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對政敵的恣意醜化，表現在拾中共之餘唾誣指蔣介石“應付失策，抱不抵抗主義”“挾寇自重，對日寇持不抵抗主義”(39)。設若蔣介石“抱不抵抗主義”，八年抗戰中，國軍怎會死傷官兵三百廿一萬六千多員？陣亡將官二百零六員，包括集團軍總司令兩員、軍長八、副軍長二、師長十九，以上三十一員全係國民黨黨員，都是中央軍嫡係，全部殉國二百零六名將官也全係國民黨黨員。從四萬多次戰鬥中規模最大的廿二次戰役來看，其中打得最激烈的是淞滬會戰、台兒莊大戰、武漢會戰、長沙三次會戰、常德之戰、衡陽戰役、入緬之戰，中共的八路軍、新四軍均無一兵一卒參加；廿二次會戰中，八路軍隻參加了太原會戰，也隻是打側麵，並未擔任主攻，故損失甚小。 |
陳誠 |
從敵方檔案看，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於一九三九年曾說：“看來敵軍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於四億中國民眾，也不是以各類雜牌軍混合而成的二百萬軍隊，乃是以蔣介石為核心、以黃埔軍校青年軍官階層為主體的中央軍。在曆次會戰中，它不僅是主要的戰鬥原動力，同時還嚴厲監督著逐漸喪失戰鬥力意誌而徘徊猶豫的地方雜牌軍，使之不致離去而步調一致，因此不可忽視其威力。黃埔軍校教育之徹底，由此可見……有此軍隊存在，要想和平解決事變，無異是緣木求魚”。(40)
李宗仁一再侈言蔣介石“聽任敵人蠶食”“一味拖延”，然他無視以下鐵的事實：九•一八以後四個多月的淞滬抗戰，斃敵近萬，迫使日寇三易主帥；一九三三年三月長城抗戰、一九三五年的內蒙百靈廟大捷，都是蔣介石親臨前線指揮的。李宗仁屢次以《塘沽協定》、《淞滬停戰協定》來羞辱蔣介石，卻不論及當年中日雙方力量的對比，猶如一名羽量級拳手與一名重量級拳師對陣。敵人是頭等強國，有配備近二百萬噸兵船的海軍，有配備兩千七百架全天候飛機的空軍，有四百五十萬訓練精良、裝備充足的陸軍，而我們這個衰老的大國，海軍僅五萬噸兵船，空軍僅三百架舊式飛機，陸軍僅有二百萬未受教育的士兵與不懂現代戰術的指揮官。雙方裝備之懸殊更為驚人：日軍一個師有五千多匹馬、五百輛汽車，步槍每人一枝，但國軍每師隻有三千八百枝步槍，既無坦克，又無陸空協同，多數師沒有大炮。我們的士兵往往在戰場上遭遇到敵軍坦克時，才曉得天下竟有這種新式武器。也正是塘沽協定與淞滬停戰協定的屈辱，換來了八年的時間，使中國練成十個師的精兵，組建了一支小型空軍，儲備了應付突襲的彈藥軍火。就以上述力量，國軍在八•一三滬戰、南京保衛戰、武漢空戰同日寇硬拚，斃傷日軍近卅萬。據日軍防衛廳發表的戰史叢書，八年內日軍損失四十多萬人，其中半數以上是抗戰頭兩年諸役造成的。譬如南京之役日軍第十八聯隊共傷亡四千二百人(包括增補人員)，而該單位定額僅三千五百人。
早在卅年代初期，蔣介石就一再指示參謀本部次長賀耀祖加快國防建設，至全麵抗戰爆發前的一九三七年二月，全國各地已築成機關槍掩體、小炮掩體、觀察所、掩蔽部等各類工事三千三百七十四個。
一九三四年在國民黨四屆四中全會上，蔣介石指示國民經濟中心逐漸西移，建設不受海上敵國出入口的封鎖，還陸續下令建築武漢、青島、濟南等地的要塞工程；同年將航空署改為航空委員會，提出“航空救國”的口號，購買飛機、興建飛機製造廠、建設機場、實施防空訓練。這一切表明蔣介石以勾踐臥薪嚐膽精神激勵自己，進行抗戰準備，同時建設西南基地，對外廣交朋友聯絡盟國。這些都為後來的抗戰勝利打下了基礎。
“以當時中國的實力，麵對日本那樣凶狠狡詐的強盜，不可能有什麽錦囊妙計，能夠在短時間內，使中國立刻擺脫屈辱揚眉吐氣。它隻能是一個漫長而艱苦的過程。在劫難逃的中華民族，隻有經過煉獄般的磨難，才有可能重獲生機。為了整合內部力量、調整對外關係、加緊國防建設，有一些暫時的妥協、作出一些局部的犧牲，盡量避免正麵的、直接的交鋒，特別是避免大規模的軍事衝突，不給無事都要生非的日本強盜以擴大侵略的口實，都是無可厚非的。抗戰初期失陷的地區還遠遠大於早些時候準備在錦州和天津所作的退讓，也說明了這一點。當國者也不可能一碰就炸，動不動就破斧沉舟，在準備很不充份的情況下輕易決策，舉一國之生命財產投入戰爭之中，而沒有絲毫的遲疑、猶豫。如果是這樣，反而是不可想象的。”(41)
九•一八後中國政府對強敵暫時的妥協，包含了弱國麵對強國時的無奈與不得已，它是一種政策，也是一種謀略。蔣介石一邊呼籲全國忍耐，一邊暗中製訂了抗戰到底的戰略目標——調精兵第五軍至上海參加一•二八抗戰、調十三軍入綏遠收複百靈廟、調關麟征部參加長城抗戰，還計劃反攻商都和察北，以肅清綏遠敵軍，進而鞏固整個西北之門戶。不幸西安事變將整個計劃破壞無遺，一切國防大計、經濟建設等均因此變亂而延緩或停頓，卻使得日人提前了全麵侵略中國的時間表。西安事變之前，鑒於濟南慘案之痛，中樞曾有訓練卅六個師的計劃，冀以此新軍作為抗日基本力量。當時訓練計劃由德國顧問協助進行，裝備彈藥也向德國采購。西安事變爆發時，整訓的軍隊隻完成了三份之一不到，訂購的軍事設備大部份未運回，甚至連預備囤積起來打半年仗的糧秣彈藥也隻儲下不足三份之一數量。假如抗戰的爆發再延遲五年，征召的新兵已經練成，工業建設與備戰工作初具規模，到那時才開始全麵抗戰，斷不至於損失公私財產一千多億美元(一九三七年幣值)、十億畝土地破壞六億畝、沿海地區工業全部毀滅。
備戰工作未曾就緒便輕易開戰的後果是：抗戰頭兩年陸軍精銳犧牲殆盡，雛型的空軍損失逾半，海軍艦艇幾乎全部在馬當自沉以封閉長江。是故每次戰役國軍損失都兩三倍於日軍。長城抗戰時，國軍士兵往往沒見到敵軍的影蹤，就整排整連地葬送於日軍凜冽的炮火之中，就這樣，蔣介石還是派兵入熱河與日寇決一死戰。承德失守後，他急電宋哲元、萬福麟部反攻，將原來儲備軍官的教導總隊全部投入戰場，行前向他們訓話，囑他們個個抱必死的決心，不許貪生退卻。馬當要塞失守前，檢閱守軍的德籍顧問即有報告雲：“機槍迫擊炮全係廢鐵，步槍堪用者不及半數”。一九三八年史迪威任美國駐華使館陸軍武官，曾親睹江西德安之役，有一個步兵團，全團隻有輕機槍四挺(應配備一百餘挺)，每挺僅配備子彈二百發，十分鍾內即射完。但這個團仍向日軍攻擊，激戰五晝夜後全團一千五百人戰死六百負傷五百，剩餘四百人奉命退卻。在某些戰場，國軍陣亡人數是日軍的二十多倍。據日軍大本營一名大佐估計，國軍總數一度低至九十萬人，以後全賴吸收各地保安團隊以及征調農民，故素質每況愈下，即使後期維持兵員三百萬也隻擁有步槍一百萬枝，即以最基本的輕兵器彈藥來說，每月使用原料三百噸也全賴美援空運，而那時大後方全年產鋼僅一萬三千噸。(42)衡陽巷戰時，國軍是用舊式的刀矛來對抗日寇的機槍大炮，事緣苦戰兩三年後，庫存彈藥耗盡。一九四○年六月法國維希政府封閉滇越鐵路，七月英國封閉滇緬公路，我國對外交通完全斷絕；九月法國讓六萬日軍假道越北進攻滇桂，德意簽訂同盟，蘇日互不侵犯，造成歐陸各國均支持日本而僅中國孤軍抗日的窘境。那時美國運廢鐵支持日本的軍火工業，然而國軍有錢買不到武器，買到了又運不回來，真正奉行不抵抗主義的正是現實勢利的美英法蘇等國。在長沙會戰、衡陽之戰中，國軍官兵士氣高昂，可是當日軍違反日內瓦公約施放毒氣彈時，即使國軍士兵個個勇如“蘭保”都無濟於事。敵軍若非使用糜爛性毒氣，絕不可能強渡耒河。戰後，在衡陽地區撿拾的國軍頭骨達五萬餘顆，這還能說蔣介石“消極不抵抗”嗎？
在當時的高級將領中，親日賣國者的確大有人在，李宗仁、白崇禧本身就是開門揖盜、引狼入室的禍首。一九二九年一月李宗仁悍然違反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決議(不準以政治分會名義任免該特定區域內之人員)，以武漢政治分會主席名義，免除湖南省政府主席魯滌平職，還派兵入湘(李宗仁本人出席的編遣會議通過決議：非得編遣委員會命令不得擅自調動軍隊)，白崇禧則在河北陰謀響應，李氏坦承“白崇禧被迫離津，秘密乘一日輪南下。然中央對白崇禧誌在必得，乃密令上海衛戍司令熊式輝待該日輪抵滬時將白逮捕；如該日輪拒絕搜查，則令海軍炮艦將其擊沉。這一消息為白之舊部、上海市市長張定璠所悉，乃將此事泄漏予餘妻郭德潔。她遂商諸桂係第四集團軍駐滬辦事處同人，同往日本輪船公司交涉，由王季文搭乘另一南下日輪，在吳淞口外以信號使白氏的船停航，健生乃得換上此一日輪徑駛香港。王君則乘白氏的輪回滬”(43)。
日本帝國此一富有遠見的政治投資自然是收到實效的。據廣州市社會科學院曆史所研究員鍾卓安教授所撰二十五萬言《陳濟棠》一書揭露，早在一九二九年“日本軍部便通過親日派的蕭振瀛、王乃昌與李宗仁、白崇禧取得聯係。一九三一年陳濟棠聯桂反蔣後，李宗仁即派王乃昌到香港與日本駐港總領事原田等來往，日本駐廣州領事清水、武官和知中佐也經常出入位於廣州東山馬棚崗的李宗仁官邸，且赴南寧見白崇禧。而後，雙方接觸日益頻繁。”連李宗仁在回憶錄中都承認：“九•一八以後兩三年內，日本軍政商學各界要員來我私邸訪問的，多至百餘人……都是後來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中的要角”(44)。桂係方麵既派人到日本學習飛行技術和購買軍火，也聘請日本軍官前來廣西軍官學校、民團幹部學校、航空學校等軍事教育機構出任教官、助教和顧問等。：“陳濟棠利用李、白的渠道，同樣向日本購買軍火和接觸官員，還派中校以上軍官多人和廣州警務人員多名，分別到日本、台灣進行軍事和警政考察。一九三五年初，日本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南下廣州與李宗仁、陳濟棠密商兩廣出兵倒蔣，日本則出兵華北以牽製蔣介石兵力，使他無力南顧兩廣兵事，從而使陳、李兵力能順利由湖南經武漢而東下南京。按日本的意圖，如果南京中央政府易手於親日的兩廣實力派，日本則可輕易占據黃河以此。據李宗仁的參謀長張任民回憶，李宗仁當時默認了日本這一陰謀，土肥原因此從廣州到了廣西，並在與白崇禧商妥協議後，滿意而去。土肥原一走，白崇禧便積極準備以‘抗日救國’為名的反蔣軍事行動。‘六•一’事變後，陳濟棠又請來一百多名日本軍官，住在廣州新亞酒店和沙麵某旅館，請他們分赴東江、北江地區和廣州天河機場視察軍事，還擬派他們出任廣東陸海空三軍顧問，以協助指揮反蔣戰爭，甚至派陳中孚、潘宜之赴日本，要求日軍進占華北、騷擾閩南，藉以牽製南京政府。顯然，西南的抗日反蔣運動之‘抗日’是假，反蔣是真。為了推翻中央，他們甚至不惜‘聯日’的本相，在此昭然若揭……日本駐華領事館武官喜多誠一少將對報界談話中，都居然承認桂省軍隊內有日本教練，也不否認對桂出售軍火……因此可以說，正是日本人的支持與慫恿，增強了陳濟棠他們的反蔣勇氣，其至敢於在自己的旗幟上塗寫‘抗日’的字樣。”(45)
廣東省興寧縣政協文史委員會一九九○年推出的《李潔之文存》也證實了兩廣軍閥勾結日寇背叛國家的卑劣行徑。李文提及桂係軍閥李宗仁、白崇禧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就勾結日寇，一九三二年秋，日本軍部曾派日輪兩艘滿載軍火、飛機駛入黃埔交給桂係接收；廣東軍閥陳濟棠則於翌年接受日本軍部贈給的村田槍、毛瑟槍一千枝，子彈二十萬發，還有幾門山炮。凡此都說明，李、白、陳與日本軍閥勾結由來已久，所謂“抗日救國”雲乎哉，實係掩耳盜鈴。李潔之還揭露，一九三六年陳濟棠叛亂前，先派其兄陳維周與日本駐穗領事聯絡，經日方表示支持後，才揭櫫“反蔣抗日”大纛。六月二日，李、陳以“抗日”名義公開發動叛亂後，陳濟棠禮聘日本軍官百人分派到陸海軍充任顧問，其中卅人飭由廣東空軍司令黃光銳派員帶領到天河、白雲兩機場視察設備情況，引起空軍官兵極大憤慨，遂種下了日後黃光銳率部起義歸順中央的因由。(46)
李潔之早年曾任孫中山大元帥府警衛團連長，曆任虎門要塞司令，廣州警察局長、四戰區中將兵站總監等職，一九四九年在興梅地區保安司令任上降共。一九五七年因言論獲罪戴上右派帽子。四人幫覆滅後平反複出，當過五年廣東省政協副主席(1983—1988)。他是經曆辛亥、反袁、護法、北伐、抗日、戡亂諸役的“活字典”，其回憶錄是可信的。
李、白、陳等武人利用“抗日”作為打擊蔣介石的口號，“日本軍閥看到中國唯一能統馭大局的領袖都被迫下野，看到中國政局動蕩、團結無望，便在北方放膽進攻錦州，又在南方製造事端，掀起淞滬之戰，這便是胡漢民、陳濟棠、李宗仁等人的傑作。”(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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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除了渲染“陳濟棠聯絡廣西發動請纓北上抗日”(48)，還製造了蔣介石對胡漢民“因一言不合，即加以監禁”的讕言，進而抨擊蔣介石“獨裁，目無綱紀。”(49)
從哈佛燕京學社圖書館保藏的胡漢民晚年往來未刊函電可知，九•一八事變後，胡漢民曾廣泛聯絡各方力量，秘密組織“新國民黨”，積極謀劃以軍事行動推翻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卅年代的許多所謂抗日反蔣事件，如察哈爾“抗日”同盟軍、閩變、孫殿英西進、陳濟棠兩廣事變等，背後都與胡漢民有關(50)。一九三二年九月，胡氏派曹四勿赴泰山，發展馮玉祥加入新國民黨，並提供經費一百萬。馮部吉鴻昌、方振武攻打中央控製的冀東，胡漢民即以廣東後援會名義撥給方部軍費五萬元；一九三四年二月，孫殿英欲西進會同西北軍與紅軍摧毀回教馬家軍，胡氏即電妻兄、西南政務委員會秘書長陳融撥付廿萬元。閩變發動之前，李濟深派其弟濟汶持函會晤胡漢民，要求“督促西南各省同時響應，共同討賊，並對閩中各事隨時加以指導”，可見卅年代地方軍閥反叛中央的行徑，胡漢民無役不與，且都是核心人物。閩變失敗後，日方不斷派人到香港聯絡胡漢民，表示願意提供武器、金錢以支持胡漢民當總統。一九三三年八月，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派唐寶鍔赴粵，表示願意提供軍械並借款五千萬元供粵方出兵“討伐”中央政府(51)，隻因胡漢民死得太快，他沒有親眼見到兩廣軍閥“討伐”中央政府的一幕。他生前所屬意的閩變頭目陳銘樞是得到日方援助的；他死後十九天，陳濟棠發動兩廣事變，那確實是拿日本人的槍炮來屠殺自己同胞的聯日叛國行徑。
一九三一年胡漢民在湯山被軟禁二百二十八日，表麵上因為他反對製憲、反對還政於民、反對指定與圈選民代製度、以立法院院長身份多方阻撓與刁難重要法案的審議，以致妨礙了中國向著現代民主和法治前進，但其直接原因與內幕秘辛是外界並不知曉的。
“原來那時當局和德國擬定密約，條約中有兩大條款：第一、用德國教官訓練中國徒手兵二百萬。第二、德國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條約所限，不能製軍火，乃供給機器及技術人員在中國製造槍炮，製成後兩國分配應用。
此項盟約，照例要中國政府五院院長簽署始能生效。遂先征立法院長胡漢民意見，哪知胡不同意，當局恐事泄 ，立將胡軟禁湯山。
為免此事攻敗垂成，總望胡回心轉意，當局擬派一個與胡接近的人，和胡商量，後來點將點到了劉紀文。那知劉見到胡以後，胡便將中德秘約和盤托出，詳告與劉，並且叫劉將此中秘密，轉告黨國要人，從速在西南另組政府；並派劉紀文、陳友仁赴日本見首相犬養毅，要其出兵東北。以為如此一來，坐鎮北平的張學良，勢必回師東北，援救家鄉；而馮閻之二、三集團軍，無張學良監視，即可直搗南京。同時兩廣一、四集團軍，即由衡陽進攻武漢，實行推倒南京政府。
當局知道此項陰謀，乃先為預備，所以西南出兵到了衡陽，看見馮(玉祥)閻(錫山)毫無動靜，亦即回師。西南政府見計劃不行，再請日首相犬養毅撤兵回日，以平民憤；那知被日本少壯派反對，要實行田中奏折計劃。犬養要維持撤兵信用，雙方堅持不下，遂被少壯派刺殺。
後來胡以中央派赴歐洲考察名義出國，民廿四年返國，中央迭電胡要其回寧。當胡到香港的時候，陳濟棠即親自赴港，迎胡到粵，不惜卑辭厚禮，請胡主持西南軍政大計，一切當俯首聽命。胡不能過卻，那知到粵以後，陳一切均陽奉陰違，中央雖迭電邀胡赴京，胡已身不由主。陳某更以胡遊說日本出兵之秘密相要挾，說如胡赴京即公布此一秘密。胡進退失據，抑鬱憤惋，終致腦衝血以死。(52)
李宗仁的第二副手黃旭初也證實了胡漢民乞求日本帝國援助來顛覆中央政府的陰謀，一九五三年黃氏在日本走訪七十歲的日本經濟複興協會會長十河信二氏時，這位抗戰前奉日本特務機關之命在北平出任興中公司社長的老牌特務承認：“胡漢民先生在廣州西南政務委員會期間，曾親擬《中日合作安定東亞意見書》，自己簽名後，交我攜歸日本報告當局。其時岡田首相甚表讚同，而藏相高橋是清則表反對。其理由為：若借款五千萬予中國，幫助華北與西南，一恐引起英美不快，二恐款難得歸還，事遂不成。”(53)
李宗仁在口述自傳中一再吹噓他轄下五戰區“情報的迅速正確，抗戰初期可說是獨一無二”，自詡“大公無私，量材器使”，還借蔣介石之口讚他自己“居然能指揮雜牌部隊”，借龐炳勳之口說他自己“德威兩重”，又說“一般訪客對我的大膽和鎮定都佩服得五體投地”，猶稱“我在台兒莊打了一個舉世聞名的勝仗……使長期抗戰重露一線曙光”……(54)真是貪天之功為己有，不知人間有羞恥二字！李談他“親自指揮全線出擊”贏得抗戰以來這一空前勝利，卻隻字不提究竟是誰的熱血鑄就了這一光榮勝利。倒是日軍大本營的戰史記錄表明，在李宗仁蜷縮於危城徐州、坐以待斃時，“中國唯一的鐵軍”——盧漢所率的滇軍第六十軍急行軍從武漢增援徐州，解了李將軍之圍，據盧漢回憶：“我軍在昆明出發時原有十二個團，官兵共四萬餘人，經此(禹王山)戰役，傷亡已過大半，僅剩二萬餘人，中上級軍官傷亡亦大，計旅長陣亡一人，負傷一人；團長陣亡四人，負傷三人。經過整編，僅餘五個團(55)”。五月十五日，李宗仁命滇軍守徐州掩護魯南兵團撤退，叫已血戰廿七天犧牲慘重的六十軍固守隴海、津浦東西南北四麵鐵路俱已切斷的孤城徐州，而李宗仁本人早已離徐州，扔下了六十軍，既無反攻布置，又無友軍協助，隻是讓盧漢守不住徐州就打遊擊。盧漢極為氣忿，最後經孫連仲同意才隨大部隊後撤。
滇軍的德式裝備是當時中國最精良的，可惜因李宗仁的無能指揮，命機械化部隊去搶攻禹王山，以致喪失機動能力，造成不應有的慘重傷亡，讓雲南人民用血汗換來的最新式武器丟失近半。一九二五年孫中山病危時，唐繼堯通電就任副元帥，自滇、黔兩省派三路大軍假道廣西前往廣州視事，其前鋒龍雲部與李宗仁的桂軍曾有一場惡戰，事隔十三年，盧漢不念夙仇，十萬火急趕到台兒莊救李，但李宗仁以怨報德，竟將盧漢部推向刀口，借日寇的凜冽炮火來消滅滇軍，致使龍雲和盧漢怒不可遏，種下了一九四九年冬盧漢投共、拆李宗仁台腳的因由，此是後事。李宗仁信口開河，是謂軍閥本性。然而唐德剛自稱“用可靠的史籍、檔案和當時的報章雜誌的記載考據出確信不疑的曆史背景”(56)，實際上卻連蔣介石在三次特電嘉獎慰問六十軍的電報中，以及蔣在給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孫連仲嘉獎電中，曾一再稱他們“以血肉之軀，前仆後繼，不以傷亡慘重稍形氣餒，不惟使台兒莊固若盤石，抑且使抗戰大局轉危為安”等統統一筆抹煞，對六十軍的赫赫功勳三緘其口，真是有虧史德！
李宗仁非但貪功冒功，還要誣陷赴湯蹈火、出生入死的下屬。他說湯恩伯軍團“隻消極地掩護友軍退卻和遲滯敵人的南進而已”，“三令五申之後，湯軍團仍在姑婆山區逡巡不進。最後，我訓誡湯軍團長說，如再不聽軍令，致誤戎機，當照韓複渠的前例嚴辦，湯軍團才全師南下，然此時台兒莊的守軍已傷亡殆盡。”(57)中共官營的電影公司根據李宗仁這番讕言，拍了一部《血戰台兒莊》，其旁白雲：“湯恩伯軍團長在台兒莊戰危時，一個團的兵力都不願派出支援，旨在保存實力。”為此，在台兒莊戰役任國軍第九十二師五五二團團長的李以劻(後官至一二一軍中將軍長)根據抗戰日記撰文直斥其謬曰：“查二十軍團所指揮的八十五軍、五十二軍和獨立一一○師張軫部，傷亡近萬，東與阪垣五師團昄本旅團作戰，西與磯穀師團的瀨穀旅團作戰，腹背受敵兩麵作戰，而湯恩伯最後為了顧全大局，終以全力向西側擊進攻台兒莊之敵而迫使敵軍潰退，致使台兒莊大戰勝利。第二集團軍孫連仲部建立主功，湯軍團協攻之功是不可沒的；說湯軍團長避戰是不公平的。湯恩伯出身於日本士官學校，在國軍中是一員戰將，他在南口大戰中立過殊勳，所率的十三軍是能征慣戰的部隊。”李宗仁卻說：“臨沂、滕縣兩役都是台兒莊大捷前最光輝的序幕戰。但是這兩項艱苦的血戰卻都是由一向被中央歧視的‘雜牌部隊’打出來的。這些‘雜牌部隊’在其他場合往往畏縮不前，但是到了五戰區卻一個個都成了生龍活虎”，藉吹噓雜牌部隊而炫耀自己，電影《血戰台兒莊》也照單全收，李以劻則抨擊該影片“還有一個偏見，認為臨沂之戰是地方雜牌係軍隊打的，台兒莊之役也是地方係主力打的，顯示了中央係軍隊作戰不力，這一說法及觀念也不公正。地方係善守，中央係善攻，各有優缺。台兒莊大戰兩係軍隊傷亡均慘重，能說中央軍戰力差嗎？如此說法對不起傷亡官兵，也是對不起戰士英魂的。”(58)
李宗仁在共軍渡江前早萌叛誌，隻因京滬杭警衛總司令湯恩伯將軍監視嚴密，使其無隙可乘，所以趁口述自傳時對湯將軍傾倒大批誣蔑不實之詞，說湯征調民工、視民命如草芥、屢打敗仗、暴戾嗜殺等等，進而指責蔣介石將“國人皆曰可殺者”倚為心腹。中共百般醜化湯恩伯，是念念不忘第五次圍剿湯將軍指揮八十九師等喋血驛前，鏖兵白水、貫橋五晝夜，掃穴犁庭，使共軍全線崩潰，屍骨積山，流血成河，彭德懷僅以身免，被共軍盤踞八年的江西瑞金亦告收複，朱、毛被迫奪路西竄。一九三六年朱、毛由川入陝，進犯山西，湯將軍指揮三個師在晉東南渡河，直拊敵背，連破共軍於大寧，逼其逃回陝北。湯又率十三軍渡河追擊，綏德、瓦窯堡連戰皆捷，打得共軍僅剩五千殘部，後因奉命增援傅作義部收複百靈廟，致使剿共軍事功虧一簣。湯自中原大戰光複歸德嶄露頭角，敉平閩變時是底定福州的先鋒。抗戰初期由綏東挺進南口，迎頭堵擊日寇的大股入侵，苦戰十晝夜，終以劣勢裝備、少數兵力，摧折強寇的西進凶焰，殺傷敵軍近萬，這是華北抗戰爆發後第一次大戰役。中共與李宗仁恣意攻擊湯恩伯失守鄭州、許昌，那是日軍以廿萬精銳猛攻，湯氏步步設防，節節抵抗，不分晝夜連續十數日與士兵一起行軍作戰，終於阻敵於盧氏、魯山一帶，戰後日軍戰史也不得不承認，此役本欲消滅湯集團主力，其結果則完全失敗。在極其艱難的環境下，他仍大力收容流亡學生，設立戰區中學，供應全部衣食，慰勞傷患遺屬，還組織軍眷勞動，縫製被服支前，受惠者有口皆碑。抗戰後期光複南丹反攻桂林柳州，皆載於史冊。戡亂後期，大陸民心士氣動搖，然湯氏於國家危疑震撼之際力排眾議，在滬寧豎起堅決鮮明的反共旗幟，並設立短期軍幹訓練班；在北起吳淞、南至虹橋的廿多公裏戰線上修築了鋼骨水泥碉堡三千八百個，半永久性掩體碉堡一萬多座，在京滬杭警備總司令任上，以正在整補的兩三個軍以及由東北、徐蚌戰場潰退南下的殘部抵禦共軍八個軍的圍攻，取得了擊斃共軍七千六百多人、傷兩萬四千六百人之戰績(59)。俟搶運重要物資金錢的任務順利完成，才從容布置撤退，以七萬噸船舶將八萬大軍運抵舟山。同年十月督師在金門古寧頭大敗共軍，更為複興基地奠定了半個多世紀的安定。一九五四年他去日本就醫，連醫藥費都要到處張羅，死後幾乎無以為殮，這一切足以粉碎李宗仁與中共對他的共同誹謗。
中共切齒痛恨陳誠、胡宗南、湯恩伯三人，因這三員勇將始終忠於黨國，從不動搖。於是，李宗仁鸚鵡學舌，也強聒不舍。譬如他一再重複陳誠“將收複區的偽軍及有功抗日的遊擊隊一律解散，於是共軍乘虛而入”“仰承上峰意旨，竟下令遣散四十萬偽軍，林彪乃乘機延攬，廣大的東北原野遂為共軍所有”。(60)事實上，抗戰勝利後，國共在重慶達成的《雙十會談協定》要求政府整編全國軍隊，政治協商會議又規定全國軍隊從三百五十四個師縮編為六十個師，整編工作由軍調處執行部監督。由於馬歇爾偏袒中共，共軍乘機擴充成九十萬人，而國軍則被裁撤七十多萬人，在美方壓力下，中樞絕無財力收編東北的四、五十萬偽滿軍隊。當時國家處境艱危，凡有血性的中國人都不應苛責蔣介石與陳誠。何況，東北偽滿軍隊並非一律解散的。據王鐵漢將軍稱：“日本投降時，偽滿軍隊共二十四個師，一半投共；後來中央改變政策，其餘十二個師乃歸國軍收編，終以中央派副師長、政治部主任前去，以致不快，又有四個師投共，所剩由中央軍分散收編”。(61)據曾任軍委會政治部副官組組長、國防部軍官總隊少將總隊長的劉誌回憶，“當時東北情勢，混亂的程度遠非局外人所可想象，即使在軍事和政治上的因素來說，對這批數量龐大而又極度複雜的偽軍，如果要陳誠斷然決定加以收編的話，那是辦不到的事”。(62)查陳誠係保定軍校炮科畢業，早年擔任孫中山大元帥府警衛連連長，隨國父出征西江時，親冒矢石，胸部中彈。後來兩次東征皆身先士卒，克複梅縣、惠州等城；一九二七年龍潭大戰時，他扶病攻占外圍據點，剿共時率十八軍用坑道戰術解贛州之圍，擊潰朱、毛、彭圍城部眾十餘萬，後連破匪巢瑞金、寧都、會昌等地；抗戰初期主持淞滬作戰，率第十五集團軍緊守陣地，苦撐三個月，粉碎日寇三個月亡華之迷夢。凡此種種，均證明陳誠絕非仰承上峰意旨的幸進之徒。
李宗仁還說，四平街會戰後“林彪敗退，白崇禧主張乘勢窮追，縱不能生擒林彪，也須將共軍主力摧毀……結果乃聯銜電蔣請示，不意所得覆電竟是‘暫緩追擊’，共軍因此能從容北撤……蔣先生不是不想殲滅共軍，而是討厭這主意出自白崇禧，縱可打一全勝的仗，他也寧可不要”。(63)然而，李宗仁對“暫緩追擊”令的認識竟不如他的世侄、白崇禧之子白先勇通透。白先勇不是號令三軍的統帥，隻不過一介文人，但他在五萬言曆史隨筆中坦言“馬歇爾對蔣中正所施的壓力的確很大，三番四次威脅要退出調停切斷美援”“蔣於五月廿五日給宋子文的函中承認他之所以來沈陽，就是要避開馬歇爾的糾纏。但馬歇爾並沒有放鬆，一直電蔣催逼他下令國軍在廿四小時以內停止前進追擊”“蔣於十月毅然下令進軍重鎮張家口。因此觸怒馬歇爾，切斷了對國軍的美援八個月”“馬歇爾八上廬山，壓迫政府下停戰令。杜聿明於哈爾濱停頓攻勢整編軍隊，予共軍以喘息與反攻機會，大局逐漸予我不利”，更有甚者馬歇爾“竟呈送蔣備忘錄一份，擬以美軍裝備供給共軍十個師。馬認為這樣，美國軍官得以訓練中共部隊，以利國共兩軍之整編”而實際上馬歇爾所為，盡皆長共軍誌氣而滅國軍威風。對於李宗仁前述言論，白先勇直斥其“有偏頗，論述細節也有錯誤的地方”。(64)
曾任東北行營交通處長、哈爾濱警備司令的金典戎則毫不諱言“那時的東北情況，和後來韓戰的情勢完全相同，即軍事上的行動必須完全受政治上的控製”。(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