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選擇了毛澤東》一書若幹史實辨正

楊奎鬆

 

葉永烈先生所著《曆史選擇了毛澤東》一書中，有相當多的史實錯誤。對於這樣一部文筆流暢、可讀性很強的“紀實文學作品”，無論其中有無虛構、失實，原本與曆史研究無太多牽涉。但作者再三說明，他的作品最大的特點就在於“ 實”，“也就是符合真實、事實、史實”。該書發行量遠較一般嚴肅的曆史著作大得多，影響自然也大得多，其中的史實錯誤極易對眾多讀者產生誤導。因此，對該書中的重要史實錯誤做些公開的訂正，藉以說明來自曆史學界的對該書在曆史真實方麵的評價，應當是必要的。本文僅就幾處較為明顯的“硬傷”做些辯證。 

 

一、有關八七會議的史實 

 

（１）葉書１６頁稱，在中共“八七”會議上，“那個講話的俄國人……是共產國際新派來的代表，他自我介紹說名叫‘尼古拉’，在文件中也就用他名字英文開頭字母‘Ｎ’作為他的代稱。其實，他的本名叫維薩裏昂·羅明那茲”。 

 

中央檔案館先後兩次公布過中共“八七”緊急會議記錄。從所公布的原始記錄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羅明那茲的代稱不是“Ｎ”，而是“Ｄ”。如果說由於記錄上在羅明那茲開始報告處沒有注明“Ｄ”的字樣，外行容易搞錯，那麽在李維漢明確宣布現在“由國際代表作結論”後，記錄上清清楚楚地寫著“Ｄ：大家都同意，結論自無甚說的。……”對此，葉書應該不至再搞錯了。其實，羅明那茲到中國來以後，在中共中央會議記錄上反複出現，都是以Ｄ來代表的。 

 

（２）葉書１８頁稱，在“八七”會議上，“大會主席李維漢的開場白中，這麽說及：‘在未開始報告之先，我以國際名義向大家致一敬禮。此敬禮非平常的敬禮。國際要中國共產黨集此會的原因是因中國共產黨的指導錯得太遠，不召集此會來糾正則ＣＰ將不成其為ＣＰ了。……’”查公布的會議記錄，可以清楚地看到，這段話並不是李維漢說的，而是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說的。也隻有羅明那茲才能以共產國際的名義向中國黨敬禮，以共產國際的名義批評中共。 

 

（３）葉書２０─２２頁稱，“李維漢在開場白中，轉達了共產國際全權代表羅明那茲的意思：‘我們可以說上海工人領袖的意識比中央的意識高百倍、他們的理論比中央的理論正確得多。……無論何人都不及由工人出身的人來領導正確’”。之後，“瞿秋白拿出事先擬好的政治局委員候選人名單”，結果１４名政治局委員中隻有３名工人，政治局正式委員中隻有蘇兆征一名工人，候補委員中也隻有向忠發和顧順章兩名工人。隻是與會者堅持要求擴大政治局委員中的工人比重，才使政治局正式委員中工人成份增加到４人。不過，瞿秋白仍舊不以為然。“對此，瞿秋白作了如下說明：‘至於指導成份問題，大家的要求是選出工人來作領導。但有一困難，此會無權改選中央。還有一層，選出此等人還須得從事調查一下是否他能執行此新政策。’” 

 

按照以上所說，似乎應該得出這樣一種結論，即共產國際代表千方百計地要讓“工人出身的人來領導”中央，與會的“大家”也要求“選出工人來作領導” ，然而瞿秋白不同意。由他主持的改選最初堅持不擴大政治局，特別是正式委員中的工人比例，盡管與會者全體都不大同意他的作法，他仍舊以此會無權改選中央和目前尚不能確定選出的工人同誌能否執行新政策為由，來堅持不讓工人同誌作領導。 

 

但這是完全錯誤的。第一，我們已經知道，葉書在這裏張冠李戴，把共產國際代表的話當成了李維漢的話。第二，葉書在引述共產國際代表的原話時斷章取義，曲解了原話的意思。從葉書目前的引文中，讀者可以得出的結論隻能是，共產國際代表認為工人領袖比中共中央高明得多，因此中共中央應當選舉工人出身的同誌來擔任領袖。但原文的意思並非如此。羅明那茲雖然肯定上海工人領袖在過去的鬥爭中比中央正確，這時卻並不認為在任何方麵和任何問題上，一定是工人出身的人來領導才正確。他指的是：“工人階級的經濟鬥爭，無論何人都不及由工人出身的人來領導的正確”，並不是指任何事情。顯然，葉書刪去了“工人階級的經濟鬥爭”一句限定語，就使整句話的意思改變了。第三，葉書把“Ｎ”當成是羅明那茲，結果在會議記錄中讀到“Ｄ”的發言時，隻好根據發言者的權威地位來推測，於是就主觀認為這個“Ｄ”一定是瞿秋白，而不管記錄中那個“秋 ”是何人了。如此一來，葉書自然就把羅明那茲提出早已擬定的名單，說成是瞿秋白提出早已擬定的名單；把羅明那茲不主張立即讓工人同誌來作領導，說成是瞿秋白不同意立即讓工人同誌來作領導，好象這次會議完全是由瞿秋白來領導的。 
 

二、有關六屆四中全會的史實 

 

（１）葉書５０頁稱，米夫在六屆四中全會前圈定了出席會議的３７人名單，其中１５人不是中央委員。

 

實際情況是，遠東局在與中共中央的聯席會議上提出，參加會議的成份應當是所有在上海的中共六大選舉的中央委員和侯補中央委員（１６人），三中全會補選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７人），再加上占與會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總數三分之一的非中央委員（７人）。關於非中央委員的與會者，遠東局沒有提出具體的名單。對此，中共中央提出，非中央委員的與會者應當再擴大一倍，否則難以容納各種不同意見的代表。遠東局表示同意，並要求中央盡快提交與會成員的名單（１４人）。因此，第一，米夫並沒有圈定出席四中全會的名單；第二，參加四中全會的３７人中隻有１４人不是中央委員。” 

 

（２）葉書５１頁稱，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基調是否定三個多月前召開的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反瞿’成了會議的主題”。 

 

此說不確。中共中央曾兩次正式批判李立三的錯誤。第一次是召開六屆三中全會，第二次就是召開六屆四中全會。召開四中全會的主要目的，固然在於對三中全會對立三路線溫和態度的否定，但根本目的仍在繼續三中全會沒有完成的工作，即對立三路線予以徹底否定。故會議的“基調”完全是對立三路線上綱上線，而不可能放在如何否定三中全會和反對三中全會的責任者瞿秋白的問題上。從會議記錄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來，與會者在發言中更多的是對立三路線進行全麵批判，對三中全會的批評並不是放在最突出的地位，更很少有把矛頭主要指向瞿秋白的。 

 

（３）葉書５１頁稱，“米夫在會議作結論……”。 

 

葉書在記述四中全會過程中，始終把會議記錄中的那位“國際代表”當成是米夫。實際上，米夫雖然這一時期來到上海，但幾乎從不出席任何會議，無論是中共的會議，還是遠東局的會議，隻是個別會見有關人員和向特定的負責人布置工作。因此，米夫同樣也沒有參加四中全會。參加國中全會的隻有一個外國人，就是遠東局的德國代表艾伯特。周恩來也明確肯定過：四中全會由“德國毛子” 出席。 

 

（４）葉書５３頁稱，四中全會上，“羅章龍和他的支持者，和米夫、王明發生了正麵衝突、爭奪中央權力”。“照理，中央委員會會議隻有中央委員才有表決權。米夫卻說：‘參加會議的都有表決權。’這麽一來，那十五個不是中央委員的代表，都擁有表決權，一下子使擁護王明的人大為增加。……米去提出的名單得到了多數票”。 

 

把四中全會上發生的鬥爭，簡單地說成是羅章龍一派和王明之間爭奪中央權力的鬥爭，這是一種不符合事實的說法。在四中全會以前，黨內存在著兩種反對三中全會的力量。一種是以王明為代表的相當一批留蘇回國的學生，一種是以何孟雄、羅章龍為代表的一大批從事工會工作和其他實際工作的幹部。他們一致主張立即召集緊急會議，徹底改造三中全會選舉的中央政治局。但米夫來後，明確認為徹底改造政治局不利於黨的工作，堅持隻能做局部的人事調整。王明等人迅速接受了米夫的意見，然而何孟雄、羅章龍等人則堅持原政治局成員必須退出。於是，米夫與遠東局遂決定不開緊急會議，強行召開四中全會貫徹局部改造政治局的意圖，並促使原來反對政治局的王明等人轉而與政治局攜起手來，以突然襲擊的方式迅速召開了四中全會，以至何孟雄，羅章龍一派許多人直到會議召開時都不知道開的是什麽會。在這種情況下，何孟雄、羅章龍一派的幹部當然要表示強烈不滿。但客觀地說，這時羅章龍等人還並不把王明等人放在眼裏，他們雖不滿意王明等人轉而附和遠東局，但顯然不會因此而把鬥爭矛頭指向王明等人。他們在會場上的抗議，實際上都是衝著遠東局代表去的，其抗議的中心內容不過有二：一是反對召開四中全會，要求召開緊急會議；二是反對遠東局提出的選舉名單和突然襲擊的選舉方式，要求徹底改造政治局。 

 

既然會議上羅章龍等人並沒有把矛頭指向王明等人，那麽，說“米夫”（實際上是遠東局代表）有意違反組織原則，通過讓所有與會者都有選舉權的辦法來保證王明當選的說法，自然就是站不住腳的。其實，在四中全會召開之前決定選舉原則時，是中共中央主張所有與會者都有選舉權，而遠東局的意見卻是隻有中央委員才有選舉權。但到會場上，遠東局代表才發現如此行不通，因為與會的許多代表對會議本身就強烈不滿，如果再不給非中央委員以選舉權，則更會給反對者以口實。因此，遠東局代表臨時決定改變選舉方法，給所有與會者以選舉權。

 

三、有關長征途中的史實 

 

（１）葉書３４２─３４３頁稱，博古、李德得知賀龍在黔東立足，便派任弼時等率紅六軍團前往黔東。１０月２４日，二六軍團在黔東會師後，“無線電波從黔東木黃縣傳來”，博古、李德便認定“西征的終點在湘西黔東”，決心把紅軍主力“搬到賀龍那裏！” 

 

此說錯誤之一，在於二六軍團會師之地應在黔東印江縣之木黃，而非在“木黃縣”；錯誤之二，在於１０月２４日二六軍團會師之日，中央紅軍早已出發多時，西征的目的地早已明確，博古、李德不可能在主力轉移已經兩周之後再來決定西征計劃；錯誤之三，在於博古、李德最初的西征計劃旨在去湘西創建根據地，而非去黔東。關於紅軍西征的最初目標，無論在黎平會議《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還是在遵義會議《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中，都有過清楚的說明。葉書雖然也多少提到了“湘西”二字，但目的仍在強調黔東，強調紅軍要到賀龍那裏去。 

 

（２）葉書３６０─３６１頁根據李德回憶稱，黎平會議時我因發高燒沒有出席，毛澤東的意見得到政治局的正式認可。 

 

在黎平會議上擔任會議主席的周恩來對此曾明確肯定說：李德參加了這次會議，並且在會議上與毛澤東等人發生了爭論，周以會議主席的身份支持和肯定了毛的主張，李德因爭論失敗而大怒，周與李德的關係亦因此而根本改變了。 

 

（３）葉書４１６─４１８頁稱，遵義會議後，“毛澤東便立即成為紅軍的實際指揮者”，隻是因為１月下旬土城戰役指揮失誤，以致在常委分工時落了個周恩來的“幫助者”。２月遵義大勝，才使毛澤東改變了“幫助者”的地位。３月４日，經張聞天、周恩來提議，中央軍委決定任命毛澤東為前敵司令部政委。 

 

此說明顯不確。第一，陳雲在關於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中十分清楚地說明：“擴大會最後作了下列的決定：（一）毛澤東同誌選為常委；……（二）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三）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誌是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在這裏，至少已經清楚地告訴人們：會議決定最高軍事指揮者為朱德和周恩來，也就是說，按照會議的決定，經軍的實際指揮者當時仍是朱德和周恩來，而決定權則在周恩來手中。毛澤東並沒有“立即成為紅軍的實際指揮者”。第二，會後常委分工並非在１月下旬土城戰役失敗之後。傳達提綱說得很清楚，“擴大會完畢後中常委即分工，以澤東同誌為恩來同誌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事實上，在會議完畢後立即分工，這也是中共中央曆次改組工作的一種慣例。而且讓毛澤東擔任周恩來的幫助者，這與會議關於以周恩來為軍事指揮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的決定，也是相一致的。這與土城戰役失利毫無關係。第三，查遵義會議閉會後至土城戰役失利，即從１月１８日至１月３０日間紅軍各項軍事行動布置及命令，屬名均為“朱周”，並無毛澤東的名字。此亦可見當時毛澤東還不是紅軍的實際指揮者，而隻是居於“幫助者”的地位。第四，毛澤東改變“幫助者”的地位，也不能簡單說成是２月遵義大勝的直接結果。事實是，在遵義會議之後，毛澤東雖然名為周恩來軍事指揮的“幫助者”，但始終隨中央一起行動，並未與周恩來同在前線。當時的軍事指揮在重大軍事行動上，仍然沿襲前此的方式，即由前方朱、周提出意見，報中央討論決定。因此，毛澤東盡管是“幫助者”，但由於重大方針實際上仍要由中央下最後決心，因而像土城戰役以及二渡赤水、二入遵義等作戰，很大程度上自然成了毛澤東下最後決心。這也就是為什麽土城戰役失利後，包括林彪在內的某些軍事領導人曾經因此反對毛澤東。但中共中央並沒有因此而改變原來的決定。不僅如此，二入遵義後，張聞天已經看出如此指揮存在問題，並注意到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不如毛澤東有把握，故提議毛澤東應當去前方做前敵政治委員（負指揮之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