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聯合國生物安全專家答問
“真正的問題不是我們需不需要轉基因作物來養活地球，而是如果我們繼續接受轉基因作物 和背後的社會經濟製度，我們還能不能養活地球？”
文/《瞭望》新聞周刊特約撰稿人林穀
擁有美國 和新西蘭兩國國籍的傑克·海勒曼博士(JackHeinemann)，是新西蘭坎特伯雷大學遺傳和分子生物學教授、挪威圖森生物安全中心基因生態學高級兼 職教授、前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研究員。
他1993年獲得美國微生物學協會青年調查獎，2002年獲得新西蘭科學家協會研究獎 章，2005年被列入聯合國生物安全專家名冊，受邀為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國際農業發展科學與技術評估機構撰寫報告，並為一些國家的政府機構提供谘詢服 務。
“我的實驗室幾乎每天都在製造轉基因生物。”他在致《瞭望》新聞周刊的電子郵件中稱，“在我20年的職業科學家生涯中， 我連一次都沒想過要把這些轉基因生物商業化。”
在最近的幾封郵件裏，他就轉基因作物的研究、安全性及其社會經濟製度問題，回 答了《瞭望》新聞周刊的提問。
“轉基因作物在社會層麵的價值很小”
《瞭望》：迄今為止，對於轉 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國際社會究竟有沒有達成共識？有一種看法是轉基因食品1994年才問世，要對其安全性蓋棺定論為時尚早。
海勒曼：我認為，針對商業化種植的轉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問題目前並無定論。但是在2007年到2009年末，由法國科學家吉利-艾瑞克·索拉裏尼帶領的科研 團隊在轉基因作物的動物實驗中發現了相當確鑿的對動物有害的證據，他們的發現在國際生物學期刊上發表之前就得到了國際同行的高度評價。
對轉基因作物的安全性研究分為好幾種。第一種是人體健康研究，包括用實驗來獲知某種作物的短期和長期的效用和後果。而這樣的研究包括對動物一生的測 試這樣的長效實驗。要完成這樣的實驗，需要有充足的經費，一支獨立於產業利益而又技術精良的研究團隊，以及政府的相關法規來確保獲得轉基因種子和植株作為 研究對象。但現實中往往無法滿足這樣的條件，大公司以專利權保護為由拒絕提供轉基因作物的種子來供獨立科學家進行安全性研究，這就嚴重阻礙了開放與獨立的 科學研究。我相信，如果真正做到這些條件，對於轉基因作物的安全性早該得出科學的結論了。
而同樣的問題也妨礙到第二種環境安 全性研究——經費不足，社會大環境並沒有扶植獨立和嚴謹的科研力量，作為實驗對象的轉基因種子和植株很難獲得。有一種傲慢的偏見認為環境測試隻能在室外進 行，所以不少轉基因作物被匆忙投放田間試驗。誠然，有些最終問題的確需要甚至更大規模的田間實驗，但是，很多令人困擾的問題完全可以更早和更好地在實驗室 裏解決。例如，根據我2004年的研究，在田間試驗的規模下將轉基因逃逸作為安全性問題來研究完全沒有必要。在實驗室裏研究轉基因在自然界何時以及如何逃 逸效果會好很多，而且還可以為田間實驗提供寶貴的參考和依據。
最後一類是在社會層麵的安全性研究，這主要是指對農業和農業技 術的遠瞻性戰略思考，事關食品安全和環境可持續性的大局。由聯合國和世界銀行共同支持的國際農業發展科學與技術評估機構已為此做了大量工作，並發現轉基因 作物在社會層麵的價值很小。原因或者是由於作物本身的特性，或者在於背後掌控轉基因專利權的西方跨國集團。巨大的利潤落入了私人公司的腰包，而要全社會來 為其風險買單。同時，轉基因作物背後由供應商主導的運作已經控製了相當多的資源，這些資源原本可以投入到更為重要的農業技術研發，例如農業生態學、農業資 源就地保護，以及扶植有競爭力的農作物種植者的群體。
“商業資金正在以驚人的速度
分化和重組科研團隊”
《瞭望》：如果轉基因作物真像其反對者指責的 那樣威脅食品安全和發展中國家的糧食主權，並對人體健康有潛在風險，為什麽世界上還有不少科學家在進行轉基因作物的研發？利益驅動會是主要的推手嗎？
海勒曼：全世界究竟有多少科學家真正熱衷於將遺傳工程用於製造轉基因作物呢？很多人將下麵兩類人混為一談：一類是為數甚多的分子遺傳學 家，一類是為數較少的在開發轉基因產品的科學家，他們受到相關產業資助，有雄厚的資金作後盾。
我自己就是一個分子遺傳學家， 我的實驗室幾乎每天都在製造轉基因生物。在我20年的職業科學家生涯中，我連一次都沒想過要把這些轉基因生物商業化。它們對於解答生命的奧秘至關重要，而 這些發現某一天也可能被投入實際運用。許多植物學家將遺傳工程用於協助育種或者改良作物，但並沒有直接將遺傳工程本身商品化。包括我本人在內的科學家們從 不把製造轉基因商品作為我們存在的理由。隻要不被專利保護所操控和濫用，也無須推廣轉基因商品，現代生物技術才真正能為人類造福。
但不可否認的是，商業資金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分化和重組科研團隊。根據國際農業發展科學與技術評估機構的調查結果，一小部分跨國生物技術公司在農業技 術研發上的投資已經超過了發展中國家相應投資的總和，而且比主要發達國家對公共事務的投資還要略高一籌。所以，科學家被順理成章看作是轉基因商品的支持 者。而事實上絕大多數遺傳學家並不會對轉基因作物有太多想法。即便是那些有想法的，也常常不想在轉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問題上糾纏太多，因為聰明的做法是：要 麽迅速支持轉基因，要麽徹底不聞不問。否則，如果想在轉基因問題上保持批判性的職業眼光，就意味著你會很容易得罪公司和政府，自毀前程。
所以我認為單純追逐利潤隻會成為很小一部分科學家參與開發轉基因商品的動力，而更大的動力來自事業上的發展機遇和就業的保證。不少政府越來越將研究 經費和產業目標掛鉤，而一些原本公立的研究機構也從商業利益的角度來定義成功。麵對科研團體和商界之間強有力的結盟，科學家們正在學會保持沉默，或者淪為 搖旗呐喊者。
《瞭望》：如何養活地球上這麽多人口一直是個老大難問題，而氣候變化讓這個問題更為棘手。轉基因技術一度被譽為解決上述問題新的“靈丹妙藥”，一些跨國公 司已經在全球紛紛搶注了針對氣候變化的基因專利，也預示著會在已成天文數字的轉基因研發投資上再下賭注。轉基因真是“靈丹妙藥”嗎？我們還有沒有別的更好 或者更安全的解決糧食問題的方案？
海勒曼：當然有了。科學家早已研究開發了其他多種農業技術，它們絕非出於政治目的而被推 出，而是被業界廣泛認可，成為遠遠優於轉基因作物的選擇。真正的問題不是我們需不需要轉基因作物來養活地球，而是如果我們繼續接受轉基因作物和背後的社會 經濟製度，我們還能不能養活地球？假如說沒有轉基因作物，人們就會挨餓的話，那麽今天人類早就該滅絕了。如果想讓生物工程技術真正造福於民，我們就必須改 變目前利用遺傳工程的方式和原因，特別是現有的商業模式。
為什麽美國成了轉基因大國
《瞭望》： 美國政府在很多問題上毫不掩飾優先保護自身利益的價值取向，美國民眾也向來珍視自身的健康和生計。如果轉基因作物真能被跨國公司用來壟斷市場，嚴重傷害農 民和消費者的經濟利益，並導致潛在的健康和環境風險，為什麽美國反倒成了轉基因大國？
海勒曼：我首先不同意這樣的假設：美國 是個民主國家，所以接受轉基因作物也必然經曆了一個民主的決策過程。我擁有美國和新西蘭雙重國籍，在美國生活了近32年。但作為一個職業遺傳學家，我對美 國的轉基因產業也知之甚少。絕大多數美國人同樣對此問題沒有任何參與討論和決策的機會，就像曆史上絕大多數美國人針對吸煙或飲酒是否有害的議題也未能參與 討論一樣。
但這並不是說美國人愚笨或者懶惰，而僅僅說明了美國的社會輿論常常推崇商業文化，不少人也想當然地認為企業家在創 造財富的同時也在為社會帶來福祉與進步。不過，對轉基因質疑的美國人越來越多，反對的聲音也越來越響。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在拒絕產業化的農業生產模式，而傾 向於選擇當地原產的和有機的食物。
《瞭望》：我們的印象是，不少歐洲國家對轉基因作物比美國采取了嚴厲得多的限製措施，包括 一係列法律法規，也包括讓公眾發揮非常積極的監督作用。你是否能就此介紹一下？
海勒曼：我認為在轉基因問題上比較“歐洲人” 和“美國人”會誤導大家。如果你在街上問一般的美國民眾，他們會提出和歐洲人同樣的訴求：要求嚴格標識轉基因食品。在對轉基因的管理層麵，歐洲與美國和加 拿大並無二致。
如果有差別的話，最關鍵的是，歐洲人在更有效和強硬地呼籲針對轉基因標識立法和嚴格執法，在新聞輿論上推動對 轉基因的討論，也在讚助對轉基因的安全性研究。而美國還沒有法律法規來強製標識轉基因食品，盡管在民意測驗中他們是支持為轉基因標識立法的。
美國在指責歐洲人利用非關稅貿易壁壘來限製進口美國轉基因產品。但是，我預測隻要美國看到相關的戰略和經濟利益，就會毫不猶豫用安全性檢測來限製進 口產地包括中國在內的來自他國的轉基因商品。
“跨國公司已經準備好
將利潤淩駕於食品安全之上”
《瞭望》：反對者指出轉基因的關鍵技術專利已 經被少數跨國公司所壟斷，所以如果某一個國家決定商業化種植轉基因作物，跨國公司就會長驅直入，用專利保護權等手段壟斷該國市場，使其喪失對該作物的國家 控製權和食品安全。這樣的指控是否站得住腳？是否已經有類似情況發生？
海勒曼：我認為這樣的指責是成立的。從某些角度而言， 轉基因作物的開發還處在早期，因為絕大多數商業化的轉基因作物隻在一小部分國家生產和出口，包括美國、加拿大、阿根廷和巴西。但是阿根廷的例子就很能說明 問題。整個國家已經嚴重依賴生產美國孟山都公司的專利轉基因大豆用於出口，國民經濟和食品安全因而岌岌可危。但阿根廷並不認可種子專利，孟山都公司在已經 從銷售轉基因大豆種子中獲利豐厚之後，還在通過法律手段要求阿根廷大豆的歐洲進口商支付專利賠償金。轉基因專利協議禁止農民保留當年種子，隻能在每個播種 季節重新購買。而一些大型生物技術公司已經明確拒絕向未能履行轉基因種子專利條款的發展中國家出售種子。這就意味著跨國公司已經準備好將利潤淩駕於食品安 全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