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元梓口述自傳

上 我的一生似大海，波濤洶湧澎湃。 ——題記 目錄 第一章中原大地上的革命之家 出生於富而好文的家庭中 新潮的鄉村紳士 母親說，“路是彎的，理是直的” 備受寵愛的“聶四少爺” 總也畢業不了的“大學生” “唯物辯證法來了，快跑吧！” 享受鋼絲床待遇的好學生 才賦歸去來，又向晉陽行 西街東街之爭 在監禁和殺戮麵前 老父母跟著大軍進北京 第二章從犧盟會到“華幹” “臨時家庭” 風陵渡前三條路 一天也不能等 開封車站車不開 百泉水暖 “華幹”生活漫憶 第三章戰鬥在太行山上 太南遊擊隊的誕生 轉戰豫西北 17歲的地委婦委副書記 婦救會裏的“燕文華” “夫妻雙雙把家還” 到延安去，到延安去 好事多磨 第四章在延安的學習生活 中央黨校45班 小初中生偏要學理論 “搶救”和被“搶救” 此事“不許議論” 黃土窯洞裏的愛情 第五章在決戰東北的日子裏 騎著大洋馬上東北 山迢迢，水長長 區委書記 吳部長的手術刀 第六章悲歡哈爾濱 “年輕的老幹部” 無法維持的婚姻 第七章燕園風雨聲 陸平要我到北大 在高級知識分子中間 從經濟係到哲學係 “不識抬舉”的傻心眼 反調從哪裏唱起 陷入社教運動是非的旋渦 國際飯店裏的“整風學習” 第八章小家庭驟起大波瀾 與老紅軍吳溉之結婚 牌桌上下的曖昧 這個女人不尋常 幫忙幫忙，越幫越忙 不惜付出沉重代價的“檢舉” 與康生的曆史糾葛 “揪叛徒”的條子和“抓楊勳”的電話 第九章一夜之間名滿天下 一走了之？ 晴天霹靂般的“5.16通知” 震驚與激動 友誼賓館裏的麵談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問世 “是戰鬥的時候了！” 關於大字報的辯白 一石激起千層浪 驚動了最高領導層 “紅色電波傳喜訊” 第十章從工作組到校文革成立 工作組進校和“6.18事件” 江青在北大的拙劣表演 毛主席“炮打司令部” 江青請我吃飯 不理睬江青，聽王任重的 找王任重而不遇 “大民主”選出的校文革主任 第十一章 不知如何領導運動的“領導” 保護北大的文物、檔案 毛主席說，北大是“池深王八多” 回首往事，幾個嚴重錯誤 鄧樸方致殘的賬應該記在誰頭上？ 兼答季羨林 第十二章 上海串連真相 毛主席要我去上海 李訥為什麽出爾反爾 江青的“緊急指示” 上海紀行 向常溪萍同誌深刻致歉 江青的指責 第十三章 奪權與分裂 軍訓和題詞 隻聯合，不奪權 高教部奪權起風波 天派、地派的分裂 “對派性也要做階級分析” 第十四章 “除隱患”始末 “除隱患戰鬥隊”衝著誰？ “聶元梓驕傲了，誰的話也不聽” 北大太“溫”了 你們是“二月逆流派”！ “007密令”案件：保周還是反周？ 周總理關於“揪叛徒”的批示 北大的姿態 “除隱患”為什麽解散？ 第十五章 北大分裂和武鬥的後台是誰(上)？ 校內群眾何以分裂 陳伯達助產“井岡山” “整風要先整謝副總理的風” 關於反謝富治的一份旁證 第十六章 北大分裂和武鬥的後台是誰(下)？ 不祥的警報 批聶批到什麽程度，就打到什麽程度 謝富治：“你真厲害！” 為什麽不追查“3.25”？ 林彪的講話一箭雙雕 校內武鬥誰之罪？ 為高雲鵬聲辯 “你可幹了一件傻事” “擁軍是對的，反謝是錯的” 第十七章 欲罷不能 幾個問題，真想問問毛主席 不許辭職 蒯大富：“騎虎難下啊！” 第十八章 長達10年的隔離審查 毛主席淩晨召見 工、軍宣隊進校接管一切 周總理點名讓我參加“九大” 所謂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搞串聯” 吳德何“德”，吳忠何“忠” 我成了“壞人中間的壞人” “你能吃飯，你就得勞動！” “配合右傾翻案風” 子女無辜受到株連 第十九章 無處申訴 監禁中的成功逃跑 兩次逃跑，性質不同 寒夜茫茫何處棲身？ 為了避免株連他人 特殊的“上訪者” 第二十章 服管不服罪的“罪人” 被捕前後 立法三章 混淆黑白的陪鬥 沒有收獲的審訊 “莫須有”之罪 判決中的騙局 監管人員的“監督者” 堅決不穿勞改服 我為什麽叫“王蘭” 第二十一章 判決與上訴(上) 北京日報消息 對我的起訴書 公訴人發言 辯護人的辯護詞 法庭判決書 我的上訴書 第二十二章 判決與上訴(下) 我的上訴書(續前) 第二十三章 出獄之後 病危中口述的三件事情 保外就醫前後 三封信的籲求 假釋在北樓 求生存的三大難題 北大的拒絕 習仲勳伸出同情之手 在商海中自救 受騙不已的“雷鋒老太太” 再度漂泊 附錄一 我的家庭狀況及個人簡曆 附錄二 獄中日記選 後記 回望漫漫生平路 第一章 中原大地上的革命之家 出生於富而好文的家庭中 我生於中原大地，河南省滑縣南尖莊。父親聶芝軒，母親李玉蘭。 我是1921年舊曆2月27日出生的，是兄弟姊妹中年齡最小的一個。我母親生了8個孩子。第一個是男孩，夭折了。然後是大哥聶真，二哥聶元賞(已故)，三哥聶元昂(聶季超)，四哥聶元典(聶金聲)，大姐聶元質，二姐聶元素。我原先叫聶元碧，也曾經叫聶元子。後來好多人說元子像日本人的名字，甚至由此說我長得也像日本姑娘，我就改名為聶元梓。是在抗戰時期在延安學習的時候改的。這其中隱含著當時的時代背景，就是因為對於正在進行侵華戰爭的日本帝國主義的仇恨，避免一切有可能導致與日本有關的聯想。 我們的村子在平原上，遼闊的原野，鬱鬱蔥蔥，滿目生機。一片一片的莊稼地裏，棉花、小麥、玉米、芝麻都在盡情地吮吸著大地的乳汁，地頭路邊的野花蓬蓬勃勃地開放，天然一幅美麗的圖畫。村莊呢，就像唐詩裏寫的那樣，綠樹村邊闔，青山郭外斜，站在平原上，都看不到村莊，看到的都是一片一片的綠蔭，是高大的樹木，筆挺的白楊，茂密的槐樹、椿樹、楝樹，村莊就掩映在這無邊的綠色中。還有房前屋後的桃樹棗樹杏子樹，一個個村子就藏在這濃蔭掩映的樹後麵。一到春天，桃紅李白，椿樹開黃花，楝樹開紫花，花香撲鼻...也不知道現在是什麽樣子，我都多少年沒有回過家鄉了！ 我們家原來是地主，在當地是比較富裕的，幾代人都是讀書出身，是有文化的家庭。我的一家又是一個革命家庭。在大革命風起雲湧的年代，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火燃燒到中原大地的時候，我們一家人，我的父親母親和兄弟姐妹全都參加了革命，走上抗日救國、為人民大眾求解放的艱難而又輝煌的道路。過去長期地宣傳，隻有貧下中農和工人是最革命的，對知識分子則總是充滿了偏見和歧視。其實，在中國革命的曆史上，最早地傳播革命思想和自覺地投身革命的，大都是知識分子。他們有文化，眼界開闊，接受新思想新觀念快，能夠為了精神的追求放棄個人的身份、地位和物質享受，而且，革命意誌最堅決，鬥爭藝術和智慧也高明許多。我雖然說讀書不多，但是，也在哥哥姐姐們的熏陶和影響下，在非常幼小的時候就投身於革命隊伍，踏上風風雨雨的人生道路。 新潮的鄉村紳士 古人說，太上醫國，其次醫人，再次醫病。對於做人來說，最高的標尺是能夠拯救國家的興亡，解除民族的苦難；次一等的，才是保障人們的身心健康，讓他們積極地投入生活；第三等的醫生，則隻能治療某些疾病，醫術有限得很了。我的家庭，曾經是祖傳的醫生世家，而且，我父親對中醫的造詣很高，在當地很有名氣，後來，在大時代的召喚下，才獻身於救國救民的偉大事業。 我的父親名叫聶廷俊，字芝軒。我的母親李玉蘭是家庭婦女。再往上數，我祖父和曾祖父都是當地很有名的中醫，醫術高，醫德也好。有一個曾祖父在當地最有名，人們給他起了個外號叫“聶二別”，就是說他性格很讓人別扭，和常情常理別著一股勁兒。為什麽呢？他是當地特別好的中醫，名氣很響，經常地，請他去看病的馬車在門口排了一大溜兒。救病如救火，為了討他的歡喜，讓病人先得到他的治療，不熟悉的人們就免不了恭維他，奉承他，給他戴高帽子。天底下誰不愛聽好話受吹捧？他就不這樣。誰恭維他，越恭維他，他就把人家放到最後。那些有錢有勢的人，想用重金打動他，讓他先給自己家人看病，他也是不為所動。他總是按照自己的選擇，給他願意去治療的人先看病。他到這一家去看病，後邊就跟了幾輛車，那些求他看病的人跟著他一塊兒走，都排隊跟著他，浩浩蕩蕩地一個車隊。那時候鄉村裏都是馬車，人喊馬嘶的，很壯觀，也很獨特。因此，人們有病沒病，都要對他禮讓三分，捧著他，敬著他，可他就是這種性格，別著勁，他覺得他就是普通人，不必太把他抬舉得過高，那樣反而不舒服。人們送他個外號，聶二別。我自己的祖父和父親也是很有名的中醫，他們的事業是我二哥聶元賞繼承的，家學淵源，我二哥也是出色的中醫。他在天津解放軍二五九醫院搞血液學，研究治療白血病。後來到四川去支援三線建設，跟隨醫院搬到了大西南。他在醫院裏很有地位，醫術高明，善於鑽研，受到人們的尊重。但是他死的時候很慘，沒有住進醫院，他自己是大夫，卻沒有大夫給他治病，悲哀地死去。 當時的醫生，都是既行醫又開藥店的。我父親在家裏開了一個中藥店，自己坐堂行醫。我家的藥店，藥品相當齊全，其中有許多珍貴的中藥材，數十裏地的鄉親們都常來我家看病抓藥。我小的時候，常到我家的藥店去玩兒，看到店裏有許多各式各樣的小瓶子裝著藥麵和藥丸。不過，我那時感興趣的，是可以當作小食品解饞的肉桂、桂元肉，常向大人們要著吃。 我父親的思想是很新潮的。父親是一個師範學校的畢業生。在本世紀初的農村，這是很高的教育程度了。從哪裏畢業的，我知道得不準確。因為我離家較早，很早就跟著二姐離開了南尖莊，年紀小，對於一些事情不是很清楚。我就是記得，看到過他上學時畫的畫兒。在我的印象裏，父親很注意國家大事，祖父就這一個兒子，生活條件很優越，家裏有不少土地，有三四個院子，有一大片樹林園子。我父親在行醫的同時，還經營自家的土地，也到縣城去經商(賣自家生產的棉花、麥子等)，在村子裏和城裏都有房子。 我父親思想非常開放，關心時事，關心國家大事，很早就開始訂報紙，接受新思潮。鄉村裏很閉塞，全村就他一個人訂報紙，郵局都不給他往村子裏送，要是換了別人，也許就會放棄，不訂報了。可是，我父親讀報心切，他就買一輛自行車(那時自行車在鄉村裏可是稀罕物)，讓家裏的夥計騎到鎮上去取報紙。後來我的年紀稍微大一點兒，我也學會了騎車。那個年代，農村裏女孩子會騎車的為數很少。 本來，中原大地，是傳統文化積澱最深的地方，孔孟之道，禮義之邦，再加上我們是一個大家族，家裏非常封建，女孩子從小就都要纏腳。雖然說，我出生的時候已經是20年代初期，在北京和上海，新文化運動轟轟烈烈，中國共產黨就在這一年成立，可是，在滑縣一帶，女孩子們還是照老祖宗的法子，照樣在哭哭啼啼中把腳纏成一個小粽子，誰要是不把腳裹得又小又尖，就擔心長大了嫁不出去。當時，女孩子不但要纏腳，還得在家中做活紡線，不準隨便上街，更不能同男孩子一樣上學，認為這是男女混雜，破壞了禮習。我和我的姐姐、嫂嫂們算是幸運的，當時一聽到縣婦女協會宣傳男女平等，宣傳不讓裹腳，我父親就響應了這樣的新思潮，即刻讓我的姐姐和嫂嫂們不再纏腳，並且讓我的姐姐和嫂嫂們和我哥哥一樣都到城裏去上學。這在當時的農村是很少有的，就是男孩子上學也是少有的。 母親說，“路是彎的，理是直的” 還應該講一講我的母親。我母親是一個什麽樣的人呢？她雖然是生長在鄉村，但是，因為受家庭的影響，她胸懷非常寬大，為人非常熱情。再有一點，她天賦很好，遇到緊急事情的時候，她非常沉著，能夠從容應付。我父親呢，一到這種時候，就慌了神了，精神就緊張得不得了，常常是我母親幫他支撐局麵。我記得我母親的一句話：“路是彎的，理是直的。”這句話給我印象很深，人總是要相信真理啊！ 我們家的經濟狀況，在當地是非常好的，可是，我母親非常勤勞，除了管家裏的一攤子事，還下地參加農業勞動。我們家有一、二百畝土地，都是我父親在經營。在農忙的時候，我母親和嫂嫂們還下地去拾麥子。到了秋天，有時候嫂嫂們也下地去摘棉花。我從小就常常跟隨母親一塊兒下地幹活兒。我母親對我說，我下地勞動的收獲全都歸我自己，拾了麥子或者摘了棉花，要讓我父親給我付工錢，母親就給我攢起來，家鄉話叫作“攢體己”，留著給我買花衣服穿。我下地幹活，就更有積極性了。 備受寵愛的“聶四少爺” 我是家裏最小的孩子，又是個女孩，哥哥姐姐們都比我年長得多，所以什麽事情他們都謙讓著我。父親母親也因為我是最小的女孩子，最喜歡我了，總是寵著我，嬌慣著我。再加上父親積極地接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給我的成長提供了一個寬鬆的環境。 這樣，我在家裏從小就是個“解放派”，備受寵愛。我父親出門辦事，做買賣，趕集，進城去，從村裏的家到城裏的家，經常都帶我去。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從小就見了不少世麵，接觸社會的麵比較廣。我們那裏很封建，女孩子要裹腳，又不準隨便出門，人家看見我跟著父親到處走，我那時候剪著短發，穿著小長袍，男孩女孩分不清，有的人就把我認成“聶四少爺”，說“四少爺有沒有媳婦了？給他說一個吧。” 我姐姐喜歡說我從小就沒有受到封建主義的約束。小時候就沒有約束，敢和男孩子們一塊兒玩耍，男孩女孩我都玩得來。有時候是我父親帶著我到城裏呀，趕集呀，見見世麵。這樣，我就有很多機會在外麵。 那時候我和小夥伴們一起玩耍，就學會了遊泳。我和男孩子們一塊兒爬牆頭，上樹，一塊兒到田野裏去鏟草喂牛，別的孩子是為了幫助家裏大人幹活，我是因為好玩兒，我父母親也不限製我。我們把草鏟回來，在村邊的水坑裏淘洗一下，洗幹淨了，然後再背回家，牛才能吃，要不草上帶著土，牛不吃。在水坑南方叫水塘，我們那裏沒有河，就是有水坑裏洗草，大熱天，男孩子們洗完草，就下水坑去玩水，我就呆在水邊上。他們就叫我，“三姑，三姑，”我們家在村子裏輩份大，同年齡的人甚至比我大好多歲的人都管我叫“三姑”“你下來下來，到水裏來，我們幫你。”我忍不住好奇心，就下水了。和我玩的女孩子們呢，她們都不敢下水，因為她們還纏著腳呢，她們看我遊水，也很羨慕我。遊泳這種事情，關鍵是膽子大，敢撲騰，不怕喝水，我就是這樣，膽子大，三學兩學，聽男孩子們一點撥，就學會了。從水裏出來，衣服都是濕淋淋的，就站在打麥場上曬，天氣炎熱，驕陽似火，連曬帶蒸的，一會兒衣服就幹了，然後才回家。 我下水遊泳的次數多了，時間長了，家裏邊就知道了，我母親說，你一個女孩子家的，不能像野小子一樣瘋跑瘋玩，不讓我跟男孩子們一塊兒下水。我母親不讓我去，我就偷跑著去。我在前麵跑，她就在後麵追趕。她在後邊追也追不上，她是小腳，跑得慢，等她到了水邊，我就已經“撲通撲通”地下水了。母女二人，一個在水裏，一個在水邊，我就和她講條件。我說，你要讓我遊，我就在水邊上淺的地方遊，你要不讓我遊，我就到水深的地方去遊。一邊說我就一邊往水裏縮身子，往水裏蹲，其實還是在水淺的地方，誠心嚇唬我母親，你看水深了水深了，人也就蹲下去，水一直淹到我脖子深了。我母親一著急，隻能妥協，好了好了，你就在水淺的地方遊吧。這樣一次兩次地，我的遊泳就合法了。 總也畢業不了的“大學生” 我父親送大哥聶真到北京上學，上的是中法大學，那時候，中法大學的畢業生都是要到法國去繼續留學讀書的。我父親想讓他在北京讀書畢業以後出國留洋。可是這個學生老不畢業，老是跟家裏要錢，後來才知道，他在學校裏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參加了共產黨，他的大學早就畢業了，就留在北京做黨的地下工作，用父親的錢支持同誌們搞革命。 (這裏引用一段聶真的回憶筆者) 聶真：我是1908年1月8日出生，牛年出生的。我那時候參加革命，想得很簡單，完全是從對於現實的認識出發的。舊中國，滿目瘡痍，民不聊生，雖然說，我這樣的家庭背景，吃穿不用愁，上學也拿得起學費，可是，我所看到的國家和民族的狀況，卻令人別無選擇。不參加革命就沒有出路。不參加革命，那就都是土豪劣紳統治，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統治。有覺悟的知識分子，都參加了革命。沒有直接參加革命的，也是同情革命，支持革命的。我加入共產黨，可不像現在，是直接給你灌輸革命道理，而是經過了自己的獨立思考和求索的，那時候，無政府主義的書，共產主義的書，我都讀過很多，經過自己的比較和判斷，最後，還是相信，隻有馬克思主義能夠救中國。 1925年，我在汲縣12中學上學，參加了1925年的大革命運動，聲援上海的“五卅運動”。帝國主義在上海的大街上開槍屠殺中國的熱血青年，把中國的青年槍斃了，這事情影響很大，影響全國，我們都上街去參加遊行示威。當時汲縣有幾個學校，還有一所教會學校，都有學生上街遊行。反對英帝國主義，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抗議的浪潮規模很大，鬧得很厲害。我就代表學生會，在大會上發言，在街頭講演，講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在學校裏，則是反對當時的校長，一個平庸無能的舊式文人。學生們真厲害，後來把民憤很大的校長打跑了，因為他沒有本事，還壓製學生，請的教員都質量不高。學生起來鬧事，把校長趕走了。等他一出校門，學生們就關上大門，校長進不來。要談什麽問題，隻能隔著牆和我們談。我們自己維持秩序，自己組織學習。還推選我們的同學馮敬一當校長。 學生們和舊校長爭持不下，校長上訴到開封法院控告學生，我們就到開封跟那個校長打官司，我們還打勝了。為了製造聲勢，我們發了宣言，向全國發了通電，揭露校長的醜陋無能，搞得他沒有辦法呆下去。搞了半年，就勝利了。 不過，事情還沒有完。都知道12中學的學生厲害，打官司把校長都打敗了。河南省教育廳派了一個學監，到學校來。這顯然是衝著學生來的。可是，學監來了，你不能不讓他進學校。結果，校長也乘機跟在學監屁股後麵進了學校。他們互相勾結，查處前一階段學生與校長的糾紛，學監還受了校長的賄賂。學監受賄，把我們選的校長馮敬一開除，我們再次發了宣言，揭露學監受賄的事實，把學監也搞垮了。 從汲縣12中畢業以後，我就準備到法國去勤工儉學。那時候，到法國的都是向往革命的青年，法蘭西一向是歐洲的革命中心，那裏革命的氛圍很濃。而且，中國的很多進步學生，都是從法國再轉道到蘇聯去。20年代初期，周恩來、鄧小平、陳毅等人都是留學法國的。1926年，我從中學畢業，就到了縣裏去辦留法勤工儉學的手續。當時，到法國留學，官方要提供一定的資助。我跟縣裏要求，每月補助20元錢。因為我參加學生運動，在縣裏比較引人注目，因此，我要求資助，縣政府裏有人讚成，有人反對，結果是沒有辦成。我就到北京去考大學，考上了北京中法大學，學習法文。入學考試不是很難，我一考就考上了。中法大學出了很多革命人才。陳毅同誌就是中法大學的，張雲逸也是中法大學的。我在中法大學走上了革命道路，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到中法大學那一年，正好是北伐軍出廣東，揮師北進，革命形勢如火上烹油，錦上添花。此前，孫中山到北京來，跟北方的北洋軍閥政府商談中國政治統一的事項，結果是病故於北京。南方的革命形勢大好，對於北京的共產主義者來說，無疑是極大的鼓舞和刺激。我積極投身於革命工作。家裏老給我錢，供我上大學，我父親想的是要我大學畢業以後到法國去留學，沒有想到，我讀大學總也畢業不了。 我在河南上中學，隻是初中程度，讀了三年。到了中法大學，先補習一年，學法文，學數學，然後入預科一年級。我們班裏一共7個學生，規模很小，自由空氣很濃厚。我考的是理學院，學的課程有物理、數學、化學、生物學。我們的物理學教授是李師華，北京大學校長，巴黎大學的物理學博士，他還兼任中法大學的校長。老師也都是留法回國的。中法大學就是李師曾、李師華、劉半農他們幾個人辦的。學校主張是天才教育，教育學生不要死讀書。中法大學畢業以後，就到法國去，公費留學。法國的裏昂也有一所中法大學，也是他們幾個人辦的。 在中法大學，我革命心切，上了一兩年，等不到畢業，就想到蘇聯去。那時候一個心眼，就是想參加革命，參加共產黨。除了革命就看不到出路。我有個同學鄭逸軍，當時已經是在蘇聯了。我就向他寫信請教，怎麽樣才能到蘇聯去。他從蘇聯給我回了信，我還真收到了。他說，要到蘇聯去，先要加入共產黨，表明革命立場。我是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以後，才加入共產黨的，做了很多思想上理論上的準備，參加了很多革命工作以後才入的黨。我一入黨就當了支部書記。市委書記李立國與我聯係，我就向他提出來，要到俄國去。他對我很好。他說，你不要到俄國去，從俄國回來的很多人，他們現在所從事的工作的重要性，還不如咱呢。到蘇聯去的人，還是要派回來參加工作的。咱們這樣留在國內的，理論上可能讀書少一些，但是咱們的實際經驗就豐富多了。從蘇聯回來的人，有的擔任了很重要的黨內工作，有的就叛變了，可見，無論在哪裏，一個人的進步，還是要靠自己。現在國內更需要人。你還是留在國內為好。 這樣，我就留在學校，做黨的地下工作，在北京多年。後來李立國同誌被捕，成了“61個”中間的一個。我的幾個弟弟，在家鄉，在河北做革命工作，也都被捕過。我自己是很幸運的，做地下工作多年，從來沒有被捕過，到了部隊裏，打仗沒有受過傷。而且，在我領導下從事地下工作的同誌，也都沒有被捕過。那時候被捕的人很多，一被抓起來，就關很多年，或者被殺害。我知道這些情況，為了與敵人做巧妙的鬥爭，就動了很多腦筋。最關鍵的就是不讓敵人抓住任何證據，無法證明你的身份。比如說，當時的地下工作，有一項就是傳遞各級黨組織的文件。對於所有的文件，我都是先讓有關人員把它默記在腦子裏，不能帶在身邊，萬一敵人抓住了，也找不出什麽證據來。這樣，即使是被敵人懷疑上了，或者抓住了，也無法拿出證據，審查一番就釋放了。我自己和我領導下的同誌，都沒有被捕過。在黨的秘密工作經驗交流的會議上，我介紹了我們的一些做法，劉少奇同誌聽了我的經驗，非常稱讚，他說“好得很”，他說，全黨要是早一些知道你的這些經驗，就能少吃許多虧了。 “唯物辯證法來了，快跑吧！” 聶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給我們家的兄弟姐妹開了一個頭。 我哥哥聶真在北京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就勢必影響到弟弟妹妹們的人生道路。他經常寫信回來，或者在放假的時候回家中來，給我們講革命道理，講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的奇跡。不但是我們兄弟姐妹都受到他的開導，參加了革命，連我父親這樣的鄉村紳士都接受了我哥哥的革命動員。我哥哥說，到將來實現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你不要怕沒收你的土地，沒收你的房子，到那個時候，沒有窮人了，窮人都富裕了，人人都比你現在富裕，都比你現在的生活好，你還怕什麽？另一方麵，我父親一向都是看報紙，關心國家命運的，報紙上講，蔣介石國民黨對日本人的侵略不抵抗，反而一味地打內戰，這令他非常反感。國民黨的報紙上經常說在這裏消滅了多少紅軍，在那裏消滅了多少紅軍，這種宣傳太多了，就產生了反作用。我父親說，今天在江西消滅幾萬紅軍，明天在湖北消滅幾萬紅軍，加在一起，消滅的紅軍有多少？那比紅軍加在一起的總數都要多出許多，根本無法讓人相信嘛！這樣，他對蔣介石失望了，很容易就會傾向於共產黨。加上我哥哥的宣傳，他從同情到支持，從支持到直接參加革命工作。 在這樣的家庭中成長，我還在很小的時候，就開始讀書識字，就半懂不懂地知道了國民黨和共產黨。 我上學是從5歲開始的。聶真是家裏給說的一個媳婦，我很小的時候，他們就結婚了。我嫂子長得挺漂亮，就是識字不多，我父親就讓她上學。這也是考慮到，我哥哥是在外麵讀書上大學的，要是媳婦沒有文化，他們的家庭怎麽能夠維持？當時沒有成人學校，就是上縣裏的婦女協會辦的婦女識字班，我就和她作伴，跟著她去上學。我也上的是婦女識字班，認了不少字，能看小人書(連環畫)。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聶真帶回來的一本孫中山的故事的小人書，講孫中山怎麽樣反封建，剪辮子，怎麽樣破除迷信，打廟裏的泥胎神像，破除迷信，反對崇拜鬼神。這給我的印象極深刻，直到現在，我回憶起來，孫中山到廟宇裏打神像泥胎的畫麵還曆曆在目。我小的時候最怕鬼了，可是，又和許多小孩子一樣，最愛聽鬼的故事。可是，當我讀了孫中山反鬼神破除迷信的故事以後，我非常地敬佩他，我認為孫中山最勇敢了，他敢一個人到有許多泥胎的廟宇裏去，並且把這些泥胎都打倒了，事後也確實沒有鬼神出來糾纏他報複他。從此我就非常地佩服孫中山，不再相信有鬼，不過，在相當長的時間裏，直到我參加革命前夕，我還是怕“鬼”，不敢一個人單獨地住在一間房子裏。 我小時候，印象深的事情，一個是孫中山，打北洋軍閥，一個是共產黨，共產黨是為窮人的，國民黨是剝削窮人的。這些連農村裏的大人們也未必了解的事情，我很早就知道。還有藍衣社，我們那裏叫“老法”，法西斯，比方說我上學回來了，看到警察查戶口，就喊“老法來了，快點兒藏東西。”我想著，上學長大，就是要像我哥哥那樣當共產黨。後來到了山西，參加了工作，就覺得我生來就是黨的人，生也是為黨生的，死也要為黨死。也不怕死，覺得死很自然，一家人都是不怕死的。沒有害怕的。以後在前方工作也是不害怕的。 從1927年起，大哥聶真就在滑縣從事革命工作。他在縣城工作，常回我們在縣城裏的家。三哥、四哥和二姐都在城裏上中學，聶真就給他們帶一些革命書籍回來，教育引導他們接受革命道理。我這時已經不再同大嫂一道上識字班了，自己獨立地到縣城的十五小學讀書。我雖然還不是大哥的“工作對象”，但是耳濡目染地，似懂非懂地聽了不少有關共產黨鬧革命的情況。聶真還把一些共產黨員都帶到我家裏，管吃管住管醫療，把我們家變成了黨的聯絡站。當時有個冷楚，夫婦兩個，住在我們家，整天上醫院去看病，回來帶很多打針的藥水瓶子。我那時候對什麽都感到新鮮，小孩子看著針瓶，裏麵是透明的液體，在陽光下閃閃爍爍，映出了七彩光環，色彩很迷人。因此，這件事也就深深地留在我的記憶中了。 當時，我大哥是共產黨，但是他的名字在國民黨滑縣黨部也有登記。國共合作時期，很多共產黨員都是參加了國民黨的。這時候我就懂得了共產黨，聽說了唯物辯證法。我知道了共產黨是為窮人謀福利的，國民黨是剝削窮人的。就知道這兩條。我也聽我大哥講蘇聯的故事，講個人犧牲保護組織保護同誌的故事。老聽他們在一起講唯物辯證法，而且是偷偷摸摸地講聶真很有革命警惕性，他總是把弟弟妹妹們召集起來，非常謹慎地對他們進行革命教育，還一再強調要保密。看著他們那隱秘的神態，還以為他們在一起講鬼故事。鬼當然是可怕的，那麽，唯物辯證法也是可怕的了。因此，我和小孩子們玩的時候，小孩子都有怕鬼的遊戲，我就大叫：“不行了不行了，唯物辯證法來了，快跑吧！”把小夥伴們都嚇得四處亂逃。 以後形勢轉變了，蔣介石國民黨背叛了革命，向昔日的盟友共產黨人舉起了屠刀。我大哥被通緝，他機靈得很，跑掉了，剩下我三哥、二姐在家裏，還經常有敵人到村子裏來。我上學回家，看到警察來了，我就趕快跑回去，讓他們趕快把書藏起來，有時候來不及，就藏在院子的隔牆底下，把書就藏在“貓道眼”裏。我們那裏的建築，在牆下麵都留個洞，讓貓出入的，叫貓道眼。 這個時期，國民黨反動派為了逮捕聶真，為了查出我們家保存的共產黨的書籍，或者其他共產黨人的線索，經常是在夜半更深的時候，派警察到家裏來查戶口，家裏每個人都必須起來站著讓他們搜查，隻有我年齡小，還躺在床上睡覺，但警察還要掀掀被子看個究竟。三番五次地，半夜裏被敵人突然闖到家中，我初次領受了白色恐怖的滋味。 享受鋼絲床待遇的好學生 我讀書讀到小學畢業的時候，本來是想繼續讀中學的，沒有想到，家裏出事了。 我四哥到保定上育德中學，參加共青團，被捕了。那時他還不是共產黨員。他被捕時的年齡很小，才十四五歲。四哥被捕以後，我高小已經畢業，我父親覺得孩子們外出上學，一個個都成了共產黨，成了社會的危險分子，就不許我到外邊讀書了。父親說，你現在高小畢業，已經是個女秀才了，讀了不少書，不要再到外麵上學了。要是還想學習，就在家裏請個老先生教你吧。當時我12歲。那時候，鄉村裏普遍地沒有文化，對於現代教育的理解，都是折算成科舉製度下的功名的，高小畢業就相當於秀才了。但是，我人小心不小，知道了外麵的世界天高地闊，我就不同意在家裏呆著，要到外麵去闖世界。 我大姐有一陣是在豫北一帶做地下工作，回家住了一段時間。我和她談了，我不願意在家裏呆著，向她求援。她也不同意我在家裏呆著。商量來商量去，有一天，我大姐就帶我從家裏出走，沒有跟父母親打招呼，就領我走了，更沒有跟家裏說，準備讓我到開封去上學。她就給我介紹了兩個關係。一個是付曉白，一個是殷馥亭。他們兩個都是地下黨員。他們都到我家裏去過。殷馥亭是在開封省立女中當老師，付曉白也是在開封什麽學校教書。我們來到新鄉付曉白家裏，大姐把我交給付曉白。然後我大姐就走了，出去工作了。付曉白又把我帶到開封省立女中，交給殷馥亭。殷馥亭說省立女中黨組織沒有北倉女子中學強，因此他讓我到北倉女中學習，找一個叫趙新華的高三學生，趙新華也是個地下黨員。 這樣，我就投考北倉女子中學。我沒有考上初中，就上了北倉女中的預備班。當時共產黨活動最厲害的就是北倉女中，學習成績最好的也是北倉女中，比開封的省立女中講課講得好。我先上預備班，然後到了暑假，預習了一年，考上了北倉女中。 我從家中出走，一直都沒有給家裏去信，沒有向父親要過錢。父母親知道我在外邊上學，卻不知道我的具體情況，也沒有辦法找到我。這時候，我經濟上是十分困難的，沒有錢上學。二姐在北京一家醫院當護士，工薪很低，頂多給我寄一兩塊錢，還不是每個月都可以寄的。另外，每月殷馥亭都給我幾塊錢，做夥食費和零花錢。就這樣學習了一個學期，在這個學期裏，我的學習是很努力的，因為知道自己出來上學不容易。過去是花父親的錢上學，不知道心疼錢，現在全靠別人接濟，就知道學習的機會來之不易。 在北倉女中，除了第一年上預備班，我的學習成績都是很好的。北倉女中的師資力量很強，老師講課講得好，教學得法，比如教數學的李老師，講課生動有趣，學生們都特別願意聽他的課，我的數學因此也學得比較好，在學期末考試，我也考得好。學校當時規定，期末考試得前五名的優秀學生可以受到優待，免交學費，我就受到了免費讀書的優待。還有一條規定，班裏學習的前五名(也許是前十名，因為年代久遠，記不準確了)可以睡鋼絲床。為什麽睡鋼絲床？這有個緣故，那時候學生都是睡木板床，木板床臭蟲多，我是最怕臭蟲咬了。我的皮膚容易過敏，這在我的一生中給我帶來很多痛苦。臭蟲一咬，就起一個疙瘩，好多天都下不去，抹紅藥水抹很多天，渾身上下到處抹得都是。所以我對睡鋼絲床最感興趣。鋼絲床容易清掃，拿開水一燙，幾隻床腳下麵吊個碗，裏麵放著殺蟲藥，把臭蟲都毒殺在裏麵。管理房子的傭工，我們管她叫女嫂，就管著換藥碗換殺蟲藥的。普通木板床也是經常打掃衛生，但是，臭蟲什麽的鑽在床板縫裏，要想清除就很不容易。我在學校裏享受著鋼絲床的待遇，吃飯吃得也不差，我們是20到25個人一個小灶，也是女嫂做飯。又好吃又省錢。學生自己輪流管賬。 因為初中生住校的人少，我就和那些上高中的學生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當時我有兩大難處，第一是沒有錢，每個月的生活、學習費用大約在5元錢以內，主要來源是殷馥亭供給，我常常到他那裏要錢花。有時也找付曉白去。他們看我年紀小，也不多給我錢，我就每個月都得去找他們。其次，我的二姐也從北京給我寄過兩次錢，一次寄一兩元，是從家裏給四哥寄往監獄花的錢中拿出來的。趙新華看我什麽東西也沒有，她給我找了一套被褥，幾件換洗的衣服，讀的書是從她從高年級學生那裏找來的，隻買一點兒新添的學習課本。 第二就是生病。我在開封讀書，生了一次病。因為學校校長的姑娘跟我一塊兒玩，她長疥瘡，傳染給我了。我對於這種病是一無所知，不知道是什麽東西，恐懼得很，聽說長疥瘡能把人長死，這使我感到是一個天大的困難。我不知道該到哪裏去治療，我也沒有錢治療。不過，我和校長的女兒的友誼很好，都是朋友，她家裏給她治療，弄藥來抹，我也就跟著抹，抹來抹去地就好了。 在北倉女中，我還成了革命的“宣傳員”。我因為小小年紀，半懂不懂地，在家裏就被大哥聶真灌輸了很多革命故事其實，聶真是講給我的哥哥姐姐們聽的，沒有想到，有許多也傳進我的耳朵裏。我就在學生中亂講一通，什麽蘇聯紅軍啦，列寧和十月革命啦，中國的工農紅軍和蔣介石打仗啦，憑著一知半解，向那些比我更無知的同學大講特講。有的同學還以為我就是共產黨員。其實我那時的年齡太小，根本不可能參加革命隊伍。 才賦歸去來，又向晉陽行 我到開封去是1933年。在開封讀了不到三年書。“一二•九運動”爆發後的1936年寒假，我回家去了。回家是有原因的。殷馥亭對我講，你家裏是很有錢的，完全有能力供養你讀書，像你現在這樣的小小年紀，就離家出走，沒有獨立生活的能力，就靠別人的接濟生活，這不是長久之計。你還是要和家裏搞好關係，得到家裏的支持。你依靠我是靠不住的，我為黨工作，聽黨調遣，說不定哪一天就得離開這裏，全看工作需要。還有，現在情況不太好，形勢很緊張，我也可能會被國民黨通緝，隨時準備跑掉。那你可就完全沒有人照料了。 因此，我和在北京的姐姐哥哥商量，我該怎麽辦？這時，大姐在“一二•九”運動中受傷了，照片登在報紙和大眾雜誌上，身份暴露了，處境很艱難。我感到繼續在開封讀書是很困難了，最後就決定我先回家，先做父母的工作，一是由父親供我上學，二是隨姐姐到北京去上由教會辦的香山慈善中學。這樣我就回家了。回家以後，我就對我父親說，你給我錢做學費，我要繼續上學。父親不同意。當時父親的處境也不好。我大哥被國民黨政府通緝，東躲西藏，農村裏的人不知道真相，以訛傳訛，好像他犯了什麽彌天大罪，做了什麽十惡不赦的壞事。同時，大哥在鬧離婚，大姐也在鬧離婚，三哥也在鬧離婚。這在農村也是破天荒的，是被人們戳脊梁骨說長道短的。二姐是說了婆家，又逃婚跑掉了，人家要結婚，找新娘子找不到。還有，我四哥在保定被捕，年紀很小，卻是“罪證確鑿”，是在張貼共產黨的宣傳品時被抓獲的，送到北平，關進草嵐子監獄還是第一監獄裏。所以我父親是內外交困。我們那地方，是女的都纏腳，都關在家裏不許出門。我們家的兄弟姐妹們鬧得滿城風雨，自然會責怪到我父親對孩子們的放縱，管教無方。這對於樹大招風的我們家，就形成了非常不利的輿論。父親正處於困境，害怕我步哥哥姐姐的後塵，一是投身革命，二是婚姻自主，給他雪上加霜。他說，什麽條件都可以答應，隻有一條，不許再出外上學。一出門，心就野了亂了。因此，那一段時間，我沒有辦法離開家，在家裏呆了些日子。 無奈之中，我就給在北平的哥哥姐姐寫信，埋怨他們不管我，你們都在外麵鬧騰，我現在是想上學也上不了，困在家裏。反正我是小妹妹，怎麽說都是有理的。我二姐給我回了信，勸我不要著急，先沉住氣在家裏呆一些日子。她說她到春天的時候準備回家一趟，把我領出來，帶我到山西去上學。或者在北平給我聯係香山中學。我二姐說她要到延安去，或者在到延安以前先回一趟家，或者從延安回來以後再來管我。 就在這段時間裏，發生了“七七”蘆溝橋事變，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大規模的侵華戰爭，全中國都掀起了抗日鬥爭高潮。這樣，我就更是無法在家中繼續地呆下去了，我也要參加抗日鬥爭啊。我在家中心急火燎地等待的時候，二姐從延安回來以後回到家，和我姐夫一塊兒到家。我姐夫叫梁寒冰，也是做黨的地下工作的。這時已經是夏天，“七七”事變發生之後，八路軍早已東渡過黃河，在山西設立了八路軍辦事處，彭雪楓是辦事處主任。姐姐和姐夫被派到山西太原去工作，他們就帶著我一起到山西去了。 好事多磨。我出來的時候很不容易。正趕上下了很多天大雨。平原上漲了水，平地都不能行走，是坐船出來的。滿地的莊稼在一片汪洋大海中露出穗頭，隨著風吹的波浪搖蕩，我們坐的小船就在這一眼望不到邊的莊稼穗上行駛著，從家一直坐船到了道口(就是出“道口燒雞”的那個道口)，才坐上火車，然後到了山西太原。 西街東街之爭 我這時走了，二姐也走了，大哥大姐本來就在外邊為黨工作，就剩下三哥和二哥在家。三哥是在地方上參加共產黨，做的是地方工作，他和趙紫陽在一起，是在區委裏頭工作。我父親跟我母親呢，他們原先的思想就是很開明，有進步傾向的，抗日戰爭爆發，眼見得山河破碎，家園難保，他們知道，蔣介石是不抗戰的，八路軍才是打日本的，中國的希望都在八路軍身上，他們現在對八路軍就特別熱情，特別關心，特別地對八路軍好。特別地對地下黨好。 其實，還沒有戰爭的時候，沒有發生“七七事變”的時候，我們家就成了共產黨的一個活動據點。好多同誌都在我家裏吃，在我家裏住，生了病，我父親還給他們治療。他治不了的，就送到西醫那裏治療，我父親給出醫藥費。我哥哥姐姐不在家的時候，有同誌來了，說是跟誰誰在一塊兒，跟聶真在一塊兒的，跟聶元素在一塊兒的，也是照樣留下，該吃就吃，該住就住，有病了就治病，我父親又是中醫，給他們把脈問診，買藥煎藥，我母親跟著緊忙活。這樣一來，我父親和母親把我們家變成了八路軍的招待所，又是醫院又是招待所。我三哥又在地方上工作，從區委到縣委，滑縣第一任縣委，就是在我家裏成立的。後來滑縣的曆屆縣委，都在我家裏辦過公，趙紫陽也在我家裏辦過公。八路軍從滑縣經過，多少人都在我家裏吃飯。有時候人太多，家裏一下子招待不過來，我父親就叫夥計拿上秤，到鄰裏街坊家裏，你家有多少饅頭，有多少窩窩頭，都是現秤了，記上賬，先拿走，然後再還你糧食，反正要讓八路軍吃上飯。這樣，是部隊過來也吃，零散人員過來也吃，二哥在家裏也幫忙。三哥因為在外邊做工作，根本不著家，回家來也是忙於公事，對家裏是隻添忙不幫忙。 當時，我們那村子裏的群眾對我們家都特別好。我們那個村子裏也特別有意思。村子裏一共有四條街，我們是在西街，還有一個東街，一個前街，一個後街。後街住的是窮人，都是中農以下，大部分是貧農，最高是中農。後街的窮人都是跟著我們家，跟著西街跑，傾向於革命的。東街是國民黨的勢力，頭子是閻希孟，前街裏住的人比較富裕，他們就跟著國民黨的勢力，跟著東街跑。這樣，就形成了西街和東街爭奪村子裏的群眾的鬥爭，互相之間都想削弱對手的影響。在東街的煽動下，前街人扒我們的院牆，想把我們一家人趕走，讓南尖莊成為他們的一統天下，後街窮人就幫我們壘，你今天扒了，明天就壘起來，雙方進行拉鋸戰，鬥得很激烈。 在監禁和殺戮麵前 這樣一來，我們一家都投身革命的名聲就大了，在當地擴散開了。災難也接踵而至。這時候，家鄉一帶出了一個叛徒，原先是黨的地委書記，很出名的一個大叛徒，叫吳蘭田，他開始還和我三哥在一起工作，後來叛變了。吳蘭田叛變以後，他掌握的情況多呀，出賣了很多黨的機密，很多人都因此被捕遭到殺害。吳蘭田的身份很複雜，他是國民黨、日本侵略者的走狗、叛徒三合一。有一天他帶著人到我家逮我三哥，正好我三哥沒在家，我父親也出門趕集去了，家裏隻有我母親和我三嫂。敵人沒有抓住我三哥，就要把我三嫂帶走，我母親說，“你別拉她，你抓我吧！我跟你們去！”敵人一想，要想威脅我三哥，帶我母親去更合適，母子親情，更重一層，他們就把我母親帶走，關在監獄裏。後來又把她關在豬圈裏，和豬關在一起。受了很多罪。敵人叫我母親交待，我三哥在哪裏，和我三哥一起搞工作的同誌，像趙紫陽等等，在哪裏。我母親堅決不交待，她說我這麽大年紀了，你們弄死我就算了，你們問的我都不知道。 在這期間，我三哥和我二哥都被逮捕了，關押在別的地方。我的侄子，我二哥的孩子，叫聶孟燦，也被敵人抓住了。他們在遭到敵人的殘酷拷打後，敵人就叫我二哥看著，當著二哥的麵，殘殺他的兒子，給小孟燦渾身纏上幾層白布，澆上油，點火燒。可憐呀！一個十來歲的孩子，被火燒得受不了，東一頭西一頭地到處亂跑，敵人圍成一個圈，把他圍在中間，他向哪裏跑，哪裏就用刺刀捅他，一個火團，東衝一下，西撞一下，撞在敵人的刺刀上又被迫退回來，轉向另一個方向，口中發出淒慘的號叫，敵人連燒帶刺地，把這個小侄子殺害了。慘無人道的敵人，還把他的頭割下來，掛到我們家大門口，威脅我們，威脅群眾，不要跟共產黨跑。然而，敵人的殘忍，隻能激起我們更大的仇恨，卻不能把我們嚇倒！我二哥和三哥都從敵人那裏想方設法逃跑出來，繼續與敵人鬥爭。 我侄子為革命獻出了幼小的生命，我母親在監獄裏是寧死不屈。縣委，趙紫陽他們，還有從敵人那裏逃跑出來的我三哥我二哥，都想辦法營救她，花錢把我母親從敵人那裏贖了出來。組織上出了一部分錢，我們家賣了土地。出獄以後，組織上冀南區黨委王從啟書記和趙紫陽就把我父親我母親，還有我二哥都接走了，送到根據地。後來我父親就跟著部隊走了。我家裏的房子都無償地捐獻給了公家，在那兒辦了一所中學。 老父母跟著大軍進北京 我父親母親從那以後就離開家了。老兩口跟著部隊走，直到進了北京。我大哥聶真在人民大學任職，我父親就在人民大學當校醫。本來協和醫院慕名要請他去，他沒有去，因為他有糖尿病，家住在人民大學這邊，到協和醫院上班路太遠，不方便，沒法照顧自己。到1958年，我父親去世了，他活了72歲。我母親活的時間比較長。這大約是前麵說過的，她心胸開朗，能夠包容很多事情。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我們家的人住過敵人的監獄，到了文化大革命當中，我們兄弟姐妹幾人又都被當作敵人關押起來。我母親仍然堅強地活著。她那時已經是年近百歲，身體仍然很健康。 可是，因為意外的原因，就是在我們都被關押的時候，我母親突然病故了。我是被江青他們作為反對謝富治、反對中央文革的“罪人”關著，我二哥三哥他們是被當作走資派關著。我從北大校園出來看我母親看了一次，還有人監視，跟著我。我母親97歲了，身體非常硬朗，她不是正常死亡，是出醫療事故死的。她本來也沒有什麽大病，感冒了，腸胃也不太好，消化不良，想著醫院條件好，本意是送到醫院裏去養一養，治一治，就回來。我出來看我母親，從北大到月壇南街的華北局宿舍，學校給我的時間非常苛刻，這麽遠的距離，就準許我連來帶走兩個鍾頭，隻給我兩個鍾頭！我看了看母親，連話也顧不上說，就走了。我哥哥們從監管所在的地方出來，被允許外出的時間比較長，一直把她送到醫院去，在人民醫院住院。醫院大夫全麵檢查完了，說是我母親沒有什麽大病，你們走吧，不會有事的。結果他們剛剛到家，電話就追來了，說我母親去世了。因為輸液輸得太快，心髒承受不了，突然猝死。年齡大了，心髒和血管都受不了。當時，我們幾個都是那樣一種狀況，我母親又那麽大年齡了，也沒有追究什麽，隻是給醫院提了一點意見就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