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留痕——父親的回憶錄(六)
(2008-11-02 11:5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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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僑資合營企業
一九五二年六月一日,我拿著華南分局統戰部的介紹信,到太平南路62號(現在是人民南路)華僑工業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華建公司)報到。這一天,在三十多年以後,我工作單位的人事部門告訴我,我參加工作的時間應從這一天起計算。因為新商晚報是民辦報紙,在報社工作這一段時間不計算在內。也就是說,我退休離開中國,工作了三十八年,按規定,退休金是我退休時工資的百分之九十五,每月的退休金實為一百三十一元。
華建公司成立於一九五一年八月,是黃潔、王源興、薛兩請、李祝朝、黃複康、施子卿幾位印尼華僑出資與政府合辦的公私合營企業,棣屬省工業廳管理。公司董事長黃潔,副董事長王源興,總經理杜倫,副總經理薛兩清,貿易部經理李祝朝,財務部經理施子卿,工業部經理肖國藩,秘書處處長江穆。杜倫是公方代表,肖、江兩位是民主人士。這是新中國最早成立的由華僑投資的公私合營企業之一。公司開始創建時,就製訂了完善的章程,最大的特點是對企業的盈利分配作了明確的安排,叫做”四馬分肥” ,即利潤所得稅、 企業公積金、股東紅利、職工福利基金 四項按規定的比例提成,照顧到各方麵的利益。可以說,這樣的安排包含著現代企業管理的元素。
華建公司初期的業務是進出口貿易,通過香港的代理商出口國內的土特產品換取外匯,進口國家需要的物資如醫藥原料和藥品,也進口過一批手表供應給在朝鮮作戰的部隊,據說是配給營級以上的幹部。公司當時最主要的任務是從英國進口一套麻袋紡織設備,建設一間規模較大比較完善的麻袋廠。
我到華建公司工作,先是在秘書處管理文書檔案。由於公司的業務發展很快,特別是籌建麻袋廠的工作相當繁重,人員十分缺乏。公司成立了人事科,省工業廳調來部隊轉業的營級幹部秦德夫當科長,調來部隊轉業幹部郝繼祿負責保衛工作,我被調到人事科 工作,管理人員調配。其間,從華東紡織工業學院要來一批畢業學生作為技術骨幹,安排了一批參加過“土改”的幹部,接收了一批因東南亞國家排華回國的難僑,並從社會上召收了一批工人。華建麻袋廠的建設從一九五二年開始,進展十分順利,一九五三年就投產,當年就生產麻袋二十多萬條。此後,公司又投資建設了清遠華建糖廠,並購了徐聞糖廠。華建公司的發展,顯示出當時經濟政策的生命力。實行公私合營,是後來在城市對私營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形式。應該說,華建公司在這方麵的探索是成功的。
華建公司是一個公私合營企業,一開始就實行薪給製,有別於當時政府部門實行的供給製。初到華建公司時,我就有五十元左右的工資,到一九五四年工資改革時,公司套用政府部門的標準,我的職級是二十二級,每月有六十元的收入。我到華建公司工作後,便開始按月給家裏寄錢,幫助父母供養年幼的弟妹。同時,也開始改善自己的生活。我先後在公司買過兩塊手表,一塊給了父親,我自己留了一塊;穿的、用的都比到廣州初期好多了。此外,就是買書:象辭源、俄華辭典這一類的工具書和文學作品,也有當時必讀的馬、列著作。這些書籍相當多,在我離開廣州到大連學習時,沒有地方保存,便拿去舊書店賣了一部分,得八十多元。沒有賣的,放在一位同事的家裏。
我在華建公司工作了四年。這是我國社會發展變化的一個重要時期。一九五二年,由於國內戰爭影響而遭到破壞的國民經濟得到了恢複。一九五三年,朝鮮停戰協定簽字,我國開始了第一個五年計劃,這一年,中央提出了我國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要在我國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同時,對農業和私營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到了一九五四年,城市和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各行各業出現了較快發展的勢頭。在這樣的形勢推動下,公司鼓勵年青的幹部學文化,學政治,學俄語。這一時期,我和許多年青的幹部一樣,生活充實,心情舒暢,有強烈的求知欲望。我報名參加了省政府開辦的幹部業餘中學高中部學習;每星期六晚,聽公司請來專人教授的俄語課,另外安排時間到工業廳聽蘇聯專家的俄語課。我喜歡蘇聯的文學作品:普希金、萊蒙托夫的詩,高爾基、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的小說;喜歡看蘇聯電影:“幸福的生活”“難忘的一九一八”“靜靜的頓河” 等等 。也讀了一些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國家與革命等等,但沒有完全讀懂。我對學俄語的興趣很大,靠著字典的幫助,曾經啃了大半部的俄語版《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學過唱俄語歌; 一九五九年,我在大連學習的時候,還可以閱讀和翻譯一些簡單的俄文資料。這以後,就沒有接觸俄語了,完全荒廢了。
公司的業務進展順利,很快有了盈利。按照公司章程的盈利分配方案,有一筆相當不錯的福利基金。公司成立一個職工福利小組,讓我當組長,小組商量後,給每個職工發了相當於一個月工資的獎金,並給每個職工一支進口的當時價錢相當昂貴的自來水筆(時值約三十元)。同時購買一批 公用的文化娛樂用品。 公司的物質條件較好,業餘生活豐富多彩。公司領導與員工之間、員工與員工之間的關係比較融洽,同事之間經常在節假日互相來往探訪,包括董事長、總經理都與員工一起郊遊、一起看電影、一起下象棋、一起跳交誼舞。從國外回來的同事,熱情好客,有家庭的常常請我和單身的同事去作客,或者聽音樂,或者玩撲克牌。那時,省政府所屬各單位經常在周末開交誼舞會,公司也經常開舞會,我不會跳舞,女同事們都十分熱心要教我,開始時,我有些拘謹,不太自然,但擋不住她們的熱情,次數多了,也就跟著學跳慢三慢四步。可惜這種比較寬鬆的政治環境、人與人之間和諧的氣氛沒有維持多久就因為政治運動改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