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 我的自述（摘錄）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鄧小平同誌向中央寫了《我的自述》，全文約三
萬言。他在這個材料中，比較全麵地敘述了他的政治曆史和工作經曆，檢查了他的錯誤。
現將他檢查其重要錯誤的部份和敘述他受王明“左傾”路線整他的簡單過程，摘錄如下：）

                            紅七軍工作時期

一九二九年夏，蔣桂戰爭之後，俞作伯任廣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任廣西督辦公署主任
。俞極力表示進步，要求我黨派幹部去他部隊工作，黨中央即派我作為中央的代表同俞
接洽。在南寧過了一個月左右，情況發生了突然變化，我們決定舉行南寧起義，報告了
中央並得到批準。九月的一天，我們帶領第四、第五兩個大隊和教導團的一部份舉行了
革命兵變。第四大隊由張雲逸同誌率領開往百色，我是同四大隊一道走的。第五大隊由
俞作豫同誌率領開往龍州，李明瑞是隨五大隊行動的。後以四大隊為基礎成立了紅七軍
，以五大隊為基礎成立了紅八軍。

廣西右江地區，是一個比較有群眾基礎的地區，這裏有韋拔群同誌那樣的優秀的、很有
威信的農民群眾的領袖，東蘭、鳳山地區是韋拔群同誌長期工作的地區，是很好的革命
根據地，這給紅七軍的建立與活動以極大的便利。我們一到百色，準備打紅旗，決定於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起義。起義前夕，在十月下旬，突得上海中央電報，要我去報告
工作。我在同張雲逸等同誌作了布置之後，於十一月初由百色去龍州，到龍州後，對李
明瑞、俞作豫作了一些工作，並開了黨員幹部會，大家同意打起紅旗，成立紅八軍。我
在布置之後，即由龍州動身，於一九三零年二月初到了上海，向中央作了報告。中央批
準了我們的行動，令我回廣西任七軍政委和區委書記兼八軍政委。一九三○年三月間，
我回到龍州紅八軍，向李明瑞、俞作豫等幹部傳達了中央指示。當時左江形勢日益困難
，我同他們商定，不能立足時，可向七軍靠攏。紅八軍成立不久，被敵襲擊，損失大部
，俞作豫去了香港，後被國民黨逮捕殺害了。紅八軍剩下幾百人（約半個團）由袁振武
等同誌帶到了右江，合並到七軍裏麵了。紅七軍回到右江，大約是七、八月間，我同張
雲逸等同誌匯合了。

大約在一九三○年十月中下旬，突然來了中央代表鄧剛（又名鄧拔奇［？］），向我們
傳達了立三路線，大講全國革命高潮已經到來，指令紅七軍立即出動，其具體任務是三
句囗號，即“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廣州去”。全軍聽了都很興奮，
於是在十一月初誓師，留韋拔群同誌和不多的地方武裝堅持右江根據地（韋英勇地堅持
了多年，後被叛徒殺害，光榮犧牲），主力約七千人就向東出發了。這時我的思想情況
是，聽到全國革命高潮到來，確很興奮，但同時感覺依靠這幾千人，百色都未打下，李
宗仁、白崇禧已在廣西恢複了統治，要想打下柳州、桂林，是沒有把握的，因是中央命
令，隻有堅決執行。鄧剛還傳達了中央的批評，說我們在右江的土地政策（這是我在中
央時從紅四軍報告中學得的平分土地的政策）是執行右傾的富農路線，我對此也感到不
快。

對於立三路線，聽了中央代表的傳達，確實是興奮的，並未覺得有什麽不對，隻是從以
七軍本身力量來執行那樣大的三個囗號的任務，是困難的，又隻是從打柳州這樣的具體
問題上提出了意見，那時根本沒有什麽路線問題的認識和覺悟。經過一番爭論，我終於
全部接受了立三路線，結果使紅七軍脫離了右江的根據地，又錯誤地決定了打武岡，進
行梅花戰鬥，使部隊受到很大損失，我作為前委書記，對此要負主要責任，這是無可推
卸的。

紅七軍在立三路線的影響下，連打了幾仗，部隊損失很大。過樂昌河時，部隊被敵人截
斷了。張雲逸同誌率領的軍直和一個團同我們失去了聯絡。我同李明瑞、許卓等同誌帶
領的一個先頭團，擺脫了敵人，繼續前進，大約在一九三○年底到了江西崇義。從當地特
委處得悉，中央開了四中全會，王明等人上台，我內心有所震動（這點沒有向別的同誌
談，我對王明向無好感），同時崇義敵情並不嚴重，我即動了到上海向中央報告工作的
念頭。當時前委隻有許卓、李明瑞和我三人，我的想法得到了許、李的同意，並商定我
離開期間，由許卓代理前委書記。隨後，我同許離開崇義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據地的
工作，不料在回崇義途中，得悉有了敵情，聽到崇義方向的槍聲。那時我因為到上海向
中央報告工作，是前委已經決定了的，敵人來後部隊就會轉移，特委機關也會轉移，就
同許卓商議，由他回部隊，必要時可向井岡山靠攏。我就動身於一九三一年初到了上海
，很快向中央報了到。

關於我離浚紅七軍到中央報告工作的問題，在一九三三年博古的中央反對江西羅明路線
時，曾對此事提出正式審查，令我寫了書麵報告。我在報告中提請向當時在中央軍委機
關工作的許卓詢問，以後再沒有要我進一步寫報告了。現在我認識到，當時失去聯係的
兩部份部隊還沒會合，立足未穩，作為主要負責人的我，在這種情形下離開部隊是絕對
不應該的，是嚴重的政治錯誤。

                      在中央蘇區的三年多

一九三一年八月間，我們到了瑞金，這時正值紅軍主力反對敵人三次“圍剿”的時期。
瑞金是中央蘇區的後方，但當時被反革命社會民主黨份子篡奪了縣的黨政領導，殺了不
少革命幹部和革命群眾，弄得全縣群眾不滿，幹部情緒低落，全縣麵貌是死氣沉沉的。
這時在紅軍工作的謝唯俊同誌在瑞金，由上海來的餘澤洪等同誌也到了瑞金，大家商議
推我擔任瑞金縣委書記（其時與上級沒有連係），謝餘等都幫助我作了一段工作。我們迅
速地懲辦了反革命份子，為被冤屈的幹部平了反，開了縣蘇維埃代表大會，幹部（幾乎
全是本地農民幹部）群眾積極起來了，全縣局麵大為改觀（關鍵在於有了大批與群眾有
聯係的本地幹部）。三次“圍剿”粉碎後，開了幾萬人的祝捷大會，熱情是很高的。我
擔任瑞金縣委書記一年多，大約在一九三二年的冬季，由省委（省委書記是李富春同誌
）調任會昌中心縣委書記，領導會昌、尋鄔、安遠三縣的工作。三縣都是中央蘇區的邊
區，赤白對立很厲害，我們自己的武裝，每縣隻有百幾十人的獨立營，人民武裝（赤衛
軍）的槍枝很少，由於“左”的經濟政策，商店大都關了門的，財政經濟也很困難。我
在會昌工作半年多一點的時間，未能打開局麵。在博古臨時中央進入中央蘇區不久，大
約在一九三三年三四月間，我被調離了這個工作到江西省委當了一兩月的宣傳部長，隨
即由臨時中央開展了反對以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為代表的“江西
羅明路線”。鬥爭後，撤銷了我的省委宣傳部長職務，給了我以最後嚴重警告的處分，
派到樂安縣屬的南村區委當巡視員。我到樂安後不足十天，又令我回到省委（據說樂安
是邊區，怕出問題），不久，即調到總政治部當秘書長。當時總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
副主任是賀昌。我當了兩三個月秘書長後，要求另調工作，於是分配我為總政治部宣傳
部的幹事，除了一般宣傳工作，還主編總政機關報“紅星”（小報）。這個工作我一直
擔任到長征途中遵義會議的前夕。

                      在太行工作時期

一九四○年前後，我們碰到兩個問題，一是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摩擦鬥爭，一是百團大
戰。當時彭德懷奉行王明路線，叫我們在反摩擦鬥爭中，要盡可能避免摩擦專家張蔭梧
、石友三等向蔣介石告狀。我有很短一段時間受了所謂“避免告狀”的影響，未能放手
進行反摩擦鬥爭，這雖未更多地影響我們的反頑鬥爭和抗日鬥爭，但不能說不是受了彭
德懷所奉行的王明路線的影響。關於百團大戰，我當時不知道未經中央軍委、主席同意
，也未過問，而是堅決執行了彭德懷的命令的，執行了錯誤路線（當時不了解這是路線
錯誤）。隨後我曾在寫文章中讚揚過百團大戰，也是很錯誤的。

大約在一九四三年春，在太行分局開的一次幹部會議上，彭德懷到了，講了很多謬論，
就是他那一套所謂平等、自由、博愛的資產階級民主觀點，口氣也是訓人的，對這對那
都批評，引起到會其他人特別是薄一波等人的批駁，雙方爭論很激烈。當時我對彭德懷
的一套是不同意的，但對波一波等人的觀點也有不少是不讚成的。我作為分局書記，在
作結論時，完全采取了調和立場，避免觸及雙方的爭論，隻正麵說了根據地建黨、建政
、群眾工作、對敵鬥爭等問題。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說：“折衷主義即機會主義”，回
想起來（過去不是這樣認識的），這是一個重大的政治性質的錯誤。在一九四五年五、
六月間我到延安後，向主席報告了這次會議的情況，並把我在這次會議的結論原文呈交
主席了。

                           在北京工作時期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別是被“八大”選為中央總書記的十年中，我的頭腦
中，無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少，資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多，由量變到質變，一直發展到
推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變成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之一。

一九五五年劉少奇砍掉二十幾萬個合作社，據揭發我也是叁與者之一，我當時沒有管農
村工作，在討論時我講了些什麽記不起來了，但思想上對農業合作社發展過快，怕不鞏
固的想法是有的。

準備黨的“八大”時，指定我主持修改黨章。在修改的黨章中，刪去了“七大”黨章中
以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內容，這個重大原則問題雖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
讚成的。我的這個罪過，對於黨和人民，對於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了極大的損害。“八
大”會上，我代表中央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錯誤地評價了蘇共二十大的作用，
錯誤地提到反對個人崇拜問題。這個報告是幾個人集體起草的，這一段也不是由我寫的
，似乎記得還是參照一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寫的，但作為主持起草的我應負不可
推卸的主要責任。這是一個喪失原則立場的錯誤。

在考慮“八大”中央委員人選時，對過去曾有叛變行為，以後又在長期工作中有所表現
的人，是否可以當中委的問題，我當時認為，對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況處理，提為中委
候選人。隨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個文件，這個文件是完全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是
極端錯誤的，它給一些混入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大開方便之門。我是籌備“八大”的一
個重要負責人，我是讚成這個文件的，應負嚴重的責任。回想日本投降後，我和薄一波
違反黨的組織原則，介紹叛徒劉岱峰入黨，雖然此事在組織上是經過上級批準的，回想
起來，也是犯了與上述問題同一性質的政治錯誤。這直接違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
在《論政策》這個指示中規定的“對於叛徒，……如能回頭革命，還可予以接待，但不
準重新入黨”這樣明確的原則的。

我在擔任總書記的十年中，最根本、最嚴重的罪行，是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傳播毛
澤東思想，長期不認識毛澤東思想在國內和國際革命中的偉大意義。沒有認真學習，認
真宣傳，還講過在宣傳毛澤東思想中不要簡單化這類的話。

一九五八年實現人民公社化，我確實高興，但在我的思想中，從此滋長了階級鬥爭減弱
的觀點，所以在後來的長時期中，我在處理階級鬥爭的問題上，總是比較右的，無論在
兩條路線和兩條道路的鬥爭方麵，或者在黨內鬥爭（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方麵，都
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叁與製定了工業企業管理條例（草案）七十條，這個文件不是強調政治掛
帥、即毛澤東思想掛帥的，是包含許多嚴重錯誤的東西，我對此要負主要責任。

一九六二年刮單幹風的時候，我讚成安徽搞“包產到戶”這種破壞社會主義集體經濟，
其實就是搞單幹的罪惡主張，說過“不管黃貓黑貓，抓得住老鼠就是好貓”等極其錯誤
的話。這幾年，還存在著高估產、高征購的錯誤，每年征購任務的確定，我都是叁與了
的。基本建設項目，有些不該退的也退了。我作為總書記，對這些錯誤負有更多的責
任。

一九六三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有了主席親自主持製定的前十條，明確地以階級
鬥爭、兩條道路的鬥爭為綱，規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確的理論、方針、政策和方法，完
全沒有必要再搞一個第二個十條。第二個十條是完全錯誤的。在杭州搞這個文件的時候
，我是叁加了的，我完全應該對這個文件的錯誤，負重大的責任。

我主持書記處工作十年之久，沒有係統地總結問題和提出問題，向毛主席報告和請示，
這在組織上也是絕不允許的，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一九六五年初，偉大領袖毛主席
批評我是一個獨立王國，我當時還以自己不是一個擅權的人來寬解，這是極其錯誤的。
近來才認識到，獨立王國不可能沒有政治和思想內容的，不可能隻是工作方法的問題。
既是獨立王國，就隻能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王國。書記處成員前後就有彭真、黃克誠、
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等多人出了問題，這是與我長期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突出
毛澤東思想的錯誤密切關連的，結果我自己最後也墮落到這個修正主義份子的隊伍中了
。在書記處裏，我過份地信任彭真，許多事情都交給他去處理，對楊尚昆安竊聽器，我
處理得既不及時，又不認真，對此我應負嚴重的政治責任。在處理對羅瑞卿鬥爭的問題
上，我同樣犯了不能容忍的嚴重錯誤。

大量事實表明，在每個重要關節，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中，我不是
站在無產階級方麵，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麵；不是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社
會主義道路方麵，而是站在資產階級路線和資本主義道路方麵。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初期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同劉少奇提出了一條打擊革命群眾、打擊革命左派、扼殺群眾
運動、扼殺文化大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出來後，
我才開始感到自己問題的嚴重。接著，革命群眾大量揭發了我多年來在各方麵的錯誤和
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來。我誠懇地、無保留地接受黨和革命群眾對我的批判
和指責。當我想到自己的錯誤和罪行給革命帶來的損害時，真是愧悔交集，無地自容。
我完全擁護把我這樣的人作為反麵教員，進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肅清我多年來散布的
流毒和影響。對於我本人來說，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惡的深淵。

我入黨四十多年，由於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改造，結果墮落成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派
。革命群眾揭發的大量事實，使我能夠重新拿著一麵鏡子來認識我自己的真正麵貌。我
完全辜負了黨和毛主席長期以來對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顧我的過去。我
願在我的餘年中，悔過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澤東思想改造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
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份。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
。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夠留在黨內，請求黨在可能的時候分配我一個小小的工作，給我以
補過從新的機會。我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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