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戚本禹回憶錄（06）

 

第二部分  在中南海工作的日子

第一章  中南海政秘室見習秘書

1 .錄取與報到

 

   在中央勞動大學（後來的中央團校）學習時，我是十七班三組的黨小組長，列席班支委會。韓彬和陳伯鴻是兩位班副主任，分別兼任班支 部組織委員和宣傳委員。畢業前夕，中央勞動大學應中央要求決定選送幾個人到中南海毛主席身邊工作，韓彬和陳伯鴻兩人推薦了我。有 人推薦還不夠，還要看學習成績和政治審查情況。畢業考試是學校教育科科長馮銘主持的，考了幾個關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題目， 分書麵考試和口頭考試兩種，我都考得不錯，得到了班裏的表揚。我當時19歲，曆史簡單，在上海參加的地下黨，經受過考驗；父親是一 般城市職員，算是工人階級。成績和政審我都沒有問題，勞動大學決定選送我了。同時被選送的還有沈棟年和張冠儔兩人，沈棟年是上海 育英中學的地下黨，張冠儔是上海暨南大學的地下黨（實際在育才中學就是地下黨）。當時中央來挑人的是彭達彰，他是山東威海人，是 四野的師級老幹部。他把我們三個都要了還覺得不夠，還希望學校再多給他幾個人。但學校實在給不出了，因為當時來要人的中央單位很 多，像中央機關、中央軍委、人民政府機關，都來要人了，而學員數量有限。1950年5月4日，我和沈棟年、張冠儔（chóu 同輩、伴侶之意）一同到中南海報到（張冠儔在上海地下黨的時候，其父有一個朋友是國民黨軍統，此人要張冠儔參加軍統，他不同意，但怕引起那個軍統的懷疑，就介紹了一個朋友參加了 軍統。這事他當時並沒有向組織匯報。在50年代審幹的時候，這事被揭露了出來。當時中南海審幹工作是何載負責，何載親自去向那個被抓的軍統作了調查，證實有這事。張冠儔說他這是為了做策反工作。後來何載和我把他送回上海繼續審查，但沒審出什麽問題，就安排他在一個區的房管局作了個一般幹 部。我1968年接受審查後，張冠儔四處說是我迫害了他。文化大革命之後，何載當了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和李銳一起），張冠儔找到何載要求改變對他的處理，可何載還是堅持原來的處理意見，因為這本來就是何載處理的，而且也確有其事的，就沒給他平反）。

 

   中央勞動大學讓我帶著他們倆和我們三個人的檔案，連人帶檔案一起交給中南海。按照正常途徑，檔案要通過黨內渠道轉到中南海，但當 時中南海要人要得急，中央勞動大學就做了特例處理，將我們的檔案密封好，蓋上騎縫章，交給我們自帶。那時我們還不知道中南海有個西門，就來到中南海南門（新華門）。由於我們沒有中南海的出入證，又不認識守衛戰士，就被擋在門外。我們報了名字和來由，警衛戰士打電話向裏麵的田家英交涉一番之後，就有一個警衛領著我們往裏走。新華門是走首長汽車的，一般不讓人進出，但田家英還是讓我們從新華門進去了。我們跟在那個警衛後麵走了一陣之後，警衛就指著河邊一條馬路說：你們就沿著河邊走，走到房子那兒就有人接你們了。當時，8341部隊的不少戰士正在清理中南海的淤泥（後來據說在清理過程中挖出了一些小型的手榴彈、槍支之類的武器和爆炸物，不過沒什麽大家夥），路麵上也到處是泥水，很難走，我們繞了一個大圈，終於走到勤政殿，田家英的警衛員出來等在那裏接我們。

 

   在河邊走的時候，我看到河裏膝蓋深的水裏有很多魚在翻騰，戰士都隻顧挖泥，不管那魚。我家裏窮，又是在海邊長大的，知道魚是個好 東西，邊走就邊動了心。那天和我們同來報到的還有從燕京大學、清華大學挑選出的一批大學生。我們安頓下來後，我就招呼他們跟我一 起用臉盆去抓魚，結果每個人都抓了滿滿的一臉盆回來。他們問怎麽吃啊？我就教他們把魚開膛破肚，清理幹淨，又叫人從宿舍對麵的一 個小鋪子裏買來醬油、醋，用磚頭壘起個灶台，把臉盆洗幹淨，放上水，撿來掉在地上的樹葉做柴火。那煮出來的魚可真好吃啊！剛建國，供應緊張，我們一連幾天吃魚，大家都很高興。中南海後來專門養了好多魚，用來改善夥食。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毛主席肉也不肯吃，出現營養不良的症狀，周總理就讓人把中南海戰士養的魚燒好搗碎，伴著蔬菜給主席吃。主席先是不吃，直到聽總理說那魚是戰士們 自力更生在中南海養的之後才同意吃。教同來的大學生用臉盆煮魚吃，現在說來是趣事兒，卻是我在中南海生活的真實起點。那些大學生比我年紀大，但生活經驗不如我。

 

   那年我19歲，我以為自己是大人了，現在看來還完全是個小孩。我們住在中南海的西八所，那是集體宿舍，原來是宮女住的地方。剛開始 我和逄（páng）先知、餘永年、張學厚、於學軍一個房間。不久，從全國總工會來的一個部長和我們住一起，就變六個人一個房間了。房間二十來平方米，沒有上下鋪，很擁擠。我是擠在門口，由於沒有簾子，每天被外麵的風吹，不久就得了一次重感冒，病了一個禮拜。之前我從來 沒病那麽長時間過（在西八所住了兩年，後來搬到現在拆了的西樓，因為已經提到科長位置，就兩個人住一間了）。

 

   我對逄先知的最初印象不好。我們開始工作不久就是夏天了，那時中南海夏天蚊子很多，雖然打了滴滴涕，但晚上人進出一開門，蚊子還 是馬上就飛進來了。那時蚊帳很貴，一般人都買不起。逄先知家裏是開藥店的，比較有錢，我們六個人就他一個人有頂蚊帳。逄先知當時 是管生活的，我就對他說，你是管生活的，你要麽給我們都爭取一頂蚊帳來，要麽就和我們一樣，也不用蚊帳，不然就有點不夠意思了。 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見，晚上睡覺前就在宿舍七嘴八舌地說他。有一天田家英一個電話把我找去，批評我說，你怎麽搞的，要在中南海搞群眾運動？我一下搞不清楚怎麽回事。田家英說，你發動群眾，要逄先知向領導施加壓力，要領導給你們發蚊帳。原來是逄先知把我告了， 他知道我是搞地下黨的，點子多，又會發動群眾，不好對付，不敢和我正麵衝突，就偷偷給田家英打小報告，說我發動群眾整他，對他造反，逼他向領導反映給我們發蚊帳。我向田家英解釋說，實際不是這麽個情況，不過是大家打趣逗樂而已。田家英聽了也諒解我了。但我從此對逄先知這個人就開始小心了。逄經常主動給田打小報告，把我們的情況一五一十的報告給田，及後來當了田的秘書。

 

 2. 中央辦公廳機構和人事

 

   1950年中央辦公廳下麵有三大主要機構：第一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簡稱政秘室，主任是師哲；第二是中共中央機要室，是葉子 龍掌管的；第三是後樓研究室，歸中辦主任楊尚昆直接領導，因在中南海後樓（在居仁堂那裏）辦公而得名，沒有正式名稱。當時的政秘 室和機要室與它們的行政上級單位中央辦公廳關係比較微妙，政秘室與機要室直接向毛主席匯報工作、接受毛主席的任務，中央辦公廳是 管中央機關後勤行政方麵事物的，包括為政秘室和機要室提供後勤保障。這種關係有很重要的曆史沿革方麵的因素。政秘室大約是1949年 8月成立的，它的前身是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室，是任弼時領導的。機要室前身是中共中央機要科，是書記處辦公室下麵的，是葉子龍負 責。他倆都歸主席直接領導。中央辦公廳是1949年10月建國後設立的，但它的曆史可以追溯到延安時期，那時，中央辦公廳已經成型，主 任是李富春。李富春能力雖然不是特別強，但很能團結人，和幾乎所有人的關係都很好，和主席關係則是特別好，他和他的夫人蔡暢總是 擁護毛主席的（ 李富春一向待人平等。他剛認識我，就叫我老戚，我說不能這麽叫，我一個小青年，怎麽能叫老戚。他說你長得高大，不能叫你小戚，隻好叫你老戚囉。有一年毛主席批李富春主管的計委是獨立王國，並不是指李富春，而是另有所指。文革中參與“二月逆流”的人常在李富春家裏開會，所以主席批評“二月逆流”時，把李富春一起批評了。但我心裏很清楚，主席知道李富春不會反對他。所以我告訴社會科學部的人，不能反對李富春）。

 

   1945年10月李富春從延安去東北任職後，楊尚昆接任中央辦公廳主任。1947年胡宗南進攻延安，中央機關一分為三：毛主席、周恩來和任 弼時率領中央前委，留守陝北；劉少奇、朱德、董必武率中央工委轉移太行地區；葉劍英、楊尚昆等領導中央後委暫留晉西北。中央後委 是為毛主席領導的中央前委提供情報和後勤服務的，也為劉少奇領導的中央工委提供必要的配合，楊尚昆當時是中央後委副主任。

 

   1948年5月毛主席率中央前委到達西柏坡，與較早已經落腳在那裏的中央工委和中央後委會合，中央機關三部分人馬又合而為一了。這時 楊尚昆領導的中央辦公廳是劉少奇領導的中央工委下麵的，而機要室和政秘室與中央辦公廳是平行的。1949年中央機關進北京城以後，楊 尚昆領導中央機要處和中央秘書處，這是不同於機要室和政秘室的兩個單位，其中中央秘書處不能進中南海辦公。機要室和政秘室都緊隨 毛主席進駐中南海，還是都歸中央書記處領導，由任弼時掌管，任弼時和葉子龍都還是直接對毛主席負責。任弼時1949年11月去蘇聯治 病，1950年1月機要室和秘書室歸楊尚昆管，但中央沒有明文規定機要室、政秘室隸屬於中央辦公廳，而毛主席規定，機要室和秘書室按 曆史慣例直接向他匯報工作、接受他的任務，中央辦公廳配合它們的工作並提供後勤保障。

 

   這樣就形成了一種政秘室和機要室名義上歸中央辦公廳管，而在實際運行中卻與中央辦公廳平起平坐的微妙局麵。當時中央辦公廳也無權 過問羅瑞卿負責的中央警衛局。這和後來權限擴大了的中央辦公廳是有本質不同的。中央辦公廳有自己的秘書處（曾三任主任），還有自 己的機要局（由長征幹部李質忠領導）。

 

   這個機要局是個純技術性機構，專門負責收發電報，它收到的電報要交給葉子龍負責的機要室送主席，主席批完了，再由機要室交回機要 局發報出去。單從這一工作流程就可以看到，機要室的地位比中央辦公廳的機要局地位高出很多。機要室裏都是老革命，他們參加革命早，資格都很老。四大機要秘書：葉子龍（主席機要秘書）、康一民（總理機要秘書）、胡振英（劉少奇機要秘書）、潘開文（朱德機要秘書），都在機要室。葉子龍是主任。所以，機要室是三大機構中實際上的老大，根本不把中央辦公廳放在眼裏，葉子龍不把楊尚昆當回事。楊尚昆也因此對葉子龍恨得咬牙切齒（葉子龍不把楊尚昆放在眼裏，楊尚昆在1962年終於找到報複葉子龍的機會。當時，葉子龍因為犯了錯誤要被調離機要室，他去找已經權傾一時的楊尚昆，想當北京市書記處書記或者中央哪個部的部長，楊尚昆當麵說“聽組織分配吧”，背地裏卻罵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最後給他安排了一個北京市輕工業局的副局長位置）政秘室的成員主要由三部分人組成：一是老紅軍、老八路，他們文化水平低，但政治忠誠度高；二是1949、1950年新畢業的大學生，他們文化水平高，但政治忠誠度不如老紅軍、老八路；三是像我這樣的一批青年，參加過地 下黨工作，經受過艱苦革命鬥爭的考驗，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算得上是有紅又專。當時有傳說，秘書室成立時，胡喬木覺得老紅軍、老八路文化水平低，建議毛主席找大學教授來任職，遭到毛主席的拒絕。這個傳說如果是真的，那回頭看曆史，毛主席的考慮就是周密的。 搞社會主義，必須既要有老紅軍、老八路們的忠誠，又要有一定的知識和文化。主席在相當長一個時期，也確實是很注意培養像我這樣的年輕人。他在文革大革命前後關於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的係統論述（核心是“又紅又專”）都反映出了他對無產階級事業的深謀遠慮。

 

   政秘室的工作以處理毛主席的公務為主（毛主席因此稱它為“我的秘書室”，下稱秘書室）。劉少奇的事，是由劉辦的王光美專門處理， 他們兩人是上下級關係、工作關係，但也是夫妻關係，有些事情王光美不方便處理的，就會拿到秘書室這裏來處理。朱德的事情很少，秘書室捎帶著就處理了，何況朱德的兩個政治秘書陳友群、何均都在秘書室。國務院（當時還是政務院）是獨立的，總理的事不歸秘書室管。秘書室和機要室是毛主席身邊的兩大重要機構，掌握著中共中央最核心機密，主席始終要求這兩個機構保持獨立性。這一點非常重要。主席應該是有他特別的考慮，他要直接了解人民群眾的真實生活和社會的實際狀況，不要中間的過濾。

 

   按毛主席的要求，這兩大部門有個分工：所有黨內給主席的密碼電報、軍委和各軍區給主席的電報，都通過葉子龍的機要室機呈送給主 席，秘書室都不能看；所有群眾給主席的信件、明碼電報則都通過秘書室送呈主席，哪怕這些信件有的是很重要、很機密的，如一些省、 市、地領導給主席的信，甚至一些外國領導人給主席的信。有一次，我拿到一封奇怪的信，是一張白紙條上寫著一組數字：大炮多少、機 槍多少、坦克多少，再無其他內容，簽字用的是外文，我也看不懂是誰。我心裏納悶，這東西怎麽送去給主席看呢？還好我靈機一動，去問了收發室：這信是哪裏送來的？答曰：是中聯部送來的。我一下就明白了，這是國外共產黨的領導寫給主席的，肯定是非常重要的。於是，我馬上請報主席，不然就可能釀成大錯。各省市給中央的報告本來也都歸秘書室處理的，中央辦公廳認為，這些報告都由秘書室直送主席了，辦公廳就什麽都不知道了，應該另設立一個專門機構，在辦公廳領導下處理這些報告。這樣就有了後樓研究室。它主要是搞各地報告壓縮、選編，有點像現在的政策研究室，搞黨內情況調查，研究黨內動態。雖然是楊尚昆直接領導，但毛主席的幾個重要秘書如陳伯達、田家英都可以過問。師哲當秘書室第一任主任與任弼時有很大關係。師哲1939年在蘇聯當過任弼時的秘書（當時任弼時是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並於1940年和任弼時、周恩來一道回國。

   

   在黨內始終存在著一個強大的“莫斯科派”，也叫“國際派”，以王明為首，團結在斯大林周圍。劉少奇、總理其實都是“國際派”的， 任弼時也不例外。還有一個“國際派”蔡和森，他和毛主席親如兄弟，可惜去世得早。關向應也是“國際派”。不過，在現實的艱苦鬥爭 中，關向應認準了毛主席，較早從“國際派”裏反出來了。紅34軍被迫撤出井岡山時，關向應、賀龍和任弼時一起率領紅2、6軍團長征。 關向應1946年在延安病故，臨死前告誡任弼時、賀龍要跟毛主席走，千萬不能反毛主席（關向應對於毛主席的支持是非常堅定的，也影響了任弼時等人從“國際派”中反出來，堅決站到毛主席這一邊。毛主席對關向應在1946年的早逝是很傷心的，以至於20年後在文革中的一次會議上，我還親耳聽到毛主席說：“如果關向應還在，賀龍就不會過去（指倒向劉少奇）”）。在關向應的影響下，任弼時也從“國際 派”裏反出來了，真心地轉向了毛主席。

 

   1947 年胡宗南進攻延安時，毛主席要留在陝北作戰，任弼時堅決反對，他要毛主席過黃河去安全的地方，因為毛主席是全黨的領袖，萬 一有個閃失，黨的利益損失太大。他還提出自己和總理留在陝北。他和主席爭論很激烈，最後主席發火說：要過河，你過吧。任弼時實在 沒有辦法，說：不，你留在陝北，我也留在陝北。我是三支隊的司令，負責中央機關的工作，主席什麽時候離開，我就什麽時候離開。任 弼時在原則問題上是堅決擁護毛主席的，成為毛主席最得力的戰友和助手，毛主席對任弼時也是毫無保留地信任的（ 文革中有人揭發任弼時反毛主席，實際那隻是非原則問題上任弼時和主席有意見分歧，與反對主席不是一回事）。當時江青也 隨毛主席轉戰陝北，還是中央機關三支隊政治指導員。但江青和任弼時的關係不好，任弼時是江青的領導，江青卻不大聽他的。江青曾說我眼睛長在額頭上，她自己也是。政秘室成立時，任弼時曾短時間以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任主任，不久就是在莫斯科做過任弼時的秘書的師哲，而不是和任弼時一起轉戰陝北的江青，成為秘書室正式的第一位主任。師哲當秘書室第一任主任，另一方麵的原因是他個人的才能得 到了主席的重視。

 

   1949年底1950年初毛主席訪問蘇聯，陳伯達、師哲都是陪同出訪。陳伯達就知道跟在蘇聯人屁股後麵說蘇聯人的好話，讓主席很是反感。 陳伯達就是這麽一個人，哪邊強勢就往那邊倒。主席本來有個文件要陳伯達起草的，看到他這個樣子也不讓他起草了。師哲的表現和陳伯 達完全不一樣，師哲在留蘇的時候，經中央同意加入過蘇聯的克格勃（當時當克格勃是很光榮的），這次陪主席出訪，他通過蘇聯克格勃 的渠道了解到很多情況並及時報告給毛主席，深得毛主席的信任。剛建國，一切都要學習和借鑒列寧創建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毛主席要看很多關於蘇聯的材料，需要大量翻譯俄文文件。當時搞英文翻譯的人才不少，而俄文人才稀缺。白俄倒是又懂俄文，又懂中文，但白俄是個很複雜的群體，基本是認錢不認人，一個白俄可能跟美國、英國、日本、國民黨都有關係，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誰的人，政治上不可靠。所以，師哲就堪當重任了，主席從蘇聯訪問回來不久，就把他派到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現中央編譯局前身）當局長去了。師哲還兼任了俄文專修學校（現北京外國語大學前身之一部分）的校長，為新中國培養自己的俄文人才立下了功勞。當時秘書室要選拔優秀的 人才去學俄語，彭達彰動員我去，我不願意去，放棄了這次機會。

 

   秘書室領導除了師哲之外（1957年山東的書記李×出了問題，師哲調山東當省委書記。這是對他的提級重用。我感覺師哲這個人做事是認真負責的，就是他那個殺孩子的事，實在叫人反感。他調去山東後，和一個保姆搞出了一個小孩來，他把孩子扔進“血滴子”（硝鏹水）裏，連骨頭都沒有了。這可能是他從克格勃那裏學來的。據說事情是涉事保姆揭發的。作為母親，那個保姆實在覺得師哲的做法太沒有人性了。材料當時送到中央秘書室來，我親自看到過。案子是由劉少奇負責處理的，師哲被逮捕判刑。這件事是沒有什麽冤案的。後來說什麽平反，哪有什麽反可平的呢？這件事師哲在自己的回憶錄裏當然也就不講了），還有副主任江青、田家英、彭達彰。師哲經常組織我們開會。江青當時因為身體不太好，秘書室的事 情不怎麽管，主要是負責毛主席的私人生活。田家英雖然排名在江青之後，卻實際主要負責秘書室日常工作。江青如果不在，田家英也代管主席的私人事情。我正式上班任秘書室見習秘書，直接領導是田家英和彭達彰。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為毛主席讀報、摘報，不久又處理群眾來信。這些工作是由副主任彭達彰分管，但重大的事田家英也會過問。田家英當時主要是負責處理主席直接交辦的事情，如管理毛主席的圖書和編輯《毛澤東選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