懸”，這就是焦裕祿這一形象震撼人心的力量。焦裕祿和張欽禮都具
有高度的人道主義精神，這不僅是中國的傳統美德，也是全人類公認的道德標準。
許多共產黨人，包括許多領導幹部缺少的恰恰就是這種精神。焦裕祿在鄭州醫院
病逝，埋在鄭州郊區，蘭考的群眾想念他的時候，三五結伴來到他的墳前，哭著
撲了上去，兩手抓住墳上的硬土枯草，指甲摳出血來。焦裕祿對群眾的饑餓苦難
超出常人的同情，群眾對他的懷念如此刻骨銘心。這樣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充
分體現了人類最可貴的精神品質。在現實生活中，本來就有好幹部、壞幹部，有
品質高尚的幹部，有品質惡劣的幹部，並非前者都源於某人的思想，後者都推給
資產階級。新華社記者的通訊，把焦裕祿這一形象，提煉成“活學活用毛澤東思
想的典範”，焦距沒有對準。如果真是這樣，後來就不會因他而使許多幹部群眾
付出巨大犧性。
凡是在極左路線、特別是大躍進中像瘋子一樣的幹部，在三年困難饑餓年代，
大都持消極態度，甚至於放棄領導，蘭考如此，全省亦然。他們對群眾逃荒要飯，
或者一天供應幾兩原糧、維持不死不活的生存狀態，無動於衷。前麵提到的副書
記劉某，他在群眾饑餓的時候貪汙糧票，當焦裕祿多次昏倒在風裏雨裏、為了怕
增加群眾負擔，走了一天，忍受著肝部疼痛，不肯在群眾家吃頓派飯的時候，他
和其他縣領導卻躲進縣醫院小病大養，吃小灶。在這類幹部心裏，路線鬥爭反複
無常，說不定哪一天他們又是正確的，焦裕祿、張欽禮又要倒大黴。說也奇怪，
現實生活往往對他們的判斷驚人的靈驗。
大躍進三麵紅旗，不僅傷了農村生產的元氣，幹部群眾隊伍也被打散了。正
當焦裕祿、張飲禮聯手解放和組織起幹部隊伍，在群眾中樹立起“艱苦奮鬥、自
力更生”的四杆（村）旗幟，任命了一批不靠國家救濟而靠自謀生路的代表，並
且召開了幾千人的誓師大會，向風沙、鹽堿、內澇三害進軍後不幾天，焦裕祿又
一次昏倒在工地，這次他再也沒有醒來。
焦裕祿來蘭考的時間，是在饑餓年代後期和文化大革命之前。這兩個時期都
是共和國曆史上的兩座險峰，兩峰之間有個低穀——極左路線的低潮期。這給了
焦裕祿一點時間、一點空間的活動環境，使他能在這一小片大地裏醫治極左路線
帶來的創傷，施展人道主義精神。如果焦裕祿不是早逝，他會和張欽禮有同樣的
命運。如果新華社不在他逝世後寫了他的事跡，張欽禮又在這些事跡中占了一席
之地出了名，使他長期和這幫“左爺”們的潛在矛盾在一定的條件下進一步激化，
張欽禮也許會是另一種命運。
（五）
焦裕祿去世後的兩個月，四清運動開始了。真是“冤家路窄”，地委派來宣
傳部長秦一飛任團長、某局周化民為副團長、包括兩千多名團員在內的四清工作
隊。周化民在反右運動中，是地區直屬機關抓右派的負責人。我們將會看到兩位
“左爺”的出色配合。他們一到蘭考，就全麵奪權。當時四清運動的主要對象是
大小隊幹部，而秦一飛、周化民的四清對象首先是縣委縣直機關幹部。再具體地
說，首先對準張欽禮。他被清查批鬥了半年多，什麽問題也沒有查出。這期間新
華社記者發表了《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的長篇通訊，特別是通訊中多處
寫了張欽禮，這是秦、周二人始料不及的。他們根本也沒有想到焦裕祿的這點事
跡，也算先進典型，焦、張之間還有什麽友誼。通訊發表前，作者把原稿拿到蘭
考核對事實時，他倆也沒有對事實提出異議，總之，他們並沒有太看重這篇通訊。
突然一顆精神原子彈爆炸了，周化民氣急敗壞地說：“早知道采訪焦裕祿的周原
是個摘帽右派，當初就該把他轟出蘭考。”四清運動進入尾聲，上邊來了指示：
四清工作隊就地領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秦一飛、周化民又首先拿張欽禮開刀。
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道命令，就是《人民日報》的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秦、周給張欽禮戴上兩頂帽子：一是“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二是 “五
七年的漏網右派”，給他打上花臉，當牛鬼蛇神拉到蘭考大街上一天遊鬥數次。
運動來得如此突然、凶猛，張欽禮還沒有弄清什麽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先被秦、周二位扣上“反對文革”的帽子，至於“五七年漏網右派”，那是周化
民、秦一飛手中的緊箍咒，隨時隨地都可以給張欽禮套上。前邊說過，反右鬥爭
時，張欽禮受到了“降級內部控製使用”的處分。在這些“左爺”的眼裏，張欽
禮始終是“異端”，是有“前科”的人。
焦裕祿生前樹立的四杆旗（村）的幹部和群眾，知道張欽禮十七年中屢遭迫
害，現在並沒有因為焦裕祿通訊的發表而幸免於難。於是，他們來到縣委，造了
秦一飛、周化民的反，支持了張欽禮，並在張欽禮的支持下，成立了“保衛焦裕
祿司令部”，要“捍衛焦裕祿精神，繼承焦裕祿未竟的事業。”秦一飛、周化民
也成立了“衛東林司令部”，“誓死捍衛毛澤東林彪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因為秦一飛、周化民大權在握，是領導文化大革命的，加上開封軍分區受地
委領導，介入文化大革命後，在蘭考一直支持秦一飛、周化民和他們支持的“衛
東林司令部”，張欽禮雖有群眾支持，也難逃厄運。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張鐵禮被遊鬥了一百多次後，連同縣委七名常委、十
個公社黨委書記、四杆旗（村）的幹部群眾一千二百多人，全部投入監獄；全縣
六千多名黨員中有四千名被開除黨籍，農村被開除黨籍的黨員大都在焦裕祿生前
樹立的先進基層組織中：他們幾乎把焦裕祿紀念館砸毀，把館內全國捐贈的幾萬
冊書籍和宣傳焦裕祿事跡的有關資料付之一炬，焦裕祿墓前的碑文塗抹得看不清
字文，新華社記者的那篇通訊被列為禁書；除三害工地上的一切設備也都被砸爛。
把焦裕祿生前調整好的能帶領群眾除三害的各級領導班子和在他的精神感召下培
植的一切積極力量一網打盡。
秦一飛、周化民這樣做並非偶然，遠在焦裕祿通訊剛發表後，全國幾百名記
者、作家雲集蘭考，參觀學習者不計其數。因為通訊中多處寫了張欽禮，他經常
被采訪者包圍，詢問有關焦裕祿的種種工作生活細節。作為蘭考一把手的周化民
卻很少露麵。張欽禮很警覺，寫了一張紙條塞到周原手裏，我當時也在蘭考采訪，
也看到這張紙條，大意是：有一股冷風在陰暗處流動，但它暫時還抵擋不住來自
北京的東風。張欽禮在最風光的時候，都心存驚懼。
秦一飛、周化民說，張欽禮宣傳焦裕祿給蘭考捅了個大窟窿，說焦裕祿的精
神沒有變物質。他們倆打報告，向省委要一百萬斤糧食、一百萬塊錢、五百台八
匹馬力的柴油機補“窟窿”，被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勳當麵批評一頓。周化民說，
“黨領導蘭考近二十年都沒有改變麵貌，焦裕祿來了就改變了？他比黨的本事還
大？通訊中說焦裕祿講了這，說了那，蘭考是縣委領導還是他一個人領導？”秦
一飛在大會上說：“焦裕祿來蘭考一年多，是條龍能吸多少水？還什麽典範、榜
樣，他幹出了啥？是啥典型？叫外人來蘭考看什麽？看蘭考人窮得倆人穿一條褲
子。”焦裕祿的骨灰由鄭州遷回蘭考那天，有幾萬人自發到火車站迎接，那哭聲
真是驚天地動鬼神，而秦一飛、周化民命令他們帶來的兩千多名四清工作隊員都
不準到車站，秦一飛也沒有去。
蘭考文革初期，大城市的紅衛兵來蘭考串連，秦一飛、周化民假借他們不了
解內情，用他們的名義泡製了一份材料，說新華社的通訊是修正主義的大毒草，
張欽禮介紹宣傳焦裕祿是政治扒手，並出資鉛印發至全國。秦、周還到處說，焦
裕祿是張鐵禮捏造的一個假典型。
焦裕祿來到蘭考，並沒有批評誰指責誰，隻是他的所作所為深深地刺痛了
“左爺”們的神經，使他們心裏不是滋味。他們等待時機下手，現在時機來了。
他們不光要清除死去的焦裕祿的精神，還要扼殺活著的焦裕祿精神的繼承者。把
張欽禮作為這一仗的突破口，極具爆破力，不僅他是焦裕祿精神的代表，還因為
可以新帳舊帳一塊算，置他於死地。
（六）
張欽禮在獄中，耳朵被打聾，牙被打掉，手被打殘，腰被打傷。有時把他拉
出去遊鬥，兩手朝後捆綁，從卡車上猛推下來，摔得鼻青臉腫，滿身流血。他們
用一條涼席，把他卷住捆起來，頭朝下倒豎在地上，然後猛地倒下，反複多次，
慘不忍睹。張欽禮在監獄裏一百六十八天，被折磨得奄奄一息。蘭考有位老貧農
跑到北京天安門前長跪下起，為張欽禮喊冤，驚動了中南海，周總理知道了張欽
禮正遭受迫害，指示當時河南省軍區司令員張樹芝，要保證安全地於一九六八年
七月二十六日某時，把張欽禮送到他麵前。因為是夏天，張欽禮在獄中隻穿了一
條又髒又破的短褲，半夜從獄中拉出來，上了吉普車，他以為是對立麵要槍斃他，
車到城外，他吵鬧不願走，說死也要死在生他養他的蘭考這片土地上。幾個解放
軍說，你再拖時間，明早我們幾個都要掉腦袋。先期從北京到的河南省委書記處
書記紀登奎看到張欽禮，立即命人拿來一套軍裝給他穿上，才帶他去見周總理。
總理看到張欽禮半晌說不出話來。八年前他見到的是一位餓得麵黃肌瘦為民請命
的縣長張欽禮，現在見到的是一位步履艱難、鼻青臉腫（不是軍裝遮住還是遍體
鱗傷）剛剛出獄的“囚犯”張欽禮。總理馬上命身邊的工作人員，先把張欽禮送
到醫院檢查身體，治傷治病。
周總理對張欽禮有三條指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發動領導的，要緊跟；部
隊是國家的長城，他們支左介入地方，要好好配合；回去成立革委會，抓革命促
生產，由大亂走向大治。
張欽禮回到蘭考被委任為蘭考縣革委會主任，這是他從抗日戰爭到現在第一
次成了蘭考的第一把手。他首先從監獄中放出被秦、周逮捕的一千二百多名幹部
群眾，恢複了四千名黨員的黨籍，整修了焦裕祿紀念館，然後著手繼續實施焦裕
祿生前製定的除三害規劃。他帶領群眾，用一年多時間，利用黃河水淤灌二十二
萬畝鹽堿地為良田，製定了獎勵勞動模範和先進工作者的文件。以上這一切，日
後，都成了張欽禮被逮捕判刑的依據。
當時，省委副書記王新說：張欽禮在蘭考搞劉少奇的生產黨，派人到蘭考批
鬥他。王新原來是河南軍區政委。部隊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他成了省委二把手，
他派到蘭考的幹部，批鬥張欽禮個把月，又撤了張欽禮革委會主任的職務，把他
送到信陽大別山軟禁起來。
這是一九七一年初，林彪一號命令發布不久。張鐵禮在信陽沒有投入監獄，
在一個單位掛了個虛職，由押送他的幾個人日夜監管，實際上是軟禁。後來，張
鐵禮才知道押送監管他的幾個人中，有一個是省公安廳副廳長。張欽禮到信陽後，
他在蘭考的家數次被抄，高音喇叭對著家門口，曆數他的種種“罪狀”。他們還
竟然把宣傳車開到了張欽禮在山東的老家，堵著門口叫喊他的“罪狀”。張欽禮
的老母親——一位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前輩，經受不起這樣的折磨，活活被氣死。
張欽禮通過了種種刁難才允許回家安葬老母。秦、周二人為此還出了一期“敵情
簡報”報告給王新。為了使張欽禮不與外界接觸，又把他送到了深山裏一個叫靈
山寺的古廟裏幾個月。張欽禮在大別山被軟禁了五百四十多天，直到發生林彪事
件。
周總理於一九七二年六月七日再次指示張樹芝在三天內，把張欽禮和領導修
建紅旗渠的林縣縣委書記楊貴送到北京交給他。周總理一見到他倆就哭了，旁邊
的工作人員立即遞給總理一塊手絹。周總理再三追問王新等人：為什麽要迫害他
們？一個在平原治沙治堿很有成績；一個在山區治山治水很有成績，為什麽要迫
害他們？
張欽禮從北京回來，被提升為開封地委副書記兼蘭考縣委書記。楊貴被提升
為公安部副部長。
林彪事件以後，王新很快被捕。捕前在批鬥他的會議上，周總理指示張欽禮、
楊貴必須參加。張欽禮這時才知道王新是林彪的死黨。張欽禮不理解的是，他與
林彪並不沾邊，和王新也不認識。秦一飛、周化民的旗幟上還寫著：誓死捍衛毛
澤東林彪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他隻捍衛焦裕祿精神。更為荒唐的是，粉碎“四
人幫”後，他被定罪判刑的前提條件和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緊跟林彪四人幫。
張欽禮曾多次對我說過，他始終不理解文化大革命是怎麽回事。直到現在他
甚至於也不明白，他這一生坎坷遭遇的根子在哪裏？為什麽會是這樣？
這裏需要交代一個背景。文革開始不久，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下午一點
半，周總理在北京京西賓館代表中央接見並指示河南支左部隊要支持保護河南真
正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鄭州的“二七公社”、開封的“八、二四”。
新華社當天播發了新聞，中央廣播電台當天廣播，《人民日報》第二天一版頭條
刊出。當時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勳、書記處書記紀登奎首先表態支持這兩個造
反派組織。“衛焦司令部”聲明支持開封的“八、二四”，張欽禮自然而然地成
為支持造反派的領導幹部，成為文革後的清查對象。
河南有成千上萬的老幹部在周總理指示後，紛紛貼出大字報支持“二七公社”
和“八、二四”造反派組織。說句老實話，當時在一些老幹部心裏，能相信的隻
有總理了。不知道為什麽，王新和王新所領導的支左部隊，卻不支持造反派。廣
大幹部雖困惑於這種形勢，但不解內情。
張欽禮第三次被周總理解救後，特別是王新被捕，他深感問題複雜，眼前一
片迷霧。他請求總理幫助他調離河南。他回憶當時的心情時說：“我在河南工作
有一種身在險境苦掙紮的感覺，不知道哪一天摔得粉身碎骨，這不是己經摔了三
次了嗎？雖不是粉身碎骨，也折騰得少皮沒毛，死去活來。運動一來，他們湊水
和泥，說你是圓的團團，說你是長的拽拽，說你落後保守，工作沒跟上，這些話
都不論斤兩，輕的批判鬥爭，重的撤職罷官、開除黨籍，甚至蹲監坐牢。官大一
級，壓死泰山，他們都是上級，都打著為人民服務的招牌，都有理，就我沒有理。
俗話說，樹移死，人移活，免得低頭不見抬頭見，老成見老印象，運動一來都起
新作用。”總理接受了張欽禮的申請，答應一定幫助他，當然，申請書寫得比較
簡單。之後，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張欽禮的這個願望沒有實現，接著是總理病
逝，接著是粉碎四人幫，接著是河南的大清查……
文革八年，張欽禮和秦、周在蘭考各支持一個對立的群眾組織，大方向都
“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這是中央的決定。雙方在這兩個口號下都說
過錯話，犯過錯誤，辦過錯事，誰也無權清算對方。雙方鬥爭的實質，用張欽禮
的話說：是捍衛和砍倒焦裕祿這麵旗幟為焦點的兩條路線的鬥爭。這句話說的是
實際情況，即便說錯了，也不犯法。張欽禮的判決書上寫：張犯在蘭考捏造了一
個所謂“兩線一點”的反革命謬論，致使周化民同誌遭到殘酷迫害。說到周化民
遭到迫害，和張欽禮比較是小巫見大巫。張鐵禮被總理解救翻身後，也不能完全
控製他所支持的群眾組織不批鬥秦一飛、周化民，但他們始終受到蘭考支左部隊
的保護，是有限度的。秦、周在文革中既沒有進過監獄，也沒有遭受過軟禁。
粉碎“四人幫”後，周化民因鎮壓“衛焦司令部”和張欽禮有功，被提升為
商丘地委書記。不知為什麽此時的蘭考縣卻劃歸商丘管轄，這樣，蘭考的清查工
作，就由周化民一手運作了。周化民清查張飲禮得到當時省委戴蘇理和趙文甫的
支持。前邊我說過，五七年反右時趙文甫在蘭考和張欽禮就有一場爭論；一九六
零年信陽餓死百萬人的打手之一的戴蘇理對張欽禮當時去北京向總理反映河南的
實情，並指責省委掠奪農民一事恨之入骨。最近，在中央工作的楊貴問誌告訴我：
“最後給張欽禮定案的就是戴蘇理。”楊貴長期在林縣任縣委書記，對河南“極
左”路線深惡痛絕。文革中，他任公安部副部長時，曾作為中央特派員來河南調
查，對戴蘇理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十分了解，對張欽禮的命運也十分關心。當時
的戴蘇理已經由信陽事件時的秘書長提升為省委書記，趙文甫則由抓“右派”時
的組織部長提升為主管政法的省委副書記。他倆負責河南的清查工作。張欽禮被
捕前，戴蘇理把他叫到省委，逼他揭發劉建勳、紀登奎。張欽禮說，“劉、紀在
上層活動我不了解，文革八年，我隻在蘭考和秦一飛、周化民鬥爭，揭發他倆如
何迫害我，我有材料。”戴蘇理威脅說；“你不揭發劉建勳、紀登奎，就是沒有
站過來，站不過來矛盾的性質就轉化了。”
幾天後，張欽禮於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被逮捕。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河南日報》一版刊登一條新聞，大標題是：
中共河南省委決定依法懲辦反革分子張欽禮。且不說這個標題是的荒唐違法，但
它說明一個問題，張欽禮一案由省委決定。省委是誰？是戴蘇理、趙文甫。
張欽禮在治黃淤灌的工地上被捕。當刑警給他帶上手銬時，他放開嗓門，對
著峰湧而上的幾百民工高喊著；“蒼天有眼，焦書記在天有靈，蘭考所發生的一
切，他們都看到了，今天是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記住這個日子，這是個暗無
天日、人妖顛倒的日子”。開始，工地上一片哭聲，稍後，大家冷靜下來，他們
立即推出了張傳嶺、閻協崇、史占卿三位代表，為張欽禮送行。三人跑回家拿了
些吃的，趕到鄭州監獄外麵等候。當張欽禮帶著手銬從刑車上被架出來時。三人
哭著湧上去，要塞給張欽禮一些油餅花生仁。刑警攔住不讓他們靠近，他們苦苦
哀求著，“老縣長跟著我們過窮日子落下了毛病，一餓就流虛汗，支撐不住會昏
到不醒人事，有口吃的就能挺過去，蘭考的人誰都知道他這個病啊！”刑警允許
了。隨後，三人在獄牆外麵轉圈，他們哭著轉著，轉著哭著，也不知道轉了多少
圈……
張欽禮在獄中關押了一年多，直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商丘地區中級
人民法院判處張欽禮有期徒刑十三年。張鐵禮不服上訴，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駁
回上訴，維持原判。因張鐵禮一案和“衛焦司令部”組織所涉及的清查對象有四
千多人，其中一百二十人判刑，其餘或開除公職，或開除黨籍，或降級下放，或
兼而有之。
張欽禮的主要罪名：
一、逮捕時的罪名是“扒開黃河大堤淹蘭考人民”，指的是用黃河水淤灌二
十二萬畝鹽堿地；
二、判刑的前提和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緊跟林彪四人幫和反黨亂軍”；
三、迫害老幹部。指的是秦一飛、周化民；
四、刑滿釋放證上寫著：“張犯因文化革命煽動罪”被判刑。“煽動”指的
是“四杆旗（村）”的幹部群眾到縣委造了秦一飛、周化民的反，支持了張欽禮。
焦裕祿生前樹立的四杆旗（村）幹部的命運更慘。文革中，他們隨著張欽禮
起伏多變的命運而沉浮，最終慘遭迫害。
秦寨的支部書記趙新貞，第一次從獄中出來，直奔九孔閘工地。不知情的妻
子挎著籃子去監獄給丈夫送飯，半路上聽說周總理派人把老縣長救出來了，趙新
貞也出獄去了工地。她轉身往家跑，把喜訊告訴了婆婆。婆婆命她用架子車拉她
去工地。趙新貞看見媳婦拉著老娘來了，“撲通”跪在地上，哭著說：“兒不孝，
讓娘擔驚受怕！”他娘說，“你踩著焦書記的腳印，跟著老縣長，娘不擔驚，不
害怕，你出來了就沒事了，好好幹吧，娘走了！”工地上的民工圍得裏三層外三
層，哭成了一團。
趙新貞被判刑十年，他在獄中得了“水腫病”（老百姓叫氣鼓病），肚子浮
水，後來渾身腫得不能動彈，第十個年頭，才允許保外就醫，出來就死了。
雙楊樹的支部書記王發祥因“罪證”不足不能宣判，在隔離室審查十年，第
十個年頭死在隔離室。
趙垛樓的支部書記李運祥判刑六年，在獄中癱瘓，刑滿出獄不久就死了。
韓村的支部書記楊素蘭是位女性，聞訊逃跑了。她在外受盡千辛萬苦流浪了
四年，撿了一條命。
他們在文革中既沒有殺人放火，也沒有組織人馬武鬥。當焦裕祿的墓碑展覽
館遭破壞時，他們自帶幹糧、鋪蓋，吃住在墓地，日夜看守，免遭破壞。他們最
大的罪狀就是“反革命分子張欽禮的保皇派”。他們在獄中都受盡酷刑。同案的
一百二十多人中，有人因受不了酷刑，把口袋裏僅有的幾毛錢交了黨費，自殺了。
前麵提到過，在秦、周的操縱下，曾泡製出一份材料到處散發。當時的省長
王維群組織開封師範學院優秀師生四人，由楊捍東任組長到蘭考調查，主要核實
通訊中素材的真偽。楊等在蘭考三十三天，走訪縣、社、隊幹部二百多，記錄了
十三本原始資料，由楊捍東執筆寫了調查報告，證實通訊中的材料“翔實無誤。”
文革開始，楊捍東來蘭考串連，正碰上張欽禮遊街示眾。他當天就被抓捕入獄，
後又陪張欽禮在全縣輪回批鬥四十天，被折磨得九死一生。整個文革期間，他的
命運就和張欽禮的戰船一起沉浮。從被捕到判刑所有審訊的主要內容就是他為什
麽要搞那份調查，陷害縣委書記周化民。他在獄中受盡酷刑。清查時，被判刑五
年。刑滿釋放後，在蘭考一個小村種幾畝地維持生活。他現已六旬，曾數度上訴
中央，述說他的冤倩，但都遝無音訊。
蘭考文化大革命的結果，和蘭考文化大革命開始第一次把張欽禮投入監獄所
涉及的人員姓名、數量，幾乎相同相等，等於說，鬥爭了八年，又回到了當初。
不過鬥爭雙方的命運卻有了天壤之別。如果更精確計算，應該從一九五七年開始，
鬥爭了二十多年，同樣的原班人馬、對立的雙方，一方的人卻步步高升，而張欽
禮從一九五七年的“降級內部控製使用”到一九五八年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再到粉碎四人幫後成為一名“囚犯”。由此，讓人悟出點道理：蘭考的文化大革
命不是這派和那派之間的派性鬥爭，而是十七年鬥爭的繼續，是上上下下一批在
任何政治運動中都能得心應手的“左爺們”，向焦裕祿、張欽禮等優秀幹部的大
反撲。這些“左爺們”的權勢根深蒂固，盤根錯節，他們也可能在鬥爭對手時擦
傷一點皮肉，但動不了根本，他們一有機會必然置張欽禮於死地。
蘭考的文化大革命整個顛倒了。
張欽禮也許永遠翻不了案，因為堆積在他上空的陰霆太濃重。他現在年近八
旬，健康狀況亦如他的命運快走到盡頭。
（七）
我現在記述的卓興隆，是大躍進時在蘭考抵製浮誇風、共產風的一位優秀的
基層幹部。他不僅被焦裕祿欣賞器重，從公社提拔到縣裏任除“三害”（風沙、
鹽堿、內澇）辦公室主任兼縣委宣傳部部長。還被文革中去蘭考視察工作的中央
商業部部長姚依林看中，認為卓是個人才，建議陪同他的劉建勳提拔重用他，後
任商丘地區柘城縣縣委書記。周化民抓住他在蘭考支持張欽禮、支持“衛焦司令
部”、宣傳焦裕祿精神，用“鈍刀子割肉”的辦法，一點一點把他“割死”。他
的死觸目驚心，我曾為他寫過內參。內參不知通過何種渠道，在河南廣為流傳。
這是十年前的事。
卓興隆不僅是焦裕祿和張欽禮的得力助手，還是焦裕祿提倡的農桐間作的狂
熱推廣者，在蘭考如此，到柘城由於大麵積推廣農桐間作，促進農林大發展，商
丘地區也推廣了柘城的經驗。文革期間，中央有關部門曾在商丘召開過全國綠化
和農桐間作會議，我參加了這個會議，也專門采訪過卓興隆，為《人民日報》采
寫組織過整版商丘地區農桐間作的文稿。卓興隆隻讀過小學，但很聰明，很有悟
性。他受焦裕祿的影響，不但愛泡桐，也懂得尊重知識，用心讀書，練一手毛筆
字，強化自己作為一個中層領導幹部的文化素養。焦裕祿逝世後，曾寫過三、四
千字的懷念文章登在《人民日報》上。他發明一種土辦法專治桐樹上的“布袋
蟲”，商丘地區的農民至今還流傳著：“看見布袋蟲，想起卓興隆。”他因為喜
歡泡桐，臨終前寫了一首小詩《桐花讚》：“桐花啊！桐花，你串串粉紅，聖潔
溢情，你勝過八月的桂，臘月的梅；桐樹啊，桐樹，你木質潔白，昂首擋風，所
有的詩都該把你讚頌。”
河南清查工作開始時，商丘地區兩任黨委書記孫玉尊、李景堂都保卓興隆，
並在群眾大會上宣布：卓興隆在文革中沒有實質性的問題，繼續留任。後來，周
化民調到商丘地委，他先把卓興隆從縣委書記位子上拉下來，任地區水利局副局
長，不久，又拉下當一般幹部，最後，又開除了他的黨籍。卓興隆咽不下這口氣，
再加上種種壓力而鬱悶得了肝癌。得知卓興隆病逝，蘭考來了六卡車群眾，在商
丘市卓興隆的平房前搭個大靈棚，供蘭考、柘城和商丘地區的群眾吊唁。許多群
眾帶著幹糧從農村來到卓興隆靈前日夜守靈。有人嚎陶大哭，有人捶胸頓足，離
休的水利局局長王昭奇半癱瘓，他邊爬邊哭在靈前叫喊：“老卓，你死得冤啊！”
當卓興隆的靈車開住公墓經過市區大街時，後邊跟的大車小車土車洋車有二裏長，
街兩旁的行人止住腳步，目瞪口呆地看著商丘地區解放以來從未見過的如此悲壯
隆重的送葬隊伍。有人問死者是哪一級幹部？地區電視台有位大膽者自願為這個
葬禮拍了錄像。由於有警察幹涉，很多更動人的群眾場麵沒有拍下來。
卓興隆開除黨籍一事，他生前沒有告訴妻兒老小，怕影響他們對黨的看法。
喪事過後他的女兒在整理他的遺物時，發現他病中寫的申訴書和《桐花讚》。申
訴書上說：他本來沒有什麽問題，突然之間逐步升級，原因是六十年代他同開封
地委個別領導（指周化民從地委來蘭考搞四清——作者注）在宣傳焦裕祿的問題
上發生原則分歧，他現在借清查之名置他於死地。他在申訴書中要求：公正審查
他的問題、平反、恢複黨籍。
不久，卓興隆的一雙兒女帶著他出葬時的錄像帶和申訴書來北京見我（卓在
病中，我曾經讓我的女兒在國外為他買藥），根據我對卓的了解和這盤錄像，寫
了一篇稿子，登在新華社的內參上。不知是誰從哪條渠道把這篇內參翻印出來在
河南偷偷流傳，傳者們說：“蘭考的冤案中央知道了。”
焦裕祿在蘭考雖隻有一年多，他的人格力量不僅在群眾中產生巨大影響，同
時也影響了張欽禮、卓興隆等一批幹部。卓興隆在柘城任縣委書記時，頗有焦裕
祿的風範，連他的葬禮都如此悲壯，如此轟動。
周化民第一次把張欽禮投入監獄時，卓興隆跑了，沒逮住；第二次張欽禮被
軟禁大別山時，卓興隆已經離開蘭考去了柘城。不從六十年代宣傳焦裕祿時他倆
的鬥爭時間算起，從文革開始，到周化民去商丘任職，他們己經七八年沒有見麵
來往，況且，卓興隆這時已經是他屬下的一位優秀的縣委書記，即便如此，周化
民也不放過。奧地利作家茨威格在他的《導端的權利》一書中說；“宗教和政權
結合會變成法西斯。”極左思想也是周化民、戴蘇理的宗教信念，一旦這種信念
和權力結合，使他們變得特別偏執，特別殘忍。
（八）
河南省清查工作嚴重違法亂紀和擴大化的問題，二十年前我就寫過內參。因
為事關重大，我帶著稿子來北京總社，內參部叫我隻能手抄一份直接送耀邦問誌。
河南省清查工作是保守派清查造反派，完全不考慮當時周總理代表中央支持河南
兩大造反派組織的事實。即便沒有這個事實，也應該是所有群眾組織聯合起來清
查壞人。因為，下邊的文化大革命很複雜，情況各異，更不同於中央。一派清一
派，等於用派性指導清查工作，必然導致冤假錯案。
河南的清查工作，它涉及的人數，開除黨員的人數，對幹部判刑的人數，占
全國百分之六、七十。全國在清查工作中，有十三萬黨員被開除黨籍，河南省就
占了十萬零七千名。對幹部的審判，全部秘密進行，不開庭，審訊時，既不出示
人證物證，又不準本人申訴（個別上訴也無用），有人根本沒有起訴書，有的沒
有罪行材料。張欽禮就是在這樣的狀況下被判刑的，他對所有指控都不承認。審
訊人員對他說，法律服從政治，我這裏是過個手續，你再申辯，要加判。有人對
主管清查工作的趙文甫說：“某某不能夠判刑！”他說：“先判了再說，錯了以
後再改！”趙文甫深知中國的冤假錯案難改，即便改了，個人也不負任何責任，
這是曆史的經驗。
整個文革期間戴蘇理基本都在台上，支持派性，和年邁多病正在受冤受審的
妻子（她曾任地區專員、省婦聯主任）離了婚，和一名年輕漂亮的教員結了婚。
人們無權指責他喜新厭舊，卻有權指責他左得失去人性，並在領導了一場大規模
地清查工作後，又榮升為遼寧省委第一把手。
耀邦同誌主政時，曾當麵指示當時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楊析宗解決河南清查工
作擴大化和違法亂紀的問題，楊雖作過努力，因阻力太大，終無結果。焦裕祿通
訊作者之一周原曾給楊析宗寫過一封信，保張欽禮監外就醫。楊在信上批示：相
信一個老共產黨員的保證。其實，也隻是提早半年釋放。
耀邦同誌逝世前，曾出台過一個文件，大意是：文革中的鬥爭，是中央的事，
不要過於涉及下邊的同誌。這個文件到省裏就壓下了。凡是偷偷傳抄這個文件精
神的幹部，有的被開除公職，有的被開除黨籍，有的逮捕法辦。蘭考縣原縣委副
書記王啟德，己經開除黨籍，降級下放，因為偷偷傳抄這個文件精神被逮捕法辦，
判刑三年，出獄後患癌症死了。實際上他在獄中己是癌症後期。這位在焦裕祿時
代被提拔跟著苦幹、文革中跟著張欽禮幾進幾出監獄的硬漢子，最後也沒能虎口
餘生。
河南省一些黨、政、軍離休的老領導、老紅軍、中央委員，如周總理曾兩次
指示找到張欽禮送到北京的河南省軍區司令員張樹芝、還有省長王維群等，曾聯
名上書黨中央，指名道姓批評戴蘇理、趙文甫在領導清查工作中的違法亂紀和擴
大化問題。王維群已經過世，他在彌留時的遺言，是懇求中央為河南的這些老幹
部平反。
（九）
張欽禮在鄭州監獄受審後給他的老伴劉秀芝寫了一首順口溜：
“秀芝，秀芝，革命的老伴，他們今天提審我，編造謊言一大片，逼我簽字
我不簽，當場把臉翻，拳打腳踢，砸鐐帶拷，法西斯暴徒真凶殘。秀芝，秀芝，
革命的老伴，今天是四月二十九日星期天，他們提審我到中午十二點，牢房落了
鎖，我在門前站，一站站到一點半，我犯了餓傷症，冷汗濕衣衫，頭昏眼花，栽
倒在鐵門前，幾乎一栽要長眠……”
張欽禮後來轉到新安縣監獄。一天，監獄來了一位領導，他很想目睹一下這
位曾被周總理三次解救、河南家喻戶曉、焦裕祿親密戰友的“尊容”。提審張鐵
禮的兩名監管人員很想討好這位上級，滿足他的好奇心。他們喝令張欽禮跪下，
張欽禮站在這位上級麵前，不動聲色，不理不搭。張欽禮說，“他們打掉了我的
門牙，順口流血，砸上十八斤的死刑腳鐐。還故意往腳脖子上砸，一錘下去，砸
掉一塊肉耷拉下來。我忍住滿腔怒火，不吱聲，不下跪！”
張欽禮的悲劇在於：他一生心裏隻有黨，而黨心裏經常沒有他。
他從父輩那裏接受了黨的傳統教育，他也用這種精神教育家人和子女。不同
的是，他的子女們不僅體現了傳統美德，也勇於挑戰時代風雲，他們都很優秀。
他愛人劉秀芝也是老幹部老黨員，解放前坐過國民黨的監獄，為了掩護張欽
禮，差一點被國民黨活埋。因為張欽禮是一縣之長，怕影響不好，總是限製提拔
使用她。張欽禮判刑時，劉秀芝月工資隻有四十六元，要養活五個孩子和她自己，
每月探監時還要為張欽禮帶吃的。張欽禮先在鄭州監獄服刑，後又改到新安縣。
新安縣離蘭考七百裏。每年除夕這天，劉秀芝帶一塊揉好的白麵和一碗肉餡，從
蘭考乘火車到鄭州，再轉乘長途汽車到新安，再步行幾裏天黑趕到監獄。看著丈
夫吃完她包的餃子，為的是讓張欽禮得到些許安慰，熬過漫長的十三年鐵窗生涯。
幾十年來，為了張欽禮，數不清的威逼恐嚇，批判鬥爭，她隻有一句話：“欽禮
是個好黨員好幹部。”在難以想象的困苦和坎坷中，她教育兒女們發奮成才的事
跡可以寫一大本書。她有一個兒子在外語學院畢業後，東渡日本留學，研究日本
文學，成為大學教授，但他向往日益崛起的祖國，毅然回國辦教育；她的其他子
女都是很有成就的私人企業家。張欽禮一家上下幾代，都是共和國肌體裏最活躍
最健康的細胞。
張欽禮在新安監獄服刑時，蘭考的幹部、群眾、勤雜人員、小商小販及機關
食堂的炊事員等，他們很不容易湊夠路費，費了很多周折，去新安探望張欽禮。
東壩頭是一個很窮的小村，全村人湊錢，選出了兩位代表，買了幾斤水果糖，去
探望張欽禮。他倆對張欽禮說，“全村的人都知道你在這裏坐牢，選縣長時，全
村有二十六人投了你的票。”有四名在不同地方以爆玉米花為生的蘭考農民，相
約在同一時間去探望張欽禮。他們能為他帶的禮物就是各自買了兩個燒餅，每個
燒餅裏夾兩根油條。監管人員向他們要介紹信，他們說沒有，又問他們和張犯是
什麽親戚關係，他們說也沒有任何關係。“那你們為什麽來探望他？”監管人員
不準他們進來。四位農民一起跪在監獄門口，不走也不起來。他們說，張欽禮是
他們的老縣長，他為蘭考人民坐監獄，他在蘭考時，他們不會向他跪下，現在跪
下是向他行大禮。這位監管人員被感動了，把張欽禮叫了出來。張欽禮看到這四
位不相識的農民，每人手中捧著兩個夾油條的燒餅，也立即向他們跪了下來。五
個人說不出一句話，隻是相對痛哭。在一旁的那位監管人員也泣不成聲。
張欽禮成為共和國監獄裏的一名“囚犯”，這是我國司法的恥辱。
我在整理這份材料時，腦中時時出現如下觀點：長期的極左路線和人事製度
的弊端，在我們生活中大量存在是非曲直十分，好人壞人不辨。這兩種痼疾在文
化大革命的混亂中，互相糾結，惡性發作，把整個國家民族推向破產的邊緣，推
向險惡的頂峰。當我們從邊緣上被拉問，從頂峰上跌落下來時，整個國家遍體鱗
傷。我們隻把摔傷的皮肉包紮一下，沒有探究痼疾的根源。耀邦同誌領導的平反
冤假錯案和真理標準的討論，像矗立在改革開放大門兩邊的兩座豐碑，它警示後
人：不要再製造新的冤假錯案，不要一個人說了算數。前者是法製問題，後者是
體製問題，都是根本問題。
２００２年１月寫
２００３年 １２月改寫
新華社離休記者 陳健
前言
近日，聽說張欽禮己處於彌留時刻。五月六日晚十時，我從北京乘車去鄭州，
想最後一次看望他。七日早晨，我先到他家，看到幾處堆放著新的被褥。孩子們
說，他們的父親重病期間，成百上幹的農民、基層幹部來看他。他們中有些人沒
有錢買車票，自帶幹糧，徒步百裏來到鄭州。這些臨時購置的幾十床被褥，就是
為當天不能回去的人打地鋪用的。張鐵禮有時清醒、有時昏迷，在很多時候，群
眾隻能在病房外的玻璃窗前看望。他昏迷時群眾在窗外痛哭，直到他能用眼神和
嘴角的翕動示意他知道他們來了，群眾才肯離開。我趕到醫院，他又一次昏迷，
我伏身貼在他耳邊大聲說：“欽禮同誌，我從北京來看你了。你看，那麽多群眾
惦記你，那麽多朋友支持你，你有一位好老伴，兒女們事業有成又孝順，你這一
生可以說轟轟烈烈，你應該感到欣慰了。”這時，他慢慢睜開眼睛，看著我流了
淚，嘴角動了動，想說話說不出來，隨後又陷入昏迷，我和他的兒女們都失聲痛
哭。
孩子們告訴我，欽禮重病時，無數次讓他們在病塌前為他讀我寫的這份申訴
報告。
我當天晚上乘車回北京，因為我的老伴也在病中。八日早晨，從車站剛進家
門，電話中傳來了欽禮同誌夜間病逝的消息。
我和老伴周原送他的挽聯是：“蒼天有眼欲落淚，萬民有口皆是碑。焦裕祿
的親密戰友欽禮同誌千古。”
蘭考有十萬（也可能更多）群眾為張欽禮上下幾代戰鬥過的故鄉蘭考，舉行
一場規格最高也最奇特的葬禮——“囚徒榮歸”的葬禮。群眾給他的祭品是一碗
清水，象征著他是一位清官。
群眾為張鐵禮平反。
下邊是我兩年前為張欽禮寫的申訴報告。
為張欽禮所做的申訴
——焦裕祿身後鮮為人知的一樁大冤案
長期受“極左”路線迫害的原河南省蘭考縣縣長張欽禮，粉碎“四人幫”後，
本該揚眉吐氣，大顯身手，他卻被判刑十三年．鋃鐺入獄。
這樁大冤案，寫短了說不清問題，寫長了不象申訴書，在兩難之間，寫了這
份不倫不類的申訴報告。
（一）
六十年代，新華社記者曾寫過《縣委書記的榜樣—一焦裕祿》的通訊，引起
極大的社會反響。當時中央各部委、各大行政區黨委、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人民
解放軍各兵種黨委以及無從統計的黨組織，作出決定，發出號召，向焦裕祿同誌
學習。通訊中多處寫了張欽禮的事跡，以及他與焦裕祿不尋常的關係，稱他倆為
“親密戰友”。實際上，通訊的作者之一周原先期去蘭考采訪焦裕祿的時候，就
發現張欽禮的先進事跡己在蘭考廣為流傳。
張欽禮是蘭考人，他的父親在大革命時期曾參加過由吳芝圃（解放後任河南
省省長、省委書記）領導的著名的濉（縣）、杞（縣）、太（康）農民起義運動，
和吳芝圍相識。起義失敗後，回蘭考和妻子一起組織領導農民打遊擊、打鬼子。
張欽禮從小跟隨父母，受到革命的熏陶，四三年參加地下黨的活動，四五年入黨，
五四年任蘭考縣縣長，對蘭考的曆史，蘭考的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對蘭考的群
眾有很深的感情。
蘭考是黃河邊上的一個沙城縣，黃河多次在這裏決口。解放前，群眾就知道
種樹防沙，沙土地又適宜種花生、芝麻、西瓜等經濟作物。五八年以前的蘭考，
雖說還是豫東老災區的窮縣之一，但群眾並不缺吃少穿。
一九五八年“三麵紅旗”、“大辦鋼鐵”，把蘭考的樹砍光，“以糧為綱”
不允許種經濟作物，群眾手中不僅沒有錢，糧食產量大幅度下降，這才有後來群
眾逃荒要飯甚至幾萬人餓死的慘狀。
張欽禮的全部不幸在於他說真話。說真話即實事求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
難。就像胡耀邦同誌說的，我們實事求是不起。張欽禮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我是新華社的一名老記者，一九四九年開始在河南分社采訪，幾十年來，目
睹了長期的極左路線對河南廣大幹部群眾的迫害和摧殘。張欽禮是千千萬萬受迫
害的幹部中極具代表性的典型。要僅從張欽禮判刑定案的內容—一駁斥，很難道
明冤情的實質。我必須按照時間順序，記述張欽禮從什麽時候開始，在極左路線
的迫害下，一步步苦苦爭紮，直到深陷囹圄。
張欽禮三次陷入絕境時，周總理三次接見並解救了他。文革中，毛主席在一
份文件上批示，同意保護蘭考、林縣兩個典型。並非毛主席所作所為都是真理，
特別是在文革中，但他批示保護這兩麵旗幟還是正確的。但這一切都沒能改變張
欽禮的命運。
現在，我沒有能力和手段，在更高的層麵上獲得材料，全麵探個究竟，我隻
能寫我所知道的有關張欽禮和相關的一些冤情。
（二）
河南省反右派時，和別的省不一樣，它從五七年反到五八年，五八年叫補劃
右派，中央不承認補劃的右派。河南文件上的右派，八萬也好九萬也好，和實際
上的右派數字或按右派待遇而“不在冊”的右派數字相差很大。改正右派時，這
部分“不在冊”者的情況最複雜最難辦也最慘。有一點可以肯定，河南的右派人
數，居全國各省之冠。當時，負責反右運動的成員之一是省委組織部部長趙文甫。
蘭考縣不到一千脫產幹部卻劃了三百六十六名右派，原因是趙文甫來到蘭考正碰
上一張大字報的風波。起因是縣委組織部部長孫躍堂霸占了一名現役軍人的未婚
妻，和原來農村的妻子離了婚。不久那位軍人複員回來，孫躍堂怕他“惹事生
非”，捏造罪名將他打入監獄。五七年反右時，開始叫幫助黨整風，幾個知情者
在縣委門口貼了一張大字報，揭露了這件事情的真相，隨即就有二百多名幹部在
這張大字報上簽名。後來轉入反右時，這些簽名者該不該劃成右派？趙文甫在縣
委會上一槌定音：全劃。這並不奇怪，河南省很多單位在整風階段，號召給領導
提意見，轉入反右時，凡是用大字報給領導提意見的幹部，幾乎都打成右派。張
欽禮在整風階段是支持這張大字報的，被群眾稱為“新包公”。他萬萬沒有料到
一夜之間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趙文甫的結論他不能接受，倆人之間有一
場激烈的爭辯。張欽禮說，蘭考的幹部來自三個方麵：一是抗日時期的；二是部
隊轉業的；三是土改時期的。他們對黨並無二心，大字報揭露的都是事實，怎麽
突然之間都成了敵人？張欽禮痛苦萬分。趙文甫批評張欽禮是典型的右派言論，
是為右派鳴冤叫屈。由於趙文甫坐鎮蘭考，全縣三分之一的幹部被打成右派。
開封地區負責反右鬥爭的是地委常委兼宣傳部長秦一飛、組織部長王某。他
們和趙文甫的看法完全一致。孫躍堂繼續留在蘭考工作“不方便”， “引蛇出
洞” 又有功，提了一級，調到鄰近的東明縣任縣委副書記。張欽禮沒有戴右派
帽子，隻是因為當時是抓群眾的右派，而他是縣長，但也受到降級處分，從此
“內部控製使用”。
張欽禮的災難由此開始。以後不管他遭遇如何，事實也一再證明他是正確的，
但他卻無法擺脫作為黨內“異端”的陰影。
二十年後，當河南省的右派改正時，數以千計、萬計的右派早已家破人亡、
妻離於散，有人餓死，有人病死，有人在監獄裏蹲死。但是，黨紀國法卻保護趙
文甫、秦一飛、孫耀堂等人，連道義良心都不受譴責。那時有一種說法：“路線
問題不能追究個人責任”。差不多在改正右派的同時，張欽禮不僅沒有撤銷反右
時受到的處分，並在遭受了長期的迫害後，又因清查工作的擴大化，被地區秦一
飛、周化民，省裏的戴蘇理、趙文甫送進監獄。
（三）
大躍進時，“極左” 有個“三高”，即：高指標、高產量、高征購。一九
五八年秋，省裏召開地、縣秋糧征購大會，報了三高，層層加碼，也報不出省裏
要求的征購數字。張欽禮在大會上發言了，他說他沒有見過紅薯畝產二十萬斤，
小麥畝產五千斤，芝麻稈能榨出油。他說他報不出來，其他地縣報出的數字都是
假的。他批評省委帶頭搞浮誇，並指名道姓批評了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吳芝圃
並沒有因為和張欽禮的父親是老戰友而“關照他”。省委立即組織對張欽禮的批
判鬥爭，並取消參加大會的資格，押送回蘭考接受群眾的批鬥。從五八年秋冬批
到五九年廬山會議後，都沒有批倒他。張欽禮並不具有能言善辯的口才，他隻不
過用事實反駁就足夠了。他被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撤銷黨內外一
切職務，留黨查看一年，降了三級，送農村勞動改造。
張欽禮住在地頭看莊稼用的草庵裏，到村裏吃派飯。五九年冬、六零年春，
大批群眾偷偷外出逃荒要飯，這是政府不允許的，說是“給社會主義臉上抹黑”，
抓回來要挨批挨鬥受懲罰。有人寧可在家餓死也不敢外出討飯。張欽禮到群眾家
吃派飯，有時吃的就是群眾偷偷討來的發餿發黴的“百家飯”。那時群眾含淚對
張欽禮說，等他們的日子過好了，要煮隻老母雞給他補補身子。不久，村口路邊
經常出現餓死的屍體，從外地討飯回來的群眾向他反映，說信陽有的村莊人都餓
死光了。後來揭露出信陽餓死百萬人，震動全黨。
張欽禮再也沉默不住了。夜裏在草庵中用黑布遮住煤油燈，開始給周總理寫
為民請命書。他是用農民慣用的順口溜寫的，大意是：我受委屈事小，為了黨和
人民的利益，我不怕再遭橫禍，現在向總理反映河南的實情。他說河南省委第一
書記吳芝圃等省委領導壓製民主，堵塞言路，不讓人講話。許多抵製浮誇風、共
產風的好幹部好黨員橫遭批鬥，開除黨籍；好多群眾逃荒要飯，有的餓死，聽說
信陽的群眾餓死很多，這使他這個當縣長的徹夜難眠。他指責河南省委犯了掠奪
農民的錯誤，呼求總理快來救救河南人民。寫完信的時間是一九六零年十月二十
八日。
他把這封信揣在懷裏，不敢貿然從郵局發出。他的顧慮不是沒有道理的。後
來揭發出信陽餓死人的大悲劇，是因為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封鎖了各條反映真實
情況的通道，僅郵局就截住一萬兩千封反映饑餓和餓死人的信件。固始縣縣委書
記楊守績，冒著殺身之禍，繞過路憲文和各種障礙，把固始縣征購透底餓死人的
情況寫信給省委。有一個村的支部，二十三個黨員餓死了二十個，餘下三個寫了
血書，千難萬難送到省委，呼求省委快快派人來救救村上的群眾。吳芝圃與秘書
長戴蘇理千方百計包庇路憲文，這些信件都被扣下，並要查處嚴辦。
後來真相敗露，中央的李先念，中南局的陶鑄、王任重等，在吳芝圃、戴蘇
理陪同下，來到信陽，當著這些領導人的麵，吳芝圃倒打一耙，企圖把餓死人的
責任推給因說實話倍受他們和路憲文迫害的信陽地區專員張樹藩。為了殺人滅口，
領導同誌來信陽的第二天，吳芝圃、戴蘇理不經過任何部門和任何法律手續，來
到固始，召開萬人大會，宣布縣委書記楊守績是反革命分子，當場逮捕判刑。我
引用一九九八年《百年潮》第六期的一篇文章《信陽事件的教訓》中的一段情況，
是想說明：戴蘇理對張欽禮以後的命運是關鍵人物，再就是當真理和邪惡正在較
量還沒有結果的情況下，身陷絕境的張鐵禮，決心為民請命，赴京向周總理反映
河南蘭考的實情，需要怎樣的勇氣和膽識啊！
一天夜裏，一群饑民來到張欽禮的草屋裏，為他準備路上吃的幹糧，把他送
到火車站，千叮嚀，萬囑托，叫他到北京見不到周總理，打不贏這場官司就別回
來。
幾經周折，周總理先看到張欽禮的信，並立即接見他。總理第一句話就說：
“你是全國兩千多個縣中，第一個向我反映真實情況的縣長。”看著衣服破舊，
麵黃肌瘦的張欽禮，總理叫工作人員先帶他去吃飯，張欽禮說：“總理，不用麻
煩了，我來時鄉親們給我帶了幹糧，還沒有吃完，我知道你很忙，現在隻想和你
多說說話。”總理叫他拿出幹糧，看看群眾都吃些什麽。張欽禮從一個布袋中掏
出一個菜團子，總理說“給我嚐嚐”，伸手接時不慎掉到地上摔成碎渣，總理彎
腰拾一塊放到嘴裏，大聲說“我這個總理沒當好”，說著流了淚，張欽禮在一旁
也泣不成聲。
這些菜團是用樹皮、樹葉、花生殼和一點點雜糧做成的。
後來中組部的同誌告訴張欽禮，吳芝圃己經停職反省，不久中央將派劉建勳
接替他，叫他回河南找劉建勳。
張欽禮在省委大門口遇到己經停職的吳芝圃，吳問張：“你爹現在可好？”
張說：“我爹不好，餓得浮腫”。吳芝圃一時語塞，稍後又問：“你有什麽事？”
張說：“我去北京告你去了，現在來見劉建勳。”
劉建勳為張欽禮準備了簡單的飯菜，又斟滿了兩杯酒，舉杯說：“我代表省
委正式給你平反。”張也舉杯，兩人一飲而盡。張放下酒杯說，“這飯菜我不能
吃，蘭考的群眾正在挨餓要飯……”，說時哭了。
他回到蘭考，把三年勞改中補發的一千二百六十四元工資，全部捐給縣救災
辦公室。
（四）
張欽禮在北京見到周總理回來，震驚了省、地、縣的某些領導人，但他們都
保持沉默。這時的蘭考縣委書記王某，他辦有兩千多基層幹部參加的“民主補課”
學習班，由於上麵的口氣有些鬆動，己經放走差不多了，還有一百四十多名，他
堅持認為他們都是敵人，不能放。這場大冤案是由信陽餓死百萬人引起的。不知
從哪條渠道由什麽人上報給毛主席，使他作出了錯誤的決斷，認為“信陽事件”
是反革命複辟，是基層民主革命不徹底，需要組織力量“民主補課”。一時間大
批基層幹部被集中起來“民主補課”，實際上都當成敵人，失去自由，批鬥審訊，
逼使他們交代如何向農民征購透底，致使農民逃荒要飯和餓死的慘狀。實際上是
把錯誤路線造成的惡果，推給了基層幹部。我並不是說，基層組織中沒有壞幹部，
哪一級黨政組織中沒有壞幹部、好幹部？過去如此，現在也如此。不少基層幹部
在這些類似監獄和集中營的地方被鬥死、餓死。我不知道全國全省集中了多少幹
部，隻知道信陽地區就集中了縣、社、隊幹部二十多萬，蘭考一個小縣就集中了
兩千多。張欽禮勸王某放出剩下的一百四十多人，他對王說，真正的罪魁禍首吳
芝圃都停職反省了（實際上吳調任中南局書記處書記），你再不放人，餓死了，
你要負人命責任。王才放人。這些人被關押半年多，出來時蓬頭垢麵，衣服襤褸，
餓得不死不活，他們互相攙扶著才能走出車門。有人餓得站不起來，爬著出來。
有位姓程的隊幹部，爬到回家的半路，還是餓死在路邊。全國有多少基層幹部受
到這樣的摧殘，至今沒有一個統計數字，沒有一個說法。
王某不僅很左，不顧群眾的死活，而且還命令村幹部為他劃出一塊自留地，
打的糧食，養的雞鴨，送到他家。群眾對他意見很大，地委準備把他調走。此時
的張欽禮，己經證明是一位實事求是，敢於堅持真理，受到群眾擁護，受到周總
理表揚的好縣長，接替王某已是順理成章的事。地委不知為什麽，匆忙調來一個
因貪汙糧票在群眾中影響十分惡劣的劉某任縣委副書記，主持蘭考工作。幸好，
不久焦裕祿來了。
一九六二年冬，焦裕祿從洛陽礦山機械廠調到蘭考縣任縣委書記。張欽禮和
他徹夜一席長談，在所有問題的看法上不謀而合。新華社記者采寫的關於焦裕祿
的通訊，那些感人肺腑的事跡都是真實的。由於當時的各種局限，這篇通訊並沒
有挑開蘭考問題的實質。“六二年春天一場風沙，秋天一場水災”，並不能使蘭
考窮到成千上萬人逃荒要飯，幾萬人餓死。
從五七年反右開始，蘭考的幹部人人自危，個個恐右。五七年三分之一的幹
部劃成右派，五八年因抵製浮誇風、共產風和受張欽禮株連的縣社幹部占一半以
上，他們或撤職或降級或開除黨籍，前麵提到的那件涉及兩千多基層幹部的大冤
案，幾乎使基層組織癱瘓。
焦裕祿大膽宣布為這兩千多幹部平反，對於抵製浮誇風、共產風的幹部，焦
裕祿說這是蘭考幹部的精英，恢複原職原薪、恢複黨籍，有的提拔重用。他對張
欽禮受到的迫害極為同情，對他的鬥爭精神也十分欽佩。焦裕祿來蘭考沒有與主
持工作的劉某結為夥伴，卻與一貶再貶的縣長張欽禮無話不談，成為知交。
當焦裕祿知道張欽禮在北京受到總理的接見表揚，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勳給他
平了反，而具體到縣裏辦平反手續時，前邊提到的那位品格極其惡劣的王書記卻
給他留個尾巴，不全平。王敢這樣做，是上邊有人支持或者就是上邊的意見。焦
裕祿極為憤慨，宣布徹底為張欽禮平反，並為此發了紅頭文件。
焦裕祿聽說有兩個來自廣東和湖南的技術員魏建章、朱裏楚正在蘭考搞農桐
間作實驗。由於這項科研成果適宜在沙地試驗推廣，所以他們選在蘭考。他們住
在一片沙地的兩間草房裏（也算實驗室），吃的又是粗糧野菜，加上風沙幹旱，
使這兩位南方的年輕人，口鼻流血，大便拉不下來，多次生出撤走的念頭。焦裕
祿立即通知糧店全部供應他們大米。現在說起來覺得可笑，可在當時是饑餓的年
代，是知識和知識分子普遍被踐踏被貶值的年代，是按級別供應細糧的年代，連
廳局級幹部都沒有資格供應全細糧的。焦裕祿向兩位剛走出大學大門、對一項課
題研究還沒有出成果的年輕技術員，提供超級別的細糧待遇，這不僅是向極左思
想挑戰，也是向特權思想挑戰。後來，這項研究成果不僅在蘭考、在豫東，還在
全國部分沙地大麵積推廣，聯合國都派官員來豫東考察。這是後事，那時焦裕祿
已經去世幾年了。
蘭考有四個村子，在那樣貧困饑餓甚至於餓死人的年代，支部書記帶領群眾
尋求各式各樣的生存門路，使群眾少受煎熬活了下來，這在當時就是最大的業績。
焦裕祿把他們看得無比珍貴，封他們為四杆旗（村）。他們是：“秦寨的決心”、
“雙楊樹的道路”、“趙垛樓的幹勁”、“韓村的精神”。
正是這些大大小小事情的積累，形成了蘭考不同思想傾向的幹部對焦裕祿的
不同看法。從新華社發表關於焦裕祿事跡的通訊到粉碎四人幫後河南的清查工作，
地縣一些幹部的鬥爭，幾乎都圍繞著對焦裕祿這一典型形象的看法上而生出許多
是是非非。
解放後焦裕祿一直在大工廠工作，他不知道極左路線，特別是三麵紅旗大辦
鋼鐵對農村破壞這麽嚴重。幸而他遇見張欽禮，使他很快了解真實的情況和症結
所在，並得到他的鼎力相助。
假若焦裕祿仍然是一個大企業裏默默無聞的處級幹部，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
零三個月，也許他的才智、膽量、奉獻精神和人道主義精神，不會在蘭考這個特
定環境中撞擊出如此耀眼的火花，達不到光輝的頂點，這就叫“典型環境，典型
性格”。當然，如果沒有張欽禮對焦裕祿懷著那麽深深的敬意和難以忘卻這段情
誼，也不會在焦裕祿去世後，能如此詳實地把那些感人肺腑、催人淚下的事跡，
向世人傾吐。
焦裕祿的素材大部分來自張欽禮，沒有張欽禮，焦裕祿這位真正的共產黨人
一一創造了無法估量的精神財富的黨的優秀兒子，就會被湮沒在曆史的塵埃中。
張欽禮說過，焦裕祿來蘭考是反左的。這話現在聽起來多麽簡單，但在極左路線
肆虐的年代，農民餓死在屋裏都沒有逃出去尋個生路的自由。“救群眾於水火，
解幹部於倒懸”，這就是焦裕祿這一形象震撼人心的力量。焦裕祿和張欽禮都具
有高度的人道主義精神，這不僅是中國的傳統美德，也是全人類公認的道德標準。
許多共產黨人，包括許多領導幹部缺少的恰恰就是這種精神。焦裕祿在鄭州醫院
病逝，埋在鄭州郊區，蘭考的群眾想念他的時候，三五結伴來到他的墳前，哭著
撲了上去，兩手抓住墳上的硬土枯草，指甲摳出血來。焦裕祿對群眾的饑餓苦難
超出常人的同情，群眾對他的懷念如此刻骨銘心。這樣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充
分體現了人類最可貴的精神品質。在現實生活中，本來就有好幹部、壞幹部，有
品質高尚的幹部，有品質惡劣的幹部，並非前者都源於某人的思想，後者都推給
資產階級。新華社記者的通訊，把焦裕祿這一形象，提煉成“活學活用毛澤東思
想的典範”，焦距沒有對準。如果真是這樣，後來就不會因他而使許多幹部群眾
付出巨大犧性。
凡是在極左路線、特別是大躍進中像瘋子一樣的幹部，在三年困難饑餓年代，
大都持消極態度，甚至於放棄領導，蘭考如此，全省亦然。他們對群眾逃荒要飯，
或者一天供應幾兩原糧、維持不死不活的生存狀態，無動於衷。前麵提到的副書
記劉某，他在群眾饑餓的時候貪汙糧票，當焦裕祿多次昏倒在風裏雨裏、為了怕
增加群眾負擔，走了一天，忍受著肝部疼痛，不肯在群眾家吃頓派飯的時候，他
和其他縣領導卻躲進縣醫院小病大養，吃小灶。在這類幹部心裏，路線鬥爭反複
無常，說不定哪一天他們又是正確的，焦裕祿、張欽禮又要倒大黴。說也奇怪，
現實生活往往對他們的判斷驚人的靈驗。
大躍進三麵紅旗，不僅傷了農村生產的元氣，幹部群眾隊伍也被打散了。正
當焦裕祿、張飲禮聯手解放和組織起幹部隊伍，在群眾中樹立起“艱苦奮鬥、自
力更生”的四杆（村）旗幟，任命了一批不靠國家救濟而靠自謀生路的代表，並
且召開了幾千人的誓師大會，向風沙、鹽堿、內澇三害進軍後不幾天，焦裕祿又
一次昏倒在工地，這次他再也沒有醒來。
焦裕祿來蘭考的時間，是在饑餓年代後期和文化大革命之前。這兩個時期都
是共和國曆史上的兩座險峰，兩峰之間有個低穀——極左路線的低潮期。這給了
焦裕祿一點時間、一點空間的活動環境，使他能在這一小片大地裏醫治極左路線
帶來的創傷，施展人道主義精神。如果焦裕祿不是早逝，他會和張欽禮有同樣的
命運。如果新華社不在他逝世後寫了他的事跡，張欽禮又在這些事跡中占了一席
之地出了名，使他長期和這幫“左爺”們的潛在矛盾在一定的條件下進一步激化，
張欽禮也許會是另一種命運。
（五）
焦裕祿去世後的兩個月，四清運動開始了。真是“冤家路窄”，地委派來宣
傳部長秦一飛任團長、某局周化民為副團長、包括兩千多名團員在內的四清工作
隊。周化民在反右運動中，是地區直屬機關抓右派的負責人。我們將會看到兩位
“左爺”的出色配合。他們一到蘭考，就全麵奪權。當時四清運動的主要對象是
大小隊幹部，而秦一飛、周化民的四清對象首先是縣委縣直機關幹部。再具體地
說，首先對準張欽禮。他被清查批鬥了半年多，什麽問題也沒有查出。這期間新
華社記者發表了《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的長篇通訊，特別是通訊中多處
寫了張欽禮，這是秦、周二人始料不及的。他們根本也沒有想到焦裕祿的這點事
跡，也算先進典型，焦、張之間還有什麽友誼。通訊發表前，作者把原稿拿到蘭
考核對事實時，他倆也沒有對事實提出異議，總之，他們並沒有太看重這篇通訊。
突然一顆精神原子彈爆炸了，周化民氣急敗壞地說：“早知道采訪焦裕祿的周原
是個摘帽右派，當初就該把他轟出蘭考。”四清運動進入尾聲，上邊來了指示：
四清工作隊就地領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秦一飛、周化民又首先拿張欽禮開刀。
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道命令，就是《人民日報》的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秦、周給張欽禮戴上兩頂帽子：一是“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二是 “五
七年的漏網右派”，給他打上花臉，當牛鬼蛇神拉到蘭考大街上一天遊鬥數次。
運動來得如此突然、凶猛，張欽禮還沒有弄清什麽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先被秦、周二位扣上“反對文革”的帽子，至於“五七年漏網右派”，那是周化
民、秦一飛手中的緊箍咒，隨時隨地都可以給張欽禮套上。前邊說過，反右鬥爭
時，張欽禮受到了“降級內部控製使用”的處分。在這些“左爺”的眼裏，張欽
禮始終是“異端”，是有“前科”的人。
焦裕祿生前樹立的四杆旗（村）的幹部和群眾，知道張欽禮十七年中屢遭迫
害，現在並沒有因為焦裕祿通訊的發表而幸免於難。於是，他們來到縣委，造了
秦一飛、周化民的反，支持了張欽禮，並在張欽禮的支持下，成立了“保衛焦裕
祿司令部”，要“捍衛焦裕祿精神，繼承焦裕祿未竟的事業。”秦一飛、周化民
也成立了“衛東林司令部”，“誓死捍衛毛澤東林彪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因為秦一飛、周化民大權在握，是領導文化大革命的，加上開封軍分區受地
委領導，介入文化大革命後，在蘭考一直支持秦一飛、周化民和他們支持的“衛
東林司令部”，張欽禮雖有群眾支持，也難逃厄運。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張鐵禮被遊鬥了一百多次後，連同縣委七名常委、十
個公社黨委書記、四杆旗（村）的幹部群眾一千二百多人，全部投入監獄；全縣
六千多名黨員中有四千名被開除黨籍，農村被開除黨籍的黨員大都在焦裕祿生前
樹立的先進基層組織中：他們幾乎把焦裕祿紀念館砸毀，把館內全國捐贈的幾萬
冊書籍和宣傳焦裕祿事跡的有關資料付之一炬，焦裕祿墓前的碑文塗抹得看不清
字文，新華社記者的那篇通訊被列為禁書；除三害工地上的一切設備也都被砸爛。
把焦裕祿生前調整好的能帶領群眾除三害的各級領導班子和在他的精神感召下培
植的一切積極力量一網打盡。
秦一飛、周化民這樣做並非偶然，遠在焦裕祿通訊剛發表後，全國幾百名記
者、作家雲集蘭考，參觀學習者不計其數。因為通訊中多處寫了張欽禮，他經常
被采訪者包圍，詢問有關焦裕祿的種種工作生活細節。作為蘭考一把手的周化民
卻很少露麵。張欽禮很警覺，寫了一張紙條塞到周原手裏，我當時也在蘭考采訪，
也看到這張紙條，大意是：有一股冷風在陰暗處流動，但它暫時還抵擋不住來自
北京的東風。張欽禮在最風光的時候，都心存驚懼。
秦一飛、周化民說，張欽禮宣傳焦裕祿給蘭考捅了個大窟窿，說焦裕祿的精
神沒有變物質。他們倆打報告，向省委要一百萬斤糧食、一百萬塊錢、五百台八
匹馬力的柴油機補“窟窿”，被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勳當麵批評一頓。周化民說，
“黨領導蘭考近二十年都沒有改變麵貌，焦裕祿來了就改變了？他比黨的本事還
大？通訊中說焦裕祿講了這，說了那，蘭考是縣委領導還是他一個人領導？”秦
一飛在大會上說：“焦裕祿來蘭考一年多，是條龍能吸多少水？還什麽典範、榜
樣，他幹出了啥？是啥典型？叫外人來蘭考看什麽？看蘭考人窮得倆人穿一條褲
子。”焦裕祿的骨灰由鄭州遷回蘭考那天，有幾萬人自發到火車站迎接，那哭聲
真是驚天地動鬼神，而秦一飛、周化民命令他們帶來的兩千多名四清工作隊員都
不準到車站，秦一飛也沒有去。
蘭考文革初期，大城市的紅衛兵來蘭考串連，秦一飛、周化民假借他們不了
解內情，用他們的名義泡製了一份材料，說新華社的通訊是修正主義的大毒草，
張欽禮介紹宣傳焦裕祿是政治扒手，並出資鉛印發至全國。秦、周還到處說，焦
裕祿是張鐵禮捏造的一個假典型。
焦裕祿來到蘭考，並沒有批評誰指責誰，隻是他的所作所為深深地刺痛了
“左爺”們的神經，使他們心裏不是滋味。他們等待時機下手，現在時機來了。
他們不光要清除死去的焦裕祿的精神，還要扼殺活著的焦裕祿精神的繼承者。把
張欽禮作為這一仗的突破口，極具爆破力，不僅他是焦裕祿精神的代表，還因為
可以新帳舊帳一塊算，置他於死地。
（六）
張欽禮在獄中，耳朵被打聾，牙被打掉，手被打殘，腰被打傷。有時把他拉
出去遊鬥，兩手朝後捆綁，從卡車上猛推下來，摔得鼻青臉腫，滿身流血。他們
用一條涼席，把他卷住捆起來，頭朝下倒豎在地上，然後猛地倒下，反複多次，
慘不忍睹。張欽禮在監獄裏一百六十八天，被折磨得奄奄一息。蘭考有位老貧農
跑到北京天安門前長跪下起，為張欽禮喊冤，驚動了中南海，周總理知道了張欽
禮正遭受迫害，指示當時河南省軍區司令員張樹芝，要保證安全地於一九六八年
七月二十六日某時，把張欽禮送到他麵前。因為是夏天，張欽禮在獄中隻穿了一
條又髒又破的短褲，半夜從獄中拉出來，上了吉普車，他以為是對立麵要槍斃他，
車到城外，他吵鬧不願走，說死也要死在生他養他的蘭考這片土地上。幾個解放
軍說，你再拖時間，明早我們幾個都要掉腦袋。先期從北京到的河南省委書記處
書記紀登奎看到張欽禮，立即命人拿來一套軍裝給他穿上，才帶他去見周總理。
總理看到張欽禮半晌說不出話來。八年前他見到的是一位餓得麵黃肌瘦為民請命
的縣長張欽禮，現在見到的是一位步履艱難、鼻青臉腫（不是軍裝遮住還是遍體
鱗傷）剛剛出獄的“囚犯”張欽禮。總理馬上命身邊的工作人員，先把張欽禮送
到醫院檢查身體，治傷治病。
周總理對張欽禮有三條指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發動領導的，要緊跟；部
隊是國家的長城，他們支左介入地方，要好好配合；回去成立革委會，抓革命促
生產，由大亂走向大治。
張欽禮回到蘭考被委任為蘭考縣革委會主任，這是他從抗日戰爭到現在第一
次成了蘭考的第一把手。他首先從監獄中放出被秦、周逮捕的一千二百多名幹部
群眾，恢複了四千名黨員的黨籍，整修了焦裕祿紀念館，然後著手繼續實施焦裕
祿生前製定的除三害規劃。他帶領群眾，用一年多時間，利用黃河水淤灌二十二
萬畝鹽堿地為良田，製定了獎勵勞動模範和先進工作者的文件。以上這一切，日
後，都成了張欽禮被逮捕判刑的依據。
當時，省委副書記王新說：張欽禮在蘭考搞劉少奇的生產黨，派人到蘭考批
鬥他。王新原來是河南軍區政委。部隊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他成了省委二把手，
他派到蘭考的幹部，批鬥張欽禮個把月，又撤了張欽禮革委會主任的職務，把他
送到信陽大別山軟禁起來。
這是一九七一年初，林彪一號命令發布不久。張鐵禮在信陽沒有投入監獄，
在一個單位掛了個虛職，由押送他的幾個人日夜監管，實際上是軟禁。後來，張
鐵禮才知道押送監管他的幾個人中，有一個是省公安廳副廳長。張欽禮到信陽後，
他在蘭考的家數次被抄，高音喇叭對著家門口，曆數他的種種“罪狀”。他們還
竟然把宣傳車開到了張欽禮在山東的老家，堵著門口叫喊他的“罪狀”。張欽禮
的老母親——一位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前輩，經受不起這樣的折磨，活活被氣死。
張欽禮通過了種種刁難才允許回家安葬老母。秦、周二人為此還出了一期“敵情
簡報”報告給王新。為了使張欽禮不與外界接觸，又把他送到了深山裏一個叫靈
山寺的古廟裏幾個月。張欽禮在大別山被軟禁了五百四十多天，直到發生林彪事
件。
周總理於一九七二年六月七日再次指示張樹芝在三天內，把張欽禮和領導修
建紅旗渠的林縣縣委書記楊貴送到北京交給他。周總理一見到他倆就哭了，旁邊
的工作人員立即遞給總理一塊手絹。周總理再三追問王新等人：為什麽要迫害他
們？一個在平原治沙治堿很有成績；一個在山區治山治水很有成績，為什麽要迫
害他們？
張欽禮從北京回來，被提升為開封地委副書記兼蘭考縣委書記。楊貴被提升
為公安部副部長。
林彪事件以後，王新很快被捕。捕前在批鬥他的會議上，周總理指示張欽禮、
楊貴必須參加。張欽禮這時才知道王新是林彪的死黨。張欽禮不理解的是，他與
林彪並不沾邊，和王新也不認識。秦一飛、周化民的旗幟上還寫著：誓死捍衛毛
澤東林彪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他隻捍衛焦裕祿精神。更為荒唐的是，粉碎“四
人幫”後，他被定罪判刑的前提條件和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緊跟林彪四人幫。
張欽禮曾多次對我說過，他始終不理解文化大革命是怎麽回事。直到現在他
甚至於也不明白，他這一生坎坷遭遇的根子在哪裏？為什麽會是這樣？
這裏需要交代一個背景。文革開始不久，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下午一點
半，周總理在北京京西賓館代表中央接見並指示河南支左部隊要支持保護河南真
正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鄭州的“二七公社”、開封的“八、二四”。
新華社當天播發了新聞，中央廣播電台當天廣播，《人民日報》第二天一版頭條
刊出。當時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勳、書記處書記紀登奎首先表態支持這兩個造
反派組織。“衛焦司令部”聲明支持開封的“八、二四”，張欽禮自然而然地成
為支持造反派的領導幹部，成為文革後的清查對象。
河南有成千上萬的老幹部在周總理指示後，紛紛貼出大字報支持“二七公社”
和“八、二四”造反派組織。說句老實話，當時在一些老幹部心裏，能相信的隻
有總理了。不知道為什麽，王新和王新所領導的支左部隊，卻不支持造反派。廣
大幹部雖困惑於這種形勢，但不解內情。
張欽禮第三次被周總理解救後，特別是王新被捕，他深感問題複雜，眼前一
片迷霧。他請求總理幫助他調離河南。他回憶當時的心情時說：“我在河南工作
有一種身在險境苦掙紮的感覺，不知道哪一天摔得粉身碎骨，這不是己經摔了三
次了嗎？雖不是粉身碎骨，也折騰得少皮沒毛，死去活來。運動一來，他們湊水
和泥，說你是圓的團團，說你是長的拽拽，說你落後保守，工作沒跟上，這些話
都不論斤兩，輕的批判鬥爭，重的撤職罷官、開除黨籍，甚至蹲監坐牢。官大一
級，壓死泰山，他們都是上級，都打著為人民服務的招牌，都有理，就我沒有理。
俗話說，樹移死，人移活，免得低頭不見抬頭見，老成見老印象，運動一來都起
新作用。”總理接受了張欽禮的申請，答應一定幫助他，當然，申請書寫得比較
簡單。之後，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張欽禮的這個願望沒有實現，接著是總理病
逝，接著是粉碎四人幫，接著是河南的大清查……
文革八年，張欽禮和秦、周在蘭考各支持一個對立的群眾組織，大方向都
“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這是中央的決定。雙方在這兩個口號下都說
過錯話，犯過錯誤，辦過錯事，誰也無權清算對方。雙方鬥爭的實質，用張欽禮
的話說：是捍衛和砍倒焦裕祿這麵旗幟為焦點的兩條路線的鬥爭。這句話說的是
實際情況，即便說錯了，也不犯法。張欽禮的判決書上寫：張犯在蘭考捏造了一
個所謂“兩線一點”的反革命謬論，致使周化民同誌遭到殘酷迫害。說到周化民
遭到迫害，和張欽禮比較是小巫見大巫。張鐵禮被總理解救翻身後，也不能完全
控製他所支持的群眾組織不批鬥秦一飛、周化民，但他們始終受到蘭考支左部隊
的保護，是有限度的。秦、周在文革中既沒有進過監獄，也沒有遭受過軟禁。
粉碎“四人幫”後，周化民因鎮壓“衛焦司令部”和張欽禮有功，被提升為
商丘地委書記。不知為什麽此時的蘭考縣卻劃歸商丘管轄，這樣，蘭考的清查工
作，就由周化民一手運作了。周化民清查張飲禮得到當時省委戴蘇理和趙文甫的
支持。前邊我說過，五七年反右時趙文甫在蘭考和張欽禮就有一場爭論；一九六
零年信陽餓死百萬人的打手之一的戴蘇理對張欽禮當時去北京向總理反映河南的
實情，並指責省委掠奪農民一事恨之入骨。最近，在中央工作的楊貴問誌告訴我：
“最後給張欽禮定案的就是戴蘇理。”楊貴長期在林縣任縣委書記，對河南“極
左”路線深惡痛絕。文革中，他任公安部副部長時，曾作為中央特派員來河南調
查，對戴蘇理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十分了解，對張欽禮的命運也十分關心。當時
的戴蘇理已經由信陽事件時的秘書長提升為省委書記，趙文甫則由抓“右派”時
的組織部長提升為主管政法的省委副書記。他倆負責河南的清查工作。張欽禮被
捕前，戴蘇理把他叫到省委，逼他揭發劉建勳、紀登奎。張欽禮說，“劉、紀在
上層活動我不了解，文革八年，我隻在蘭考和秦一飛、周化民鬥爭，揭發他倆如
何迫害我，我有材料。”戴蘇理威脅說；“你不揭發劉建勳、紀登奎，就是沒有
站過來，站不過來矛盾的性質就轉化了。”
幾天後，張欽禮於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被逮捕。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河南日報》一版刊登一條新聞，大標題是：
中共河南省委決定依法懲辦反革分子張欽禮。且不說這個標題是的荒唐違法，但
它說明一個問題，張欽禮一案由省委決定。省委是誰？是戴蘇理、趙文甫。
張欽禮在治黃淤灌的工地上被捕。當刑警給他帶上手銬時，他放開嗓門，對
著峰湧而上的幾百民工高喊著；“蒼天有眼，焦書記在天有靈，蘭考所發生的一
切，他們都看到了，今天是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記住這個日子，這是個暗無
天日、人妖顛倒的日子”。開始，工地上一片哭聲，稍後，大家冷靜下來，他們
立即推出了張傳嶺、閻協崇、史占卿三位代表，為張欽禮送行。三人跑回家拿了
些吃的，趕到鄭州監獄外麵等候。當張欽禮帶著手銬從刑車上被架出來時。三人
哭著湧上去，要塞給張欽禮一些油餅花生仁。刑警攔住不讓他們靠近，他們苦苦
哀求著，“老縣長跟著我們過窮日子落下了毛病，一餓就流虛汗，支撐不住會昏
到不醒人事，有口吃的就能挺過去，蘭考的人誰都知道他這個病啊！”刑警允許
了。隨後，三人在獄牆外麵轉圈，他們哭著轉著，轉著哭著，也不知道轉了多少
圈……
張欽禮在獄中關押了一年多，直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商丘地區中級
人民法院判處張欽禮有期徒刑十三年。張鐵禮不服上訴，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駁
回上訴，維持原判。因張鐵禮一案和“衛焦司令部”組織所涉及的清查對象有四
千多人，其中一百二十人判刑，其餘或開除公職，或開除黨籍，或降級下放，或
兼而有之。
張欽禮的主要罪名：
一、逮捕時的罪名是“扒開黃河大堤淹蘭考人民”，指的是用黃河水淤灌二
十二萬畝鹽堿地；
二、判刑的前提和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緊跟林彪四人幫和反黨亂軍”；
三、迫害老幹部。指的是秦一飛、周化民；
四、刑滿釋放證上寫著：“張犯因文化革命煽動罪”被判刑。“煽動”指的
是“四杆旗（村）”的幹部群眾到縣委造了秦一飛、周化民的反，支持了張欽禮。
焦裕祿生前樹立的四杆旗（村）幹部的命運更慘。文革中，他們隨著張欽禮
起伏多變的命運而沉浮，最終慘遭迫害。
秦寨的支部書記趙新貞，第一次從獄中出來，直奔九孔閘工地。不知情的妻
子挎著籃子去監獄給丈夫送飯，半路上聽說周總理派人把老縣長救出來了，趙新
貞也出獄去了工地。她轉身往家跑，把喜訊告訴了婆婆。婆婆命她用架子車拉她
去工地。趙新貞看見媳婦拉著老娘來了，“撲通”跪在地上，哭著說：“兒不孝，
讓娘擔驚受怕！”他娘說，“你踩著焦書記的腳印，跟著老縣長，娘不擔驚，不
害怕，你出來了就沒事了，好好幹吧，娘走了！”工地上的民工圍得裏三層外三
層，哭成了一團。
趙新貞被判刑十年，他在獄中得了“水腫病”（老百姓叫氣鼓病），肚子浮
水，後來渾身腫得不能動彈，第十個年頭，才允許保外就醫，出來就死了。
雙楊樹的支部書記王發祥因“罪證”不足不能宣判，在隔離室審查十年，第
十個年頭死在隔離室。
趙垛樓的支部書記李運祥判刑六年，在獄中癱瘓，刑滿出獄不久就死了。
韓村的支部書記楊素蘭是位女性，聞訊逃跑了。她在外受盡千辛萬苦流浪了
四年，撿了一條命。
他們在文革中既沒有殺人放火，也沒有組織人馬武鬥。當焦裕祿的墓碑展覽
館遭破壞時，他們自帶幹糧、鋪蓋，吃住在墓地，日夜看守，免遭破壞。他們最
大的罪狀就是“反革命分子張欽禮的保皇派”。他們在獄中都受盡酷刑。同案的
一百二十多人中，有人因受不了酷刑，把口袋裏僅有的幾毛錢交了黨費，自殺了。
前麵提到過，在秦、周的操縱下，曾泡製出一份材料到處散發。當時的省長
王維群組織開封師範學院優秀師生四人，由楊捍東任組長到蘭考調查，主要核實
通訊中素材的真偽。楊等在蘭考三十三天，走訪縣、社、隊幹部二百多，記錄了
十三本原始資料，由楊捍東執筆寫了調查報告，證實通訊中的材料“翔實無誤。”
文革開始，楊捍東來蘭考串連，正碰上張欽禮遊街示眾。他當天就被抓捕入獄，
後又陪張欽禮在全縣輪回批鬥四十天，被折磨得九死一生。整個文革期間，他的
命運就和張欽禮的戰船一起沉浮。從被捕到判刑所有審訊的主要內容就是他為什
麽要搞那份調查，陷害縣委書記周化民。他在獄中受盡酷刑。清查時，被判刑五
年。刑滿釋放後，在蘭考一個小村種幾畝地維持生活。他現已六旬，曾數度上訴
中央，述說他的冤倩，但都遝無音訊。
蘭考文化大革命的結果，和蘭考文化大革命開始第一次把張欽禮投入監獄所
涉及的人員姓名、數量，幾乎相同相等，等於說，鬥爭了八年，又回到了當初。
不過鬥爭雙方的命運卻有了天壤之別。如果更精確計算，應該從一九五七年開始，
鬥爭了二十多年，同樣的原班人馬、對立的雙方，一方的人卻步步高升，而張欽
禮從一九五七年的“降級內部控製使用”到一九五八年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再到粉碎四人幫後成為一名“囚犯”。由此，讓人悟出點道理：蘭考的文化大革
命不是這派和那派之間的派性鬥爭，而是十七年鬥爭的繼續，是上上下下一批在
任何政治運動中都能得心應手的“左爺們”，向焦裕祿、張欽禮等優秀幹部的大
反撲。這些“左爺們”的權勢根深蒂固，盤根錯節，他們也可能在鬥爭對手時擦
傷一點皮肉，但動不了根本，他們一有機會必然置張欽禮於死地。
蘭考的文化大革命整個顛倒了。
張欽禮也許永遠翻不了案，因為堆積在他上空的陰霆太濃重。他現在年近八
旬，健康狀況亦如他的命運快走到盡頭。
（七）
我現在記述的卓興隆，是大躍進時在蘭考抵製浮誇風、共產風的一位優秀的
基層幹部。他不僅被焦裕祿欣賞器重，從公社提拔到縣裏任除“三害”（風沙、
鹽堿、內澇）辦公室主任兼縣委宣傳部部長。還被文革中去蘭考視察工作的中央
商業部部長姚依林看中，認為卓是個人才，建議陪同他的劉建勳提拔重用他，後
任商丘地區柘城縣縣委書記。周化民抓住他在蘭考支持張欽禮、支持“衛焦司令
部”、宣傳焦裕祿精神，用“鈍刀子割肉”的辦法，一點一點把他“割死”。他
的死觸目驚心，我曾為他寫過內參。內參不知通過何種渠道，在河南廣為流傳。
這是十年前的事。
卓興隆不僅是焦裕祿和張欽禮的得力助手，還是焦裕祿提倡的農桐間作的狂
熱推廣者，在蘭考如此，到柘城由於大麵積推廣農桐間作，促進農林大發展，商
丘地區也推廣了柘城的經驗。文革期間，中央有關部門曾在商丘召開過全國綠化
和農桐間作會議，我參加了這個會議，也專門采訪過卓興隆，為《人民日報》采
寫組織過整版商丘地區農桐間作的文稿。卓興隆隻讀過小學，但很聰明，很有悟
性。他受焦裕祿的影響，不但愛泡桐，也懂得尊重知識，用心讀書，練一手毛筆
字，強化自己作為一個中層領導幹部的文化素養。焦裕祿逝世後，曾寫過三、四
千字的懷念文章登在《人民日報》上。他發明一種土辦法專治桐樹上的“布袋
蟲”，商丘地區的農民至今還流傳著：“看見布袋蟲，想起卓興隆。”他因為喜
歡泡桐，臨終前寫了一首小詩《桐花讚》：“桐花啊！桐花，你串串粉紅，聖潔
溢情，你勝過八月的桂，臘月的梅；桐樹啊，桐樹，你木質潔白，昂首擋風，所
有的詩都該把你讚頌。”
河南清查工作開始時，商丘地區兩任黨委書記孫玉尊、李景堂都保卓興隆，
並在群眾大會上宣布：卓興隆在文革中沒有實質性的問題，繼續留任。後來，周
化民調到商丘地委，他先把卓興隆從縣委書記位子上拉下來，任地區水利局副局
長，不久，又拉下當一般幹部，最後，又開除了他的黨籍。卓興隆咽不下這口氣，
再加上種種壓力而鬱悶得了肝癌。得知卓興隆病逝，蘭考來了六卡車群眾，在商
丘市卓興隆的平房前搭個大靈棚，供蘭考、柘城和商丘地區的群眾吊唁。許多群
眾帶著幹糧從農村來到卓興隆靈前日夜守靈。有人嚎陶大哭，有人捶胸頓足，離
休的水利局局長王昭奇半癱瘓，他邊爬邊哭在靈前叫喊：“老卓，你死得冤啊！”
當卓興隆的靈車開住公墓經過市區大街時，後邊跟的大車小車土車洋車有二裏長，
街兩旁的行人止住腳步，目瞪口呆地看著商丘地區解放以來從未見過的如此悲壯
隆重的送葬隊伍。有人問死者是哪一級幹部？地區電視台有位大膽者自願為這個
葬禮拍了錄像。由於有警察幹涉，很多更動人的群眾場麵沒有拍下來。
卓興隆開除黨籍一事，他生前沒有告訴妻兒老小，怕影響他們對黨的看法。
喪事過後他的女兒在整理他的遺物時，發現他病中寫的申訴書和《桐花讚》。申
訴書上說：他本來沒有什麽問題，突然之間逐步升級，原因是六十年代他同開封
地委個別領導（指周化民從地委來蘭考搞四清——作者注）在宣傳焦裕祿的問題
上發生原則分歧，他現在借清查之名置他於死地。他在申訴書中要求：公正審查
他的問題、平反、恢複黨籍。
不久，卓興隆的一雙兒女帶著他出葬時的錄像帶和申訴書來北京見我（卓在
病中，我曾經讓我的女兒在國外為他買藥），根據我對卓的了解和這盤錄像，寫
了一篇稿子，登在新華社的內參上。不知是誰從哪條渠道把這篇內參翻印出來在
河南偷偷流傳，傳者們說：“蘭考的冤案中央知道了。”
焦裕祿在蘭考雖隻有一年多，他的人格力量不僅在群眾中產生巨大影響，同
時也影響了張欽禮、卓興隆等一批幹部。卓興隆在柘城任縣委書記時，頗有焦裕
祿的風範，連他的葬禮都如此悲壯，如此轟動。
周化民第一次把張欽禮投入監獄時，卓興隆跑了，沒逮住；第二次張欽禮被
軟禁大別山時，卓興隆已經離開蘭考去了柘城。不從六十年代宣傳焦裕祿時他倆
的鬥爭時間算起，從文革開始，到周化民去商丘任職，他們己經七八年沒有見麵
來往，況且，卓興隆這時已經是他屬下的一位優秀的縣委書記，即便如此，周化
民也不放過。奧地利作家茨威格在他的《導端的權利》一書中說；“宗教和政權
結合會變成法西斯。”極左思想也是周化民、戴蘇理的宗教信念，一旦這種信念
和權力結合，使他們變得特別偏執，特別殘忍。
（八）
河南省清查工作嚴重違法亂紀和擴大化的問題，二十年前我就寫過內參。因
為事關重大，我帶著稿子來北京總社，內參部叫我隻能手抄一份直接送耀邦問誌。
河南省清查工作是保守派清查造反派，完全不考慮當時周總理代表中央支持河南
兩大造反派組織的事實。即便沒有這個事實，也應該是所有群眾組織聯合起來清
查壞人。因為，下邊的文化大革命很複雜，情況各異，更不同於中央。一派清一
派，等於用派性指導清查工作，必然導致冤假錯案。
河南的清查工作，它涉及的人數，開除黨員的人數，對幹部判刑的人數，占
全國百分之六、七十。全國在清查工作中，有十三萬黨員被開除黨籍，河南省就
占了十萬零七千名。對幹部的審判，全部秘密進行，不開庭，審訊時，既不出示
人證物證，又不準本人申訴（個別上訴也無用），有人根本沒有起訴書，有的沒
有罪行材料。張欽禮就是在這樣的狀況下被判刑的，他對所有指控都不承認。審
訊人員對他說，法律服從政治，我這裏是過個手續，你再申辯，要加判。有人對
主管清查工作的趙文甫說：“某某不能夠判刑！”他說：“先判了再說，錯了以
後再改！”趙文甫深知中國的冤假錯案難改，即便改了，個人也不負任何責任，
這是曆史的經驗。
整個文革期間戴蘇理基本都在台上，支持派性，和年邁多病正在受冤受審的
妻子（她曾任地區專員、省婦聯主任）離了婚，和一名年輕漂亮的教員結了婚。
人們無權指責他喜新厭舊，卻有權指責他左得失去人性，並在領導了一場大規模
地清查工作後，又榮升為遼寧省委第一把手。
耀邦同誌主政時，曾當麵指示當時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楊析宗解決河南清查工
作擴大化和違法亂紀的問題，楊雖作過努力，因阻力太大，終無結果。焦裕祿通
訊作者之一周原曾給楊析宗寫過一封信，保張欽禮監外就醫。楊在信上批示：相
信一個老共產黨員的保證。其實，也隻是提早半年釋放。
耀邦同誌逝世前，曾出台過一個文件，大意是：文革中的鬥爭，是中央的事，
不要過於涉及下邊的同誌。這個文件到省裏就壓下了。凡是偷偷傳抄這個文件精
神的幹部，有的被開除公職，有的被開除黨籍，有的逮捕法辦。蘭考縣原縣委副
書記王啟德，己經開除黨籍，降級下放，因為偷偷傳抄這個文件精神被逮捕法辦，
判刑三年，出獄後患癌症死了。實際上他在獄中己是癌症後期。這位在焦裕祿時
代被提拔跟著苦幹、文革中跟著張欽禮幾進幾出監獄的硬漢子，最後也沒能虎口
餘生。
河南省一些黨、政、軍離休的老領導、老紅軍、中央委員，如周總理曾兩次
指示找到張欽禮送到北京的河南省軍區司令員張樹芝、還有省長王維群等，曾聯
名上書黨中央，指名道姓批評戴蘇理、趙文甫在領導清查工作中的違法亂紀和擴
大化問題。王維群已經過世，他在彌留時的遺言，是懇求中央為河南的這些老幹
部平反。
（九）
張欽禮在鄭州監獄受審後給他的老伴劉秀芝寫了一首順口溜：
“秀芝，秀芝，革命的老伴，他們今天提審我，編造謊言一大片，逼我簽字
我不簽，當場把臉翻，拳打腳踢，砸鐐帶拷，法西斯暴徒真凶殘。秀芝，秀芝，
革命的老伴，今天是四月二十九日星期天，他們提審我到中午十二點，牢房落了
鎖，我在門前站，一站站到一點半，我犯了餓傷症，冷汗濕衣衫，頭昏眼花，栽
倒在鐵門前，幾乎一栽要長眠……”
張欽禮後來轉到新安縣監獄。一天，監獄來了一位領導，他很想目睹一下這
位曾被周總理三次解救、河南家喻戶曉、焦裕祿親密戰友的“尊容”。提審張鐵
禮的兩名監管人員很想討好這位上級，滿足他的好奇心。他們喝令張欽禮跪下，
張欽禮站在這位上級麵前，不動聲色，不理不搭。張欽禮說，“他們打掉了我的
門牙，順口流血，砸上十八斤的死刑腳鐐。還故意往腳脖子上砸，一錘下去，砸
掉一塊肉耷拉下來。我忍住滿腔怒火，不吱聲，不下跪！”
張欽禮的悲劇在於：他一生心裏隻有黨，而黨心裏經常沒有他。
他從父輩那裏接受了黨的傳統教育，他也用這種精神教育家人和子女。不同
的是，他的子女們不僅體現了傳統美德，也勇於挑戰時代風雲，他們都很優秀。
他愛人劉秀芝也是老幹部老黨員，解放前坐過國民黨的監獄，為了掩護張欽
禮，差一點被國民黨活埋。因為張欽禮是一縣之長，怕影響不好，總是限製提拔
使用她。張欽禮判刑時，劉秀芝月工資隻有四十六元，要養活五個孩子和她自己，
每月探監時還要為張欽禮帶吃的。張欽禮先在鄭州監獄服刑，後又改到新安縣。
新安縣離蘭考七百裏。每年除夕這天，劉秀芝帶一塊揉好的白麵和一碗肉餡，從
蘭考乘火車到鄭州，再轉乘長途汽車到新安，再步行幾裏天黑趕到監獄。看著丈
夫吃完她包的餃子，為的是讓張欽禮得到些許安慰，熬過漫長的十三年鐵窗生涯。
幾十年來，為了張欽禮，數不清的威逼恐嚇，批判鬥爭，她隻有一句話：“欽禮
是個好黨員好幹部。”在難以想象的困苦和坎坷中，她教育兒女們發奮成才的事
跡可以寫一大本書。她有一個兒子在外語學院畢業後，東渡日本留學，研究日本
文學，成為大學教授，但他向往日益崛起的祖國，毅然回國辦教育；她的其他子
女都是很有成就的私人企業家。張欽禮一家上下幾代，都是共和國肌體裏最活躍
最健康的細胞。
張欽禮在新安監獄服刑時，蘭考的幹部、群眾、勤雜人員、小商小販及機關
食堂的炊事員等，他們很不容易湊夠路費，費了很多周折，去新安探望張欽禮。
東壩頭是一個很窮的小村，全村人湊錢，選出了兩位代表，買了幾斤水果糖，去
探望張欽禮。他倆對張欽禮說，“全村的人都知道你在這裏坐牢，選縣長時，全
村有二十六人投了你的票。”有四名在不同地方以爆玉米花為生的蘭考農民，相
約在同一時間去探望張欽禮。他們能為他帶的禮物就是各自買了兩個燒餅，每個
燒餅裏夾兩根油條。監管人員向他們要介紹信，他們說沒有，又問他們和張犯是
什麽親戚關係，他們說也沒有任何關係。“那你們為什麽來探望他？”監管人員
不準他們進來。四位農民一起跪在監獄門口，不走也不起來。他們說，張欽禮是
他們的老縣長，他為蘭考人民坐監獄，他在蘭考時，他們不會向他跪下，現在跪
下是向他行大禮。這位監管人員被感動了，把張欽禮叫了出來。張欽禮看到這四
位不相識的農民，每人手中捧著兩個夾油條的燒餅，也立即向他們跪了下來。五
個人說不出一句話，隻是相對痛哭。在一旁的那位監管人員也泣不成聲。
張欽禮成為共和國監獄裏的一名“囚犯”，這是我國司法的恥辱。
我在整理這份材料時，腦中時時出現如下觀點：長期的極左路線和人事製度
的弊端，在我們生活中大量存在是非曲直十分，好人壞人不辨。這兩種痼疾在文
化大革命的混亂中，互相糾結，惡性發作，把整個國家民族推向破產的邊緣，推
向險惡的頂峰。當我們從邊緣上被拉問，從頂峰上跌落下來時，整個國家遍體鱗
傷。我們隻把摔傷的皮肉包紮一下，沒有探究痼疾的根源。耀邦同誌領導的平反
冤假錯案和真理標準的討論，像矗立在改革開放大門兩邊的兩座豐碑，它警示後
人：不要再製造新的冤假錯案，不要一個人說了算數。前者是法製問題，後者是
體製問題，都是根本問題。
２００２年１月寫
２００３年 １２月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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