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經盛鴻
1949年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的關鍵年代。
中國共產黨在這一年指揮解放軍攻占了幾乎整個中國大陸，並於10月1 日在北京宣布建立新的中央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南京國民政府及其軍隊退據台灣。從此開始了長達五十年隔台灣海峽對峙的局麵。
曆史證明，形成1949年戰果並奠定以後五十年中國軍政局麵的最重要因素，是在這一年國共兩黨最高層不同的軍事戰略決策及其成敗得失。這最重要的表現就是這年年底發生的成都戰役與金門、登步之戰，以及中共準備1950 年攻占台灣計劃的擱淺。這戰果影響了此後數十年的中國曆史。
一
國共兩黨經過1946-48 年約三年的內戰，至1949年年初，勝負大局已定。解放軍在經過遼沈、平津、淮海等戰役消滅國民黨軍主力後，於1949年4 月乘勝渡過長江，以不可阻擋之勢迅速南下，先後占領南京、上海、杭州、武漢、長沙、福州以及太原、西安、蘭州等地，至1949年10月直逼兩廣。在這時，國民黨實際統治區隻剩下西南川、康、滇、黔地區與東南的台灣等島。當此之時，國共兩黨最高層都麵臨著一個共同問題：怎樣確定今後的軍事戰略？無疑，這是關係到國共兩黨的前途與中國政局走向的頭等大事。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最高層，麵對著一片大好形勢，在規劃著徹底消滅國民黨剩餘力量，實現" 統一中國" 的大業──這是中國數千年大一統思想的必然延伸與新政權的必然之舉。在這時，中共最高層把戰略重點與軍事進攻矛頭集中指向大西南地區，尤其注重於消滅國民黨在大陸的最後重要軍事力量──胡宗南軍事集團，而把進攻台灣放在次要地位。
早在1949年5 月23日，中共軍隊渡過長江占領南京、杭州並即將攻占上海之際，毛澤東就在致各戰略區軍政負責人的電報中，籌劃與部署此後解放軍各部向全國各地進軍的路線、地區與任務。他除確定彭德懷的第一野戰軍（以下簡稱" 一野" ）進軍大西北，林彪的第四野戰軍（" 四野" ）從兩湖地區" 尾白崇禧退路向兩廣前進" 外，以粟裕指揮的第三野戰軍（" 三野" ）" 應當迅速準備提早入閩，爭取於6 、7 月兩月內占領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點，並相機奪取廈門" ，但未提及金門、台灣；而由劉伯承、鄧小平指揮的第二野戰軍（" 二野" ）的任務則是在協同" 三野" 渡過長江、攻略皖南、江西，並對付可能發生的美國軍事幹涉，然後，" 應準備於兩個月後以主力或以全軍向西進軍，經營川、黔、康" ，並明確要求" 二野應爭取於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領貴陽、重慶及長江上遊一帶，並打通長江水路".毛澤東尤其強調，要消滅西南地區國民黨各軍，特別是胡宗南部，應采取大迂回、大包圍、斷其退路的軍事戰略，他說：" 胡宗南全軍正向四川撤退，並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蔣介石、何應欽及桂係正在做建都重慶、割據西南的夢，而欲消滅胡軍及川、康諸敵，非從南麵進軍斷其退路不可。"1從此電文中可以看出，毛澤東這時對福建的主要考慮是占領福州、泉州、漳州等要點及廈門，尚未提及金門，更未提及澎湖與台灣；而對西南，則十分重視與防範國民黨可能" 建都重慶、割據西南" 局麵的出現，因而要求劉伯承、鄧小平的" 二野" 在兩個月後離開東南戰場，" 全軍向西進軍" ，並開始部署各部對西南的胡宗南等" 川康諸敵" 實行大迂回、大包圍， " 從南麵進軍斷其退路".在毛澤東當時的軍事戰略計劃中，台灣與西南孰輕孰重，是十分顯然的。
此後，中共的軍事戰略完全按照毛澤東上述電文的內容製訂與實施。
首先，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最高層把實施大迂回、大包圍的軍事手段，圍殲兩廣與西南地區的國民黨各軍，進而占領這一廣大地區，作為1949年最重要的軍事目標與戰略重點，為此製訂了極周密的計劃，采取了一係列的軍事、政治、經濟與情報、策反等措施。
一方麵，毛澤東指示在1949年5 月下旬占領西安與關中地區的彭德懷" 一野" 部隊，暫時不去進攻退守陝南漢中的胡宗南部。1949年6 月27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說：" 國民黨中央政府正準備從廣州遷往重慶，為使偽府放心遷往重慶，而不遷往台灣，以及使胡（宗南）匪不致早日入川起見，你們暫時似不宜去占漢中，讓漢中留在胡匪手裏幾個月似較有利。"2 1949 年10月，即劉伯承、鄧小平率" 二野" 大軍從華東向西南進軍時，毛澤東又指示劉、鄧故作疑兵之態；劉、鄧於10月20日率指揮機關從南京出發，沿津浦線北上，經徐州轉往隴海線，於10月23日到達鄭州，故意讓劉伯承在公開集會上講話，然後就隱秘行蹤，使國民黨軍事當局誤判劉、鄧" 二野" 將開赴西安一線，與賀龍的第十八兵團會師後，從北向南進攻秦嶺、大巴山防線，進而入川，從而將國民黨軍的注意力引向川北，使胡宗南部滯留秦巴防線。在這同時，中共方麵還通過地下情報係統，部署當時潛伏在國民黨西南軍政長官公署、擔負作戰之責的副參謀長劉宗寬，在1949年8 月29日蔣介石在重慶主持的西南軍事會議上，巧妙地通過胡宗南的副參謀長沈策提出一份" 情況判斷" 文件與" 情況判斷" 圖，使蔣介石相信中共軍隊將首先從北麵攻川，而作出了" 拒共軍於川境以外，以隴南、陝南為決戰戰場" 的部署，下令將羅廣文的兩個軍從川東北調往川西北，增強胡宗南部的防線。
另一方麵，毛澤東則精心指揮" 四野" 、" 二野" 等部隊用大迂回、大包圍的戰略，對廣西與西南的國民黨軍部署了兩層大包圍圈。首先他指示林彪的" 四野" 與陳賡的第四兵團占領廣州後，即從兩廣最南端向滇南進軍，斷敵退往海南島與國外之路，全麵包抄與圍殲廣西和西南地區國民黨各軍。1949年7 月16日毛澤東致電" 四野" 林彪、 " 二野" 劉伯承等人，指示作戰戰略與方法，說：無論在何處作戰，" 均不要采取近距離包圍迂回方法，而應采取遠距離包圍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動，即完全不理白（崇禧）部的臨時部署，而遠遠地超過他，占領他的後方，迫其最後不得不和我作戰".這是第一層大包圍圈。在這封電報中，毛又具體部署劉伯承、鄧小平的" 二野" 迅即從華東戰場調往湘、鄂西，準備從東、南麵攻入四川，與川北的賀龍部第十八兵團配合，形成對四川國民黨軍的第二重包圍：" 劉、鄧共50萬人，除陳賡現率的4 個軍外，其主力決於9 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11月可到，12月可占重慶一帶。另由賀龍率10萬人左右入成都。由劉伯承、鄧小平、賀龍等……經營川、滇、黔、康四省。"31949 年9 月12日，毛澤東在致林彪、鄧小平的電報中，再次對圍殲廣西與西南地區國民黨軍各部隊作部署，其原則仍然是大迂回、大包圍，斷敵退路，包抄圍殲，" 總之，我對白崇禧及西南各敵均取大迂回動作，插至敵後，先完成包圍，然後再回打之方針"4.
毛澤東與中共最高層在1949年把戰略重點與進攻矛頭放在廣西與大西南地區，尤其著重消滅國民黨在大陸的最後一支軍事力量──胡宗南軍事集團時，也在籌劃渡海攻占台灣，以實現共產黨" 統一中國" 的大業。為此，毛澤東與中共最高層也采取了一係列措施，包括軍事、政治、經濟、情報、策反等工作。不過，當年並未把攻略台灣作為戰略重點與主要軍事進攻方向，而隻是把它作為包抄攻占西南地區，消滅西南地區國民黨軍各部以後，即在1950 年夏季或1950年下半年才準備實施的戰略任務。在1949年，毛澤東與中共最高層對攻略台灣並未給予足夠的重視與緊急、周密的規劃，即尚未提上議事日程。
據有關史料表明，早在1948年年底國共兩軍在徐州、蚌埠間進行淮海會戰時，中共最高層就籌組了未來接管台灣的省、市、縣與部、廳、局等各級的主管與領導人選。據當時在中共華東局任要職的王力（此人後來上調中共中央，成為毛澤東身邊的重要理論家，當毛澤東發動" 文革" 時，他成為" 中央文革" 小組成員）後來回憶說：" 許多人還不知道，1948年準備解放台灣時，舒同是中央和華東局內定的台灣省委第一任書記。舒同為書記，劉格平為副書記，省委、省政府各部、廳、各地委、各縣委的班子都已經組建和培訓得很好。"5
在情報和策反上，中共中央與華東局也早就作了布置。早在抗戰勝利後，中共情報部門就派遣曾參加紅軍長征的台灣籍高級幹部蔡孝幹及張誌忠（化名楊存霖）等人潛入台灣，組織" 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 ，積極開展發展組織與情報活動。1949年年初，中共情報機關與" 民革" 組織又先後派遣在國民黨軍中任要職的吳石、陳寶倉等隨軍撤往台灣，吳石官至中將參謀次長，陳寶倉任國防部中將高級參謀，開展情報與策反工作。1949年10月金門戰役後，中共華東局派女情報人員朱楓（朱湛之）利用關係進入台灣，與中共台灣工委及吳石等人聯係，為中共向台澎進兵作準備6.
在軍事上，毛澤東與中共最高層在1949年4 月解放軍渡過長江，攻占南京、上海、杭州等地並向福建進軍時，也開始部署攻台的準備工作。1949年6 月21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的致華東局與華東野戰軍領導人粟裕、張震等人的電報中，明確指出華東野戰軍（即" 三野" ）在" 目前幾個月內有四件大工作" ，其中第四件大工作就是" 準備占領台灣"7. 毛澤東這時主要寄望於" 三野" 陸軍部隊，因為中共這時剛剛籌建的海、空軍，力量尚很薄弱。就在6 月21日這天，中共另一重要領導人劉少奇奉毛澤東指示，率王稼祥離開北京，到沈陽與高崗會合後，秘密訪問蘇聯。劉少奇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請求蘇聯幫助中共培訓海、空軍人員和提供作戰飛機、艦艇以及技術設備等，甚至試著請求蘇聯直接出動海、空軍，支援中共準備在1950年發動的攻台行動。1949年7 月25日，毛澤東致電在莫斯科的劉少奇，指示劉與斯大林協商，請求蘇方" 在莫斯科於半年或一年內訓練一千名空軍人員，三百名地上機械人員，並賣給我們一百至二百架戰鬥機、四十架轟炸機作為明年（按：指1950年）下半年我軍進攻台灣之用 "8. 斯大林爽快地答應了中共的請求，但是因為擔心引起美國幹涉，未肯答應直接派出海、空軍支援中共攻台。
但不管怎樣，在1949年，毛澤東與中共最高層對攻略台灣，隻是在進行準備，並不打算在當年實施。這首先是因為毛澤東急於統一中國，對西南地區的重視超過了台灣，把1949年的戰略重點放在了西南戰線，甚至把在華東戰場的" 二野" 全部調往西南，這樣就必然無足夠的力量同時攻略台灣；其次是毛澤東寄希望於得到蘇聯的軍事援助，等待中共海、空軍的建立與發展，因而把攻台行動推遲至1950年夏天或1950年下半年。但他隻看到在1949年攻略台灣有著渡海作戰的一些困難，卻沒有看到1949年台灣的脆弱、混亂及其他有利條件，正是攻取台灣的最好時機；他也沒有想到世事難測，世界形勢瞬息萬變，1949年放棄的機會到1950年就再難重覓；他注重西南地區的軍事價值，卻忽視了台灣地區對中國統一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他更沒有想到，即使西南地區讓國民黨軍再固守一段時間，一年兩年甚至三年，也不會持久，中共軍隊隨時都會攻克這一地區，而台灣如不及時攻取，則將" 後患" 無窮。
二
麵對中共軍隊占領了大陸大部分地區，國民黨實際控製區隻剩下台灣、海南等島嶼和西南地區的情勢，國民黨最高層與蔣介石的軍事戰略計劃與措施恰恰同中共最高層與毛澤東相反。他們注重台灣，而忽略西南。
早在1948年底1949年初，國民黨上層眼看大陸東南即將不保、兩廣也難以堅守，曾就國民黨與國民政府的黨、政、軍、財、文中心撤往何方，進行過一場討論與爭論。許多高層人士憑抗戰時西撤的經驗，主張撤往大西南、大西北，利用中國西高東低的地理特點，取居高臨下防守之勢，負隅頑抗。這樣雖說防備中共方麵進攻的難度較大，可卻有偷襲中原、重占東南之便。但反對西撤的人認為，今日的形勢與抗戰初絕不相同，解放軍兵力充足，攻勢正盛，而且熟悉地形，與民眾聯係較緊密，遠非當年兵力不足、地形民情不熟的日本侵略軍所能相比。因而國民黨軍若再重施故技撤往大西南，則將不能阻擋共軍的淩厲攻勢。這時的國民黨軍兵敗如山倒，首要之舉是先躲避解放軍的進攻，保存實力，靜待時機，以圖再舉；若退往西南，不僅不能躲避解放軍的進攻，而且將陷於全軍覆沒的絕境。
蔣介石畢竟有多年的軍政經驗，因此很快就否決了西撤論。雖然他在1949年表示要堅守西南，甚至同意在1949 年10月廣州失守後，將國民黨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行政院暫先遷往重慶與成都，還令胡宗南大軍在川西平原與解放軍決戰，但實際上蔣介石在1949年的軍事戰略中，充其量隻是將西南戰線作為一個" 偏師".
蔣介石在1948年底、1949年初就作出決策：將國民黨的黨、政、軍、財、文的中心東撤台灣。他接受了曆史地理學家張其昀的建策。張其昀等東撤論者向蔣介石指出西撤川康的不妥，然後說明東撤台灣的種種優勢：首先是台灣海峽海闊浪高，隻有它才能暫時阻止沒有海、空軍優勢的共軍乘勝追擊。其次，台灣作為" 反共救國的複興基地 " ，有著大陸其他地區無法比擬的優越之處：其一，台灣地處中國東南部，北回歸線從台島穿過，熱帶和亞熱帶的氣候適合動植物的生長，物產豐富，全島土地利用率高，植被茂密，糧食等農產品基本可滿足軍民所需；其二，台島內部交通便利，工業有日據時代留下的基礎，若善於經營，經濟可望起飛；其三，在軍事上，台島有海峽與大陸相隔，易於防守；且位於大西洋西緣，扼太平洋西航道之中，與美國的遠東防線銜接，戰略地位極為重要，美國不會棄之不顧，若得美援，台灣防守將萬無一失；其四，台灣居民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生活了五十年，回到祖國懷抱後對中央政權有一種回歸感，這種心理正可利用來穩定社會秩序；尤其是台島受紅色" 汙染" 不多，中共組織與人員活動較少，又經1947年" 二二八" 事件整肅，幹擾更少，未來即使社會稍有動蕩，台島四麵環海，呈封閉形，境內鐵路、公路四通八達，農村都已開發，政府極易鎮壓不穩定因素與穩定社會。因此國民黨若將黨、政、軍、財、文中心遷台，再帶來較多的資金和人才，必將建成穩固、強盛的台灣基地，適當時就可反攻大陸9.
曆史證明，張其昀的建議是頗有見地的。1949年國民黨最高層在戰略決策中將台灣作為避難所與" 複興基地" ，對兵敗垂危的國民黨來說，確為上策。
蔣介石與國民黨最高層為實施上述戰略決策，把國民黨政府遷往台灣，進行了一係列頗有成效的工作：早在1948 年12月24日，蔣介石就命最忠誠、幹練的陳誠出任台灣省政府主席，不久又任命他兼任台灣省警備總司令；12月29 日任命蔣經國為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協助陳誠總攬台灣黨、政、軍大權，這是國民黨最高層為退守台灣所作的重要人事安排。1949年1 月10日，蔣介石命蔣經國赴上海會見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著俞將庫存共值3.7 億多美元的黃金、白銀與外匯秘密運往台灣10. 接著又從北平、南京運出文物5 ，000 多箱，分三批運往台灣。1949年 3 月12日，《中央日報》也遷至台北出版。1949年4 月底中共軍隊渡過長江後，蔣介石於5 月遷居台灣，6 月在台北設立總裁辦公室，下設八組及一個設計委員會，成為實際上的國民黨最高領導核心。7 月16日，蔣介石在廣州主持國民黨中常會與中政會聯席會議，決定設立" 中央非常委員會" ，蔣任主席，統一指揮國民黨與國民政府的各項事務與工作。在此前後，蔣介石對台灣本土及外圍各海島乃至福建省重要地域的軍事防？？作了重要部署。1949年 8 月16日，陳誠宣布就任" 東南軍政長官公署" 長官，統一指揮台灣、福建等東南地區的軍事。同時，在台灣實施一係列整頓與改革政治、經濟、軍事、治安、黨務等方麵的措施，大力破獲與懲處中共地下組織與反叛人員等。到 1950年中，台灣各方麵的形勢已基本穩定下來，軍事防衛也得到了加強。
然而，蔣介石與國民黨最高層在重點經營台灣地區的同時，仍十分重視西南地區。在1949年4 、5 月間解放軍渡過長江後，蔣介石一方麵大力經營台灣，一方麵仆仆風塵奔波於廣州、重慶、成都間。8 月4 日長沙程潛起義後，蔣介石於8 月22日再次親臨廣州，部署廣州保衛戰；又於8 月29日到重慶主持召開西南軍事會議，提出與製訂了確保大西南的方針與計劃，其主要內容是：以四川為西南防禦重點，西起岷山，經秦嶺、大巴山、巫山和武陵山，南至五嶺山西部，構成所謂" 西南防線".蔣介石命胡宗南軍事集團共13個軍約20萬人，在從岷山至秦嶺、大巴山一線構築防線，防止解放軍從北麵由陝入川；命羅廣文第15兵團3 個軍4 萬人部署在川東北與重慶四周；命孫元良的第 16兵團3 萬人控製巫山、萬縣、忠縣一線，扼守川東門戶；命宋希濂部8 個軍10萬人防守巴東、恩施、鹹豐一線，防堵解放軍從鄂西、湘西入川；再往南，與白崇禧等部防守的貴州、廣西聯成一氣。
同時，蔣介石在1949年10月中旬廣州失守前後，部署國民黨的中央黨部、行政院等中央黨政機構遷往重慶辦公，新任行政院長閻錫山等黨國要人也隨之駐節重慶，並在報刊與社會上大造" 防守大西南" 的輿論，給世人以" 遷都重慶，割據西南" 的印象，藉此將中共的注意力與戰略重心引向西南。
但實際上，蔣介石部署" 西南防線" ，既信心不足，投入力量更不夠，充其量僅僅把此戰線作為國民黨軍的一個偏師。這從1949年8 月底蔣介石的態度就可看出，當時胡宗南、宋希濂等西南地區的國民黨將領在重慶晉見蔣介石，陳述意見並要求蔣介石常駐重慶或成都指揮西南軍事，蔣托辭婉拒，" 以情勢有所不便，隻好婉言勸慰，告以不能久居"11.可見蔣並不把他的" 基地" 與戰略重點放在西南。
蔣介石與國民黨最高層在1949年戰略決策中對西南戰線作出如此的處置，則西南戰局的命運是可想而知了。
三
在國共雙方最高層製訂的軍事戰略方針指導下，在1949年底，國共內戰在東、西兩條戰線出現了不同的戰果。
在兩廣與西南戰線，中共的大迂回、大包圍戰略取得了重大勝利。1949年12月的成都戰役就是西南戰線最後一次重大戰役。
先是解放軍" 四野" 林彪部在1949年7 月起對退入湖南的白崇禧部發動猛烈攻勢，迫使白部退往湖南。接著長沙的程潛、陳明仁部起義。9 、10月間，" 四野" 在衡（陽）寶（慶）戰役中消滅白部主力一部。10月14日" 二野 " 四兵團陳賡部與" 四野" 十五兵團鄧華部自贛粵邊南下，於10月14日占領廣州，10月26日在陽江、陽春地區殲滅了企圖逃往雷州半島的餘漢謀集團。11月初，" 四野" 和四兵團分三路向廣西進軍，將白崇禧部圍殲於廣西。接著，陳賡部從桂南百色迅速插入滇南，斷絕西南國民黨軍撤往國外的退路，形成了對西南地區的第一層大包圍。
1949年10月下旬，劉伯承、鄧小平率領" 二野" 主力──第三兵團陳錫聯部與第五兵團楊勇部──秘密進駐湘、鄂西地區，1949年11月1 日，乘四川國民黨軍將防守重心置於川北一線時，突然從湘西、鄂西向黔東、川東發動猛烈進攻，迅速擊潰宋希濂部，攔腰截斷了國民黨軍的西南防線。其中" 二野" 五兵團楊勇部由湖南芷江出貴州，於 11月中旬占領貴陽、遵義後，即分路向川南突擊，到12月20日，先後占領瀘州、宜賓、樂山、邛崍、大邑等城，從南麵、西麵包圍了以成都為中心的川西平原；" 二野" 三兵團陳錫聯部從湘、鄂、川邊突入，於11月16日占領彭水，直逼重慶。正在重慶的蔣介石在明白到解放軍進攻重點與當前局勢後，知胡宗南部重兵防守的川北秦嶺、大巴山防線已失去意義，乃急令胡部南撤入川，進駐成都地區，並以其最精銳的第一軍增援重慶。但解放軍勢不可阻擋，於 11月30日消滅第一軍一部並占領重慶，蔣介石於最後關頭離開重慶到達成都，與率軍南下的胡宗南在成都會合。
在這時，當中共" 二野" 第五、三兵團分別從南、西、東三麵進逼成都時，在北麵的賀龍部第十八兵團也越過秦嶺、大巴山一線，尾隨胡宗南部跟進南追，自12月7 日起分三路猛撲成都，這樣，就對在成都地區的胡宗南軍事集團及其他國民黨部隊實現了戰略包圍。這可以說是" 四野" 林彪部與四兵團陳賡部自廣西、滇南對西南地區實行的大包圍圈後，又對成都地區進行的一個小包圍圈──成都戰役就在這樣的形勢下展開了。
身陷兩重包圍圈中的胡宗南部，其處境之艱難危險是可想而知。胡宗南久曆戰陣，深知成都平原地區非戰守之地，故多次向蔣介石要求迅速率軍退向康、滇地區，憑險抵抗共軍的進攻，等待時局變化，若戰不勝，難以支持下去，則可以從滇南撤往國外，再轉台灣，這樣可以保住這支久經戰陣的國軍主力。但蔣介石不允許。蔣希望以胡宗南部為骨幹，聯合西南地方實力派劉文輝、盧漢等部，在西南堅守，與東南的台灣呼應。這不僅在軍事上有重要意義，而且在政治、外交上更有重要的意義。為此，蔣介石通過行政院，於1949年12月8 日宣布改組西南軍政長官公署，由參謀總長顧祝同取代張群，兼任西南軍政長官，任命胡宗南任西南軍政副長官代行長官職務，統攬西南軍政，指揮聚集於成都與川西地區的所有國民黨軍各部隊。蔣介石要胡宗南率領這些部隊與解放軍在成都地區決戰。
胡宗南陷於進退兩難之中。
形勢的發展卻迅速打破了蔣介石的設想。成都地區的二十多萬國民黨軍隊，除胡宗南直轄的三個兵團尚較有戰鬥力外，其餘各部多殘破不堪，且有許多部隊已秘密和中共方麵接洽起義或投降，呈不穩狀態。就在蔣介石撤退到成都、部署成都戰役後僅數日，1949年12月8 日、9 日，西南地方實力派，四川的劉文輝、潘文華、鄧錫侯與雲南的盧漢以及瀘州的郭汝瑰等部，幾乎同時宣布起義，投向中共，並與快速推進的解放軍配合，包圍成都地區。
在這種情況下，閻錫山、蔣介石等於1949年12月10日前後飛離成都前往台灣。留下的二十多萬國民黨軍，在胡宗南的指揮下，既未能及時、果斷地西撤康、滇，又未能認真部署成都防守，北未能扼守劍門天險，南未能控製樂山通道，東不能阻止解放軍攻勢，西又不能擊破劉文輝等叛軍，猶豫彷徨，很快陷入解放軍與反叛部隊的東西夾擊與四麵合圍之中。1949年12月21日，蔣介石終於由台灣致電胡宗南，同意他率軍從成都地區向康、滇突圍，但胡部各軍早已喪失戰機，陷於絕境中。僅經數日戰鬥，就全軍覆沒。
胡宗南部在成都戰役中慘敗，究其原因，除政治、經濟等方麵因素外，在軍事戰略指揮上，中共的大迂回、大包圍戰略決策及其成功實施，無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國民黨方麵，蔣介石主觀錯誤的戰略指揮則要承擔主要的責任；而作為成都地區最高軍政長官的胡宗南在軍事指揮上軟弱無能，缺乏膽略、氣魄與才智，也是敗因之一。至於整個國民黨部隊在當時從上到下缺乏強有力的政治工作與組織工作，喪失理想與鬥誌，戰鬥力急劇下降，既不能阻擋解放軍的軍事進攻，又不能挫敗中共的政治滲透，則是國民黨在大陸失敗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四
成都戰役與西南戰線諸戰役的結果與影響很重大，它使國民黨軍在西南戰線徹底失敗、全軍覆沒，也使國民黨政府喪失在大陸的最後一塊控製地區。這次戰役對國民黨造成的負麵影響，是顯而易見、有目共睹的。但是，許多史學家卻忽視了成都戰役以及西南戰線諸戰役對國民黨還有著正麵的影響與作用，即它吸引了中共最高層把1949年戰略決策的重點放到了西南地區，從而吸引了中共" 二野" 全軍與" 四野" 、" 一野" 一部投入到西南戰場與成都等戰役中，由此削弱了中共在華東戰場的兵力，減輕了其對台灣與沿海諸島的軍事壓力，並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解放軍在1949年10月底金門戰役、11月初登步戰役失敗與1950年攻台計劃擱淺，造成了此後數十年國共雙方隔台灣海峽對峙的局麵。
眾所周知，在1949年國民黨政府從大陸潰敗、退向台灣時，台灣的形勢是極其嚴峻與不穩定的。經濟方麵，破敗衰退，設備破損，資金不足，技術人員缺乏，物資匱乏，人口激增，日用消費品奇缺，物價飛漲；政治方麵，黨政派係林立，矛盾尖銳，" 事權難以統一" ，" 謠諑紛傳，人心惶惑" ；軍事方麵，從大陸敗退到台灣的國民黨軍隊雖號稱60萬，但" 虛張聲勢有餘，英勇拒敵不足" ，多為敗兵殘卒，編製混亂，士氣低落；空軍8.5 萬人，各型飛機400 架，但缺乏維修零件，真正能作戰的僅有半數，汽油儲存量約兩個月；海軍官兵3.5 萬人，艦艇約為59艘，和空軍麵臨相同的困難，設備零件不繼。《新聞周刊》的軍事評論指出：" 實際發揮戰力的海軍攻擊艦艇，不及半數。如果雙方膠？？，長期消耗，連這最後的本錢，亦將輸光。"12 外交上，一向支持國民黨的美國政府這時對國民黨政府采取了疏遠與觀望的政策，反而希望與中共接觸，直到1950年1 月5 日，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發表關於台灣的聲明，再次確認《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公告》關於台灣歸還中國的條款，並宣布" 美國無意在台灣獲取特別權利或特權或建立軍事基地。美國亦不擬使用武裝部隊幹預其現在的局勢。美國政府不擬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卷入中國內爭中的途徑。……美國政府也不擬對在台灣的中國軍隊供給軍事援助或提供意見"13.在這期間，美國中止了對台的軍事援助。美國政府很長時間沒有向台灣派駐正式外交機構與代表。用旅美作家江南的話來說，在這時期的台灣，" 用' 山雨欲來風滿樓' ，來形容1950年的台灣6 月，其真實性無可非議。很多過來人，甚至三十年以後，回首前塵，生不寒而栗的感覺。台灣前途，一片漆黑，除了向神祈禱，或許會出現扭轉命運的奇跡"14.
這就是1949年直至1950年上半年台灣的形勢。更致命的是，在1948年到1949年，中共方麵已派遣蔡孝幹為首的地下工作者潛入台灣，建立台灣工委，發展組織，積極活動；擔任參謀次長要職的吳石等人秘密投向中共，作為中共武力攻台時的內應。顯然，這是中共進攻台灣的最有利時機。
可想而知，如果中共最高層在1949年作戰略決策時，不把注意力與戰略重點放到西南，隻派" 四野" 、" 一野 " 的部隊對西南采取監視，既可牽製國民黨的許多軍力、財力，使其心存幻想，又不妨礙在不久的將來揮師西進、聚而殲之，而將戰略重點放在東南，放在攻取台灣與沿海諸島上，雖然這時中共還沒有建立起強大的海、空軍，但畢竟已經有一些從國民黨軍繳獲與起義的海軍艦艇與飛機，有了剛剛建立的一些海軍與空軍，再加上中共軍隊慣用的、曾在渡江與渡海攻占海南島中獲得成功的木帆船，集中絕對優勢的兵力，利用天時地利，選擇戰機。逐島進攻，則可能最終登陸台島。而隻要中共軍隊不管用何種方式在台島登陸成功，則台島勢將不保。
然而，雄才大略的毛澤東與中共最高層，在1949年作戰略決策時，卻急於統一中國大陸，被國民黨的" 建都重慶，割據西南" 所迷惑，把主要注意力與戰略重點放到西南戰線，煞費苦心地實施大迂回、大包圍的軍事戰略與組織成都等戰役。但是，當他們取得西南戰線的重大勝利時，卻在東南戰線、在攻略台灣上蒙受挫折，喪失難得的戰機，並遺下無窮後患。
中共最高層與毛澤東為了注重西南戰線，在1949年9 、10月間，把華東戰場上劉伯承、鄧小平指揮的" 二野" 大軍全部調向西南，從而使華東戰場上兵力劇減。留駐華東戰場廣大地區的隻有陳毅、粟裕指揮的" 三野" 部隊，其中第八兵團四個軍鎮守南京、鎮江和蘇南、皖南一線；第七兵團四個軍守備浙江，備攻舟山；第九兵團四個軍守備上海一線；隻有第十兵團的三個軍：第二十八軍、第二十九軍、第三十一軍，由十兵團司令員葉飛率領進入福建，在攻略與駐守福建城鄉各地後，能承擔攻略沿海島嶼的部隊已為數很少。中共" 三野" 的軍事指揮員粟裕等與軍事指揮機關都未進入福建。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入閩中共部隊在1949年10月25日僅派四個團約一萬人的兵力就發起進攻金門之役，且葉飛與軍、師級長官多未親臨指揮，對渡海船隻等多方麵準備不足，因而迅速遭致失敗。數日後， 1949年11月6 日，中共駐浙江部隊又輕率發起對登步島的進攻，也迅速失敗。
金門、登步之戰鼓舞了國民黨軍衰敗、低沉的士氣，也穩定了國民黨在台灣與沿海諸島的形勢。而中共最高層在遭受這兩次失敗後，對渡海作戰攻略台灣更為謹慎。毛澤東與中共最高層為實施1950年夏" 解放台灣" 的戰略計劃，在1949年年底由毛澤東親自率團訪問蘇聯莫斯科，向斯大林尋求進攻台灣的軍事援助，特別是海軍、空軍援助。但為時已晚，攻台的最好時機已經過去。台灣本土的政治、經濟、軍事、治安等形勢到1950年開始穩定與好轉；中共在台的地下組織在1950年初被徹底破壞；吳石等被捕殺；而朝鮮半島的形勢日益緊張，1950年6 月25日朝鮮戰爭終於爆發；6 月27日美國政府在宣布出兵幹預朝鮮局勢的同時，又發表聲明稱：" 共產黨軍隊的占領台灣，將直接威脅太平洋地區的安全，並威脅到在該地區履行合法而必要之行動的美國部隊。" 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 阻止對台灣的任何進攻"15.中共最高層清醒的認識到，當時的中共軍隊沒有與美國強大的現代化海軍進行海上較量的可能。中共當時在一份內部指示中說：" 形勢的變化給我們打台灣添了麻煩，因為有美國在台灣海峽擋？？" ，因此中共隻能把" 打台灣的時間往後推延".由於朝鮮戰爭升級，中共把戰略重點移向東北地區，遂下令解除再攻金門的任務。至於攻略台灣則再沒有提上中共議事的日程。
1949年國共兩黨最高層的不同軍事戰略決策及其實施，形成了不同的軍政後果；國民黨最高層審時度勢，在1949 年將黨、政、軍中心移往台灣，而以西南戰線為偏師，結果失去了西南，而穩定了台灣；中共最高層急於統一中國，將1949年戰略重點放在西南，調遣重兵用大迂回、大包圍的軍事戰略，取得了成都戰役全殲西南地區國民黨軍的勝利，卻將攻略台灣推遲到1950年下半年，結果失去了戰機──從而形成了國共隔台灣海峽對峙數十年的曆史。1949 年這一曆史關鍵年代的影響延續至今。毛澤東生前曾對1949年中共的軍事戰略決策及其成敗得失，作過一番總結與檢討。據曾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中共理論家王力在1995年回憶說16：台灣為甚麽沒能解放？毛澤東同我講過，這是我黨" 七大" 後所犯的第一個大的曆史錯誤。當時，蔣介石在台灣立足未隱，美國人也從台灣撤走了第七艦隊，本來是解放台灣的最好時機，但是我們喪失了時機。我們隻看到胡宗南在西南還有大軍，於是二野分兵去了西南，三野又要守備大城市和掃清殘敵，所以沒有把二野、三野集中起來解放台灣，而是以劣勢兵力在金門打了敗仗。這樣蔣介石在台灣的棋下活了。在大陸，蔣介石輸了，我們贏了；在台灣，我們輸了，蔣介石贏了。這是一個大的曆史錯誤，是不能挽回的錯誤。
毛澤東的這番總結，是耶非耶？發人深思。
注釋
1949年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的關鍵年代。
中國共產黨在這一年指揮解放軍攻占了幾乎整個中國大陸，並於10月1 日在北京宣布建立新的中央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南京國民政府及其軍隊退據台灣。從此開始了長達五十年隔台灣海峽對峙的局麵。
曆史證明，形成1949年戰果並奠定以後五十年中國軍政局麵的最重要因素，是在這一年國共兩黨最高層不同的軍事戰略決策及其成敗得失。這最重要的表現就是這年年底發生的成都戰役與金門、登步之戰，以及中共準備1950 年攻占台灣計劃的擱淺。這戰果影響了此後數十年的中國曆史。
一
國共兩黨經過1946-48 年約三年的內戰，至1949年年初，勝負大局已定。解放軍在經過遼沈、平津、淮海等戰役消滅國民黨軍主力後，於1949年4 月乘勝渡過長江，以不可阻擋之勢迅速南下，先後占領南京、上海、杭州、武漢、長沙、福州以及太原、西安、蘭州等地，至1949年10月直逼兩廣。在這時，國民黨實際統治區隻剩下西南川、康、滇、黔地區與東南的台灣等島。當此之時，國共兩黨最高層都麵臨著一個共同問題：怎樣確定今後的軍事戰略？無疑，這是關係到國共兩黨的前途與中國政局走向的頭等大事。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最高層，麵對著一片大好形勢，在規劃著徹底消滅國民黨剩餘力量，實現" 統一中國" 的大業──這是中國數千年大一統思想的必然延伸與新政權的必然之舉。在這時，中共最高層把戰略重點與軍事進攻矛頭集中指向大西南地區，尤其注重於消滅國民黨在大陸的最後重要軍事力量──胡宗南軍事集團，而把進攻台灣放在次要地位。
早在1949年5 月23日，中共軍隊渡過長江占領南京、杭州並即將攻占上海之際，毛澤東就在致各戰略區軍政負責人的電報中，籌劃與部署此後解放軍各部向全國各地進軍的路線、地區與任務。他除確定彭德懷的第一野戰軍（以下簡稱" 一野" ）進軍大西北，林彪的第四野戰軍（" 四野" ）從兩湖地區" 尾白崇禧退路向兩廣前進" 外，以粟裕指揮的第三野戰軍（" 三野" ）" 應當迅速準備提早入閩，爭取於6 、7 月兩月內占領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點，並相機奪取廈門" ，但未提及金門、台灣；而由劉伯承、鄧小平指揮的第二野戰軍（" 二野" ）的任務則是在協同" 三野" 渡過長江、攻略皖南、江西，並對付可能發生的美國軍事幹涉，然後，" 應準備於兩個月後以主力或以全軍向西進軍，經營川、黔、康" ，並明確要求" 二野應爭取於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領貴陽、重慶及長江上遊一帶，並打通長江水路".毛澤東尤其強調，要消滅西南地區國民黨各軍，特別是胡宗南部，應采取大迂回、大包圍、斷其退路的軍事戰略，他說：" 胡宗南全軍正向四川撤退，並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蔣介石、何應欽及桂係正在做建都重慶、割據西南的夢，而欲消滅胡軍及川、康諸敵，非從南麵進軍斷其退路不可。"1從此電文中可以看出，毛澤東這時對福建的主要考慮是占領福州、泉州、漳州等要點及廈門，尚未提及金門，更未提及澎湖與台灣；而對西南，則十分重視與防範國民黨可能" 建都重慶、割據西南" 局麵的出現，因而要求劉伯承、鄧小平的" 二野" 在兩個月後離開東南戰場，" 全軍向西進軍" ，並開始部署各部對西南的胡宗南等" 川康諸敵" 實行大迂回、大包圍， " 從南麵進軍斷其退路".在毛澤東當時的軍事戰略計劃中，台灣與西南孰輕孰重，是十分顯然的。
此後，中共的軍事戰略完全按照毛澤東上述電文的內容製訂與實施。
首先，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最高層把實施大迂回、大包圍的軍事手段，圍殲兩廣與西南地區的國民黨各軍，進而占領這一廣大地區，作為1949年最重要的軍事目標與戰略重點，為此製訂了極周密的計劃，采取了一係列的軍事、政治、經濟與情報、策反等措施。
一方麵，毛澤東指示在1949年5 月下旬占領西安與關中地區的彭德懷" 一野" 部隊，暫時不去進攻退守陝南漢中的胡宗南部。1949年6 月27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說：" 國民黨中央政府正準備從廣州遷往重慶，為使偽府放心遷往重慶，而不遷往台灣，以及使胡（宗南）匪不致早日入川起見，你們暫時似不宜去占漢中，讓漢中留在胡匪手裏幾個月似較有利。"2 1949 年10月，即劉伯承、鄧小平率" 二野" 大軍從華東向西南進軍時，毛澤東又指示劉、鄧故作疑兵之態；劉、鄧於10月20日率指揮機關從南京出發，沿津浦線北上，經徐州轉往隴海線，於10月23日到達鄭州，故意讓劉伯承在公開集會上講話，然後就隱秘行蹤，使國民黨軍事當局誤判劉、鄧" 二野" 將開赴西安一線，與賀龍的第十八兵團會師後，從北向南進攻秦嶺、大巴山防線，進而入川，從而將國民黨軍的注意力引向川北，使胡宗南部滯留秦巴防線。在這同時，中共方麵還通過地下情報係統，部署當時潛伏在國民黨西南軍政長官公署、擔負作戰之責的副參謀長劉宗寬，在1949年8 月29日蔣介石在重慶主持的西南軍事會議上，巧妙地通過胡宗南的副參謀長沈策提出一份" 情況判斷" 文件與" 情況判斷" 圖，使蔣介石相信中共軍隊將首先從北麵攻川，而作出了" 拒共軍於川境以外，以隴南、陝南為決戰戰場" 的部署，下令將羅廣文的兩個軍從川東北調往川西北，增強胡宗南部的防線。
另一方麵，毛澤東則精心指揮" 四野" 、" 二野" 等部隊用大迂回、大包圍的戰略，對廣西與西南的國民黨軍部署了兩層大包圍圈。首先他指示林彪的" 四野" 與陳賡的第四兵團占領廣州後，即從兩廣最南端向滇南進軍，斷敵退往海南島與國外之路，全麵包抄與圍殲廣西和西南地區國民黨各軍。1949年7 月16日毛澤東致電" 四野" 林彪、 " 二野" 劉伯承等人，指示作戰戰略與方法，說：無論在何處作戰，" 均不要采取近距離包圍迂回方法，而應采取遠距離包圍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動，即完全不理白（崇禧）部的臨時部署，而遠遠地超過他，占領他的後方，迫其最後不得不和我作戰".這是第一層大包圍圈。在這封電報中，毛又具體部署劉伯承、鄧小平的" 二野" 迅即從華東戰場調往湘、鄂西，準備從東、南麵攻入四川，與川北的賀龍部第十八兵團配合，形成對四川國民黨軍的第二重包圍：" 劉、鄧共50萬人，除陳賡現率的4 個軍外，其主力決於9 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11月可到，12月可占重慶一帶。另由賀龍率10萬人左右入成都。由劉伯承、鄧小平、賀龍等……經營川、滇、黔、康四省。"31949 年9 月12日，毛澤東在致林彪、鄧小平的電報中，再次對圍殲廣西與西南地區國民黨軍各部隊作部署，其原則仍然是大迂回、大包圍，斷敵退路，包抄圍殲，" 總之，我對白崇禧及西南各敵均取大迂回動作，插至敵後，先完成包圍，然後再回打之方針"4.
毛澤東與中共最高層在1949年把戰略重點與進攻矛頭放在廣西與大西南地區，尤其著重消滅國民黨在大陸的最後一支軍事力量──胡宗南軍事集團時，也在籌劃渡海攻占台灣，以實現共產黨" 統一中國" 的大業。為此，毛澤東與中共最高層也采取了一係列措施，包括軍事、政治、經濟、情報、策反等工作。不過，當年並未把攻略台灣作為戰略重點與主要軍事進攻方向，而隻是把它作為包抄攻占西南地區，消滅西南地區國民黨軍各部以後，即在1950 年夏季或1950年下半年才準備實施的戰略任務。在1949年，毛澤東與中共最高層對攻略台灣並未給予足夠的重視與緊急、周密的規劃，即尚未提上議事日程。
據有關史料表明，早在1948年年底國共兩軍在徐州、蚌埠間進行淮海會戰時，中共最高層就籌組了未來接管台灣的省、市、縣與部、廳、局等各級的主管與領導人選。據當時在中共華東局任要職的王力（此人後來上調中共中央，成為毛澤東身邊的重要理論家，當毛澤東發動" 文革" 時，他成為" 中央文革" 小組成員）後來回憶說：" 許多人還不知道，1948年準備解放台灣時，舒同是中央和華東局內定的台灣省委第一任書記。舒同為書記，劉格平為副書記，省委、省政府各部、廳、各地委、各縣委的班子都已經組建和培訓得很好。"5
在情報和策反上，中共中央與華東局也早就作了布置。早在抗戰勝利後，中共情報部門就派遣曾參加紅軍長征的台灣籍高級幹部蔡孝幹及張誌忠（化名楊存霖）等人潛入台灣，組織" 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 ，積極開展發展組織與情報活動。1949年年初，中共情報機關與" 民革" 組織又先後派遣在國民黨軍中任要職的吳石、陳寶倉等隨軍撤往台灣，吳石官至中將參謀次長，陳寶倉任國防部中將高級參謀，開展情報與策反工作。1949年10月金門戰役後，中共華東局派女情報人員朱楓（朱湛之）利用關係進入台灣，與中共台灣工委及吳石等人聯係，為中共向台澎進兵作準備6.
在軍事上，毛澤東與中共最高層在1949年4 月解放軍渡過長江，攻占南京、上海、杭州等地並向福建進軍時，也開始部署攻台的準備工作。1949年6 月21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的致華東局與華東野戰軍領導人粟裕、張震等人的電報中，明確指出華東野戰軍（即" 三野" ）在" 目前幾個月內有四件大工作" ，其中第四件大工作就是" 準備占領台灣"7. 毛澤東這時主要寄望於" 三野" 陸軍部隊，因為中共這時剛剛籌建的海、空軍，力量尚很薄弱。就在6 月21日這天，中共另一重要領導人劉少奇奉毛澤東指示，率王稼祥離開北京，到沈陽與高崗會合後，秘密訪問蘇聯。劉少奇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請求蘇聯幫助中共培訓海、空軍人員和提供作戰飛機、艦艇以及技術設備等，甚至試著請求蘇聯直接出動海、空軍，支援中共準備在1950年發動的攻台行動。1949年7 月25日，毛澤東致電在莫斯科的劉少奇，指示劉與斯大林協商，請求蘇方" 在莫斯科於半年或一年內訓練一千名空軍人員，三百名地上機械人員，並賣給我們一百至二百架戰鬥機、四十架轟炸機作為明年（按：指1950年）下半年我軍進攻台灣之用 "8. 斯大林爽快地答應了中共的請求，但是因為擔心引起美國幹涉，未肯答應直接派出海、空軍支援中共攻台。
但不管怎樣，在1949年，毛澤東與中共最高層對攻略台灣，隻是在進行準備，並不打算在當年實施。這首先是因為毛澤東急於統一中國，對西南地區的重視超過了台灣，把1949年的戰略重點放在了西南戰線，甚至把在華東戰場的" 二野" 全部調往西南，這樣就必然無足夠的力量同時攻略台灣；其次是毛澤東寄希望於得到蘇聯的軍事援助，等待中共海、空軍的建立與發展，因而把攻台行動推遲至1950年夏天或1950年下半年。但他隻看到在1949年攻略台灣有著渡海作戰的一些困難，卻沒有看到1949年台灣的脆弱、混亂及其他有利條件，正是攻取台灣的最好時機；他也沒有想到世事難測，世界形勢瞬息萬變，1949年放棄的機會到1950年就再難重覓；他注重西南地區的軍事價值，卻忽視了台灣地區對中國統一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他更沒有想到，即使西南地區讓國民黨軍再固守一段時間，一年兩年甚至三年，也不會持久，中共軍隊隨時都會攻克這一地區，而台灣如不及時攻取，則將" 後患" 無窮。
二
麵對中共軍隊占領了大陸大部分地區，國民黨實際控製區隻剩下台灣、海南等島嶼和西南地區的情勢，國民黨最高層與蔣介石的軍事戰略計劃與措施恰恰同中共最高層與毛澤東相反。他們注重台灣，而忽略西南。
早在1948年底1949年初，國民黨上層眼看大陸東南即將不保、兩廣也難以堅守，曾就國民黨與國民政府的黨、政、軍、財、文中心撤往何方，進行過一場討論與爭論。許多高層人士憑抗戰時西撤的經驗，主張撤往大西南、大西北，利用中國西高東低的地理特點，取居高臨下防守之勢，負隅頑抗。這樣雖說防備中共方麵進攻的難度較大，可卻有偷襲中原、重占東南之便。但反對西撤的人認為，今日的形勢與抗戰初絕不相同，解放軍兵力充足，攻勢正盛，而且熟悉地形，與民眾聯係較緊密，遠非當年兵力不足、地形民情不熟的日本侵略軍所能相比。因而國民黨軍若再重施故技撤往大西南，則將不能阻擋共軍的淩厲攻勢。這時的國民黨軍兵敗如山倒，首要之舉是先躲避解放軍的進攻，保存實力，靜待時機，以圖再舉；若退往西南，不僅不能躲避解放軍的進攻，而且將陷於全軍覆沒的絕境。
蔣介石畢竟有多年的軍政經驗，因此很快就否決了西撤論。雖然他在1949年表示要堅守西南，甚至同意在1949 年10月廣州失守後，將國民黨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行政院暫先遷往重慶與成都，還令胡宗南大軍在川西平原與解放軍決戰，但實際上蔣介石在1949年的軍事戰略中，充其量隻是將西南戰線作為一個" 偏師".
蔣介石在1948年底、1949年初就作出決策：將國民黨的黨、政、軍、財、文的中心東撤台灣。他接受了曆史地理學家張其昀的建策。張其昀等東撤論者向蔣介石指出西撤川康的不妥，然後說明東撤台灣的種種優勢：首先是台灣海峽海闊浪高，隻有它才能暫時阻止沒有海、空軍優勢的共軍乘勝追擊。其次，台灣作為" 反共救國的複興基地 " ，有著大陸其他地區無法比擬的優越之處：其一，台灣地處中國東南部，北回歸線從台島穿過，熱帶和亞熱帶的氣候適合動植物的生長，物產豐富，全島土地利用率高，植被茂密，糧食等農產品基本可滿足軍民所需；其二，台島內部交通便利，工業有日據時代留下的基礎，若善於經營，經濟可望起飛；其三，在軍事上，台島有海峽與大陸相隔，易於防守；且位於大西洋西緣，扼太平洋西航道之中，與美國的遠東防線銜接，戰略地位極為重要，美國不會棄之不顧，若得美援，台灣防守將萬無一失；其四，台灣居民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生活了五十年，回到祖國懷抱後對中央政權有一種回歸感，這種心理正可利用來穩定社會秩序；尤其是台島受紅色" 汙染" 不多，中共組織與人員活動較少，又經1947年" 二二八" 事件整肅，幹擾更少，未來即使社會稍有動蕩，台島四麵環海，呈封閉形，境內鐵路、公路四通八達，農村都已開發，政府極易鎮壓不穩定因素與穩定社會。因此國民黨若將黨、政、軍、財、文中心遷台，再帶來較多的資金和人才，必將建成穩固、強盛的台灣基地，適當時就可反攻大陸9.
曆史證明，張其昀的建議是頗有見地的。1949年國民黨最高層在戰略決策中將台灣作為避難所與" 複興基地" ，對兵敗垂危的國民黨來說，確為上策。
蔣介石與國民黨最高層為實施上述戰略決策，把國民黨政府遷往台灣，進行了一係列頗有成效的工作：早在1948 年12月24日，蔣介石就命最忠誠、幹練的陳誠出任台灣省政府主席，不久又任命他兼任台灣省警備總司令；12月29 日任命蔣經國為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協助陳誠總攬台灣黨、政、軍大權，這是國民黨最高層為退守台灣所作的重要人事安排。1949年1 月10日，蔣介石命蔣經國赴上海會見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著俞將庫存共值3.7 億多美元的黃金、白銀與外匯秘密運往台灣10. 接著又從北平、南京運出文物5 ，000 多箱，分三批運往台灣。1949年 3 月12日，《中央日報》也遷至台北出版。1949年4 月底中共軍隊渡過長江後，蔣介石於5 月遷居台灣，6 月在台北設立總裁辦公室，下設八組及一個設計委員會，成為實際上的國民黨最高領導核心。7 月16日，蔣介石在廣州主持國民黨中常會與中政會聯席會議，決定設立" 中央非常委員會" ，蔣任主席，統一指揮國民黨與國民政府的各項事務與工作。在此前後，蔣介石對台灣本土及外圍各海島乃至福建省重要地域的軍事防？？作了重要部署。1949年 8 月16日，陳誠宣布就任" 東南軍政長官公署" 長官，統一指揮台灣、福建等東南地區的軍事。同時，在台灣實施一係列整頓與改革政治、經濟、軍事、治安、黨務等方麵的措施，大力破獲與懲處中共地下組織與反叛人員等。到 1950年中，台灣各方麵的形勢已基本穩定下來，軍事防衛也得到了加強。
然而，蔣介石與國民黨最高層在重點經營台灣地區的同時，仍十分重視西南地區。在1949年4 、5 月間解放軍渡過長江後，蔣介石一方麵大力經營台灣，一方麵仆仆風塵奔波於廣州、重慶、成都間。8 月4 日長沙程潛起義後，蔣介石於8 月22日再次親臨廣州，部署廣州保衛戰；又於8 月29日到重慶主持召開西南軍事會議，提出與製訂了確保大西南的方針與計劃，其主要內容是：以四川為西南防禦重點，西起岷山，經秦嶺、大巴山、巫山和武陵山，南至五嶺山西部，構成所謂" 西南防線".蔣介石命胡宗南軍事集團共13個軍約20萬人，在從岷山至秦嶺、大巴山一線構築防線，防止解放軍從北麵由陝入川；命羅廣文第15兵團3 個軍4 萬人部署在川東北與重慶四周；命孫元良的第 16兵團3 萬人控製巫山、萬縣、忠縣一線，扼守川東門戶；命宋希濂部8 個軍10萬人防守巴東、恩施、鹹豐一線，防堵解放軍從鄂西、湘西入川；再往南，與白崇禧等部防守的貴州、廣西聯成一氣。
同時，蔣介石在1949年10月中旬廣州失守前後，部署國民黨的中央黨部、行政院等中央黨政機構遷往重慶辦公，新任行政院長閻錫山等黨國要人也隨之駐節重慶，並在報刊與社會上大造" 防守大西南" 的輿論，給世人以" 遷都重慶，割據西南" 的印象，藉此將中共的注意力與戰略重心引向西南。
但實際上，蔣介石部署" 西南防線" ，既信心不足，投入力量更不夠，充其量僅僅把此戰線作為國民黨軍的一個偏師。這從1949年8 月底蔣介石的態度就可看出，當時胡宗南、宋希濂等西南地區的國民黨將領在重慶晉見蔣介石，陳述意見並要求蔣介石常駐重慶或成都指揮西南軍事，蔣托辭婉拒，" 以情勢有所不便，隻好婉言勸慰，告以不能久居"11.可見蔣並不把他的" 基地" 與戰略重點放在西南。
蔣介石與國民黨最高層在1949年戰略決策中對西南戰線作出如此的處置，則西南戰局的命運是可想而知了。
三
在國共雙方最高層製訂的軍事戰略方針指導下，在1949年底，國共內戰在東、西兩條戰線出現了不同的戰果。
在兩廣與西南戰線，中共的大迂回、大包圍戰略取得了重大勝利。1949年12月的成都戰役就是西南戰線最後一次重大戰役。
先是解放軍" 四野" 林彪部在1949年7 月起對退入湖南的白崇禧部發動猛烈攻勢，迫使白部退往湖南。接著長沙的程潛、陳明仁部起義。9 、10月間，" 四野" 在衡（陽）寶（慶）戰役中消滅白部主力一部。10月14日" 二野 " 四兵團陳賡部與" 四野" 十五兵團鄧華部自贛粵邊南下，於10月14日占領廣州，10月26日在陽江、陽春地區殲滅了企圖逃往雷州半島的餘漢謀集團。11月初，" 四野" 和四兵團分三路向廣西進軍，將白崇禧部圍殲於廣西。接著，陳賡部從桂南百色迅速插入滇南，斷絕西南國民黨軍撤往國外的退路，形成了對西南地區的第一層大包圍。
1949年10月下旬，劉伯承、鄧小平率領" 二野" 主力──第三兵團陳錫聯部與第五兵團楊勇部──秘密進駐湘、鄂西地區，1949年11月1 日，乘四川國民黨軍將防守重心置於川北一線時，突然從湘西、鄂西向黔東、川東發動猛烈進攻，迅速擊潰宋希濂部，攔腰截斷了國民黨軍的西南防線。其中" 二野" 五兵團楊勇部由湖南芷江出貴州，於 11月中旬占領貴陽、遵義後，即分路向川南突擊，到12月20日，先後占領瀘州、宜賓、樂山、邛崍、大邑等城，從南麵、西麵包圍了以成都為中心的川西平原；" 二野" 三兵團陳錫聯部從湘、鄂、川邊突入，於11月16日占領彭水，直逼重慶。正在重慶的蔣介石在明白到解放軍進攻重點與當前局勢後，知胡宗南部重兵防守的川北秦嶺、大巴山防線已失去意義，乃急令胡部南撤入川，進駐成都地區，並以其最精銳的第一軍增援重慶。但解放軍勢不可阻擋，於 11月30日消滅第一軍一部並占領重慶，蔣介石於最後關頭離開重慶到達成都，與率軍南下的胡宗南在成都會合。
在這時，當中共" 二野" 第五、三兵團分別從南、西、東三麵進逼成都時，在北麵的賀龍部第十八兵團也越過秦嶺、大巴山一線，尾隨胡宗南部跟進南追，自12月7 日起分三路猛撲成都，這樣，就對在成都地區的胡宗南軍事集團及其他國民黨部隊實現了戰略包圍。這可以說是" 四野" 林彪部與四兵團陳賡部自廣西、滇南對西南地區實行的大包圍圈後，又對成都地區進行的一個小包圍圈──成都戰役就在這樣的形勢下展開了。
身陷兩重包圍圈中的胡宗南部，其處境之艱難危險是可想而知。胡宗南久曆戰陣，深知成都平原地區非戰守之地，故多次向蔣介石要求迅速率軍退向康、滇地區，憑險抵抗共軍的進攻，等待時局變化，若戰不勝，難以支持下去，則可以從滇南撤往國外，再轉台灣，這樣可以保住這支久經戰陣的國軍主力。但蔣介石不允許。蔣希望以胡宗南部為骨幹，聯合西南地方實力派劉文輝、盧漢等部，在西南堅守，與東南的台灣呼應。這不僅在軍事上有重要意義，而且在政治、外交上更有重要的意義。為此，蔣介石通過行政院，於1949年12月8 日宣布改組西南軍政長官公署，由參謀總長顧祝同取代張群，兼任西南軍政長官，任命胡宗南任西南軍政副長官代行長官職務，統攬西南軍政，指揮聚集於成都與川西地區的所有國民黨軍各部隊。蔣介石要胡宗南率領這些部隊與解放軍在成都地區決戰。
胡宗南陷於進退兩難之中。
形勢的發展卻迅速打破了蔣介石的設想。成都地區的二十多萬國民黨軍隊，除胡宗南直轄的三個兵團尚較有戰鬥力外，其餘各部多殘破不堪，且有許多部隊已秘密和中共方麵接洽起義或投降，呈不穩狀態。就在蔣介石撤退到成都、部署成都戰役後僅數日，1949年12月8 日、9 日，西南地方實力派，四川的劉文輝、潘文華、鄧錫侯與雲南的盧漢以及瀘州的郭汝瑰等部，幾乎同時宣布起義，投向中共，並與快速推進的解放軍配合，包圍成都地區。
在這種情況下，閻錫山、蔣介石等於1949年12月10日前後飛離成都前往台灣。留下的二十多萬國民黨軍，在胡宗南的指揮下，既未能及時、果斷地西撤康、滇，又未能認真部署成都防守，北未能扼守劍門天險，南未能控製樂山通道，東不能阻止解放軍攻勢，西又不能擊破劉文輝等叛軍，猶豫彷徨，很快陷入解放軍與反叛部隊的東西夾擊與四麵合圍之中。1949年12月21日，蔣介石終於由台灣致電胡宗南，同意他率軍從成都地區向康、滇突圍，但胡部各軍早已喪失戰機，陷於絕境中。僅經數日戰鬥，就全軍覆沒。
胡宗南部在成都戰役中慘敗，究其原因，除政治、經濟等方麵因素外，在軍事戰略指揮上，中共的大迂回、大包圍戰略決策及其成功實施，無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國民黨方麵，蔣介石主觀錯誤的戰略指揮則要承擔主要的責任；而作為成都地區最高軍政長官的胡宗南在軍事指揮上軟弱無能，缺乏膽略、氣魄與才智，也是敗因之一。至於整個國民黨部隊在當時從上到下缺乏強有力的政治工作與組織工作，喪失理想與鬥誌，戰鬥力急劇下降，既不能阻擋解放軍的軍事進攻，又不能挫敗中共的政治滲透，則是國民黨在大陸失敗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四
成都戰役與西南戰線諸戰役的結果與影響很重大，它使國民黨軍在西南戰線徹底失敗、全軍覆沒，也使國民黨政府喪失在大陸的最後一塊控製地區。這次戰役對國民黨造成的負麵影響，是顯而易見、有目共睹的。但是，許多史學家卻忽視了成都戰役以及西南戰線諸戰役對國民黨還有著正麵的影響與作用，即它吸引了中共最高層把1949年戰略決策的重點放到了西南地區，從而吸引了中共" 二野" 全軍與" 四野" 、" 一野" 一部投入到西南戰場與成都等戰役中，由此削弱了中共在華東戰場的兵力，減輕了其對台灣與沿海諸島的軍事壓力，並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解放軍在1949年10月底金門戰役、11月初登步戰役失敗與1950年攻台計劃擱淺，造成了此後數十年國共雙方隔台灣海峽對峙的局麵。
眾所周知，在1949年國民黨政府從大陸潰敗、退向台灣時，台灣的形勢是極其嚴峻與不穩定的。經濟方麵，破敗衰退，設備破損，資金不足，技術人員缺乏，物資匱乏，人口激增，日用消費品奇缺，物價飛漲；政治方麵，黨政派係林立，矛盾尖銳，" 事權難以統一" ，" 謠諑紛傳，人心惶惑" ；軍事方麵，從大陸敗退到台灣的國民黨軍隊雖號稱60萬，但" 虛張聲勢有餘，英勇拒敵不足" ，多為敗兵殘卒，編製混亂，士氣低落；空軍8.5 萬人，各型飛機400 架，但缺乏維修零件，真正能作戰的僅有半數，汽油儲存量約兩個月；海軍官兵3.5 萬人，艦艇約為59艘，和空軍麵臨相同的困難，設備零件不繼。《新聞周刊》的軍事評論指出：" 實際發揮戰力的海軍攻擊艦艇，不及半數。如果雙方膠？？，長期消耗，連這最後的本錢，亦將輸光。"12 外交上，一向支持國民黨的美國政府這時對國民黨政府采取了疏遠與觀望的政策，反而希望與中共接觸，直到1950年1 月5 日，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發表關於台灣的聲明，再次確認《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公告》關於台灣歸還中國的條款，並宣布" 美國無意在台灣獲取特別權利或特權或建立軍事基地。美國亦不擬使用武裝部隊幹預其現在的局勢。美國政府不擬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卷入中國內爭中的途徑。……美國政府也不擬對在台灣的中國軍隊供給軍事援助或提供意見"13.在這期間，美國中止了對台的軍事援助。美國政府很長時間沒有向台灣派駐正式外交機構與代表。用旅美作家江南的話來說，在這時期的台灣，" 用' 山雨欲來風滿樓' ，來形容1950年的台灣6 月，其真實性無可非議。很多過來人，甚至三十年以後，回首前塵，生不寒而栗的感覺。台灣前途，一片漆黑，除了向神祈禱，或許會出現扭轉命運的奇跡"14.
這就是1949年直至1950年上半年台灣的形勢。更致命的是，在1948年到1949年，中共方麵已派遣蔡孝幹為首的地下工作者潛入台灣，建立台灣工委，發展組織，積極活動；擔任參謀次長要職的吳石等人秘密投向中共，作為中共武力攻台時的內應。顯然，這是中共進攻台灣的最有利時機。
可想而知，如果中共最高層在1949年作戰略決策時，不把注意力與戰略重點放到西南，隻派" 四野" 、" 一野 " 的部隊對西南采取監視，既可牽製國民黨的許多軍力、財力，使其心存幻想，又不妨礙在不久的將來揮師西進、聚而殲之，而將戰略重點放在東南，放在攻取台灣與沿海諸島上，雖然這時中共還沒有建立起強大的海、空軍，但畢竟已經有一些從國民黨軍繳獲與起義的海軍艦艇與飛機，有了剛剛建立的一些海軍與空軍，再加上中共軍隊慣用的、曾在渡江與渡海攻占海南島中獲得成功的木帆船，集中絕對優勢的兵力，利用天時地利，選擇戰機。逐島進攻，則可能最終登陸台島。而隻要中共軍隊不管用何種方式在台島登陸成功，則台島勢將不保。
然而，雄才大略的毛澤東與中共最高層，在1949年作戰略決策時，卻急於統一中國大陸，被國民黨的" 建都重慶，割據西南" 所迷惑，把主要注意力與戰略重點放到西南戰線，煞費苦心地實施大迂回、大包圍的軍事戰略與組織成都等戰役。但是，當他們取得西南戰線的重大勝利時，卻在東南戰線、在攻略台灣上蒙受挫折，喪失難得的戰機，並遺下無窮後患。
中共最高層與毛澤東為了注重西南戰線，在1949年9 、10月間，把華東戰場上劉伯承、鄧小平指揮的" 二野" 大軍全部調向西南，從而使華東戰場上兵力劇減。留駐華東戰場廣大地區的隻有陳毅、粟裕指揮的" 三野" 部隊，其中第八兵團四個軍鎮守南京、鎮江和蘇南、皖南一線；第七兵團四個軍守備浙江，備攻舟山；第九兵團四個軍守備上海一線；隻有第十兵團的三個軍：第二十八軍、第二十九軍、第三十一軍，由十兵團司令員葉飛率領進入福建，在攻略與駐守福建城鄉各地後，能承擔攻略沿海島嶼的部隊已為數很少。中共" 三野" 的軍事指揮員粟裕等與軍事指揮機關都未進入福建。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入閩中共部隊在1949年10月25日僅派四個團約一萬人的兵力就發起進攻金門之役，且葉飛與軍、師級長官多未親臨指揮，對渡海船隻等多方麵準備不足，因而迅速遭致失敗。數日後， 1949年11月6 日，中共駐浙江部隊又輕率發起對登步島的進攻，也迅速失敗。
金門、登步之戰鼓舞了國民黨軍衰敗、低沉的士氣，也穩定了國民黨在台灣與沿海諸島的形勢。而中共最高層在遭受這兩次失敗後，對渡海作戰攻略台灣更為謹慎。毛澤東與中共最高層為實施1950年夏" 解放台灣" 的戰略計劃，在1949年年底由毛澤東親自率團訪問蘇聯莫斯科，向斯大林尋求進攻台灣的軍事援助，特別是海軍、空軍援助。但為時已晚，攻台的最好時機已經過去。台灣本土的政治、經濟、軍事、治安等形勢到1950年開始穩定與好轉；中共在台的地下組織在1950年初被徹底破壞；吳石等被捕殺；而朝鮮半島的形勢日益緊張，1950年6 月25日朝鮮戰爭終於爆發；6 月27日美國政府在宣布出兵幹預朝鮮局勢的同時，又發表聲明稱：" 共產黨軍隊的占領台灣，將直接威脅太平洋地區的安全，並威脅到在該地區履行合法而必要之行動的美國部隊。" 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 阻止對台灣的任何進攻"15.中共最高層清醒的認識到，當時的中共軍隊沒有與美國強大的現代化海軍進行海上較量的可能。中共當時在一份內部指示中說：" 形勢的變化給我們打台灣添了麻煩，因為有美國在台灣海峽擋？？" ，因此中共隻能把" 打台灣的時間往後推延".由於朝鮮戰爭升級，中共把戰略重點移向東北地區，遂下令解除再攻金門的任務。至於攻略台灣則再沒有提上中共議事的日程。
1949年國共兩黨最高層的不同軍事戰略決策及其實施，形成了不同的軍政後果；國民黨最高層審時度勢，在1949 年將黨、政、軍中心移往台灣，而以西南戰線為偏師，結果失去了西南，而穩定了台灣；中共最高層急於統一中國，將1949年戰略重點放在西南，調遣重兵用大迂回、大包圍的軍事戰略，取得了成都戰役全殲西南地區國民黨軍的勝利，卻將攻略台灣推遲到1950年下半年，結果失去了戰機──從而形成了國共隔台灣海峽對峙數十年的曆史。1949 年這一曆史關鍵年代的影響延續至今。毛澤東生前曾對1949年中共的軍事戰略決策及其成敗得失，作過一番總結與檢討。據曾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中共理論家王力在1995年回憶說16：台灣為甚麽沒能解放？毛澤東同我講過，這是我黨" 七大" 後所犯的第一個大的曆史錯誤。當時，蔣介石在台灣立足未隱，美國人也從台灣撤走了第七艦隊，本來是解放台灣的最好時機，但是我們喪失了時機。我們隻看到胡宗南在西南還有大軍，於是二野分兵去了西南，三野又要守備大城市和掃清殘敵，所以沒有把二野、三野集中起來解放台灣，而是以劣勢兵力在金門打了敗仗。這樣蔣介石在台灣的棋下活了。在大陸，蔣介石輸了，我們贏了；在台灣，我們輸了，蔣介石贏了。這是一個大的曆史錯誤，是不能挽回的錯誤。
毛澤東的這番總結，是耶非耶？發人深思。
注釋
1、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致總前委，劉伯承、粟裕、林彪等電，1949年5 月23日。轉引自《毛澤東年譜》（1893-1949 ），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506-507.以下所引毛澤東電文均見此書。
2、毛澤東1949年6 月27日致彭德懷電，轉引自《毛澤東傳》（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9250.
2、毛澤東1949年6 月27日致彭德懷電，轉引自《毛澤東傳》（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9250.
3、毛澤東1949年7 月16日致林彪並告劉伯承等電，轉引自《賀龍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頁417.
4、毛澤東1949年9 月12日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複鄧小平等並告林彪等電。
5、王力：〈漫談舒同〉，《傳記文學》（北京），1995年第12期，頁61.
5、王力：〈漫談舒同〉，《傳記文學》（北京），1995年第12期，頁61.
6、參閱〈陳修良回憶錄〉（大陸出版）與《傳記文學》（台北）1994年第11期、1995年第1 期有關文章。
7、毛澤東1949年6 月21日為中共中央起草的的致華東局與粟裕等電，頁519.
7、毛澤東1949年6 月21日為中共中央起草的的致華東局與粟裕等電，頁519.
8、毛澤東1949年7 月25日致劉少奇電，轉引自《劉少奇傳》（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651.
9、吳相湘：〈張其昀治學興學〉，《民國百人傳》，第4 冊（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1），有關張其昀的文章。
10、程思遠：《李宗仁先生晚年》（中國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頁32.
11、蔣經國1949年8 月29日日記。參見蔣經國：《危急存亡之秋》（台北：中正書局，1976），頁118.
12、江南：〈蔣經國傳〉，《美國論壇報》，1984 年11月，頁178.
13、 《總統文件，哈裏。杜魯門》（1954年版），頁11.
14、江南：〈蔣經國傳〉，《美國論壇報》， 1984年11月，頁196.
15、《中美關係（文件和資料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頁235.
16、同注5.毛澤東所講的" 七大" ，係指在1945年召開的中共第七次黨代表大會。原載於《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0年10月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頁9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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