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早年，是否親自參加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目前在學術屆和曆史研究上已經沒有什麽爭論。但看到一些材料，質疑鄧小平在紅七軍時期是否兩次當逃兵，質疑鄧小平是否參加了八七會議和遵義會議。還有人質疑鄧小平早年的中央秘書長頭銜，一次是中央秘書處處長 (1928-1929, 中央秘書長兼組織部長為周恩來, 後李立三任秘書長)，一次是中央直屬隊秘書長(1934-1935, 後來為劉英接替)。雖然皆一字之差，可作用就大不一樣。
下麵這個帖所持觀點，就是質疑鄧小平參加遵義會議和二次任中央秘書長的。
其實鄧公，僅僅打開國門一項，就奠定了其在中國近現代曆史上的地位。鄧小平早年是否一定當什麽中央秘書長，參不參加百色起義，都不會影響他的崇高地位。為什麽一定要畫蛇添足呢。
我們在曆史研究中，或者會有一種為尊者諱的傾向，喜歡把領袖和英雄塑造成一個人包打天下和不食人間煙火的高大全，自打娘胎裏爬出來都是偉大的。嶽飛如此，毛澤東如此，鄧小平如此，其他的領袖和英雄也是如此。
這樣打磨出來的英雄和領袖，除非讓人摩頂崇拜外，沒有任何正麵的教育意義。
盲目崇拜英雄和領袖的結果，就是出現群眾運動和信任危機。因為如果一件事不能自圓其說，會讓人懷疑每件事都是編造的。
【文摘】 歐陽也: 鄧小平是否參加過遵義會議？
“長征紀念館”列出的 “遵義會議”參加者是：
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毛澤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朱德(蘇維埃軍委主席、紅軍總司令)、周恩來(蘇維埃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王稼祥(蘇維埃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張聞天(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陳雲(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劉少奇(全國總工會委員長)、秦邦憲(即博古，中共中央總負責人)、鄧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何克全(即凱豐，共青團中央書記)；
還有：劉伯承(紅軍總參謀長)、聶榮臻(紅一軍團政委)、林彪(紅一軍團軍團)、李富春(紅軍總政治部代主任)、彭德懷(紅三軍團軍團長)、楊尚昆(紅三軍團政委)、李卓然(紅五軍團政委)、鄧小平(中共中央秘書長)、李德(共產國際軍事顧問)、伍修權(翻譯)。
總共是20人。索爾茲伯裏的書列出相同的日期和名單。伍修權所著《我的曆程》所列日期和名單相同，但更為詳細地指出：劉少奇、王稼祥、鄧發和凱豐是政治局 候補委員；李德和伍修權隻是列席；鄧小平同誌先以《紅星報》主編身分列席會議，會議中被選為黨中央秘書長，正式參加會議；九軍團長羅炳輝、政委蔡樹藩因部 隊沒有及時渡過烏江，未能參加會議。
對於“鄧小平是否參加過遵義會議”一直是有爭議的。
“文化大革命”當中的大字報曾指出：鄧小平沒有參加“遵義會議”。其理由是1965年9月以前，“遵義會議紀念館”列出的會議參加者是18人，其中沒有鄧 小平。1958年11月，鄧小平參觀了“遵義會議紀念館”，說自己參加了會議，而且指出了當時自己坐在什麽位置。為此，“遵義會議紀念館”多次向中央去函 落實。1959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回函說：“關於鄧小平同誌是否參加遵義會議的問題，我們沒有這方麵的材料，無法證明。”1964年，毛澤東長 征時期的警衛員陳昌奉到遵義，據他回憶，遵義會議時他沒有見到過鄧小平。但是，“遵義會議紀念館”還是在1965年9月把鄧小平的名字加入了“遵義會議” 參加者名單。（這段大字保原載1967年第二期的《北京紅衛兵》，轉引自趙無眠《文革大字報精選》，164頁）
當然，文革大字報的可信度不高。就是這張大字報中把“遵義會議”的日期寫成了1936年1月6日至8日，顯然是錯誤的。中央紅軍在1935年10月就到達了陝北。
索爾茲伯裏的書認為鄧小平參加了“遵義會議”，但此事是一個“曆史研究的問題”。他指出：“秘書長的職責是整理會議記錄、整理文件、文件歸檔、收發信件和 起草命令等。事實上至今沒有發現鄧小平以秘書長署名的電報或文件。” 同時，據後來接替鄧小平的劉英說，她接替的是“中央直屬隊”的秘書長，而不是“中央委員會秘書長”。
索爾茲伯裏的書又說：“楊尚昆出席了會議，但記不得鄧是否也在場。七十年代初，楊曾問過周恩來總理。周說鄧確實在場。後來，楊回憶起他看到鄧坐在一個角落 裏忙著記筆記——不是為了《紅星報》，就是因為他是秘書長才記筆記的。不管多麽重要，這些筆記也象有關遵義會議的幾乎所有文字材料一樣都丟失了。”
這個說法有明顯的漏洞：“七十年代初” 楊尚昆已經作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被打倒，根本不可能和周恩來搭上話。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還差不多。1997年的《楊尚昆回憶錄》則明確說鄧小平 參加了遵義會議，同時也明確地指出鄧小平是“《紅星報》主編，中央隊秘書長”。
現在，參加過“遵義會議”的人已經全部作古。所有有關的材料都說鄧小平參加了“遵義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