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中國近現代史一些問題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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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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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讀了幾本書，關於中國現代史和中國革命史部分。加上網友們提供的資料。有一些疑問，歸納一下，列出來與大家商酌。

1) 根據政治需要隨意取舍，抹殺某集團或某個人在曆史上的功勳。大者如抗日戰爭，如陳炯明和孫中山政見之爭。小者如芷江受降，如百色起義，如新四軍武漢辦事處等等。這不僅僅是在大陸，也不僅僅是現代，而是國人對於曆史研究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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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一：孫中山和陳炯明孰是孰非的問題，在海峽兩岸國共兩黨的教科書中是驚人的一致：陳炯明是背叛孫中山的反動軍閥。其罪證之一，就是炮轟總統府，逼得孫中山化裝出逃。這似乎早已成定論，但新出的陳炯明傳和網上陳定炎（陳炯明的兒子）建立的陳炯明研究中心披露的史料卻完全不是這麽一回事。陳炯明隻是和孫中山有政見之爭，而且也沒有炮轟之事（即便有，也是孫中山的炮－中山先生在同盟會和辛亥老人中是有名的“孫大炮”，意思是他說的多，做的少）。結果陳炯明卻成了國共兩黨為孫中山立聖的祭奠品。

實例二：在以前中學和大學所學的的曆史教科書中，抗戰隻提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和老人家的論持久戰。再就是地道戰，地雷戰和小兵張嘎，雞毛信和小英雄雨來之類的什麽兒童團。提到國民黨的部分，我們隻知道有九一八事變，有福建事變，有皖南事變，有西安事變，有蔣介石的攘外安內政策。八十年代我和友人遊南嶽衡山時，參觀國民黨抗日戰爭烈士陵園，方知國民黨軍隊衡陽抗戰的英勇，當時的震動很大。現在我們都知道國民黨軍隊不僅僅有上海的8-13淞瀘抗戰，而且還有息峰口長城保衛戰，有台兒莊徐州保衛戰，有南京保衛戰，有武漢保衛戰，有衡陽保衛戰，有長沙保衛戰，有芷江保衛戰,還有飛虎隊和緬甸出國作戰等等，等等。即便是後來在國共內戰中命喪孟良崮的倒黴鬼張靈甫，據說當年也是抗日的一把好手。

實例三：抗戰勝利後的芷江受降，本是民族盛事，當時中國軍方負責接待日本軍方代表的兩位陳少校（其實是一為少將，一為上校，因外事需要，均降格使用），分別是陳應莊和陳昭凱先生。後來陳昭凱去了台灣，陳應莊留在大陸。在當事人之一陳應莊1984年的回憶錄裏,隻提陳應莊而不提陳昭凱。相反日方當事人今井武夫在他的回憶錄裏，述之甚祥，可見僅看陳應莊一人的回憶錄，是不能了解當時的實際情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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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承秉中國曆史成王敗寇的惡習和文革遺風，蓄意拔高領袖或某個人的作用，製造或誇大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影響確實十分惡劣。

實例一：文革期間曾因林彪任黨內的副主席而大肆宣揚平型關戰役，但在913林彪摔死後，十大元帥就成了九大元帥，就沒有人再提林彪（現在似乎又熱鬧起來，是好事，不是壞事）。相反，眾多的回憶錄裏便有了自己勇於同林彪、四人幫和高崗作鬥爭的記錄。如最近坊間流傳甚廣的某中將的回憶錄，就說高崗這人講話如何如何的水平低，人品是如何如何的差，以及如何壓製別人和挾私報複等。高崗水平低人品差大概也是實情，但為什麽不在當初高崗林彪當權時說，為什麽不在高崗林彪活著時說。高崗林彪早已遺臭萬年, 鐵板釘釘，而且死無對證，再說人不好，總讓人覺得有點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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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二：中共黨史上，劉少奇冤，彭德懷冤，很多人都冤，但最冤莫過於一直從事地下工作的“麻子”潘漢年。潘漢年一案，牽涉麵甚廣。本來當年在敵戰區、國統區和潘漢年稱兄道弟並獲潘漢年搭救者為數不少。可是50年代潘漢年案發，中共高層除李克農外，曾在白區和紅區做領導的諸公，竟無一人站出來，幫潘漢年說句公道話，致使潘漢年沉冤數十年，至死不能瞑目。以至於一位當年受潘漢年案牽連的老烈屬不得不感慨地說：說共產黨好，共產黨是真的好。但共產黨人太講求組織原則﹐ 翻臉無情。

實例三：紅軍總政委張國燾的老搭檔陳昌浩和西路軍四萬將士的冤魂，成為紅軍曆史上的最大疑案，長期以來成為中共黨史上的研究禁忌，西路軍的幸存者，終毛澤東一世，唯唯諾諾，不敢聲言。還有抗日戰爭時期，威震倭膽的八路軍115師的代理師長陳光，也是在多年以後才有一丁點兒說法。這些，最近在網上披露的資料已經很多，爭議也很大。為什麽資料能披露，是因為某某某人不在了。為什麽有爭論，是因為某某某人的影響還在。

實例四：百色起義為突出宣傳鄧小平，有好事者仿毛主席遵義會議事。偽造史料並東拚西湊，無中生有的杜撰出中央代表鄧崗（鄧拔奇）夥同龔楚陳豪人在河池會議上奪了鄧小平軍委書記的職務，造成鄧小平在紅七軍前委領導層受排擠的悲壯形象（見百色起義-1979；鄧小平與紅七軍-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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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自1930年10月中央代表鄧崗到紅七軍前後，鄧小平一直任紅七軍前委書記，和軍政治委員。鄧崗到紅七軍以後後鄧小平還兼任19師（師長為軍參謀長龔鶴村兼任－即叛徒龔楚，網上有一篇文章專門介紹）的政治委員，為紅七軍的一號領導人。鄧崗在紅七軍期間，紅七軍的幾次打仗，雖然開始有爭論，但最終決策都是按鄧小平的正確方針辦的。鄧崗非但沒有撤消過鄧小平的前委書記的職位（見鄧小平網上紀念館），相反，鄧崗還把韋拔群的21師的全部精華劃撥給了鄧小平指揮，害的人家韋拔群帶著幾十個親兵回廣西去打遊擊，最後連小命都給陪上了（叛徒就在親兵中）。這不能說人家中央代表鄧崗同誌對鄧政委不夠意思。怎麽這些好事者看到鄧崗光榮了（注意，還不是當叛徒或逃兵），立三路線在紅七軍代表的屎盆子就終身扣定了呀！

本來，一貫倡導實事求是的鄧小平本人，在1931年給中央的報告中就承認，即使1930年10月鄧崗不到紅七軍來，由於當時的形勢和認識，紅七軍內的左傾路線也無可避免。後來文革期間，鄧小平在自述裏再次承認自己要對紅七軍的問題負主要責任。可是那些寫黨史軍史的人和大量的傳記作者，為什麽就是睜眼說瞎話，而不看看當時的原始文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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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曆史事件移花接木和張冠李戴，並以當事人的身份虛構和杜撰曆史。大者如井岡山會師，小者如川西惡霸地主劉文彩的水牢。其中最著名的要數文革期間，朱德、毛澤東的井岡山會師變成了林副主席和毛主席的握手，朱德的扁擔變成了林彪的扁擔。

實例一：林彪的扁擔。據紅狐狸軍事文摘署名為東籬的作者在“犯有錯誤的開國將帥”一文載：程世清（1918─ ）河南省新縣人，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文革"任福州軍區副政委兼江西省軍區政委、江西省革委會主任。他使江西成為"文革"中"共產風"最猛烈的一個省。是林彪集團在江西的死黨。曾"創造性"地把“朱德的扁擔”改為“林彪的扁擔”，成為中共黨史上的笑談。

實例二：鄧小平宣布紅七軍的成立。曆史的事實是鄧小平在廣西舉行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期間（1929年12月-1930年2月）在上海匯報工作（見毛毛著《我的父親鄧小平》），沒有參加起義。鄧小平擔任紅七軍政治委員和紅七軍前委書記都是在1930年2月下旬以後(鄧小平網上紀念館)。因此，1929年12月11日廣西百色起義是由紅七軍的參謀長龔鶴村主持大會，由紅七軍前委書記陳導民宣布了百色起義和紅七軍的成立，以及由張雲逸任軍長、陳導民任政治部主任（當時在廣西，尚沒有實行政治委員製度。政治委員製度的建立，是1930年2月下旬以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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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百色起義發生30年後，某當事人寫的革命回憶錄（回憶紅七軍的誕生，1961年）中，憑空地杜撰了鄧“政治委員”不但“宣布了紅七軍的誕生”，而且鄧“政委”還親自指揮了百色保衛戰。連鄧“政委”當時穿什麽衣服，講話什麽口音都“回憶”的清清楚楚。馬屁這個拍的響呀。然而不久，文革開始，五十年代紅極一時的鄧小平成為中國的第二號走資派。還是該當事人出麵揭發鄧小平在紅七軍去江西的路上中途離隊。不承想小平造化大，1977年鄧小平三度複出後，該當事人又是寫詩慶賀，又是出書紀念的，把在紅七軍時的鄧政委又一次吹的是雲裏來霧裏去的，生怕人家忘記了自己也是創建紅七軍後的行軍參謀。

好在鄧小平是個難得的明白人(見鄧小平-我的自述），鄧小平的家人也不買賬（見鄧小平文革歲月）。該當事人不得不離休走人，成為中共黨史上貽笑千年的另一趣談。

[人生雜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