鬻文賣字為諸弟
天才濛濛亮，沙孟海已經端坐堂屋裁紙磨墨，開始了忙碌的一天。自打1922年冬進入上海，四年來沙孟海一直如此。尤其是訪晤了康有為、吳昌碩、鄭孝胥等書壇前輩之後，他愈加感到學業上的不足。
開頭的兩年，沙孟海一直出任寧波巨商屠、蔡兩家的家庭教師，兩家沒有幾個孩子，教書的任務談不上重，授課之餘除了跑裱畫店，跑舊書店，他就虔誠地奔走拜訪寓居滬上的書畫家，從前輩的藝術風格中汲取教益與營養。
當時，清末大畫家任伯年的公子任英叔和畫家俞語霜創立了一個“題襟館書畫社”，沙孟海常去拜訪，與書畫家們促膝長談，十分投機，相見恨晚。他年少時就對康有為的學問欽佩至極，到上海後看到康有為寫的許多擘窠大字，更是羨慕萬分，恰好這時寧波同鄉中有一老僧喚安心頭陀者與康有為相熟，於是相約一塊去拜訪康有為。康有為雖沒將談話持續太久，然而短暫的一次接觸也使沙孟海對學書的理解產生了昇華，認識到學習書法的目的並不在於把字寫得與古人一模一樣，而在於在學習中融會貫通，形成自己的風格。
沙孟海與吳昌碩的交往則有點戲劇性。1924年歲末，昌碩先生在海上詞人況蕙風家閒坐時，發現了沙孟海雕刻的印章，當即揮筆書道：“虛和整秀，饒有書卷清氣”。得到吳昌碩如此評價，沙孟海激動不已，不久就拿著自己新刻的作品登門求教。當時他教書的處所與吳昌碩的宅邸相距甚近，晚上得便，他總會到吳昌碩府中閒聊，而就在這漫不經意的閒聊中，吳昌碩的藝術理念猶如綿綿春雨，寂然無聲地滋潤了年輕人的心田。
前輩的鼓勵與關切使沙孟海堅定了在書法繪畫藝術上刻苦探求的方向。當然，沙孟海發瘋似地寫字作畫，還有著另外的一重原因，那就是生計。
沙孟海少時家境窘迫，諸弟輟學使他有一種強烈的負疚感。1919 年師範畢業後，他就把諸弟一個一個接到外地讀書。先是二弟文求，再是三弟文漢，再是四弟文威。至1926年，除了年歲尚幼的五弟文度，其餘三個兄弟都已出外讀書。二弟文求高中畢業後先考入上海大學，後來文求要求轉學復旦大學物理係，儘管復旦學費甚巨，沙孟海仍毫不猶豫地支持弟弟實現了自己的意願。
困厄的家境迫使年輕的書法家通宵達旦地拚命，過起了鬻文賣字的生涯。當時上海灘仕宦商貿每遇婚喪壽宴，多喜歡饋贈書畫藝術品，雅而不俗。那陣他的書法在上海灘已經有點名氣了，又隻有二十幾歲，出手快，有急需趕時間的活計，人們總喜歡找他，生意日漸紅火。他乾脆請書界前輩朱祖謀先生列了一個“潤格”，“明碼標價”。這種鬻文賣字度日的清貧生活，沙孟海覺得不足言道，他隻希望自己的四個兄弟能夠健康順利地成長，能夠過上安定的生活。
兩篇電文定亂局
抗日戰火很快燃燒起來了。武漢會戰後，日本軍部特派一個叫川本芳太郎的大佐專赴北平，敦促吳佩孚出山。川本為了便於接觸吳佩孚，還拜吳佩孚為師，時相過從，不時試探。川本懂得洪憲勸進的故事，於是乎，“大帥府”霎時熱鬧空前，來自全國各地“擁吳出山”“挽救大局”的電報紛至遝來。
吳佩孚出山之事在國民黨政府中造成很大震動。朱家驊在一個星期天的清晨緊急求見蔣介石，蔣介石聽完彙報一臉陰沉。朱家驊獻策道，現在有兩種選擇，一是像軍統對付唐紹儀那樣謀刺；一是他以中央委員會秘書長的名義給吳佩孚發一個電報，曉以大義，阻止他出山。朱家驊認為第二種方法要好一些，蔣介石微微點了點頭。
這時，沙孟海經同鄉陳布雷介紹，已在朱家驊手下當秘書，起草電文的任務就落實給他了。沙孟海當然知道朱家驊交付的擔子有多重，平時他並不喝茶，但那天晚上，他卻濃濃地泡了一杯。凝筆靜思，仿佛有一股神力在左右他的筆毫。一篇五百餘字的四六駢文一揮而就。文中莊嚴聲明“春秋大義”，敦促吳佩孚千萬要以民族為重，不要“一失足而成千古恨”。朱家驊對電文極滿意，當即令人將電文急送吳佩孚的老友張芳岩，發給吳佩孚。
吳佩孚正在就“出山”與川本商定程式，當隨從將他請進密室，將朱家驊的電文遞交給他時，這位戎馬一生的將軍仿佛遭了電擊。他反復誦讀著那朗朗上口的電文，一種自責的情感籠罩了他的身心。
川本正在焦急地等待這位大帥做出最後的決定，他已經向東京報告吳佩孚同意出山，東京要求他確定舉行就職典禮的日期。然而，當他把東京的意思提出後，吳佩孚卻不緊不慢地提出了就職的條件，那就是：成立一支由吳直接指揮的三十萬人的軍隊，日軍撤出華北。川本沒想到緊要關頭吳佩孚會來上這一手，於是吵著要剖腹自殺，但是沒等他拔刀，吳佩孚已經甩開袖子走了。
1938年12月18日，汪精衛公開投敵，朱家驊得悉汪精衛派特務欲拉吳佩孚下水的情報後，又叫沙孟海起草了第二個致吳佩孚的電文。不久，朱家驊收到吳佩孚通過張芳岩交北平地下人員拍回的一個電報，言詞懇切：“仆雖武人，亦知大義，此心安如泰山”。這表示了他在大是大非上的立場。在以後的日子裏，儘管日本特務計出多端，吳佩孚卻終於沒有“出山”。
四弟進了“參事室”
沙孟海的四弟沙文威，是李克農直接領導下的中共情報人員。
1937年冬，國民政府從南京撤至武漢，蔣介石特令在軍事委員會屬下成立一個參事室，聘請各路諸侯中的軍事將領出任參事，為最高統帥部出謀劃策，蔣介石特命朱家驊出任參事室主任，負責組建參事室的工作班子。
如果能設法打進這個機關，對於中共情報戰線，無疑是一個不小的勝利。然而，在介紹沙文威進參事室時，沙孟海可沒少擔心思。沙文威1931年在浙江被捕時，他曾請朱家驊、陳布雷聯名發電報營救，萬一朱家驊記起這事，可就不大好交代。他把疑慮說給了兄弟，沙文威說：“朱先生那麼忙，要記也不一定記得那麼準。再者，我現在不叫沙文威，叫沙重叔嘛！”
沙孟海深以為是，連聲說：“對，朱先生知道我兄弟多，如果問起你，你就說不是我，是另一個兄弟。”兄弟兩人哈哈大笑。經過沙孟海的推薦，沙文威被朱家驊任命為軍事委員會參事室幹事。不過，沙孟海到底還是捏著一把汗，直到朱家驊調任中央委員會秘書長，王世傑接任參事室主任，沙孟海才舒了一口氣。
1938年1月，沙文威走馬上任，出任軍事委員會參事室幹事。經過一段時間工作，沙文威發現，參事室真是一個情報的金山，軍委經常有文件發往參事室，管文件收發的恰恰就是沙文威。而且按照朱家驊的規定，沙文威可以拆看文件，然後再分類送往各有關負責人。尤其有意思的是，參事室一應傢具，諸如書櫃、寫字檯、文件櫃，都由沙文威來買購置。他不貪汙，也不想拿“回扣”，傢具買得又便宜又美觀，主管秘書十分高興，幾次對沙文威說：“朱先生對你的工作很滿意！”保藏機密文件的櫃門鑰匙，沙文威早已多配了一把，當時在參事室偌大一個機關中，夜晚住在機關的隻有沙文威與傳達室工友兩個人。因此，夜闌人靜之際，沙文威可以從容不迫地把需要的文件一一謄抄。1938年夏，由於抗日戰爭爆發，中德關係日趨冷淡。汪精衛建議派朱家驊率一個代表團去會晤希特勒。朱家驊尚未成行，中央政治委員會已送來一大批絕密文件。絕密件沙文威不能拆看，秘書把它們鎖進了文件櫃，當晚半夜，沙文威便將文件摘抄了一遍……
軍事委員會的絕密文件通過博古夫人，以後又通過解放後出任國務院總理辦公室主任的張唯一，源源不絕地送到李克農手中。武漢失守，軍事委員會參事室遷到重慶紅岩村後，這類文件又通過李克農的老搭檔吳克堅，源源不絕地送給了周恩來。時任《新華日報》主編的吳克堅曾多次告訴沙文威：周恩來非常喜歡看你寫來的情報……
“大雄寶殿”補題款
杭州靈隱寺“大雄寶殿”匾額，是1953年寶剎修葺時，浙江書法界泰鬥張宗祥推舉沙孟海題寫的，因沙孟海善書擘窠大字。然而，1957年，當他的三弟、時任浙江省省長的沙文漢被打成“右派”後，他作為兄長，題寫的匾額也不能繼續存在了。一個旗幟鮮明的決定很快做出：把沙文若(沙孟海字文若)三字從匾額上抹去！於是，在“整修內部，暫停參觀”之後，萬千遊人麵對的已是一塊沒有題款的“大雄寶殿”匾。好在遊人中杭州人的比重不算太大，而杭州遊客中清楚匾額來歷的也不太多，如果不是一個突發事件，這種格局也許將長遠地存在。
那是1970年，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在周恩來陪同下訪問杭州，遊了湖看了戲之後，西哈努克提出要到靈隱寺進香。作為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他提出這個要求無可厚非，但對中國當局卻無疑是一個大難題。
1966年6月紅衛兵運動發起後，靈隱寺的菩薩也成為攻擊的目標，當時周恩來以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名義給浙江省委發了電報，指示“暫將靈隱寺封閉，留待運動後期處理”。到這時，靈隱寺仍在繼續封閉之中。但西哈努克的要求又不便拒絕，周恩來幾經權衡，決定開放靈隱寺，讓西哈努克入廟進香！
西哈努克如願以償，可誰也不會想到，親王在進入大殿前會盯著“大雄寶殿”四個字，問陪同參觀的中方官員：“這幾個字是誰寫的？為什麼沒有題款？”中國官員吃了一驚，他沒有估計到西哈努克會有這樣的漢學功底。他看了看周恩來，惴惴地告訴親王：這字是古代傳下來的，已經不知何人書寫了。西哈努克不再聲響，似乎已經接受了“無名氏作”的觀點。
但周恩來卻接受不了，他知道這塊匾額的書寫者並非古人而是沙孟海，那個為黨提供了許多重要情報的沙文威的大哥沙孟海。他找來了當時的省革委會負責人，說了這麼一段話：沙文漢是沙文漢，沙文若是沙文若嘛！怎麼能夠因為沙文漢是右派，連沙文若的名字也抹去呢？不能搞株連。這不是黨的政策！
周恩來的指示得到了貫徹，浙江當局很快派人找到沙孟海，要他去補一個名字。按一般人的看法，這當然是“很抬舉你了”，可沙孟海不，他的倔勁又上來了。他說：“要麼重寫一塊匾。名字就不補了。”來人好不尷尬，但是寫字的事又相強不得，你總不能摁著別人的手腕吧？事出緊迫，他們隻好請來另外一個人，拚湊了“沙文若”三個字補上。字寫得不協調，很難看，但“大雄寶殿”的匾額上，“沙文若”三個字到底還是出現了。
摘自《沙孟海兄弟風雨錄》 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年6月版 黃仁柯著26.00元
二十年代的沙孟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