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天下全輿總圖》與鄭和船隊
龔纓晏
浙江大學
Ningb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jiang University
2006年1月15日
2005年，是鄭和下西洋600周年，國內外許多人都在以各種形式紀念這個世界航海史上的壯舉，當然各人的目的可能不盡相同。在國外，英國退役軍官孟席斯(Gavin Menzies)在其所著《1421年：中國發現世界》（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中提出，鄭和船隊進行了世界史上的第一次環球航行。他的觀點受到了許多不明真相者的響應，也受到了一些學者的批評。就在一些批評者以各種曆史事實證明孟席斯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時候，2005年底，有人透露，一幅新發現的中國古地圖可以證明孟席斯的觀點，並宣稱“曆史應當如此改寫：鄭和船隊是發現整個世界的先驅！”（http://huangzhangjin.blogchina.com/3880436.html）
據介紹，這幅地圖名為《天下全輿總圖》，左下角有“乾隆癸未仲秋月仿明永樂十六年天下諸番識貢圖 臣莫易仝繪”的字樣。這樣，該地圖的基本情況是清楚的：它是一個名叫莫易仝的人於公元1763年（乾隆癸未年）繪製的，其部分依據是明朝永樂十六年（1418年）的《天下諸番識貢圖》。地圖上有注文寫道：“凡未加紅圈者皆原圖所未命名者”，說明地圖上凡是加了紅圈的文字，都是《天下諸番識貢圖》上原有的。在《天下全輿總圖》上，有這樣一句話：“一於永樂十三年，隋正使太監馬三寶等往榜葛刺諸番直抵忽魯謨斯等國，開讀賞賜，至永樂十六年回京”。由於此話加有紅圈，所以，可以推斷它是《天下諸番識貢圖》原有的。文中有關“正使太監馬三寶等往榜葛刺諸番直抵忽魯謨斯等國，開讀賞賜”的內容，無疑是指鄭和下西洋。《天下諸番識貢圖》是根據鄭和下西洋繪製的，而《天下全輿總圖》又仿繪了《天下諸番識貢圖》，因此，《天下全輿總圖》反映了鄭和下西洋的活動範圍。令人驚奇的是，《天下全輿總圖》是一幅“近乎完整的世界地圖”，“不僅畫出地球上所有的大陸陸地(包括南極、北極和格陵蘭)，並且在美洲大陸和澳洲大陸上都有紅筆圈注的注釋。”由此得出的結論是：鄭和船隊確實進行了環球航行。這就是這幅地圖披露者的基本觀點。
上述消息引起了全世界媒體和研究者的關注，我們一直期待著一睹這幅古地圖的真容，並希望這份新發現的重要史料能夠有力地推進鄭和研究的深入開展。2006年1月12日，我們終於獲得了更多的消息：英國著名的雜誌《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刊登了該地圖彩色縮略圖。1月16日，在北京與倫敦將公布該地圖。
《經濟學人》上公布的《天下全輿總圖》雖然不大，字體無法看清，但是，地圖上世界各大洲的基本形狀還是十分清晰的。與我們的熱切期待相反的是，這幅地圖帶給我們的是深深的失望：它所依據是，根本不是鄭和時代的中國地圖，而是17世紀開始歐洲繪製的世界地圖。
《天下全輿總圖》是一幅橫軸投影的世界地圖，我們隻要稍稍翻一翻歐洲從17世紀30年代開始到18世紀中期出版的眾多世界地圖，例如荷蘭布勞厄（J. Blaeu）家族出版的世界地圖集，就可以非常容易地看出，它完全是根據歐洲地圖仿繪的。唯一不同的是，在歐洲出版的地圖上，亞洲位於右側，美洲位於左側，中國位於地圖的中間。我們知道，16世紀末，利瑪竇在將歐洲出版的地圖譯繪成中文地圖時，最早進行了這樣的調整（這裏順便需要說明的是，人們普遍認為，利瑪竇把世界地圖的布局調整為這個樣子，是為了適應中國人自以為是天下中心的狂妄心理。其實，利瑪竇自己說過，世界上每個國家的人，在繪製世界地圖時，都會把自己的國家放在地圖的中間）。利瑪竇的這種畫法，被後來的入華傳教士所沿用，例如艾儒略（Jules Aleni, 1582—1649年）的《萬國全圖》，畢方濟（Fransois Sambiasi，1582—1649年）的《坤輿全圖》，等等，並且成為定型，甚至一直延續到現在。
《天下全輿總圖》繪製於1763年，就在此圖問世前3年，即1760年，法國傳教士蔣友仁（Michel Benoist，1715—1774年）繪製了《坤輿全圖》，作為獻給乾隆皇帝五十大壽的賀禮。再早一點，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Ferdnand Verbiest，1623—1688年）也繪製過《坤輿全圖》。這兩幅地圖流傳很廣，直到今天還可見到。其中蔣友仁的世界地圖在布局上與歐洲出版的地圖完全一樣，即亞洲在右側，美洲在左側。而南懷仁的世界地圖則與利瑪竇的世界地圖一樣。《天下全輿總圖》的畫法，與南懷仁的《坤輿全圖》是一樣的，隻是地球的南北兩極、澳大利亞的畫法不同。這隻能說明，《天下全輿總圖》依據的是晚於南懷仁的、更加正確的歐洲地圖。
從地圖學上說，要繪製出像《天下全輿總圖》這樣的世界地圖，必須有三大前提：第一，認為我們生活的世界是個球體，而不是一個平麵；第二，要把地球表現為一幅平麵的世界地圖，必須要有投影知識與方法；第三，必須非常清楚世界各大洲的實際地理狀況，否則《天下全輿總圖》上各大洲的形狀就不會如此正確了。在歐洲的地圖學發展史上，我們可以找到這三大前提發展的曆程。《天下全輿總圖》反映的是歐洲地圖學發展的成果，特別是地理大發現之後歐洲人海外探險與製圖學發展的成果。相反，在鄭和時代的中國，這三大前提都不存在。我們隻要《天下全輿總圖》與《鄭和航海圖》作一對比，就可以知道了。不僅在鄭和時代，就是在整個古代中國的地圖學史中（那些受利瑪竇等西方傳教士影響的地圖除外），都不存在著把認為世界是個球體、通過投影把球體表現為平麵的地圖。中國傳統的地圖學，是結不出像《天下全輿總圖》這樣的果實的。《天下全輿總圖》不屬於古代中國的地圖學體係，而是屬於歐洲的地圖學體係。
當然，人們也完全可以強辯說，在現有的中文文獻中，固然找不到《天下全輿總圖》的前輩、同伴與後代，但這並不意味著曆史上沒有出現過這樣的源流，它完全可能是由於相關文獻佚失造成的。在那些跟隨鄭和遠航海外的勇士中，完全有可能出現一位或幾位天才，並發明出非常先進的地圖投影方法，繪製出這樣的地圖；《天下全輿總圖》上世界各大洲正確的形狀，正好反映了鄭和船隊不僅環繞世界進行航行，而且還在世界範圍內進行了大規模的大地測量。因為《天下全輿總圖》明確地說，它所依據的《天下諸番識貢圖》就是來自鄭和的航海實踐。因此，因此，這裏的關鍵，是要證明《天下全輿總圖》與鄭和是否有關係。如果這幅地圖確實與鄭和有關，那麽，中國乃至世界的科學技術史都必須要改寫，甚至人類文明史的最後幾個章節看來也得要改寫。如果這幅地圖與鄭和無關，那麽，我們就不能把這幅地圖套在鄭和身上，並以此虛構出鄭和船隊周遊世界的神話。
總之，如果1418年圖確實存在過，孟席斯1421年中國發現世界的妄說則可以休矣！
《天下全輿總圖》所依據的《天下諸番識貢圖》已經不存在了，我們不知道原圖的樣子如何。《天下全輿總圖》上有注文說“凡未加紅圈者皆原圖所未命名者”，表明該地圖上凡是加了紅圈的文字，都來自《天下諸番識貢圖》。這是把《天下全輿總圖》與《天下諸番識貢圖》以及鄭和聯係起來的最重要的紐帶，也是我們解決上述關鍵問題的唯一線索。雖然現在披露出來的注文不多，但是，我們隻要列舉其中的一個例子，就可以十分肯定地證明，《天下全輿總圖》上那句事關重要的話“凡未加紅圈者皆原圖所未命名者”並不正確，至少有些加了紅圈的話，是絕對不可能出現在《天下諸番識貢圖》上的。這個例子出現在亞洲與亞洲與歐洲的交界處，上麵帶有紅圈的文字寫道：“此地人種深目、圓眼，頭纏長布，寬衣長褲，女子出門皆裹麵而行，違者治罪也”；在東歐部分，還有帶紅圈的注文：“此地人多奉上帝，教名曰景也”。
隻要稍具曆史知識的人都知道，現在中國基督教所說的“上帝”一詞，原是中國先秦文獻中的詞匯，例如《詩經•周頌•執競》中有“不顯成康，上帝是皇”的詩句。15世紀末，利瑪竇等歐洲傳教士來到中國後，為了向中國人宣傳基督教，必須把基督教中表示最高神的詞匯（拉丁文為deus）翻譯成中文。為此，他們費盡了心機。起初，他們采用音譯的辦法，將deus譯成中文的“陡斯”，但這樣一種中文表達方法顯然會使中國人感到難以接受。當他們逐漸熟悉中國古代文獻後，終於儒家經典中找到了非常合適的對應詞匯“天主”和“上帝”。利瑪竇在其《天主實義》中明確寫道：“吾天主，乃古經書所稱上帝也”，“曆觀古書，而知上帝與天主特異以名也。”當然，先秦中國人所說的上帝，與歐洲基督教所說的deus在實際含義上確實是不同的，由此，引發了長達幾個世紀的“禮儀之爭”。也就是說，把基督教最高神稱為“上帝”，是從16世紀末開始的，在此之前，不存在著這樣的概念。《天下全輿總圖》東歐部分的注文中出現了“上帝”，表明該注文不可能源自鄭和時代的地圖。
唐代，基督教中的一支異端派別聶斯托利派傳入中國（公元7世紀），當時中文譯作“景教”。公元9世紀，唐武宗滅法，景教在中國受到沉重打擊，逐漸銷聲匿跡。元代，基督教在中國被稱為“也裏可溫教”。1625年左右，在西安出土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人們才了解到早在唐代基督教即已傳入中國。此碑發現後，受到了來華傳教士與歐洲學者的高度重視，並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因為它證明了基督教在中國的漫長曆史。也就是說，把景教考訂為基督教，是在1625年之後的事情。在鄭和時代，景教早已不複存在，更沒有人知道唐代的景教就是基督教。《天下全輿總圖》上的注文“此地人多奉上帝，教名曰景也”，證明該注文隻能出現於1625年之後，而絕不可能來自鄭和時代。
《天下全輿總圖》的注文雖然說“凡未加紅圈者皆原圖所未命名者”，但是，我們通過“此地人多奉上帝，教名曰景也”一句的分析，證明此注文並不正確。《天下全輿總圖》有的話雖然加了紅圈，但實際上並非來自鄭和時代的《天下諸番識貢圖》，而是來自16世紀末之後。《天下全輿總圖》上“凡未加紅圈者皆原圖所未命名者”的注文並不可信。如果《天下全輿總圖》是莫易仝本人直接從《天下諸番識貢圖》原圖上摹繪來的，那麽，“凡未加紅圈者皆原圖所未命名者”一句說明莫易仝並不誠實。如果莫易仝所依據的《天下諸番識貢圖》隻是後人的仿繪本，“凡未加紅圈者皆原圖所未命名者”一語是那個匿名的仿繪者加上去的，那麽，莫易仝也是一個受騙者。我們不希望21世紀的人們繼續成為受騙者。總之，“此地人多奉上帝，教名曰景也”是一個鐵證，徹底割斷了《天下全輿總圖》與鄭和之間的聯係。從這句話的語氣來看，它包含著這樣的意思：世界上許多地方都信奉基督教了，言下之意是中國也應皈依基督教。這樣的文句，顯然出自歐洲來華傳教士之筆。
我們在已披露的《天下全輿總圖》的幾條注文中，還可見到歐洲來華傳教士的痕跡。例如，在美國西部，有注文寫道：“此地土人膚色黑紅，頭腰皆披鳥羽，亦有食人之習也”。隻要翻翻艾儒略的《職方外紀》，在北美部分可讀到“男婦皆衣羽毛及虎貂熊羆等裘”。（艾儒略：《職方外紀》第135—136頁，謝方校釋，中華書局，1996年《天下全輿總圖》在非洲南部，有注文說：“此地人種膚色如黑漆，齒白，唇紅，發卷”。在《職方外紀》中則有“其國甚多，從皆黑色，迤北稍有白色，向南漸黑，甚者色如漆矣，惟齒目極白”。（同上，第113頁）類似《職方外紀》的文字，也見於南懷仁的《坤輿圖說》中。
分析《天下全輿總圖》的內容，我們所見到的是歐洲地圖的原型、來華傳教士的文筆，而看不到鄭和的影子。我們相信，隨著《天下全輿總圖》的完全公布，我們的這個結論會得到更多的證明。
碳14同位素隻能測定墨跡和紙張的年代。如果屬於乾隆年間的遺作，由於種種天災人禍，保存下來的中國古地圖很少，還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但卻絕對無法確定1418年圖是否真正存在過。前麵分析過的有紅圈圖例的反曆史性使我們不得不產生深深的懷疑。這幅地圖，不僅反映了地理大發現後西方文化對中國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它是極少數先進的中國人努力學習西方文化的見證。在漫長的中國曆史上，所缺乏的正是這樣一種積極學習異質文化的精神。如果用這樣一幅珍貴的地圖去編織“鄭和發現世界”的現代神話，既有悖於這幅地圖本身所包含的積極意義，也有悖於鄭和下西洋的精神，更有悖於我們這個時代的世界潮流。
作者：龔纓晏，浙江大學
Ningb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jiang University
2006年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