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為何願忍痛向日本“租讓滿洲”？

孫中山為何願忍痛向日本“租讓滿洲”？

摘自：《從帝製走向共和——辛亥前後史事發微》 作者：楊天石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導讀：

辛亥革命爆發之後，孫中山為何卻急於與日本政府商議“租讓滿洲”事宜？

孫中山為何願以忍痛“租讓滿洲”


日本國會圖書館所藏森恪1912年2月3日下午6時致益田孝特電雲:

中國財政窮乏，在年底(當係指舊曆年關而言—筆者)以前如無一千五百萬元，即難以作戰，而革命政府亦將陷於混亂。現因漢冶萍公司之五百萬元借款業已成立，故又以招商局為擔保，向我國郵船會社及英、德、美國等進交涉，擬再借款一千萬元。此項借款，如在五日之內仍無實現之希望，則萬事休矣;孫、黃即可能與哀世凱締結和議，將政權轉讓與袁。關於租借滿洲，孫文已表應允。日本為防止革命軍瓦解，如能在漢冶萍公司五百萬元借款之外再借與一千萬元，則孫等與袁世凱之和議即可中止，而孫文或黃興即可赴日訂立關於滿洲之密約。如借款不能到手，則軍隊大有解散之虞。南京動搖，孫文必遭變故。故我國如有決心斷然實行滿洲之事，即請在四日之內以電報示知，續借一千萬元。如是，即可使其中止與袁世凱之和議。

森恪，( 1882-1932 )，日本大阪人。1901年被三井物產公司派到上海支店，任實習生，不久升職員，先後在上海、長沙、漢口、天津、北京等地活動，成為三井財閥的中國事務專家。益田孝(1848 ~ 1938)，三井財閥的總頭目。明治維新時期在橫濱經商。1572年由井上.馨推薦，進人大藏省任職。1872年以後任三井物產公司理事長，對三井財閥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武昌起義後，由於帝國主義把持中國海關等原因，中國革命黨人處於嚴重的財政危機之中。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更急需一筆巨款以支持浩大的軍費開支，並籌劃北伐。1912年月1月上旬，黃興致電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要求日方提供援助。另一元老山縣有朋從並上處得知消息後，立即批示益田孝，乘此機會，與革命黨人訂立密約，使東二省為日本所有。益田孝將這一任務交給了森恪，森恪即開始為此奔走。1月下旬，簽訂漢冶萍中日合辦草約，規定集股三千萬元，中日各半，由公司轉借五百萬元給臨時政府，作為購買武器與軍火之用。2月2日，森恪又親赴南京，與孫中山談判。此前，黃興正在和日本郵船株式會社上海支店長伊東米次郎及美國人司戴德、德國捷成洋行等磋商，擬以招商局為抵押，借款一千萬元，尚未成功。森洛獲悉後，即在3日和孫中山會談時，以提供一千萬元借款為餌，誘使孫中山同意租借滿洲。本電即發於會談之後。據森恪記述，本電初稿由他用中文起草，曾經孫中山及胡漢民修改。根據本電，可見南京臨時政府財政困窘和需款北伐的情況，它說明孫中山、黃興等人並不是一個心眼地想和袁世凱議和，隻要財政上有辦法，議和即可中止。

森恪2月3月的電報比較簡略。2月8日，他有一封致益田孝的長函，詳細匯報了和孫中山會談的情況。據該函，當時在場的有南京臨時政府秘書長胡漢民、日人宮崎滔天、山田純三郎等人。會談中，森格轉達了元老桂太郎的意見:

如閣下所知，如今世界為黃種人與白種人之戰場，為製止白人勢力先鋒俄國之南下，確保日本存在之安全與東洋和平，日本認為有以日本之力量保全滿洲之必要。為此，日本已不惜以國運為賭注，犧牲多數人之生命與財產。當俄國仍圖南下、德人占據青島之際，滿洲終必假日本之手予以保全。以今日之大勢論，僅賴中國政府單獨之力保全滿洲，雖閣下恐亦難以確信，而以日本之立場觀之，更不能不深感一任中國政府獨自維持之危險至極。事實已很明白，滿洲僅賴中國政府之力已不能保全，此已為貴我雙方之所共認，故可斷言:滿洲之命運業已定矣。可以預料，革命政府之前途必有諸多困難，基於地理上、曆史上之特殊立場，如無日本之特殊援助，則其成功之可能實甚渺茫。

倘閣下決心舍棄命運已定之滿洲，一任日本勢力發展，以此換取日本之特殊援助，完成革命大業，則日本必將立即采取必要手段以滿足其要求。為保全滿洲，日本已不惜進行第二次戰爭。當今之際，閣下如能默默合作，則(日本)國家懸係已久之大問題可得解決，避免第二次戰爭，以小努力取得大利益。不知閣下決心如何?若閣下所思與鄙人一致，望速裁斷。

森恪表示，這是桂太郎透露給益田孝的秘密意旨。倘孫中山有意實行，則可由孫中山或黃興中的一人秘密赴日，日本將派軍艦迎接，然後轉去京都，和從東京來的桂太郎會談，締結關於滿洲的密約.

聽了森恪的陳述後，孫中山表示:

何曾料到，桂公已有此決心?長久以來，自身為中國苦慮，為黃種人心憂。為東洋和平計，滿洲無論如何亦須保留於東洋人手中。因此，當此次舉事之初，餘等即擬將滿洲委之於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國革命。但日本疏遠餘等，不相接近。當餘發難之時，曾申請在日本立足，而日本官憲不允餘入境。在此情形下，餘以日本政治家並無包容餘等之度量，因而離日轉依美國。然由於地理上、人種上之關係，中國如無日本之同情與支援，即將一事無成，此乃運命儀關，故餘為如何取得日本之同情而煞費苦心，其結果，日本有誌人士為革命改府盡力者日漸增多，而日本改府迄今仍無轉變表示，是以餘等為日本政府之態度如何而日夜心憂。

孫中山又表示:

上述桂公之意，若在餘自歐洲歸國途中，甚或在到達香港時獲悉，則餘當即繞道日本，決定此一問題。然今日時機已失，事已遲矣。蓋當時凡革命軍之事，俱可依本人與黃興之方針而定，今則不然。如今各省讚同餘等主張者，自動舉起革命之旗，加人餘等行列，餘等既缺兵權，又缺財權，故在貫徹主張時不能無所顧慮，凡大事必須由眾議決定。其尤要者，最近革命政府之財政匾乏已達極點，缺少財源，無以供應軍隊，幾陷於完全破產之境地。倘近數日內，無足夠之資金以解燃眉之急，則軍隊恐將解散，而革命政府亦將麵臨瓦解之命運。在此嚴重時刻，倘餘等數日間不能露麵，恐將產生餘等窮極逃走之流言。基於以上實情，在舊年年末以前，不論采取何種手段，亦須籌得足以維持軍隊之資金。之所以斷然實行漢冶萍日中合辦，以取得五百萬元資金者為此，此次又苦心焦慮，欲以招商局為擔保，籌措一千萬元借款者，亦為此。然而，雖經種種籌劃，而時光荏苒，交涉迄無結果。一麵，軍費之困窮日益嚴重，於軍隊解散、革命政府崩潰之前，作為最後之手段，唯有與袁世凱締訂和議，以防天下大亂，而後徐謀軍費供應，策劃再舉，以武力掃除北京勢力，擬定革新天下之方案。近來已頻頻與北方就和議進行交涉，談判已漸趨成熟，雙方條件大體一致，隻要南方決心一下，南北休戰言和，合為一體，隨時均可實現。然餘等對於獲得財源，仍懷一線希望。倘或有幸，此刻能獲得防止軍隊解散之足夠經費，餘等即可延緩與袁議和，俊年關過後再進一步籌借資金，而後繼續排袁，仍按原計劃，堅決以武力消除南北之異端，斬斷他日內亂禍根，樹立完全之共和政體，此即餘等之設想。但據迄今為止之經過情形看來，獲得財源，仍無希望。倘或不幸，在五天之內，即至9日，舊曆年關之前，意欲籌得之一千五百萬元經費，如仍無成功之希望，則萬事休矣。隻好在革命政府未倒之前，掌握機先，達成南北和議，將政權一時讓與袁世凱，除此別無他策。而政權一旦轉入袁氏手中，其後事態如何演變，實難遵料，而與日木簽訂密約之類，恐將無望。

談話最後，孫中山雖然再一次聲稱“時機已失”，但又表示，日本政府如確能“火速提供資金援助”，“餘或黃興中之一人可赴日本會見桂公，就滿洲問題與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計。”

這次談話具體地透露了孫中山的困窘處境。當時，南京附近集中了數萬軍隊，龐大的軍費和軍隊嘩變的擔憂已經壓得孫中山等喘不過氣來。正如他在致章太炎信中所說:“(南京軍隊)每日到陸軍部取餉者數十起”，“年內無巨宗之收入，將且立碚”。“無論和戰如何，軍人無術使之裹腹。前敵之將士，猶時有嘩潰之勢”。二者所述，完全吻合。這段談話也告訴我們，孫中山與袁世凱的和談實非得已，租讓滿洲主要是為了獲得“排袁”必需的經費，孫中山的理想還是“以武力清掃北京勢力”，“消滅南北之異端，斬斷他日內亂禍根，樹立完全之共和政體”。

2月3日會談之後，森恪因與安徽銅官山礦業代表會見，離開南京，前往上海。5日，孫中山致電森恪，希望迅速得到日方關於一千萬元貸款的回答。同日下午3時，森恪致電益田孝:“滿洲。焦急等待對我等3日南京特急電之回答。”02月6日，森恪得益田孝複電稱:“絕密。滿洲使彼等極為滿意。正經由正確之渠道解決財政問題。彼等將於今日會晤總理大臣。”森恪接電後，於當夜致電孫中山:“滿洲事，尊意當可滿足。東京來電雲，款事正在極力籌措中。與袁世凱之和議，在東京表明某種意向之前，望延期。尊意如何，盼急電複.”在森恪的電報還沒有到達南京的時候，孫中山又於6日下午5時致電森恪:“與袁世凱之和議延期至9日，望在此前給予確切答複。”8日，益田孝再次複電森恪:“與袁世凱議和事，不容他人置嚎;但可明告孫、黃：予等懷有深切同情。予等祈願孫、黃能在有利地位上進行妥協。”電報聲稱:關於漢冶萍借款，當爭取於明日匯款二百五十萬元;銅官山(借款)亦可在明日給予確答;招商局借款如能成立，亦當努力敦促盡快匯款。關於滿洲問題，電報指示森恪勸告孫、黃，來一人到日本簽訂密約.並說，果能實現，“將進一步獲得更大的同情”。2月11日淩晨1時55分，森恪再次致電益田孝:

頃據孫、黃所見，招商局借款之前途，難關尚多，頗費時日，故已不能依靠，目前軍隊大有解散之虞。在舊曆年關以前，除漢陽鐵廠之五百萬元借款外，尚須另行籌措一千萬元，是乃絕不可少之需要。如此項款額不能到手，彼等即不可能離開南京。彼等業已答應租借滿洲，要求在十天以內提供一千萬元。如能承諾，則黃興可即日前往日本，以簽訂秘密合同，究應如何辦理，希火速給予明確回答。茲事幹係甚大，萬望全力以赴。

招商局借款，即2月3日森恪電所述郵船會社借款，這一借款，本已於6日簽訂草約，但由於英國的介入，突生障礙，以租讓滿洲獲取借款便成了孫中山和黃興的希望所在。

此電發出後，沒有任何回音。其原因，據南京會談的參加者山田純三郎回憶，在於陸軍大臣石本新六的反對。

按照日本軍部的擴張主義分子的觀點，在中日、日俄兩次戰爭中，滿洲是日本人為之拋灑珍貴的鮮血的地方，理應享有一切權益，而無須以金錢收買。同日，隆裕認可清帝退位優待條件，決定清帝下詔退位。

還在孫中山歸國之前，南北和議即已開始。孫中山於I911年12月25日歸國後，和議繼續進行，但同時也在積極準備北伐。I912年1月上旬，孫中山組織了六路軍隊北伐，但是，各路均無很大進展，其原因之一就在於缺少經費。黃興曾在《複張睿書》中表示:“援灤兵可即日出發，惟苦於無餉無械，不能多派。”又稱:“派軍艦去煙台與援灤同一事，以海軍以煙台為根據地也。派人去天津之說，亦是要事，惟刻苦無款耳。”由此可見，北伐計劃受製於經費的狀況。北伐既無從進行，於是孫中山、黃興等人又寄希望於和談，但是和談也並不順利。1月19日，袁世凱提出，由清廷授與他組織臨時政府的全權，臨時政府設在天津。20日，孫中山致電伍廷芳，表示:“清帝退位，政權同時消滅，不得私授其臣民”。對此，袁拒不接受。孫中山再次傾向於以戰爭解決問題.29日，南京臨時政府所轄各軍在清江浦召開軍事會議，部署北伐.與森恪的談判正是在這一情況下舉行的，它表現了孫中山為取得北伐經費而作出的巨大犧牲和努力.

由於談判未成，孫中山隻能接受他不願意並力圖避免的現實，山田純三郎回憶說:“孫先生方麵，既無打倒袁世凱的武器，又無資金”，“不得不含淚同意南北妥協，最終讓位於袁世凱”。山田的有關回憶，由於事隔多年，情節上有不準確的地方，但這一段敘述是符合事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