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菊東籬下
隨性的人，喜歡隨心所欲。不管多少，也無論長短，想到了，記下來，就有了這個被稱為博客的東西，且將之命名為採菊東籬下，其實是想悠然見南山。
正文
人們常把曆史比喻為一條長河，奔騰咆哮，勇往直前，永不重複。可這條長河，在我故鄉的大地上，卻有著太多、太長的曲折和回流，致使它緩緩流淌了2000多年，還不能匯入浩瀚的大海。
20世紀中葉，這條長河停止了回流，卻又出現了短暫的停滯，繼而像開閘的洪流，攜帶著巨大的能量，也攜帶著大量的泥沙，浩浩蕩蕩一路東去。
（一）回圜的河
“均貧富”、“各取所需”，曾經是若幹代人的夢想。早在公元前的遙遠時代，我們的眾多祖先，就開始一次又一次地，為這夢想拋頭顱、灑熱血了。
在他們實在無法活下去的時候，總有人舉起“均貧富”的大旗，令他們熱血疆場，甘心情願地為這一夢想，去赴湯蹈火。
他們也一次又一次地，將不可一世的王朝推翻。在戰亂中建立起來的新王朝，通常都會“抑豪強、薄徭賦、減租稅”，迫強勢者收斂一點，讓弱勢群能有一條生路而不致造反。
雖然富人依然是富人，窮人仍然是窮人，財富依然不均等。但不再走投無路的百姓，不再除造反而外別無他途。不再民不聊生的社會，也因此安寧下來。一朝又一朝的繁榮，因此一次又一次地出現。
這曆史的長河，就如此周而複始地轉著圈、畫著圓。貧富的差距，均貧富的夢想，從未改變，唯有皇帝的姓氏、名號，變了又變。
儒商——這很容易讓人把“無奸不商”的商，與“風流儒雅”的儒聯係起來的稱謂，是許多學曆不高的成功商人所追求的名號。他們中，因而不乏以金錢換取學位、換取職稱之人。
霍英東先生逝世之後，也有人把儒商的帽子戴在了他的頭上，可香港一部分同胞不答應了。他們說，霍老先生雖然位列政協副主席，但他從來不附和政治。他是一個成功的愛國商人，但不是儒商。
儒商到底是指儒雅的商人、飽學的商人，還是唯權勢者馬首是瞻的商人？自有曆史學家去作定論。刺激我思維的，是曾一度領先於晉商，以儒商之名飲譽明清兩代的徽商。
古徽州，可不像山西那麽貧瘠，至少山區盛產名茶，還有竹、木、瓷土和生漆，特別是歙硯、徽墨、澄心堂紙、汪伯立筆等產品。徽商雖遠離邊關，不能像晉商那樣抓住軍事消費的商機，但他們靠近魚米之鄉的江南，富庶的江南給了他們更加廣闊的商業天地。本地物產加江南的大米、布匹和市場，使他們早於晉商積累起最初的財富。明末，朝廷又實行了一種“折色製”，商人可直接用銀子換鹽引，資金並不弱於晉商，可市場大得多、與官府關係更密切的徽商，搶走了這個壟斷，風頭很快就蓋過了晉商。鼎盛期時，他們東進蘇杭無錫常，搶灘蕪湖商道，掌控長淮水運口，南達湘、蜀、雲、貴、川，往來京、晉、冀、魯、豫間，遠涉西北、東三省。最後，西進贛、湘，沿東南達閩、粵兩省，直至揚帆入海與日本進行貿易，於是“無徽不成商”叫遍天下。
徽商“賈而好儒”，直接攀援封建朝廷，與封建宗族勢力結合，把“賈為厚利，儒為名高”作為“亢吾宗”、“大吾門”的手段。在經商成功後讓子弟習儒就學，捐資廣建書院等，對當時文化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這是晉商所不能比的。但同時，與一門心思做生意的晉商相比，追逐財富隻是徽商的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歸宿。因此，盡管徽商把生意做得很大，卻做得三心二意，既缺少晉商的創意，更沒有潮商、浙商等的冒險開拓、獨立進取的商業精神和開放心態，為他們早於晉商衰落打下了伏筆。
清道光年間，兩淮的鹽務製度發生了變化，朝廷廢除了鹽商賣鹽的特許權，實行運銷分離。徽商從此喪失了世襲的經銷鹽的專利權，於是兩淮地區大批鹽商破產。太平天國起義，波及範圍主要是長江中下遊地區，這正是徽商經營的主要地域，徽商的生意為之大受影響。鴉片戰爭失敗後，西方列強打開了中國的國門，外商的進入使民族資本家群體產生，使以宗法關係為紐帶的徽州商幫受到衝擊，以儒商飲譽八方的徽商，不可避免地早於晉商解體了。
當然，並非所有的讀書人都甘心情願地去做天子的喉舌，踏著孔聖人的足跡去“存天理，滅人欲”。明末清初的王船山，就是其中一個。他說：“天理即在人欲中，無人欲則天理亦難發現。”明目張膽地為人性惡之源——人欲正名。
讓這位夫子鬥膽直言的，據說是明代興盛起來了的商業。而商業，正是最能直接體現人的逐利性的領域。而言及明、清的商業，又不能不談到晉商和徽商，這兩個在當時中國影響最大的商幫。
在自給自足的農耕社會中，商品交換的種類少、數量小、範圍狹窄。不能自給自足的鹽、鐵，是流通量最大、範圍最大的主要商品。中國古代的大商家，都主要是靠經營這兩大商品發家的。但自西漢始，鹽、鐵被朝廷收為時緊時鬆的官營之後，中國古代的民間自由貿易，就常常處於一種半窒息狀態。重農抑商，是為大多數朝廷公開宣示的國策。官營，在曆史上就是一個遲早要被淘汰的舉措。晉商和徽商，正是在官鹽走向窮途末路之時，抓住機遇而崛起為中國的兩大商幫。
說到晉商，我們又不能不提及那首廣為傳唱的山西民歌：《走西口》。歌中的西口，即是“殺虎口”。它位於山西、內蒙交界處的右玉縣，是長城上的一道關隘。 宋時，這裏是邊關要塞，又是貿易口岸。我們生活在山西貧瘠土地上的鄉親，得地利之便，走西口，做起了邊貿生意。元時，殺虎口內外都在一個皇權之下，它成了一個頗為紅火的集市。走西口的山西鄉親——初期的晉商，由此積攢了一點錢財。到了明代，86萬軍隊駐紮九邊（注），這裏又成了防止蒙古騎兵南下的軍事重鎮之一。
那時候，官鹽實行永樂初年製定的“戶口食鹽法”，按照人口的數目由政府來供應食鹽，百姓要按照鹽價來交納糧食或銀鈔。到洪武年間時，百姓雖然交納了鹽價，但是卻經常不能及時得到食鹽。另一方麵，西北邊關戰事不斷，龐大的“九邊”駐軍亟需大量的軍需供應，封建朝廷任是天威在身，仍然左支右絀，難於應付。洪武三年，終於想出了一個一舉兩得的高招：賣許可證。這就是“開中製”：商人把糧食運到邊關，然後憑邊關開出的“倉鈔”（收據），到指定的鹽運司換領鹽引”（食鹽經營許可證）。晉商以“極臨邊境”的優勢，捷足先登，取得了部分食鹽壟斷經營權。
加入壟斷經營後，走西口的哥哥們很快就從小康，邁進了富豪的行列，集糧、鹽、布商於一身，迅速崛起為眾商幫之首。他們讓支持他們走西口的妹妹們，住上了豪房、過上了富豪生活的同時，也幫那些從來就瞧不起他們的父母官們實現了發財夢。
他們沒有滿足於買田置房，而是創造性地開起了票號（錢莊），成了中國金融界執牛耳者。當時全國51家大的票號中，他們就有43家。不僅將票號開到了京城天子腳下，還在1907年時，遠涉重洋，在日本的東京、大阪、橫濱、神戶以及朝鮮的新義洲等地，設立了票號分莊。
他們也沒有停留於拿一點錢，向朝廷和父母官買一時的平安。就像朝廷也不滿足於僅僅向這些新富豪收取一點“捐輸”的銀子一樣。雙方共同把“捐輸”推進到了賣官、買官的新曆史階段。朝廷和父母官，通過此舉獲取了巨額財富。走西口哥哥的後人們，也終於戴上了官帽、穿上了官袍，從“不得入仕”的商賈，躍進到社會上層的官員等級。
晉商從此且商且官，終於把自己同封建朝廷捆綁在了一起，開始與朝廷同呼吸共命運。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的槍聲，宣告有著悠久曆史的封建統治崩潰了。1914年冬天，晉商票號開山祖師——日升昌倒閉，標誌著晉商300年輝煌曆史的結束。
注：九邊，即明代北方9個軍事重鎮的合稱。
不過，也有人說，私有製是萬惡之源。辛亥革命前的中國曆史上，就從來沒有過真正意義上的私有製。因此，我的父老鄉親們，很難生出私心、惡意來。他們更多的是國家觀念：先有國，後有家，大河漲水小河滿——盡管自然界的大江大河都有若幹個源頭。
國家，不是不同利益集團，按契約組成的聯合體。國家，是皇上秉承天意，以武力維係的統一體。因而，皇帝既是天子，又是國君，是天下所有家庭共同的家長。天下再大，也莫非皇天後土。天下百姓，都是皇帝的子民。
皇帝天縱英明，可也管不過來這天下的田土和子民。於是就有了天子以下，一層管一層的百官、千官、萬官。以皇天為念、國家為重的孔聖人，由此總結出一套倫理理念，讓我的父老鄉親樂天知命，安分守己，成為最忠誠的子民。
在這個上至皇帝，下至庶民百姓的等級社會中，聽話是一種美德，犯上是一種罪過，唯上是一種習慣。一個英明的皇上，是百姓幸福生活的希望所在。如遇貪官汙吏橫行霸道，那是有人蒙蔽聖聰，百姓可告禦狀，希望不會破滅。這朝皇帝不行了，上天定會讓新的英主降世……
我父老鄉親中一些學富五車的人，他們與曆朝曆代的皇帝，共同創造了孔聖人。用孔聖人思想武裝起來的父老鄉親，又與這些孔聖人的製造者一道，共同創造了一代又一代的神——英明天子、萬歲聖上。
我凝視著那張身份證，那張曾伴我走遍家鄉大地須臾不可離的硬卡。卡上的人頭和祖國的地圖，都被一張網密密實實地罩住。我記起，我谘詢過一位公安人員，此設計的創意？他告訴我，那是假設人人都可能犯罪，但法網恢恢，疏而不漏。
我無法確證此說是否準確，但我為此創意所蘊含的思想叫好。
遠在2000多年前，古人就為人性是善還是惡，爭論不休。不過，隨著主張等級統治秩序不變的儒家，其獨尊的地位，被皇權一朝一朝地加固後，人性善之說，穩穩地占據了上風。
我長期迷惑不解：明明幾千年的曆史中，到處充斥著人對人踐踏的惡，可人們為何還要堅持人性善之說呢？
也許是人們受惡之苦太多，需要用“善”來勸喻自己，也麻痹自己。殊不料，這更助長了“惡”的為所欲為。
倘若人性都是善的，什麽監督，什麽法製，統統都不需要，僅有道德說教足矣。
倘若承認人性之惡，必然要求民主，要求法製，要求對掌權者的有效監督，防止權力加倍釋放出人性之惡。
看來，以性惡說為基礎，反倒有助於民主與法製社會的建立。
散布在世界不同地方的不同民族，就像地球上那成千上萬條不同的河流一樣。在歸於大海之前，它們有著不同的流域，攜帶著不同的泥沙、不盡相同的養分。它們或輾轉於崇山峻嶺之間，或流淌於一馬平川，造就出各自不同的輝煌，也造就出各自不同的曲折。其中一條最長、最曲折的河流，是我故鄉大地上那條時而高歌、時而悲鳴、常常沉思的河。構成這條曆史長河的億萬水滴，就是我的先輩、我的父老鄉親。
他們有著為世人讚頌的品質——吃苦耐勞、含辛茹苦、任勞任怨，但卻壓抑了人趨樂避苦的本性。不知道趨樂避苦是人的權利，更不知道向統治者爭取這個權力，而隻會在生命受到威脅時，才被迫抗爭。
他們也是世界上最聽話、最守紀律的一群人。不管封建社會的那一套法律，那一套以皇權意誌為轉移的法律，他們從來沒有參與過製定，也從沒想到過參與。但他們也隻有在死亡逼來時，才會無法無天。
他們早已習慣了幾千年來的等級秩序。他們從未思考過，這種等級製度從何而來、是否合理。更不會想到，那些天然高人一等的官僚和皇親國戚，都是靠著他們繳納的稅賦而生存的。他們自然也不知道，納稅和納稅人權利的對應關係。他們不能影響官員的權力，而官員的權力卻可以決定他們的生死禍福。這種顛倒了的關係，讓他們積累了對權力的崇拜和恐懼。為降低這種恐懼，他們在遭遇權力時，往往以“蝕財免災”的方式，減少權力對自己的危害。
在封建等級統治秩序下，明哲保身、盡量少惹官非的它們，其實是最重情、最懂得感恩的人群。來自“上麵”的一聲謝謝、一句道歉、一份薄禮，他們就會感激涕零，甚至誠惶誠恐，焦慮自己還有什麽地方做得不好。世世代代盼望聖君、明主、清官的他們，也對偶爾出現的所謂聖君、明主、清官感恩戴德。似乎他們的幸福或痛苦，就取決於有沒有聖君、明主、清官的出現。他們從來沒有把社會管理者與自己，放在平等的尺度上去思索過，當然就不可能去要求監督統治者、去爭取與統治者一樣的平等權利。
曆史，確實是一條長河。不管它流過了多少歲月，也不管它經曆了多少曲折，它終歸要匯入那包容一切的大海。
曆史這條長河，是無比強大的河流，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它朝向它要去的地方。但，它的確又是由無數細小、柔弱的水滴構成的。而決定曆史走向，乃至曆史曲折的，恰恰是這些聚集到一起的、單個就無法生存的細小、柔弱的水滴。
當我們近距離觀察他們時，他們是那麽平淡無奇。但當我們遠遠地觀望他們時，你才會領略到他們的波瀾壯闊，才會感受到蘊含於他們中的那股造就曆史、改變曆史的磅礴氣勢。
曆史上，出現過許多弄潮兒。他們當世之時，那麽顯赫、那麽不可一世。可在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曆史潮流中，他們中多數人灰飛煙滅，少數人因順應曆史而流芳後世。任何個人締造曆史、改變曆史的神話，隻存在於書本中，存在於創造金錢和權力的創造衝動之中。
而那些流芳的弄潮兒，正是被曆史長河中，那些微不足道的眾多小水滴，“抬舉”起來的。
上一個世紀中葉，曆史終於出現了奇跡。
懷抱著“共產主義就是大家發財”（林彪語）的一群人，帶領大家，趕走了外來勢力，鏟除了本土豪強。無地的人，一夕之間有了土地；無財的人，分得了浮財。耕者有其田，工者有錢掙，人人有飯吃、有衣穿、有房住，成為了現實。
不滿足於眼前的人們，又向著各取所需的更美夢境，迅跑起來。僅僅過了幾年光景，大家不分你、我、他，吃的是大鍋飯，幹活一窩蜂。除了老婆、老公是私有的而外，一切都是屬於大家的——公有製確立了。
原有的、能夠作威作福的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團，不管它們是強勢、中勢還是小勢，都不存在了，全社會就剩下兩種人：“人民”和“敵人”。“均貧富”的千年夢想，終於破天荒地在“人民”中實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