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農村有一種自己織的印花布，用藍靛染成很鬆散的不是很好看的花兒，說是為了學習蘇聯老大哥。其實當時中蘇已經交惡，報紙上經常批判蘇聯修正主義叛徒集團，批判赫魯曉夫和勃列日諾夫。可是大家批歸批，蘇聯的花布照用。
上大學的時候，勃列日諾夫已經去世了，上台了的契爾年科和另外一個老朽，都難享天年。中蘇關係解凍，俄語開始流行。講專業科的時候，也總是東拉西扯，先說蘇聯是什麽，接著是美國是什麽，然後是日本和歐洲是什麽，最後才是中國古代又是什麽。總之，蘇聯的影響，還是有的。
然後再了解，就是大學的一個老師，因為說了蘇聯專家的怪話，被打成右派。現在談起來，都激動不已，氣憤填膺。另外一個大教授，因為和蘇聯的一個女專家關係曖昧，被壞了研究所所長的位子。我念書時的一個導師，在蘇聯專家幾次來講學時，都擔任口譯。另外一個老師，是留學蘇聯的副博士，後稱流毒（留學獨聯體國家的）。新中國第一代的科學家，包括從美國回來的，或多或少，也都打有前蘇聯專家的烙印。
最近，看到網上一篇文章，說是５０年代蘇聯專家的待遇，相當於中國當時的一個部長。其實這又算什麽？三十年代國民政府聘請的外國專家，薪水是天文數字：月薪５００金元。現在中國的一個院士，待遇也是副部級。
又看到更多的文章，譴責前蘇聯單方麵撕毀合同，撤走蘇聯專家，給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且不說這撤專家的事，究竟責任在誰方。卻不該把三年自然災害和餓死人的事情的發生，一股腦兒都歸咎於是前蘇聯人在逼債。這些，都是政治的宣傳吧。
俗話說，瘦死的駱馱比馬大，可是２００２年在美國某部辦公大樓，看到俄羅斯科學院的一個一流專家，在給美國人打工。美國人抱怨說，這家夥老說他們沒有錢，我們不相信也。等到２００５年中俄聯合軍演，才真的覺得，有錢可使鬼推磨了。俄羅斯，以不複從前。
可是，不管怎麽說，曆史上前蘇聯對新中國技術人才的培養，對中國建設的支援，其作用都不應該是被低估的。蘇聯專家在中國石油發現上的貢獻，我已經有一個帖子在說。其他領域，也或多或少，都受其影響。就是一個生物學屆的騙子李森科，在前蘇聯都臭了街的，不一樣在中國，有很多人給他捧醜腳，唱讚歌，風光無限。
啊，蘇聯專家，久違的名字了。
1959年，大批蘇聯專家來包鋼，支援包鋼生產建設。
１９５４年，周恩來總理給蘇聯專家簽發感謝信
附一：前蘇聯專家撤走過程中令人感動的一幕
《環球軍事》2005年第12期刊登馮曉蔚的文章，披露了撤走蘇聯專家時令人感動的一幕。1957年10月，誌願軍第20兵團代司令孫繼先受命在戈壁灘上籌建中國第一個導彈試驗基地。1959年2月18日，孫繼先和栗在山分別被任命為第20訓練基地司令員、政治委員。
毋庸諱言，20基地的創建與蘇聯專家的幫助是分不開的。孫繼先與蘇聯專家共事的日子裏，和不少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就在1960年8月蘇聯政府單方麵撕毀合同、幾天之內撤走全部專家的時候，有些專家還在許多細節上幫助了我們，使基地的建設減少了許多損失。
蘇聯專家組組長謝列莫夫斯基上校對中國十分友好，講課也不對中方保密。孫繼先與他建立了良好的私人關係。
1960年夏季，蘇聯專家駐我國國防部首席顧問巴托夫大將剛從莫斯科來到北京，就乘專機來到戈壁灘，名為看望大家，實為秘密布置撤離。在歡迎宴會上，大將突然指著謝列莫夫斯基宣布：“他明天就要回國了！”
謝列莫夫斯基和孫繼先都怔住了。這個決定太突然了。當天晚上11點鍾，謝列莫夫斯基來到了孫繼先的宿舍，對他說：“發給你們的材料都不能用，管用的都在我的筆記本上。隔幾天，蘇聯的專家都要撤走，各自的筆記本也會統統帶走的。你們趕緊連夜拍下筆記本內的內容，不必挑選，全拍下來。”孫繼先感激地握著他的手，說出了兩個字：“同誌。”
孫繼先立即調動所有能拍照的中國技術人員到工作間作好拍照準備，並嚴格保密。同時，他與周總理接通電話，匯報了這一情況和安排。
後來，孫繼先把從筆記本上拍下來的資料拿到五院，與五院研究的資料一對照，證明了謝列莫夫斯基的筆記本上的資料是正確的。應當說，這位蘇聯專家組組長為中國火箭實驗少走彎路，作出了重要貢獻。多少年後孫繼先說起他時，還說那才叫國際主義戰士。
附二、與蘇聯專家共事的日子
這張照片拍攝於1957年5月22日，照片分別用中文和俄文寫著“新疆石油管理局地質調查處歡送蘇聯專家尤爾欽柯和阿諾亨回國留念”。
照片前排左（六）是蘇聯顧問專家阿諾亨，右（五）是蘇聯專家尤爾欽柯，旁邊是他的夫人。後排左（四）是原油建公司黨委副書記駱崇祿。
中蘇石油公司成立後，有大批的蘇聯專家來到新疆，後來由於中蘇關係日漸緊張，蘇聯專家陸續回國，1957年，地調處歡送的尤爾欽柯和阿諾亨，是離開中國的最後一批蘇聯專家。
1955年，地調處有蘇聯專家幾十人，其中包括地質專家、地球物理專家、鑽井專家、測量專家、計劃和會計專家以檔案資料專家等，其中就包括阿諾亨和尤爾欽柯。當時地調處除了少數野外隊隊長和機關科室的科長由我國年輕的技術人員和專業幹部擔任外，其餘絕大多數單位的負責人都是蘇聯人。
駱崇祿所在的專家工作室的主要任務首先是將蘇聯專家曆年來的工作總結、計劃和報告翻譯成中文，同時又要將中方領導人的工作安排、講話翻譯成俄文。由於當時工作量大，任務又緊急，人員缺少，有時他也感覺到力不從心。為了搞好翻譯工作，翻譯們既要搞好分工，又要講求團結協作。當時駱崇祿是測量專家阿諾亨的翻譯，因為專家年齡較大，資曆又老，生活上還得處處照顧，駱崇祿講述了當年和專家一起共事幾個片斷―――
我第一次跟隨阿諾亨到南疆輪台縣的紮木台某測量隊檢查工作，在翻譯的過程中，專家怕我沒有聽懂他的意思，就隨時拿出新疆地圖指給我看。那次出差也使我明白了一個道理：光懂外語是不夠的，還必須通曉地理環境，掌握維語，了解少數民族風俗習慣。
第二次陪同阿諾亨專家到克拉瑪依小西湖測量隊視察工作。當時一位名叫杜慶瑞的工程師給專家匯報工作時說，有一名測量隊員幾天沒有歸隊，專家推測他可能是迷了路，於是就讓全部隊員出動尋找。但找了一天也沒有找到，阿諾亨當即決定讓我和保衛人員與他一起到小拐，通過那裏的地球物理隊的基地電台親自向地調處領導匯報了這一情況，並請求飛機幫助尋找。一個外國人對我國的工人如此關心，這種國際主義精神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同蘇聯專家一起工作僅有三年時間，經常出差野外，曾經到過大地測量隊、航測隊、天文隊、製圖室、導線隊、地質隊以及綜合研究隊等。專家們每到一處都對野外工作人員嚴格要求，發現問題就立即指出和以糾正，對他們的建議也要堅決執行。對我們翻譯要求更是嚴格，有時也會對我提出嚴厲批評，因為他說我們翻譯代表他們專家說的話，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不能出錯，如果不清楚就要多問，否則出了差錯不僅對專家會有直接影響，甚至會對工作上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
和蘇聯專家在一起的時候，我們也經常天南海北地聊天，這樣既可以提高我的翻譯能力，也能對專家有進一步的了解。有一次阿諾亨專家讓我去幫他買一點酸梅，我也剛從內地來，不知道酸梅是什麽東西，他就說是南疆的一種幹果，在烏魯木齊南門外的巴紮上有賣的。他夫人懷孕反應想吃這東西，因為語言不通，也怕不安全就讓我代勞。
專家回國時送給我一台電熨鬥，我送了他一個烏魯木齊生產的暖水瓶。阿諾亨回國後，1958年元旦還給我寄來一張賀年片，但當時被外事辦扣壓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時，這張賀年片不知道怎麽到了紅衛兵手裏，我為此受到了一些磨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