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猜不透的謎底：康生責令搶鏡頭大使調離

文革前猜不透的謎底：康生責令搶鏡頭大使調離

　　這件事發生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中葉，我們還在外交部舊址（ 人稱老部 ）辦公。

　　據了解，外交部街在清朝初期本是一個有名氣的胡同，曾因這胡同裏住過一個姓石的大官，而定名為石大人胡同。

　　清朝晚期，慈禧太後為了歡迎德國王室貴賓，一聲令下，在石大人胡同，修建了這所中洋結合的賓館式的樓房（ 即稱東樓 ）。

　　辛亥革命之後，國民政府看好這方寶地，便將其外交部設在了這座賓館式的東樓內。

　　外交部街較為狹窄，車來人往，略有不便。然而在外交部大院之內，卻是另外一番風光。

　　外交部大院風景獨特，它雖然不像蘇州園林那樣有山有水，卻有草坪、古樹、花壇的合理搭配，構成了一幅清秀嫵媚的畫麵，清雅而壯觀。外交部從1949年建部的第一天起，就在這裏辦公。多少年來，在這裏發生的事，特別是那些離奇古怪的人與事很多很多。

　　有的人與事有據可查，有案可稽，有始有終，並立檔歸案。這類人與事，不論是其中的是非曲直、還是案情的來龍去脈，都在卷中交待得一清二楚。

　　而有的人與事，在長官意誌壓倒一切的年代裏，領導的一句話或一道命令，就可以把大事完案，既沒有立案立檔，也沒有可考的依據。而且這類人與事，往往是知者不多，如果知者已經不在，此事也就神不知鬼不覺地不了了之。日後，當事人想問個水落石出，就難了，隻能困惑終生。

　　有一件是屬於後者的人與事。

　　人們希望給這位當事人解除一些困惑。

　　上世紀六十年代中葉，有一位被勒令調回的駐外大使，說他目中無人，“搶了鏡頭”。

　　據我所知，這件事的前後經過，幾乎沒有幾個人知道，連這位大使當時也不完全知道內情。

　　目前有關此事的決策人以及經手人都陸續離開了人世。從而這一“搶鏡頭”被罷官的糊塗賬、冤枉事已成了許多人都猜不透的謎。對這個謎底，我不能再拖著不說了。

　　有一天上午，電話鈴聲衝破了辦公室的寂靜，我忙放下手中的文件、拿起電話筒，對方急問：“遠行嗎？”

　　“是我。”

　　“我是餘湛，炳公（ 王炳南 ）在嗎？”

　　王炳南從1964年由波蘭回國後，出任主管蘇聯東歐司的副部長。餘湛是蘇聯東歐司司長。

　　餘湛當時在外交部曾有五個紅司長（ 能幹的司長 ）之一的美稱。此人精明強幹，辦事能力較強，文字功夫不錯，膽子也大，脾氣卻也不小。正是由於餘在業務上比較拔尖、頭腦清醒、記憶力又強，所以他深受幾位部領導的賞識。

　　餘湛的工作特點是，敢負責任，遇事不管大小，他從不往上推，也不往下卸。在一般情況下，除重大外交辦案或調研外，他自己能處理的小事，從不隨意打擾王炳南。因此，隻要是餘找王，我們都為他開綠燈。對此，大家上上下下都配合得很默契、很協調。這天，餘來電話找王，必然是有要事請示。

　　餘湛聽我說王炳南不在辦公室，他並不罷休，接著就說：“我駐某國大使已奉調回國，他現在在我這裏。”

　　“回來得這麽快。關於該大使（ 下稱該大使 ）調回來的問題，你跟他談過了嗎？”我接著問。

　　餘湛沒回答我提的問題，卻答非所問地說：“按回國述職的慣例，該大使跟我們談了有關地區形勢、雙邊關係和該國對國際問題和對華的態度。最後，他也談了使館的內部人事等情況。”

　　我問：“他談到我代表團去訪的接待情況了嗎？”

　　“是的，該大使談到我代表團出訪，對推動雙邊關係，起到了卓有成效的作用。”餘湛接著又說，“該大使提出了一個他比較關心的問題，就是他這次奉調回國，不知有什麽特殊需要和任務。對這個問題，按慣例，還是請部裏領導跟他談吧。因此，希望炳公盡快見他一下，跟他談談。這也是回國述職的老大使的必然程序。什麽時間見該大使，得看炳公的日程和方便。”

　　我還是有些不明白，便直截了當地問餘湛：“他被調回的原因，自己知道什麽不？”

　　餘湛在電話裏沒直接回答我，又是答非所問地說：“請炳公快些見他一下吧！今天先請該大使回去，請他等候王辦的電話通知，你看好嗎？”

　　我躊躇片刻，我已感覺到餘湛沒跟該大使深談，沒告訴他被調回的原因。我出自對這位老大使的同情，如不盡快安排王炳南見他一下，似有不妥。我當即告餘：

　　“請該大使明天上午10時來王辦。如有變化，我將直接通知他。”

　　在通常情況下，大使在任期間，隻要臨時回國，或卸任回國，都必須事先請示國內同意，方可啟程離開崗位回國。

　　這一規矩，是在建國初期建立的。有一位資深的大使，在國外沒經請示，也沒給國內打個招呼，就在夫人陪同下回國了。此事，引起周恩來大怒，並以無組織、無紀律的典型，進行了嚴厲的批評。還有一位駐外使節沒跟國內打招呼，便擅離駐在國首都，去外地參觀了。這類離譜的事，都受到了嚴厲批評。這些事都對外交部震動不小。上上下下都把這些過失，作為重大教訓，引以為戒。從那時以後，外交部就明文規定，大使在外，如需要中途回國，包括休假、述職、陪駐在國元首訪華以及任期已滿，均必須事先請示國內，須得到批準同意後，方可啟程回國。

　　須知，每位大使回國前的請示，都是經過外交部地區司提出意見，報請部領導批準的。因此，每位大使回國後，不管事大事小，在通常情況下，必須先到司裏去談談情況，然後再到部領導那裏去談。而且，大使回國的有關問題，不管事情機密程度是大是小，各地區司的司長是知道的。

　　該大使上任剛到一年，就被緊急召回，另有任用。此事本身就已經違反常規，必然會引起人們的猜測。特別是他本人更是急如星火地要知道被召回的原因。在這情況下，餘湛應該如實地、毫不含糊地把召回他的原因告訴他，甚至可以告訴他，召他回京是上麵的決定，外交部是照辦執行的。這樣也可讓他早些了解實情，以解除人家的疑慮。然而，餘湛沒這麽辦。

　　餘湛和我通電話時為什麽含含糊糊地答非所問？我當時估計到，要麽是餘和我通話時，該大使就坐在旁邊，餘不便說。餘是搞過機要工作的，辦事謹慎，不該多說的話不說。他答非所問，我也聽得明白，也沒再問下去；要麽是，該大使資格老，由司長跟他談這類罷官之事，多有不便；要麽是，餘本人對匆忙罷官一事不滿，思想不通、有保留，但又不能不照辦。於是乎，餘就采取了一個繞道而行的辦法，把皮球踢給了王炳南。

　　事後，餘湛表示，這件事不大好說，不好直說他是因為“搶鏡頭”被撤了職。況且，該大使是在什麽時候、什麽場合、和什麽人拍照搶了鏡頭，他也沒弄清，怎麽跟人家談。撤人家的職，不是小事，談不好，會引起人家的誤解。所以，他認為此事，由炳公出麵跟該大使談比較妥當。

　　怎麽辦？

　　王炳南要和該大使談清召回的原委，就很需要知道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因此，我立即放下一切工作，去值班室等處查清處理此事的全部過程。

　　五天前，在外交部值班室，曾有幾位秘書議論過此事。

　　那幾年，國際形勢對我不利。美蘇兩霸對中國虎視眈眈。美國繼續對中國進行封鎖；蘇聯則在武力要挾中國的同時，還大力組織反華大合唱。這一緊張形勢，對我造成不小的壓力。為了擺脫這一對我不利的局麵，也是為了向許多建交國家進一步闡明我國堅持獨立自主、堅持反霸立場，以抵製霸權主義國家的外交攻勢，我國則利用一切機會，在外交上開展一些活動，派出去、請進來，多做工作，多交朋友，以擴大影響。就在20世紀六十年代中葉這年的夏秋，我國派出了一個規格較高、有康生在內的代表團，出訪該大使所出任的國家。

　　這一高級代表團回國後，按照康生的指示，辦了兩件事：一、康生交辦，說我駐該國大使照相時搶鏡頭，目中無人，不宜繼續在外當大使，立即調回；二、命外交部經國務院批辦，立即發報，召回該大使。

　　此事辦得突然，實在不合常規，但來頭不小，是康生交辦，則震動很大。因此，辦理此事的我們這些經手人，都不便多問。盡管許多情況都弄不清，但這件事畢竟是件不太體麵的事，又是一棍子就把人家打個半死，丟了官，所以經手人盡量把它的過手範圍縮小到最低限度。

　　我們不便多問，也無處去問，不等於我們沒有疑問。在我們心裏對“搶鏡頭被罷官”這件事，就一直摸不著頭腦。不知為什麽，也不知是出自什麽理由，對該大使的處理心裏有些疙疙瘩瘩，疑惑不解。

　　搶鏡頭是個錯誤，是外交官的大忌，但這錯誤還不至於構成罷官的理由，它與政治問題相比真可謂小巫見大巫。因為這點錯誤（ 搶鏡頭 ），就把一個全權大使拉下馬，實在有些玄。說不定，撤銷該大使的職務還有其他什麽罪過吧？！

　　說心裏話，這種疑惑，在當時，還不是懷疑這一決定是否正確。在我的思想裏，還沒達到懷疑康生的境界。隻是像這樣一個大的人事調動，我們沒看到有什麽文字的東西。也就是說，此事沒有任何文字可查，也沒有任何人可以提供有關情況。此事就是這麽簡單，一錘定音。這樣的做法，從外交業務以及幹部政策上去分析，我們總覺得有許多問題難以理解。

　　我之所以不理解，是出自設身處地地研究了一下。試想想看：

　　我重要代表團出訪時，外交部對使領館都有明確指示，必須給以高度重視。前方大使一方麵須向駐在國交涉，請其按外交禮儀給以正式接待，並落實到每個接待細節，都要合乎國際慣例和相互對等關係；另一方麵，我大使要親自過問每個接待環節，並為代表團的出訪提供一切方便和照顧，不得怠慢。對此，不必多疑，任何一個大使對這類屬於大政方針之事，都有水平應付，不會出什麽大問題。如果在接待工作上出問題，也隻能是由於大使照顧不周，出在一些難以預料的意外事故上。

　　關於搶鏡頭這件事，是該大使有意對國家代表團不敬，還是無意之中搶了鏡頭。前者誰也不敢想會有這麽膽大妄為的大使，後者應屬無意之錯，情有可原，何必大驚小怪。

　　僅就對外來說，一個大使在外國人堆裏搶鏡頭，是不可能的。

　　在對外活動中拍照，誰站在什麽位置，都由禮賓官、或駐在國禮賓官安排。誰站在什麽位置，都有一定的禮賓順序，誰也站不錯，誰也搶不了鏡頭。

　　其次是，在通常情況下，大使是代表國家元首，他的位置基本上應安排在代表團團長之旁。如果出現在機場等臨時場合被拍照，大使陪同團長被拍了照，不管他站的位置如何，也不必過於挑剔。

　　再其次是，大使由於一時不慎，站錯了位置，卻又沒造成不良的對外影響，駐在國也沒有這類問題的反映，何必揪住人家不放呢。

　　再就對內來說，代表團和使館人員內部拍照，雖然比較簡單，但其座次順序也都是由禮賓官事先安排好，也不是隨便亂坐的。假如在內部拍照，大使不聽禮賓官的安排，搶了鏡頭，不管出自什麽原因，確實是大使的一大過錯，應該給以批評指正，但不至於以此為由罷他的官。

　　況且，由於“搶鏡頭”內部原因而召回大使，會被駐在國看成是一個外交行動。因此該大使被召回，不管是對外、對內，都是一種難以說清楚的事情。

　　康生不顧一切內外影響，下令召回該大使，這在當時，也是一件反常的事情。

　　康生下達的這一決定，誰也不便懷疑這決定是否正確。盡管我感到有些問題還沒弄清，但也無處去問，也不便多問。即使是有個別人知道一點代表團的內情，他也不便或不敢向我說個明白。

　　因此，在這樣有些事還弄不明白的情況下，如何向王炳南匯報，我有些為難。

　　最後，我隻能如實地匯報，知多少，講多少。除了較為明確的兩點：1.康生交辦，該大使“搶鏡頭”目中無人，立即調回；2.經國務院批辦，立即發電召回等，我必講之外，再把我個人的想法，也一並向王說說。

　　第二天，王炳南一上班，看到當天的日程後，便問該大使和司裏談的情況。我立即告王，餘湛跟該大使談過此事，但沒講將其召回的原因，似乎餘有些不便談。餘建議請部裏跟該大使談。接著，我大膽地說：“‘搶鏡頭’的具體情況，我一直弄不清，又無處了解。這本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為什麽搞得神秘兮兮的，有些讓人高深莫測。”

　　王炳南聽後立即表態說：“黨內有許多人事問題，不經研究，一個人就可下令給人家定罪，目中沒有黨章、沒有國法、沒有組織原則。此事已經過周總理。我們要相信總理，隻能照辦，不能添亂。”

　　接著，王炳南對我講了三句話。這幾句話簡單明了、道理清晰，給我留下的印象比較深刻。他說：“一、外交無小事，對一個駐外使節來說，都要把這一警句當成緊箍咒，牢牢地套在自己的腦門上；一個使節的舉止形象，將代表一個國家的文明，代表一個民族的素質，切要注意，不能大大咧咧的。

　　“作為一個外交人員，不管是對內還是對外，都要把自己的位置擺對。這根弦要在腦子裏繃得緊緊的，切不可掉以輕心。

　　“該大使搶鏡頭，不管情節如何，都不能看成是生活小事。當然，此事的具體情況，還有待進一步了解。

　　“二、外交官對外講話要有分寸，該說的，就據理力爭、寸步不讓；不該說的，就守口如瓶，切不可爭強好勝、鋒芒畢露、誇誇其談，總想高人一等、出人頭地。

　　“三、人要以和為貴。這句話我聽毛主席說過。同誌之間要友善相處，不要搞得那麽緊張。人非聖賢，焉能無過。我們對待人家的過錯，隻要不是什麽原則問題，不要揪住不放，得過且過。我們要學會有氣量、能容人、能寬以待人。

　　“康生對該大使的處理意見，作為中央的要求，我執行，但我認為僅憑‘搶鏡頭’就撤銷人家的職務，似乎有些過。說不定此案還有其他什麽因素。”

　　王炳南是搞過多年統戰工作的外交家，他待人處事的經驗比較豐富。他的品德和為人給人留下的印象深刻。他樸實謙和，古道熱腸，待人誠懇，沒有架子。他不妒忌別人，也不計較個人得失，因而他的朋友遍及國內、外各個階層。他處理任何難題，總是那麽從容不迫，信心十足。當我對該大使的事，還摸不到頭腦的時候，王炳南已對此事胸有成竹。僅用了幾分鍾，王就講出了三點對該大使一事的看法。

　　這三點意見概括了此案的全貌和看法。

　　我每次聽到王炳南敞開心扉講這些心裏話時，我都認為他是對的。

　　王炳南這次對該大使“搶鏡頭”一事，雖然他也認為“搶鏡頭”是外交官的大忌，是該大使的錯誤，但他對此事也談了自己的看法。

　　我聽到王炳南講到這幾點看法後，忙問：“你講得好。但不知該大使的事，是否還有挽救的機會？”

　　王炳南明確回答說：“沒有這個機會了！”

　　“為什麽？”

　　王說：“我已說過，外交部是陳總和周總理領導的部門。該大使的事，也是經過周辦下來的。如果我們對此案提出什麽不同意見或申訴什麽，按組織程序，隻能向周那裏提出。這樣做，不管提什麽意見，都會使周為難。事已至此，收回成命已經不可能了。”

　　“再者，外交部是執行部門。考慮到該大使‘搶鏡頭’的具體細節，還沒弄清，我們切不可貿然行事。”

　　王炳南稍停片刻後又說：“有些情況不了解，也就不必去了解。不了解也好。”

　　王炳南的這番話，似乎使我明白了許多。於是我又轉過話題問王：“今天上午10時該大使來述職，實際上也是來談召回他的問題，不知該怎麽跟他談？”這個問題提出後，我自己有些後悔，似乎我有些自不量力地在擔心些什麽。然而，王並不見怪，他反而和藹地對我說：“見麵看情況再說吧。這位大使是副部級幹部，這類事好談。”

　　上午10時整，該大使憂心忡忡地走上東樓的二樓，小心翼翼地敲了兩下王炳南辦公室的門。我立即出來迎客。

　　門開了。立在門前的這位大使，五十歲左右。一看便知，他是位久經風霜的老幹部，他笑容可掬，禮貌周到，既有英俊瀟灑的外交官風度，又有久經戰火鍛煉的軍官氣質。他高高的個頭，寬寬的肩膀，大大的眼睛，在高高的鼻梁上架著一副近視眼鏡。當他通報了姓名後，我立即表示，快進來，王副部長在等他呢。

　　該大使和王炳南寒暄後，就坐在王的對麵，開始了他的述職報告。

　　在他們交談中，該大使是那樣平靜、那樣健談，神情自然、談笑風生。看不出他有絲毫的不快和沮喪。兩人你一言，我一語，竟然把這個述職變成了一個久逢知己的一席暢談。

　　這一出奇的情況，實在使我出乎意料。

　　這是為什麽？

　　這本是一次十分沉重的對話。一位是犯了“錯誤”，被勒令召回，心裏極不平衡，想通過這次談話，聽聽自己犯的是什麽錯誤，還準備為自己的尊嚴辯護一番；一位是代表外交部說明將其召回的原因，相機做些開導工作，以避免該大使背著思想包袱離外交部，最後還要給人家談談工作的去向問題。

　　然而，這件被罷官而又不太體麵的事情，要拿到桌麵上來談，談何容易。特別是對一個年過半百的幹部來說，實在有些難為情。

　　因此，不管是談的人還是聽的人，都不願意觸及到這件事的細節。

　　王炳南不便起口，該大使有苦難言。結果這一礙著麵子的錯誤細節，竟然被這兩個人用婉轉的語言給回避了。兩個人不言而喻，心照不宣。

　　在兩人的談話中，王炳南已發現該大使早已知道其被調回的原因。因此，王麵對該大使不便啟口、又不想多問的尷尬情形，也就不想再難為人家了，不想再去觸動人家的傷疤。

　　就這樣，兩人在不涉及“搶鏡頭”細節的情況下，竟然把一個沉重的談話變成了一個比較輕鬆的交談。

　　但是，我在他們的談話中，還是聽出了一些有關“搶鏡頭”的端倪。

　　關於召回一事，王炳南說，周恩來對外交人員的要求是很高的，既要求辦事嚴謹，又要求隨時隨地地注意自己的身份和位置，切不可大大咧咧的。對此，大使在使館雖然時間不長，應該也會有所體會的。遺憾的是，大使就要離開外交部了，希望大使在這方麵總結總結，在總結中提高自己。

　　該大使十分敏感地說：“是的，我每次調動工作，都會總結出一些經驗教訓。在國外任職期間的工作，我是認真地做了。我問心無愧。”

　　“離開外交部後，你下一步的工作，有什麽考慮？需要我們為你做些什麽？”王問。

　　該大使從容不迫地回答說：“在革命隊伍裏，多次調動，都是出自工作需要。一道調令下來，就卷起鋪蓋走人。下一步做什麽的問題，也很簡單，仍回原單位。當初派我出國時，中組部安子文已和他講定，等回國後，仍回原單位。”

　　關於接待我國代表團一事，該大使說：

　　“我代表團出訪，通過會見會談，宣傳了自己，擴大了影響，增進了駐在國對我的進一步了解，在重大原則問題上雙方看法取得一致。出訪效果是成功的，對反對霸權主義起到了卓有成效的作用。特別值得提及的是，對方的接待，規格是高的、友好的。對我代表團往訪，十分重視。”

　　王炳南和該大使的暢談，彼此都挺滿意，都沒給對方帶來任何不快之感。

　　而我從旁聽到他們的談話後，卻頗有感觸。第一個感觸是，該大使是位有涵養、有主意的人。在和王炳南談話中，他沒有埋怨、沒有憂傷。似乎外交這一行當對他來說，沒有什麽值得留戀的。似乎他希望盡快離開這個難以琢磨的地方，早些回原單位，早些忘掉那些不開心的往事。第二個感觸是，王炳南很會講話，他以談心的方式，巧妙地讓該大使了解到自己的錯誤，既沒使對方感到尷尬，又把該說的話說透了。

　　該大使走後，王炳南對我說：“該大使是位領導幹部，有些事點一下就可以了。然而，他的錯誤對我們外交人員來說，是一麵很好的鏡子。我們都該對著這麵鏡子，檢點自己的舉止言談。希望在我們外交隊伍裏，不再出現類似的錯誤。”

　　該大使是位有德、有才、有著作，曾對我國經濟建設有過重大貢獻、並享有一定威望的老幹部。當他被撤銷大使職務、離開外交部之後，雖然不得器重，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埋頭苦幹。奮鬥與貢獻，不減當年。

　　遺憾的是，該大使已是耄耋之年，而對當年沒有任何文字結論的“搶鏡頭”一事，不願多想，也不願多說。說不定，此案的內部詳情，他當時就沒去詳細追究。中央既已決定，他也不便過於追究。事過境遷之後，他就更不願就這種難以說清的事情，究其原委。

　　該大使年邁離休在家，當他聽到當年自己被康生一句話，不明不白地被撤職這一往事，久久直視蒼天，感歎不已。當年，他自己對奉調回國的原因，雖然也略知一二，卻不知其詳。他總覺得，上任不久，就被撤回，有些蹊蹺、委屈。苦於知情人對這類事都不願說滿，而他自己也就不便去多想、多問。因此，他背了一輩子沒弄清的冤包袱，自始至終也不知他是栽在誰的手裏。

　　摘自《中國涉外事件秘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