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錢學森：你的偉大隻欠一個道歉
2009年似乎是一個與紀念有關的年份...我們似乎還應該“紀念”50年前的那場大饑荒：從1959年到1961年，後世稱為“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國民經濟跌入空前的蕭條低迷。全國工廠關停近半，2千多萬新招職工被驅回農村。因糧食的短缺，廣大鄉村爆發大麵積的餓死人現象，非正常死亡人口超過2千萬，個別地方甚至出現了“人相食”的慘況。
這一篇專欄要寫的人和事，遠跟整整半個世紀前的那場災難有關，近則是被不久前的一個頒獎盛典引發出來的。
3月28日，鳳凰衛視在北京大學百周年紀念講堂舉辦了“2008影響世界華人盛典”的頒獎禮，盛典的最高大獎——“終身成就最高榮譽大獎”，頒給了著名科學家錢學森，他出生於辛亥革命爆發的1911年，兩年後就將成為百齡福壽老人。我在電視前，目睹了感人的盛況，而我的心底卻隱約浮現出另外一些景象，我喝著很濃的普洱茶，沉著氣，把它強行壓了回去。
幾天後，我去香港浸會大學演講，在電影院觀看了2008年奧斯卡獲獎電影《朗讀者》――香港人翻譯成《讀愛》。那是一個關於二戰和德國人的故事。在影片中，德國人表現出了強大的懺悔力，影片中的每一個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少年，教授和罪犯，猶太人和非猶太人，所有的人都在對納粹的罪惡進行反複的辯論、反思和批判。
當我默默走出電影院的時候，一路上，我一直在回想幾天前腦海中浮現出來的那個故事，然後，決定寫這篇文章。
我想說的故事應該從1958年講起。
那一年，中國在搞“大躍進”，糧食畝產要一年翻番，各地都在“放衛星”。1958年夏收結束，各地的高產記錄不斷被刷新：6月8日，河南省信陽地區遂平縣宣布，小麥畝產2105斤。四天後，這個縣又宣稱畝產增加到了3530斤。6月12日，遂平縣嵖岈山衛星集體農莊實現小麥畝產 3520斤，報紙的新聞標題為《衛星農業社發出第二顆衛星》。這是第一次出現“放衛星”這個高產專用詞。
凡是稍稍有點農業知識的人，對於一畝地能夠產出多少糧食，大抵都有一些基本的常識，新中國的領導人大半出生農村，並長期在農村從事軍事活動，為什麽對遂平縣這樣的“衛星”不產生懷疑呢？
就在嵖岈山衛星集體農莊放出“衛星”後的第四天，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所長錢學森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糧食畝產會有多少？》一文。
錢學森此時是國內知名度最高的科學家，1955年，美國全麵壓製社會主義中國，正是在中美關係最為交惡、而新中國最最需要科技人才的時候，他從美國毅然歸來，這一事件在全球科技界引起了很大的轟動，因為錢學森所從事的研究有關當時最尖端、最機密的導彈和核武器技術。
正是這位全球頂級的科學家在文章中詳盡而“科學地”論證說：“現在我們來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畝土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太陽光能的30%把空氣裏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製造成養料，其中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麽稻麥畝產量就不是現在的兩三千斤，而是2 000多斤的20多倍！這並不是空談。”在另一篇發表在《知識就是力量》雜誌上的文章《農業中的力學問題――畝產萬斤不是問題》中，錢學森進一步從力學專業的角度進行了更細致的計算：“我們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畝地上的陽光，一共折合約94萬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陽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麽單位麵積幹物質年產量就應該是這個數字，94萬斤！自然，高等植物葉子利用太陽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計最高也不過是1/6，這就是說，單位麵積幹物質的年產量大約是15.6萬斤。但是植物生長中所積累的物質，隻有一部分糧食，像稻、麥這一類作物的穀粒重量，約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這樣算來，單位麵積的糧食的年產量應該是7.8萬斤。這是說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為陰天而損失25%，那麽糧食的畝產量應該是5.85萬斤。這是說，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長，如果僅在暖季才長，也許要再打一個2/3 的折扣，那麽平均畝產量是3.9萬斤了。”
錢學森還另外寫了一篇題為《農業中的力學問題――畝產萬斤不是問題》的文章，發表在《知識就是力量》雜誌上，在這篇文章中，錢學森進一步從力學專業的角度進行了更細致的計算：“我們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畝地上的陽光，一共折合約94萬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陽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麽單位麵積幹物質年產量就應該是這個數字，94萬斤！自然，高等植物葉子利用太陽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計最高也不過是1/6，這就是說，單位麵積幹物質的年產量大約是15.6萬斤。但是植物生長中所積累的物質，隻有一部分糧食，像稻、麥這一類作物的穀粒重量，約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這樣算來，單位麵積的糧食的年產量應該是7.8萬斤。這是說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為陰天而損失25%，那麽糧食的畝產量應該是5.85萬斤。這是說，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長，如果僅在暖季才長，也許要再打一個2/3 的折扣，那麽平均畝產量是3.9萬斤了。”
錢學森的論文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它們為各地大放衛星提供了充足的“科學論證”，正是在這些文章發表後，“糧食衛星”從畝產數千斤一下子竄升到了數萬斤。很多年後，北大哲學係教授季羨林回憶說：“我是堅信的。我在心中還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沒有解放’的‘膽小鬼’。覺得唯我獨馬，唯我獨革。”
更要緊的是，他的文章還深深影響了最高決策，1959年7月11日，在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與周小舟、李銳等人夜談時說，“敢想敢幹，八大二次會議是高峰，還有錢學森文章，捷報不斷傳來，當然亂想起來。”中央黨校的黨史專家羅平漢日後評論說，“出身於農家的毛澤東本來對那些放出來的農業高產衛星是將信將疑的，而科學家從科學原理對農業高產的論證，卻使他相信糧食高產是有可能的。”
“放衛星”的結果就是，到了年底新華社向全世界宣布，中國1958年糧食總產量達到3·5億斤，幾乎是去年的十倍，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大產糧國――實際產量隻有4000億斤。毛澤東開始考慮“糧食多了怎麽辦？”。“放衛星”導致高征收，產量是虛的，征購可是實的，到1959年，農民的口糧和下一年的種子也被征走了，農民不願交，就搞反右傾、反瞞產、反私分，甚至抓人、關人、打人。後來發生的事實就是讓人不寒而栗的“三年災害時期”，這一切，距今剛剛五十年。
我並無意讓錢學森承擔大躍進或“放衛星”的曆史責任，不過，易卜生說的好，“每個人對於他所屬於的社會都負有責任，那個社會的弊病他也有一份”，至少從史料來看，他的那一份似乎並不小。
錢學森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和科學家。他在歸國後的數十年中，對中國火箭導彈和航天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獲得“兩彈一星”（核彈、導彈和人造衛星的簡稱）功勳獎章，被譽為“中國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此次，鳳凰衛視授予他終身成就獎，中華網的中華論壇就“錢學森獲獎大家有意見嗎”做網民調查，所有參與投票的人都表示同意，反對票為零，每一條跟貼都充滿了對錢老的敬意。
從動手寫這篇文章的第一分鍾起，我的內心始終非常的忐忑不安，因為，我想聽到一個98歲的偉大老者的最後一聲道歉。
對於1958年的那兩篇論文以及所產生的後果，錢學森應該有道歉。這是一個“檔案社會”，人人必須對自己的言行負責，越是大人物，所需負的責任自然越大。
沒有這一聲道歉，錢學森的偉大人生並不會遜色一分毫，然而，有了這一聲道歉，他卻可以給所有的後輩增添一份我們渴望而缺失的財富。他還活著，很多逝者已經沒有了這樣的機會。
我們是一個“鄉願”的民族，我們很善於自我原諒和原諒別人，並視之為美德。而正是因為這樣的民族性，使得我們常常忘卻苦難，並重複地犯同樣的錯誤。堅決的懺悔和永不自我原諒，這是一個民族得以進步的動力。一個有羞恥感的國家，才可能具備反思力，才可能持續前進和獲得尊重。
行將百歲的錢學森，度過了一個壯麗而偉大的人生，他所欠的，或許隻剩下這一個道歉。
2009年似乎是一個與紀念有關的年份...我們似乎還應該“紀念”50年前的那場大饑荒：從1959年到1961年，後世稱為“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國民經濟跌入空前的蕭條低迷。全國工廠關停近半，2千多萬新招職工被驅回農村。因糧食的短缺，廣大鄉村爆發大麵積的餓死人現象，非正常死亡人口超過2千萬，個別地方甚至出現了“人相食”的慘況。
這一篇專欄要寫的人和事，遠跟整整半個世紀前的那場災難有關，近則是被不久前的一個頒獎盛典引發出來的。
3月28日，鳳凰衛視在北京大學百周年紀念講堂舉辦了“2008影響世界華人盛典”的頒獎禮，盛典的最高大獎——“終身成就最高榮譽大獎”，頒給了著名科學家錢學森，他出生於辛亥革命爆發的1911年，兩年後就將成為百齡福壽老人。我在電視前，目睹了感人的盛況，而我的心底卻隱約浮現出另外一些景象，我喝著很濃的普洱茶，沉著氣，把它強行壓了回去。
幾天後，我去香港浸會大學演講，在電影院觀看了2008年奧斯卡獲獎電影《朗讀者》――香港人翻譯成《讀愛》。那是一個關於二戰和德國人的故事。在影片中，德國人表現出了強大的懺悔力，影片中的每一個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少年，教授和罪犯，猶太人和非猶太人，所有的人都在對納粹的罪惡進行反複的辯論、反思和批判。
當我默默走出電影院的時候，一路上，我一直在回想幾天前腦海中浮現出來的那個故事，然後，決定寫這篇文章。
我想說的故事應該從1958年講起。
那一年，中國在搞“大躍進”，糧食畝產要一年翻番，各地都在“放衛星”。1958年夏收結束，各地的高產記錄不斷被刷新：6月8日，河南省信陽地區遂平縣宣布，小麥畝產2105斤。四天後，這個縣又宣稱畝產增加到了3530斤。6月12日，遂平縣嵖岈山衛星集體農莊實現小麥畝產 3520斤，報紙的新聞標題為《衛星農業社發出第二顆衛星》。這是第一次出現“放衛星”這個高產專用詞。
凡是稍稍有點農業知識的人，對於一畝地能夠產出多少糧食，大抵都有一些基本的常識，新中國的領導人大半出生農村，並長期在農村從事軍事活動，為什麽對遂平縣這樣的“衛星”不產生懷疑呢？
就在嵖岈山衛星集體農莊放出“衛星”後的第四天，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所長錢學森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糧食畝產會有多少？》一文。
錢學森此時是國內知名度最高的科學家，1955年，美國全麵壓製社會主義中國，正是在中美關係最為交惡、而新中國最最需要科技人才的時候，他從美國毅然歸來，這一事件在全球科技界引起了很大的轟動，因為錢學森所從事的研究有關當時最尖端、最機密的導彈和核武器技術。
正是這位全球頂級的科學家在文章中詳盡而“科學地”論證說：“現在我們來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畝土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太陽光能的30%把空氣裏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製造成養料，其中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麽稻麥畝產量就不是現在的兩三千斤，而是2 000多斤的20多倍！這並不是空談。”在另一篇發表在《知識就是力量》雜誌上的文章《農業中的力學問題――畝產萬斤不是問題》中，錢學森進一步從力學專業的角度進行了更細致的計算：“我們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畝地上的陽光，一共折合約94萬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陽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麽單位麵積幹物質年產量就應該是這個數字，94萬斤！自然，高等植物葉子利用太陽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計最高也不過是1/6，這就是說，單位麵積幹物質的年產量大約是15.6萬斤。但是植物生長中所積累的物質，隻有一部分糧食，像稻、麥這一類作物的穀粒重量，約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這樣算來，單位麵積的糧食的年產量應該是7.8萬斤。這是說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為陰天而損失25%，那麽糧食的畝產量應該是5.85萬斤。這是說，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長，如果僅在暖季才長，也許要再打一個2/3 的折扣，那麽平均畝產量是3.9萬斤了。”
錢學森還另外寫了一篇題為《農業中的力學問題――畝產萬斤不是問題》的文章，發表在《知識就是力量》雜誌上，在這篇文章中，錢學森進一步從力學專業的角度進行了更細致的計算：“我們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畝地上的陽光，一共折合約94萬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陽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麽單位麵積幹物質年產量就應該是這個數字，94萬斤！自然，高等植物葉子利用太陽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計最高也不過是1/6，這就是說，單位麵積幹物質的年產量大約是15.6萬斤。但是植物生長中所積累的物質，隻有一部分糧食，像稻、麥這一類作物的穀粒重量，約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這樣算來，單位麵積的糧食的年產量應該是7.8萬斤。這是說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為陰天而損失25%，那麽糧食的畝產量應該是5.85萬斤。這是說，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長，如果僅在暖季才長，也許要再打一個2/3 的折扣，那麽平均畝產量是3.9萬斤了。”
錢學森的論文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它們為各地大放衛星提供了充足的“科學論證”，正是在這些文章發表後，“糧食衛星”從畝產數千斤一下子竄升到了數萬斤。很多年後，北大哲學係教授季羨林回憶說：“我是堅信的。我在心中還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沒有解放’的‘膽小鬼’。覺得唯我獨馬，唯我獨革。”
更要緊的是，他的文章還深深影響了最高決策，1959年7月11日，在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與周小舟、李銳等人夜談時說，“敢想敢幹，八大二次會議是高峰，還有錢學森文章，捷報不斷傳來，當然亂想起來。”中央黨校的黨史專家羅平漢日後評論說，“出身於農家的毛澤東本來對那些放出來的農業高產衛星是將信將疑的，而科學家從科學原理對農業高產的論證，卻使他相信糧食高產是有可能的。”
“放衛星”的結果就是，到了年底新華社向全世界宣布，中國1958年糧食總產量達到3·5億斤，幾乎是去年的十倍，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大產糧國――實際產量隻有4000億斤。毛澤東開始考慮“糧食多了怎麽辦？”。“放衛星”導致高征收，產量是虛的，征購可是實的，到1959年，農民的口糧和下一年的種子也被征走了，農民不願交，就搞反右傾、反瞞產、反私分，甚至抓人、關人、打人。後來發生的事實就是讓人不寒而栗的“三年災害時期”，這一切，距今剛剛五十年。
我並無意讓錢學森承擔大躍進或“放衛星”的曆史責任，不過，易卜生說的好，“每個人對於他所屬於的社會都負有責任，那個社會的弊病他也有一份”，至少從史料來看，他的那一份似乎並不小。
錢學森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和科學家。他在歸國後的數十年中，對中國火箭導彈和航天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獲得“兩彈一星”（核彈、導彈和人造衛星的簡稱）功勳獎章，被譽為“中國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此次，鳳凰衛視授予他終身成就獎，中華網的中華論壇就“錢學森獲獎大家有意見嗎”做網民調查，所有參與投票的人都表示同意，反對票為零，每一條跟貼都充滿了對錢老的敬意。
從動手寫這篇文章的第一分鍾起，我的內心始終非常的忐忑不安，因為，我想聽到一個98歲的偉大老者的最後一聲道歉。
對於1958年的那兩篇論文以及所產生的後果，錢學森應該有道歉。這是一個“檔案社會”，人人必須對自己的言行負責，越是大人物，所需負的責任自然越大。
沒有這一聲道歉，錢學森的偉大人生並不會遜色一分毫，然而，有了這一聲道歉，他卻可以給所有的後輩增添一份我們渴望而缺失的財富。他還活著，很多逝者已經沒有了這樣的機會。
我們是一個“鄉願”的民族，我們很善於自我原諒和原諒別人，並視之為美德。而正是因為這樣的民族性，使得我們常常忘卻苦難，並重複地犯同樣的錯誤。堅決的懺悔和永不自我原諒，這是一個民族得以進步的動力。一個有羞恥感的國家，才可能具備反思力，才可能持續前進和獲得尊重。
行將百歲的錢學森，度過了一個壯麗而偉大的人生，他所欠的，或許隻剩下這一個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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