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留痕——父親的回憶錄（四）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三日，我離開我成長的故鄉。祖母陪送我到乘車的地方，她叮囑我路上小心，祝福平安後，她就回家了。我乘一輛破舊的燒木炭的汽車到了三埠，然後轉乘開往廣州的當時特有的花尾渡（由一艘小火輪拖著走的有兩層船艙的渡船，可容二至三百人）。同船一起往廣州的有同學司徒旋和司徒堯，他們是到廣州探親的。我到廣州的頭一天晚上， 是住在他們的親戚家裏。第二天，我才到報社報到。從此，開始了我的漫長的人生曆程。

廣州解放後的第一張晚報

廣州新商晚報是一份民辦報紙，創刊於一九五O年六月（日期不確），是著名的愛國華僑領袖司徒美堂先生倡辦的 。社長是司徒炳鶴先生，副社長是司徒權先生。炳鶴先生當時是美堂先生的秘書，長期跟隨美堂先生在北京工作。報社的日常工作，實際上是由司徒權先生主持。
新商晚報是一份對開四大版的大報。版麵活潑，內容豐富。除了刊登國內外和本地重要的新聞外，還有刊登雜文小說、社會軼聞的副刊，專門介紹粵劇和電影的娛樂版，有刊登當日糧油糖布等多種日用品的市場價格的經濟版 ，解答讀者疑難問題的社會服務版，等等。後來出版的羊城晚報的版麵，早期與其十分相似。例如羊城晚報的<五層樓下>，與原新商晚報的<街頭巷尾>，<廣州風景線>是一個模式。
我初出校門，司徒權先生根據我的情況，安排我到校對組當校對員。我在學校的時候，語文成績尚好，學習做校對工作也就比較容易。一個月的見習期滿，我當上了正式的校對員，月薪從一百二十斤大米升到一百八十斤大米。不久，又提升到二百八十斤大米。剛解放的廣州，物價很不穩定，員工的薪水，是按大米的價格結算的。後來，政府決定實行按工薪分值計算的薪酬製度。工薪分值由政府物價部門根據物價指數計算定期公布。我的薪水是一百四十五分，折算為當時的貨幣將近五十萬元（等於現在的五十元）。這個收入，以一個人的生活開支來說，當時是算不錯的。在抗美援朝捐款時，報社發動員工捐獻，我捐了一百萬元(分幾個月從工資中扣繳)；祖父病逝，我給家裏寄了幾十萬元。這樣一來，我在報社工作了一年，也沒有多餘的錢存下來。報社結束時，我的退職金隻有能維持三個月的吃飯錢。
報紙出版一周年，發行量從初期不到一千份增加到二千多份。為此，出版了紀念專刊。在北京的不少著名民主人士給報紙題了辭，記得有郭沫若先生，黃炎培先生，馬敘倫先生，胡愈之先生等等。新商晚報的報頭，創刊時就是郭沫若先生題寫的。這時候，美堂先生視察粵中地區（現為江門市管轄區）土地改革回到廣州。在這之前，報紙已發表過關於美堂先生視察粵中土改的長篇通訊報導。為此，報社特別安排在廣州一德路的陸羽居茶樓宴請美堂先生。我是編輯部最年輕的員工，又是美堂先生的同宗晚輩，司徒權社長特別領我到美堂先生跟前和他見麵，他很高興，並詳細詢問我的家庭狀況。不久，我又和報社的同事一起參加了在省政府交際處為美堂先生舉行的宴會。以後，就再沒有機會見到 這位一生愛國，德高望重的宗長。美堂先生於一九五五年五月在北京去世，享年八十九歲。
報社是民辦企業，那時還沒有建立黨和團的組織，我的團組織關係在永漢區印刷工人支部，人數不多，分散在幾個工廠，活動較少。報社也沒有工會。晚報的工作時間，按工作分工，負責編輯校對的部門要在中午前把版麵編校完畢，經總編輯或副總編輯審核簽字交印刷部門印刷，這一天的工作就算完成了。下午一般不按排工作，但星期日也不休息，照常出報。在這種情況下，報社要求員工自行組織政治學習，以提高政治思想水平，適應新形勢的需要。由於組織鬆散，沒有計劃，又比較自由，收效甚微。我在工作之餘，較多的時間是看報社訂購的各地報紙，或者到附近小學球場打籃球，偶爾也看電影；副刊、服務版的編輯看我年紀小，不時邀約我上茶樓聊天；校對組的幾位同事，還會湊寫些如 <街頭巷尾> 這類短小稿件賺點稿費，一起到酒樓聚餐聯絡感情。這樣的生活過了將近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