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1978年：殺人史/林新

1960——1978年：殺人史/林新

一
1960年。要過年了，村裏陸續有人死去。有口氣能走路的已準備去逃荒。工作組聞訊而來，進村檢查。推開一扇破門，一個老太太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十個腳趾頭全被老鼠啃光。工作組的人目瞪口呆。一個讀過大學的年輕人如實寫了份匯報材料，裏麵有句話很精彩：“自秦始皇以來，老鼠洞裏都有三天的餘糧。”

上麵緊急調糧救助，那幾個村子的人活了下來。但這個青年被打成右派，送去勞改，後來成了一名養路工，鬱鬱而終。

二

1974年，一個清朗的日子。中午剛放學，同學全朝一個方向跑去。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也跟著跑。到了跟前才知道，原來是西山腳下的那個會遺尿的“老太太”被火燒死了。

叫她“老太太”言過其實。她隻是一個三十來歲的婦人。生兒子時被接生婆弄破的尿道，遭丈夫遺棄，一個人住在山腳下、田邊上的一個破茅棚裏，離村子幾十米遠。站在茅棚門口，可以望見丈夫家高大的磚瓦房——新娶的媳婦在那裏進進出出，還有她的兒。

我們常在她破茅棚子外麵捉蜻蜓、抓青蛙。隻要天晴，她便會把棚子裏的東西都拖出來洗洗、曬曬。人們常取笑她，隻是因為她有病。她從來不理人。我們走近了，她便會嗬斥我們，趕我們離開。

火被撲滅了，餘燼上還在冒煙。一截殘骸躺在灰堆裏，地上還有一塊七成新的大紅花布頭。那是她的被麵，我見她很仔細地翻曬過。

三

1975年，陰沉沉的一天。清靜的小鎮突然熱鬧起來——一輛卡車拉了一個“反革命”來遊行。我跟在人後麵，看到了一個比我大幾歲的男孩，脖子上掛著打了紅×的牌子，頭是光的，臉白如紙。我邊上的人竊竊私語：“他怎麽敢寫‘反標’？”
據說學生哥在自己學校的牆上寫了幾句“反動”標語。他是不是真的被處以極刑，我不能確定。研究曆史的張教授說：江西省在1974、1975年時，是有人被當反革命處死。我歎息，夫君說，那是文革期間，不足為奇。

四

在招攜街上，我看過兩個麻瘋病人，個子都比當地老表高，長得也很端正，隻是一臉的麻子。見他們來了，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他們住離村子有兩、三裏路的北山腳下。那裏長著大片比人還高的茅草，把他們與村子隔開。茅草那邊是蛇蟲出沒的地方，大人說：那邊不能去！

我隻見過他們兩三次，後來就再沒見到了。

到我讀初一時，鎮上將北山腳下的地開了出來，建了中學。墳被平了，茅草也被燒光了。新的校園很幹淨，有一個很大的操場，我們在那裏玩得很開心。一天，我正在操場上玩著，突然想起麻瘋病人來。問同學，同學說：“茅草都沒了，人還會在？”

五

我不願說他的名字。他是那個小村子裏對我最和善的人，就住鹿園的村口上。兩夫妻一個腿有殘疾，一個手有殘疾，正好互相扶持。那會兒，人人都窮，家裏時常吵得雞飛狗跳。但他們從來不吵架。

我是隨父母下放來的，常被村裏孩子欺負。我那時才二、三歲，會跑，但還不太會說話。那一村孩子，大的十幾歲，小的和我差不多大。他們常把我關在某家院子裏，象“鬥地主”一樣“鬥”我，“鬥”的最後便是打。我隻有躲著他們。很多村人的大人也壞得很，總想著法子害我。隻有他兩夫妻對我很友善，看到我總是笑眯眯的，和言細語的。我便常去他們家玩。

那天，我幫他們劈了點“柴”（其實就是拿刀亂砍了幾根小樹枝），他們便招待我吃醬油炒飯——那個年代他們能拿出來的最好吃的飯。我端碗吃得正香，母親突然站在了我麵前。她從村頭到村尾找了我半天，看我居然躲在這兒吃飯，氣壞了，一把將我拽了回去。回家後人人都笑我吃他們家的飯，好象他們家的飯很髒。我想爭辯，但說不出來。

剛開始包產到戶時，母親突然告訴我：他自殺了——大年三十，隊幹部來他家逼公糧，他交不出，幹部們三下五除二，就把他的房給扒平了。他氣不過，摸瓶樂果喝了下去。

他死後，妻為了活命，帶一雙兒女改嫁他村。一個家就這樣沒了。

六

1978年，縣裏的計劃生育醫療隊下到招攜公社。公社立即派人把各村的超生“大肚子”全抓了，關在大禮堂一樓。醫療隊便在大禮堂的二樓做手術——朝每個“大肚子”的肚子上打一針，許多7個月、8個月，甚至還有9個月的嬰兒就這樣被“打”了下來。

“真可憐！”兩個為醫療隊洗手術單的婦人在河邊說，一些嬰兒生下來還在哭，有時護士看不下去，就用紗布“悶”一下。公社專門請了個“老頭”負責挑死嬰到山上的大坑裏埋了。可能是怕埋不下，老頭每次隻在嬰兒的身體上蓋一層薄薄的土。聽上山砍柴的人說，早上路過總聽到坑裏傳來嬰兒的啼哭聲。

許多年後我一直在想：一個生命要繼續活下去，首先必須被定義為“人”。不是“人”，就沒有活的權利，就不能在大地上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