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十年代,宰豬是山裏人的一件大事。通常,一年隻有兩次宰豬的機會:一次是過年前夕,家家戶戶宰殺自己喂的豬,拉開過年的序幕;一次是秋收大忙時,經每個區都設立的生豬站批準,宰殺一、二頭生產隊集體自養的豬。平時溫馴的豬,一旦要被綁上殺豬凳,求生本能將它們變得十分凶猛,不是那個人,是做不了宰豬這個活路的。在那個年代,敢宰、會宰豬的人,就成了英雄。
這英雄還分兩等。豬被綁上殺豬凳後,隻有野性祖先遺傳下來的鋒利牙齒,可以報複凶相畢露的人。通常宰豬的人就用一條結實的繩索,勒住豬的大嘴筒子,讓豬深感無奈。但一等的英雄,則連這條安全繩也不要,就用不操刀的那隻空手,扣住豬嘴兩角沒有牙齒的空檔。
這樣一等一的英雄,不用刻意到大山裏去尋覓,鬧市中的四中就有一個——學校食堂裏的伍師傅。
五官端正,個頭雖不算高,卻很結實的伍師傅,當然是那個時代,那個吃肉叫‘打牙祭’時代的英雄。擺滿簡易方桌的學生飯堂裏,高掛著‘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大字匾額,卻不見‘誰知碗中肉,片片皆寶貝’的字跡,足見那年頭肉的金貴。白米飯有可能被拋撒,而肉食就不用擔心被浪費。為維持秩序,也為了防止浪費,學校安排高中生做校值日,一到開飯時間就巡回在學生飯堂裏。我也是值日生之一。
男女平等,在我們的生活中處處體現出來。那時我們計劃供應的糧食,不論男女生,一律都是每月31斤(15.5公斤),但腹中的感覺就不平等了。特別是那些生長快,又愛運動的男生,常常處於餓撈餓蝦的狀態。而一些秀氣、斯文的女生,可能就很難有那種感覺。至少我發現初66級有一桌女生,就屬於這後一種情況。她們自願放棄平等分配,在食堂窗口取得自己那份飯菜後,就把預計吃不完的部分,放進伍師傅等準備好的飯盆裏,讓總也吃不飽的男生去分享。
看起來對食品需求不很旺盛的她們,不滿足於賑濟饑餓的男生,還要時不時來點惡作劇。當我值日時,還未走近她們的餐桌,她們會故意做出將飯塊扔掉的動作。我上前欲糾正時,就成為她們嘲笑的對象,讓我不得不懷疑我那雙正在走向近視的眼睛。如果我的記憶神經沒有搭錯線的話,其中最搗蛋的兩位女生,一位應該是不幸在美國因車禍惟難的何曉樹,另一位則是夕陽紅幼兒園裏那位白發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