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島 | 錢阿姨

據父親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有個叫王玉珍的農村姑娘，因家庭糾紛從保定到北京打官司，眼見那官司曠日持久，她到我家落腳當保姆。我們住東交民巷外交部街1號，到司法部街的法院沒幾步路。王玉珍身強力壯，嗓門洪亮，帶孩子洗衣服買菜做飯全包了，根本不當回事。據父親說，每天下班，都看見她坐在家門口，一手抱我，一手抱我弟弟輪流喂飯。父母白天上班，無人替換，估摸每回開庭，我們都跟著對簿公堂。兩年後，王玉珍打完官司回保定，我們哥兒倆已滿地跑了。

 

1

 

1957年年底，我們家來了個新保姆，叫錢家珍，江蘇揚州人。她丈夫是個小商人，另有新歡，一氣之下她跑到北京，先住後母家，鬧翻了，下決心自食其力，經父母的同事介紹來到我家。錢阿姨和我互為歲月的見證——我從八歲起直到長大成人，當上建築工人；而錢阿姨從風韻猶存的少婦，變成皺巴巴的老太婆。

改革開放前，父母的工資幾乎從未動過，每月總共二百三十九元人民幣（對一個五口之家算得上小康生活），扣除各自零花錢全部交給錢阿姨，由她管家。

錢阿姨不識字，除了父母，我算是家中文化水平最高的，記賬的任務自然而然落到我頭上。每天吃完晚飯，收拾停當，我和錢阿姨麵對麵坐在飯桌前，大眼瞪小眼，開始家庭經濟建設中的日成本核算。那是個十六開橫格練習本，封皮油漬斑斑，卷邊折角，每頁用尺子畫出幾道豎線，按日期、商品、數量、金額分類。錢阿姨掰著指頭一筆筆報賬，並從兜裏掏出毛票鋼鏰兒，還有畫著圈兒記著數的小紙條，那些圈兒，依形狀大小代表不同商品，讓人想到原始符號。

對我來說，這活兒實在令人厭煩，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幾乎從未間斷，如果間斷那麽一兩天，得花上更多的時間精力找補才行。我貪玩，心不在焉，準備隨時溜號兒。錢阿姨先板臉，繼而拍桌子瞪眼，幾乎每天都不歡而散。其實這賬本父母從未查看過，錢阿姨也知道，但這代表了她的一世清名。

還有一個不可能的任務，就是代寫家書。關於錢阿姨的身世，我所知甚少。她總嘮叨自己是大戶人家出身。說來她素有潔癖，衣著與床單一塵不染；再有她每回擇菜，扔掉的比留下的多。這倒都是富貴的毛病。

錢阿姨有個異母同父的妹妹，每回揚州來信都是頭等大事。為確保郵路暢通，她張羅著給郵遞員小趙介紹對象。小趙長得幹淨利索，生性靦腆。而為他準備的候選人，要不農村戶口，要不缺心眼兒。每次相親我都在場，真替小趙捏把汗，可哪有我插嘴的份兒？說來還是錢阿姨的社交圈有限，那年月，社會等級被表麵上的平等掩蓋了。小趙變老趙，單身依舊。

錢阿姨幹完活，摘下圍裙套袖，從枕下抽出剛抵達的信。我展開信紙，磕磕巴巴念著，遇生字就跳過去。錢阿姨聽罷滿臉狐疑，讓我再念一遍。接下來是寫回信。上小學二年級時，我最多會寫兩三百個字，實在不行就畫圈兒，跟錢阿姨學的。好在家書有一套模式，開頭總是如此：“來信收到，知道你們一切都好，我也就放心了……”

時間久了，才知道錢阿姨的妹妹也有“槍手”，是她女兒，跟我年齡相仿，後來去江西插隊。有一陣，我們同病相憐，通信中會插入畫外音，弄得錢阿姨直納悶兒。

 

2

 

錢阿姨雖不識字，但解放腳，不甘落後，有心參加社會活動，可要跟上這多變的時代不那麽容易。保姆身份在新社會變得複雜不定，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動蕩中，甚至有政治風險。

1958年夏，“大躍進”宣傳畫出現在毗鄰的航空胡同磚牆上，那色調讓夏天更熱。變形的工人農民形象代表變形的時代，風吹日曬，他們漸漸隱身牆中。對孩子來說，那是激動人心的日子，幾乎每天都在過節。

秋天到了，在我們樓對麵那排居委會的灰色平房辦起公共食堂。錢阿姨響應黨的號召，撂下我們兄妹仨，套上白大褂，一轉身飄飄然進了食堂。她簡直變了個人兒，眉開眼笑，春風得意。曾一度，濃重的揚州口音漂浮在混雜的普通話之上，不絕於耳。錢阿姨仍住在我家，對我們卻愛答不理。到底是她跟父母有約在先，還是單邊決定？那架勢有隨時搬出去的可能。我們仨全都傻了眼，別無選擇，隻能跟她去食堂入夥。我很快就體會到錢阿姨的解放感——獨立、無拘無束，集體的空間和友情。

食堂由於嚴重虧損，沒幾個月就垮了。錢阿姨脫下白大褂，戴上藍套袖，回家生火做飯。她整天哭喪著臉，沉默寡言，時不時站在窗口發愣，背後是炊煙浸染的北京的冬日天空。

七八年後，老天爺又跟她開了個玩笑。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爆發。錢阿姨起初按兵不動，靜觀其變，直到一個“紅八月”的早上，她一躍而起，身穿土黃色軍裝（有別於正統國防綠），胸戴毛主席像章，腰紮皮帶，風風火火，把家門摔得砰砰響。她處於半罷工狀態。所謂半罷工，就是不再按點開飯，填飽自己肚子時順便把我們捎上。那年錢阿姨四十三歲，或許是人生下滑前的最後掙紮，或許是改變命運的最後機會。

在滾滾洪流中，誰又能看見誰呢？每個人都被革命熱情所蒙蔽。據我所知，錢阿姨那一陣忙著跳“忠字舞”，參加居委會的批鬥會。她背語錄有困難——不識字，揚州話拗口。那年頭，我們也處於半瘋狀態，側看半瘋的錢阿姨倒是挺正常。

可沒多久，錢阿姨急流勇退，脫下軍裝，翻出藏青小襖，像更換羽毛的鳥，準備過冬。到底有何難言之隱？不知道，但可以想象：當一個小人物衝向大時代，有多少傷害埋伏左右。

父親的單位裏貼出大字報，指名道姓，聲稱雇保姆是堅持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父母有些慌張，當晚與錢阿姨緊急商量，請她暫避，並承諾養老送終。

錢阿姨若無其事，早上照樣用篦子梳頭，盤好發髻。幾天後，她為我們做好午飯，挎著包裹搬走了。最初還回來看看，久了，從我們的視野淡出。忽然傳來她跟三輪車夫結婚的消息，在那處變不驚的年代，還是讓我一驚。

一個星期天上午，我騎車沿西四北大街向南，終於找到門牌號碼。那是個大雜院，擁擠嘈雜。有孩子引路，錢阿姨一掀門簾，探出頭。小屋僅四五平方米，炕占去大半，新換的吊頂和窗戶紙。錢阿姨把我讓到唯一的椅子上，自己坐在炕沿。我有些慌亂，說話磕磕巴巴的，終於問起她的婚事。

老頭子上班去了，她說。表情木訥。

令人尷尬的沉默。錢阿姨沏茶倒水，還要給我做飯，我推說有事，匆匆告辭，轉身消失在人流中。沒幾天，傳來她離婚的消息，在家裏並未掀起什麽波瀾。據說離婚的理由很簡單：錢阿姨嫌人家髒。

 

2

 

1969年年初，錢阿姨又搬回來了，主要是照看房子。人去樓空：母親去河南信陽地區的幹校，弟弟去中蒙邊界的建設兵團，我去河北蔚縣的建築工地，隨後妹妹跟著母親去幹校，父親壓軸，最後去湖北沙洋的幹校。

弟弟去建設兵團那天，父親到德內大街的集合點送行後回家，在樓門口撞見錢阿姨，她氣急敗壞地說：“要是保保（小名）找個蒙古女人回家，那可不得了。這事不能不管，你跟他說了沒有？”“沒跟他說這個。”父親答道，“別追了，他已經走遠了。”錢阿姨仰天長歎：“我的老天爺！”

1970年夏，我們工地從蔚縣搬到北京遠郊，每兩周休一次，周六中午乘大轎車離開工地，周一早上集合返回。到了家，錢阿姨圍著我團團轉，噓寒問暖，先下一大碗湯麵，用醬油、醋和蔥花做底料，加上一勺豬油，再煎倆荷包蛋放在上麵。她心滿意足看著我狼吞虎咽的吃相。

她一下子老了，皺紋爬滿臉頰額頭，有照片為證。那是我拍的一張肖像照，為了辦戶口手續。要說這可是我的拿手好戲，苦練了好幾年，不過拍攝對象都是漂亮女孩。先把白床單搭在鐵絲上做背景，再調節三盞大瓦數燈泡做光源，用三腳架支起捷克“愛好者”牌120雙反照相機，用快門線控製，哢嚓，哢嚓——

我得承認，那的確是失敗之作，正如錢阿姨的評價——像鬼一樣。若追究原因：一、曝光過度；二、焦距過於清晰；三、未找到最佳拍攝角度。當然還有後期製作的問題。我去工地上班，把底片交給樓下的一凡，我們共用一台放大機。

一凡後來抱怨說，沒轍，底片曝光過度，即使用四號相紙也是黑的。接著他犯了更大的錯誤，把十幾張廢照片隨手扔進垃圾箱，不知被哪個壞孩子翻出來，貼滿各個樓門口和樓道窗戶上。錢阿姨就像通緝犯。這下把錢阿姨氣瘋了，到處追查，最後發現罪魁禍首是我。

錢阿姨在家閑著無事，心裏不踏實，花了一百二十元給我買了塊東風牌手表。就在這前後腳，我收到父親的信。原來幹校又傳閑話——保姆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明證，而父親正隔離審查，監督勞動，壓力可想而知。盡管措辭婉轉，錢阿姨一聽就明戲，於是告老還鄉。

我們最終未實現養老送終的承諾。

 

4

 

1982年春，作為世界語雜誌《中國報道》的記者，為采寫大運河的報道，我從北京出發，沿大運河南下，途經揚州。事先給錢阿姨的妹妹寫信，通報我的行程。那天下午，去市政府采訪後，我來到她妹妹家。錢阿姨顯得焦躁，一見我，小眼睛眨巴眨巴，卻沒有淚水。從她妹妹語氣聲調中，能感到錢阿姨在家中毫無地位可言。我提議到她的住處坐坐。

沿潮濕的青石板路，我們並肩走著。錢阿姨竟然如此瘦小，影子更小，好像隨時會在大地上消失。所謂家，隻是一小間空木屋，除了竹床，幾乎什麽都沒有。我帶來本地買的鐵桶餅幹，一台半導體收音機，這禮物顯得多麽不合時宜。

在她渾濁的眼神中，我看到的是恐慌，對老年對饑餓對死亡的恐慌。她遲疑著囁嚅著，直到我告辭時才說出來：“我需要的是錢！”我傻了，被這赤裸裸的貧困的真理驚呆了。我請她放心，答應回家就把錢匯來（後來母親匯了七十元）。在大門口，夕陽從背後為她鍍上金色。她歪歪嘴，想笑，但沒笑出來。

大街小巷，到處飄蕩著錢阿姨講的那種揚州話。原來這是她的故鄉。

北島 | 守夜

 

月光小於睡眠

河水穿過我們的房間

家具在哪兒靠岸

　　　　

不僅是編年史

也包括非法的氣候中

公認的一麵

使我們接近雨林

哦哭泣的防線

 

玻璃鎮紙讀出

文字敘述中的傷口

多少黑山擋住了

一九九四年

　　　　

在無名小調的盡頭

花握緊拳頭叫喊

 

 

 

 

 

 

 

作者

 

北島

詩人

北島，原名趙振開，1949年生於北京，1978年和朋友在北京創辦文學雜誌《今天》。北島是今天詩派的重要代表，他知名的詩歌如《回答》、《一切》、《宣告》、《結局或開始》等，曾經震撼了無數國人。自1987年起，在歐美及香港多所大學教書或任駐校作家，其作品被譯成30種文字，曾獲瑞典筆會文學獎、美國古根漢獎、馬其頓斯特魯加國際詩歌節最高榮譽金花環獎等，獲選美國藝術文學院終身榮譽院士。2009年創辦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國際詩歌節——香港國際詩歌之夜，2018年創建香港詩歌節基金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