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鉤沉] 王實味之死

[史海鉤沉] 王實味之死

一九四七年七月，山西興縣。一名被押綁的中年知識分子被武裝人員押送到破廟後的僻靜處，大刀掄起，刀落頭落，鮮血狂噴。之後，屍首被扔進一眼枯井，倒入泥土掩蓋，從此消失。 被殺的人的名字今天已經不為人所知。然而，他的死卻開啟了一幕悲劇，一幕本世紀下半葉知識人驚天地泣鬼神的悲劇。人們以為文革始於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我卻認為，那僅僅是高潮，一切早已經不知不覺地開始，那位被殺戮的書生，是前文革時代的祭品。


他的名字叫王實味。



一九二五年，王實味考入北京大學。“五四”運動之後的北京大學，宛如百川歸大海，有容乃大。與王實味同班的同學裏，有一位也是將在本世紀文化思想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他就是胡風。一九二六年，王實味在北大四齋創作短篇小說《楊五奶奶》、中篇小說《毀滅的精神》，並向《現代評論》投稿。主編陳西瀅讀完之後，大加讚賞，破例開出三十元的稿費。在自敘傳式的中篇《休息》中，烈焰般的情感與怒濤般的浪潮展露出作者超凡的才華。王實味以稿費維持生活，後來實在無法繼續學業，不得不半途休學。此後，他開始大量翻譯外國文學名著。數年間，他一共翻譯了上百萬字，如奧尼爾的《奇異的插曲》、哈代的《還鄉記》、都德的《薩芙》、霍普特曼的《珊拿的邪教徒》。他的譯文別具一格，有著“蓬勃的人性之熱與力。”



一九三七年，在抗日的烽火中，王實味奔赴延安，延安是那一代青年人心目中的“燈塔與明燈”。他投入到馬列著作的翻譯與研究之中，四年內譯出兩百萬字的著作，如《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價格、價值和利潤》、兩卷半《列寧選集》。由於在文藝和翻譯工作上取得突出成就，他被任命為中央研究院特別研究員。



隨著對經典理論的深入研究和對延安現實的全麵觀察，王實味發現了一個曆史的悖論：為了一個崇高的理想，是否可以不擇手段而達到目的？在這樣的思路下，尖銳的對立產生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是否必須以犧牲個體的精神自由為代價？民族的解放、社會的整合是否能與人的解放、國民性的改造統一起來？龍種是何以變成跳蚤的？



理論家的悲劇緣於理論的尖銳和實踐的固執。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風開始。這實際上是十五年之後那場規模更大的“陽謀”的預演。二月十七日，王實味在《穀雨》雜誌上發表雜文《政治家、藝術家》，接著又在《解放日報》上發表《野百合花》。他承續了魯迅“改造靈魂”的思路，以及北大精神中最可貴的一麵“常與黑暗勢力抗戰，即使隻有自己”。他在天上見到了深淵，他毫不留情地批評“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升平氣象，批評“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級製度，堅持藝術家的責任是“揭露一切肮髒和黑暗”，從而與“欣欣向榮”的主潮形成激烈的衝突。



醫生遇到了諱疾忌醫的病人，“真”與“假”的命題被強權置換了。在延安，王實味大概是研讀馬列原著最深入的“真正的馬列主義者”。但是，當眾多不讀馬列的“真馬列主義者”把他當作“異端”之後，他便成了“反革命茅坑”中的“假馬列主義者”。假如馬克思地下有知，恐怕連苦笑也笑不出來吧？正如魯迅所說：“如果孔丘、釋迦、耶穌基督還活著，那些教徒難免要恐慌。對於他們的行為，真不知道教主要怎樣感歎。所以，如果活著，隻得迫害她。待到偉大的人物化為化石，人們都稱他偉大時，他已經變為傀儡了。”



“我們決不能讓邪氣更大的人得勢”，批判一開始，王實味沒有低頭認錯。自東漢以來，河南人就頗有“強項”之氣。身為河南人的王實味又稟賦了北大的抗爭精神，喊出了“絕對民主”的口號。他說，作為人格獨立的知識著“必須有至大至剛的硬骨頭”。對經典理論的爬梳與對國內國際形勢的分析，使他得出驚世駭俗的結論，“托派理論有些地方是正確的”，“中國大革命的失敗，共產國際應負責”，“斯大林的人性不可愛”。



正如卡夫卡所說，太陽的光芒市場會被烏鴉的翅膀所掩蓋。撲麵而來的是對王實味暴風驟雨式的批判。在巨大的壓力下，王實味被迫檢討自己錯誤的根源在於“有濃厚的虛無主義傾向”，“小資產階級病態的憂鬱性”和“極端頑強的自以為是”，並說自己“神經確實有些異狀”。然而，隨著毛澤東和康生的介入，批判的性質很快發生改變，由“思想錯誤”變成“敵我問題”。與王實味有交往的同事、朋友陳傳綱、王汝琪夫婦和潘芳、宗諍夫婦也被牽連進來。一個“反黨五人集團”產生了。一九四二年底，王實味被關押，受到殘酷的“逼供信”的審訊。一九四六年，康生親自作出王實味是“反革命奸細分子”的結論。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軍隊占領延安。在撤離過程中，保衛部門認為王始終是禍害，因此“根據王的罪惡及表現，實屬無法改造，故請示處決批準後，我們於昨夜在興縣將王秘密處死”。



一顆“對於一切被踐踏與被欺侮著懷有無上悲憫”的心靈停止了跳動。這不僅僅是一顆心靈停止跳動。我把王實味的被殺看作“前文革時代”的開始。因為王實味的被殺，意味著“思想”可以被定罪，“思想者”可能遭到“秘密處決”的命運。



一九零三年“蘇報案”，清廷暴怒，欲淩遲處死章炳麟、鄒容。但租界當局堅持依法處理“國是犯”，判決極為輕微。由此給這個“思想獄”的大帝國帶來一線生機。“蘇報案”下啟五四新文化運動，十六年之後，思想狂飆得以突進。中國邁出走向現代社會的第一步。在失控的東方專製主義的真空裏，言論與思想的自由在某種製度上得以實現。馬克思主義的傳入與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均有賴於此自由之風。



自由走向自由的反麵，最明顯的跡象就是一九四二年的“整風”。此前，有蘇區“肅反”、“AB團”等一係列事件，所殺者亦不計其數。相比之下，王實味僅僅是一介書生、一個純粹的思想者。他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反對派，而是馬列思想內部的“修正派”及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者。他連“國是犯”的資格都不夠，至多算個“黨是犯”——而且僅僅是思想、理論意義上的。對這樣的一名知識人“秘密處死”，使崇高的理論吞噬了理論的崇高。鮮血流淌，人頭落下，祭品擺上，祭禮開始。一旦殺戮被賦予正義性，那麽茹毛飲血的狂歡就將在“最現代”的情境中展開。



思想的出格導致生命的終結，對思想者的屠殺則導致整個民族患上了靈魂的“敗血症”。理性的謀殺在線性進化的曆史觀中得到了開脫。王實味的被殺意味著：在此後的半個世紀甚至更長的時間裏，“思想”將不再成為“可能”。



王實味與胡風、路翎一樣，與陳獨秀、瞿秋白一樣，是詩人，是軟弱的、天真的、敏感的、熱情的、悲憫的、憂鬱的詩人。詩人注定了要被“曆史”所謀殺。詩人是純粹的反叛者。因此，在革命之初，詩人是阿波羅，趕著馬車奔跑；在革命之後，詩人立刻被扔下馬車、五馬分屍。我想起加繆的預言——“革命首先企圖實現了引起革命的反叛精神；然後革命又迫使自己否定反叛精神以更好地肯定自身。”



王實味，這個貧困的農民的兒子，這個輟學的學生，這個愛好文學的青年，這位詩人和思人，我已經很難想象他的相貌與氣質了。僅有幾張模糊的照片與發黃的書頁是不夠的。他的慘死，沒有引起任何人的關注。那是一個生命比草賤的時代，也是一個凱歌高奏的時代。然而，血不是白流的，它滲透在泥土中，水流中，空氣中，越來越濃腥。第一滴、第二滴、第三滴……終於匯集成了“血海飄香”。



巴金聲討幾句文革的罪孽就受到了人們普遍的讚揚，這說明半個世紀的困頓之後，思想的疲軟和空虛。就問個本身來反思文革時沒有任何意義和作用的。文革僅僅是曆史鏈條上的一環。文革是風暴，風暴的前夜，醞釀的過程比風暴本身更加重要。但是，迄今為止，關於“前文革時代”的反思仍沒有展開。



加繆說過：“真正反叛的行動隻是為了限製暴力的製度，而不是為了使反叛的行動成體係才統一武裝自己。一場革命隻有當它保證取消死刑的情況下才值得人們為它而死，隻有它事先拒絕進行無限期的懲罰的情況下才值得人們為它去坐牢。”拒絕參與曆史罪惡並揭露這一罪惡的王實味立即被革命消滅了肉體。至此，革命的暴力化已經無法阻止。一切試圖阻止這一“偉大曆史進程”的“思想者”都被掃進了“曆史垃圾堆”。手段的墮落終於演變成目的的墮落。跳蚤突然以龍種自居。奧斯維辛集中營、古拉格群島與文化大革命，它們的目的隻有一個——讓“你們”不再存在。



一個人死去，靈魂死去，思想死去，理想死去，夢死去。一個時代到來，災難到來，暴虐到來，奴役到來，與夢背道而馳的現實到來。沒有人關注那個被殺害的“敵人”，同樣也沒有人對將要來臨的一切作任何的準備。在把他人當作祭品獻祭的時候，誰能想到自己就是下一個祭品呢？



殺人如草不聞聲，王實味無聲無息地被殺害了。與此同時，千山萬水之間屍橫遍野，革命的車輪滾滾向前。誰也沒有意識到，“前文革時代”的序幕已經拉開，喜劇演員們想不扮演悲劇都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