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留痕——父親的回憶錄（五）

報紙在當時是一個特殊的行業，由軍管會新聞出版處管理。初期，報社有接收電報的機器，可以直接接收新華社的新聞稿，但也可以接收其它方麵的電訊。鑒於當時國內外的戰爭形勢，公安部門對公用和個人的無線電器材實行管製，報社接收電報的機器被封存，個人的收音機不能接收短波電台。國內國外的新聞來源隻能使用由軍管會發出的新華社新聞稿。報社每日派人到新聞處取電訊稿，編輯選稿的時間和範圍都有些影響。為了吸引讀者，避免與日報的新聞太多重複，晚報就盡可能采用當日發生的消息，多用本報記者采訪本地的新聞，使報紙的版麵新鮮和充實，報紙的發行量逐步上升。
報社的編輯人員多數是有辦報經驗的老報人。社長司徒炳鶴先生解放前曾在香港華商報任職，專欄作家；曾任副總編輯的耿庸先生解放前就在多家報紙任編輯，離開新商晚報後，任上海展望周刊編輯部主任，新文藝出版社編輯。與我接觸較多的是副刊編輯陳子殷先生和社會服務版編輯林彬先生，他們向我這個初入行的新手傳授不少有關報刊方麵的知識，也給了我很多學習提高的機會。報紙的校對工作，要經過初校、二校，然後並成整版大樣進行最後一次校對。我在報社的後期，由於報紙的發行量增加，二三版要提前付印，報社安排我在晚上工作，單獨負責對副刊整個版麵的最後校對，處理排版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定版簽印。
正在報紙發行量逐步增加，我對從事新聞工作產生了濃厚興趣的時候，司徒權社長突然宣布報紙要在一九五二年元旦停刊。報社給每位員工發的證明書是這樣寫的：茲因本報響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第三次全國委員會“增產節約以支持中國人民誌願軍”的號召，調整報刊，節省人力物力，自動於一九五二年元旦起停刊，特發給離職證明。這個消息，對我無疑是一個晴天霹靂。何去何從，一時之間，我感到彷徨。
新商晚報停刊，是有關方麵根據當時的政治形勢作出的決定。報紙停刊後，有的同事轉到中學教書，有的到其它地方工作，司徒權社長讓我和幾位同事繼續留在報社，等待善後安排。這一年的春節是陽曆一月二十七日，社長把我和幾位留下來的同事請到他家裏吃年夜飯，席間他詢問我們的打算，我還沒有來得及回答，他就說會幫助我找機會去北京讀書，使我興奮不已。當晚，在他家裏喝酒，我醉倒在他家裏的沙發椅上。
春節過後幾天，司徒權社長要我和他一起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統戰部。那天早上，細雨如絲，寒氣逼人，我們騎自行車到了米市路當時統戰部的所在地。一位姓徐的科長在會客室接待了我們，向我們轉達部領導的意圖，要我們通知報社全體員工返回報社開展“三反”運動。也許因為我是報社唯一的一個青年團員的緣故，要把我作為運動的骨幹分子使用，所以社長才會把我帶來統戰部。隨後，統戰部的一個三人工作組來到報社領導運動。工作組的領導希望我帶頭站出來揭發報社的問題。 我意識到這是要把矛頭指向報社的領導。這時，我感到很為難，便將自己的實際情況告訴工作組的領導：我進報社之前，不認識報社任何人；和報社的領導雖然同姓，但沒有親屬關係；我進入報社做校對工作不足一年，報社內部的運營情況，很不了解 。工作組的領導，理解我這個初出茅廬青年的處境，隻要求我在大會上作正麵發言，擁護和積極參加這場運動，再沒有向我出更多的要求。報社的“三反”運動進行得還算比較和平，沒有出現過度激烈的場麵，也沒有抓到“老虎’’。其實，在新商晚報這樣一家已經停辦的民營報紙開展“三反”運動，一開始就是一個方向性錯誤。對我來說，這是我進入社會後第一次參加的政治運動。
華南分局統戰部對新商晚報的處理是善始善終的。“三反”運動後期對每一位參加運動的員工都做了結論和鑒定，並根據各人的情況盡可能安排了新的工作。司徒權先生和編輯部的幾位同事到海南島，幫助少數民族地區進行政權建設。我後來才知道，司徒權曾任海南行署文教處的科長，林彬曾任保亭縣文教科科長，餘霖在海口市一個商業公司任職，有幾位中途自行離開了海南。我被安排到省工業廳管理的廣州市公私合營華僑工業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自然，曾經有過的去北京讀書的夢想也就破滅了。
我在新商晚報工作期間，司徒權先生對我在工作、待遇、生活方麵給予很多的關注，幫助我在較短的時間從一個初出校門的學生成為一個新聞工作從業人員。特別是在報社結束後，他專門為我安排了住房，並為我後來的工作安排操心不少。他是一位可敬的宗長，他到海南工作後，給我寫過信；在和他分別後十多年，我有幸在廣州愛群大廈開會時再次見到他。
新商晚報是廣州解放後出版的第一張大型晚報，也可能是新中國成立後出版的第一張晚報，比一九五七年才出版的羊城晚報早了許多年。新商晚報的辦報風格，貼近讀者，在傳播國內外信息、豐富社會文化生活方麵，受到讀者的歡迎。但遺憾的是，在<廣州市誌>的網上沒有這張報紙的信息，在其它的互聯網上也沒有它的信息。而最了解這張報紙的，恐怕隻有現在居於北京已經九十多歲的司徒炳鶴先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