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在金秋向春天致敬（下）房崇遊記

布拉格：在金秋向春天致敬（下）

 

我們住的地點是老城裏的猶太區，樓下對麵就是猶太舊墓園（上集第一圖曾露出一角），算是布拉格的一處景點，我們不用進去也就算看過了。它曾經在300多年裏埋人10萬以上，在地下層層疊壓。這是繼柏林後的第二次了，猶太人總是愛把墓地設在城市的中心區，陰陽共處，讓我稱奇。等旅行結束後我發現，此次訪問的四個中歐城市（四國首都），每個城中都有一個猶太區，占據五分之一左右地盤，讓人直觀感覺到這個民族的強勢。

布拉格猶太區曾經在20世紀初大拆重建，改造市容，用公寓樓房代替了破舊髒汙的舊房。這樣我就得知了所住樓房確切的年紀，當然近期又經過了裝修更新。這對別人大概沒有什麽意義，但我走到哪都注意這個。

那次拆建隻留下了少量舊建築。次日出行換了一個方向走，不遠處就看見了猶太人自己的市政廳，這真是市中有市了。

沿著這個方向走到河邊，是另一座橋。從書中看到，就在正對此橋的山頂平台上，曾經有一座世界上最大的斯大林像。而最大有多大？當時無從想象，這問題也留待後期研究。

布拉格的精華在老城，而老城的核心是廣場。

廣場上，在古建築環伺中間，是宗教改革者胡斯紀念碑群像。這位比馬丁路德還早100年的英雄曾經擔任查理大學校長，卻因為堅持真理而被火刑燒死。

愜意享受的遊客們怎能想到，就是這個廣場，在古代曾經是執行死刑的刑場；在現代的1948年初，共產黨領導人哥特瓦爾德聚集了大批工人民兵到此，站在一座古建的陽台上，宣布開始一黨專政。此刻，我身邊走過一個中國遊客，邊看地圖邊說：附近還有一個共產主義博物館呀！

且慢追尋曆史，權先享受當下。廣場上，我拍到一張馬車和汽車背道而馳，而汽車上正好有一個中國元素。

廣場上的地標建築是舊市政廳，塔上有精巧無雙的天文鍾。在廣場上餐館的露天席位坐下，聽奇鍾報時，看暮色漸垂，覺秋風送爽，品捷克名啤，是我們最浪漫溫馨的一餐。

再次走到查理橋頭小廣場，這次知道了那站著的雕像是14世紀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四世。他手中拿著建立查理大學的文件，建校時間竟然是1348年。我迅速地換算出那是在中國的元朝（因為知道大維德花瓶的年代是1351呀！），比我的母校整整早了550年。一下子，早就隱隱感覺到的文化差距用時間來量化了。

我們在上圖右側的聖方濟教堂裏聽了一場管風琴音樂會，像是經曆了一次仙樂的洗禮。在布拉格街頭，被攔路送上的隻有各種古典音樂會的廣告，每天晚上在不同場所同時舉行，保證你連聽一個星期不重樣。沒有賣房廣告也不是誑人的一日遊，這樣的文化品位飄逸於全市，普及於全民，你就是有錢能買得來嗎？

在老城的另一角，右邊是建於19世紀末的市政堂，是劇場和配套文化建築；左邊的叫火藥塔，原來是城門處，是老城和新城的分界。

附近是共和廣場，我們在這裏遇見兩撥從北京旅遊來的年輕人，坐在一起聊了會兒天。等晚上聽音樂會時，竟然又巧遇其中的一對新婚夫婦。這把我的思緒引回了北京。

布拉格的曆史不比北京短。令布拉格人驕傲的這些景點，很輕易地可以追溯到相當於中國的元明時期，而且並非是個別的點，是整體風貌。布拉格城比北京小，布拉格路比北京窄，布拉格也是首都，布拉格也曾是社會主義。但是人家怎麽就知道不拆房拓路，人家怎麽就知道保存舊城呢？我不得不承認，人家當年的領導，比我們的領導缺的是造反精神，多的是文化修養。路遇的那幾個年輕人肯定比我更熟悉今天的北京，但他們哪見過當年的老北京是何模樣，他們哪懂得當年的“捷修”曾被口誅筆伐？

布拉格到處都是古跡，卻很難找到共產主義時期的遺痕了。我隻能等回家以後，從網上搜尋，解答沿途所見的幾處疑問。原來1945年戰後，捷克斯洛伐克建立的是民主政體，由從蘇聯回來的共產黨和從英國回來的民主派共同執政。1948年2月，共產黨組織工人，發動政變奪取全部權力，對此老城廣場就是見證。此舉受到大學生反對（那年建校600年啊），結隊走向總統府，籲請民主派的總統不要屈服，遭到共產黨掌握的軍警鎮壓，就在我那天上山路過的地方。第二個故事是，哥特瓦爾德上台後為向斯大林獻媚，決定建大塑像，選址在伏爾塔瓦河西山上，貌似君臨整個城市。像在山上就必須大，高達30米，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斯大林塑像。花崗岩的巨像必然耗時長，直到1955年才建成。這時斯大林和哥特瓦爾德都已死去兩年了，而雕像的設計師也已經在整肅中自殺，三個直接當事人都沒能見到塑像的落成。這個馬屁明顯拍得太晚了，斯大林在1956年即被蘇共否定，巨像頓時成為“捷冏”。耗到1962年終於決定拆除，可是那麽一大坨石頭怎麽拆呀，隻好定向爆破，炸成碎石。

到了“布拉格之春”發生時，我已經有自己的記憶了。不是指旋律悠揚的音樂節，而是人心激蕩的政治思想運動。1968年春天，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民和共產黨領導爭取獨立自主和思想解放，擺脫蘇聯控製，邁出了實際的步伐。以勃列日涅夫為首的蘇共領導哪能容忍，當年8月20日，蘇軍偷襲空降占領布拉格機場，坦克列隊開上布拉格街頭，蘇聯率華沙條約國軍隊在一夜之間占領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布拉格之春”在夏天被撲滅。改革派捷共領導人杜布切克等被捕，押到莫斯科簽訂城下之盟。

我那時候是中學生，正處於革命熱情漸退，下鄉壓力初起的惶惑中，當然信息不通，不知道遠在天邊的捷克發生了什麽。中共與捷共都與蘇共為敵，卻是左右兩端，南轅北轍。按照“文革”思維，應該是“捷修”比“蘇修”更“修”，但是忽然不提了，報紙上隻譴責“蘇修”侵捷，是“社會帝國主義”了。後來，林彪擔心蘇聯以同樣手段閃電襲擊中國，後來中國與美國接觸導致尼克鬆訪華，都與布拉格的這個夏天有關。再後來，到70年代末我們上大學時，中國也迎來了思想解放運動，才體認到“布拉格之春”的重大意義。

我到布拉格，本來不光為訪古，很想能尋訪一些“布拉格之春”的紀念地，使旅行更具深度。可惜時間和信息都有限，沒能踏足曆史的現場。回家後再查資料，才知道位處新城的瓦茨拉夫廣場（捷語Vaclavske Namesti，英語Wenceslas Square）才是政治集會的中心，也曾是蘇軍坦克的集結之地。1969年，有一位青年為抗議占領而在此自焚，現在還有碑紀念。看看地圖，其實那天我走得已經離此不遠了，卻緣慳一麵。那天聽說的那個把共產主義變為收藏的博物館，也在瓦茨拉夫廣場的邊上。

回首40年，從1948到1989年，捷克經曆了三場巨大的社會變革，或正或反，竟然都是幾乎不流血的和平演變。能屈能伸，以柔克剛，這大概說明了捷克人民的民族性格。或許，這也與他們的領導和群眾都太有文化了有關。說到文化，捷克出了三位有世界影響的作家，一是卡夫卡，二是昆德拉，三是拉維爾。卡夫卡憂鬱地揭示著荒謬，昆德拉從“布拉格之春”引申出“生命不能承受之輕”。至於拉維爾，則領導了1989年的“天鵝絨革命”，後經民選做了兩屆總統。領導人有文化，是國民之幸。哈維爾這樣說：“捷克和平革命的原動力，是一種深厚的人文傳統，這不是蘇聯坦克所能摧毀的。”旨哉斯言。

“深厚的人文傳統”——我在布拉格所看到的一切，有形古跡及其背後的無形遺產，不都可用這一言以蔽之嗎？

 

預告下集：維也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