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的中國書畫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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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俊英  

 

 

日本的中國書畫收藏，尤以關西地區受中國辛亥革命影響較大。辛亥革命以前，日本的中國書畫收藏主要是古鐮倉、室町時代以禪宗寺院和足利將軍家為中心收藏的書畫，或江戶時代黃檗宗帶去的書畫。辛亥革命以後，中日兩國社會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日本由明治進入了大正時代，日本人也以此為契機，掀起了中國書畫收藏熱。以日本關西地區為中心的中國書畫收藏，不論從形式上，還是從內容上，皆與之前大相徑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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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田家族和博文堂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已經正式走上向近代國家轉型的道路。隨著眼界的不斷開闊，日本人的中國觀逐漸回歸到“重新認識中國”的軌道上來。在戰亂中，中國古代書畫大量流入日本，開啟了新的傳承命運，出現了中國書畫流入日本的第二次浪潮。在日本近代中國書畫鑒藏史上，有多位以家族為單位的收藏團體聞名於世，如原田家族、黑川家族、藤井家族等。其中，原田家族以中國書畫在日本的介紹者身份，為中國古代書畫在日本的遞藏和傳播做出了重要貢獻。原田悟朗出身於武士家族，是日本著名出版社“博文堂”的第二代主人。明治維新讓很多日本武士階級失去了安身立命之基，他們當中擁有深厚的文化素養和雄厚財力的人們，開始投身於新興產業的熱潮。日本社會關於中國書畫的鑒藏活動也始於此時。日本學者采訪並整理的《原田悟朗先生訪談——大正、昭和初期中國畫藏品的建立》一文說到：

 

雖說我們早已了解中國爆發革命的詳情，但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突然有大批裝滿中國書畫、銅器、陶器、緙絲等美術品的包裹從中國寄來，當時還是感到非常詫異的。

 

作為當時最著名的出版人之一，原田悟朗在那之前從未接觸過中國藝術品，也是以此為契機，他正式成為中國美術品尤其是中國書畫在日本的介紹者和傳播者。在《原田悟朗先生訪談——大正、昭和初期中國畫藏品的建立》一文中，原田悟朗還說到：

 

由於父親當時不明就裏，便去請教其好友內藤湖南先生，將收到的部分物品展示其麵前，並告知內藤先生有這樣一些物品從中國寄來。內藤先生並未感到意外，隨口問道：“已經寄到了嗎？好快啊！”原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統治，如同日本明治維新一樣，效力於宮廷的達官貴人失去蔭護，隻得自謀生路。所以他們希望將收藏的美術品變現，便拜托京都大學方麵在日本引薦合適的認識。內藤湖南先生推薦了父親原田莊左衛門。於是，對方很快將東西寄來。

 

當時，京都大學擁有一大批優秀的漢學家，如內藤湖南、狩野直喜等人。這也是京都大學方麵將此重任交付內藤湖南的原因。同時，日本外務省還通過當時的“中國通”犬養木堂來聯係從中國向日本寄送美術品的相關事宜。原田父子在當時日本出版界有較高聲望，在內藤湖南和犬養木堂的雙重推薦下，物品從四麵八方寄送至博文堂。在原田悟朗的訪談中，他還回憶道：“陳寶琛十分擔心宮廷書畫藏品在戰火中損毀散佚，冒著巨大危險向原田悟朗發來請求，希望這些難得的稀世珍品能在鄰國日本得到完好保存。”在首批運送的美術品中，有大量傳世珍品，如現藏於大阪市立美術館的文嘉作品《琵琶行圖》便在此列。

 

文嘉《琵琶行圖》

 

 

辛亥革命之後，一些與清宮無關的人士也開始向日本寄送美術品，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林長民。他身居高位，靠賣藝術品來籌措內戰軍費。也可以想象，他寄送到日本的美術品質量非同一般。原田悟朗曾說到：

 

林長民寄來的物品數量驚人，足足裝滿了十幾個大型中式行李箱。他的包裹，困紮方式特殊，箱子上綁著好幾道繩索，十分牢固。他雖出身軍旅，但很有品味，寄來的物品中有很多珍品。如現藏於京都國立博物館的吳曆《岑蔚居產芝圖》便在其中。

 

原田家族具有雄厚的財力，但麵對這樣龐大數量的美術品，他們也沒有足夠的經濟能力接收。原田作為重要的出版人，憑借其巨大社會影響力，向與他們有往來的友人、財團等不斷介紹，最終打動了很多對中國美術品感興趣的人。其中就包括日本重要收藏家上野理一、小川為次郎等人。當時能真正理解中國美術品的人為數不多，也有部分美術品無人接收，其中靄靄莊舊藏的一千四百餘枚古銅印便是此類，這些古銅印藝術價值雖高，但卻無人願意收藏。後來，經犬養木堂給藤井善助寫信，向其提供了具體接收方案後，藤井善助才將這批古銅印接收。自此，藤井善助走向了收藏中國美術品的道路，成為真正的藏家，逐步建立了“藤井齊成會有鄰館”，至今在中日兩國藝術品收藏界仍有較高聲譽。在原田的帶動下，同期開始走向中國美術品收藏之路的藏家有很多，如富岡鐵齋、山本澄懷堂、桑名九華印室、高島菊次郎等。

 

博文堂在日本出版界頗具盛名，在收藏中國書畫作品的同時，還複製大量優秀中國書畫作品並結集出版。作為出版人，原田將這些中國書畫刊行是件普通的事情，但對於當時的普通日本人而言，見到數量如此龐大的書畫珍品實屬難得。他的這一舉措開闊了普通人的視野，為日本人形成全新中國觀提供了重要原動力，也為日本社會對中國美術品的認知提供了絕佳的立足點。此外，一九二八年，原田悟朗策劃了題為“北宋以前南畫展覽會”的展覽，將南畫正式帶入日本人的視野，此次展覽會的圖錄就是眾所周知的《南畫淵源》。此前，北宋譜係繪畫在日本廣為人知，這次展覽會扭轉了日本人錯誤的中國繪畫觀。內藤湖南曾說道：

 

這些新傳入日本的中國畫，從數量上看，無疑遙遙領先於此前傳入日本的中國畫；從作品來看，新舊之間也存在著根本無法相比擬的差別。其中，很多在美術史上有很大影響力卻從未見過的名家真跡，這些作品才是傳承有緒的真正名作。

 

內藤湖南見到這些作品時心情激動，措辭也有誇張的成分，可見這次展覽會作品內容之豐富。同時期，在東京舉辦的“唐宋元明名畫展”，亦有大量前所未有的中國畫。這些展覽會的舉辦及相關圖錄的出版，讓宋元書畫真正走進日本社會，為日本在中國書畫研究領域飛速進步奠定了良好基礎。

 

在這樣的背景下，宋元時期書畫珍品伴隨著日本人對中國美術品的新認知陸續傳入日本，掀起了中國美術品在日本的收藏熱，也是日本的中國美術品鑒藏團體形成的開端。在中國美術品流入日本之初，人們對書畫作品藝術價值的認知尚未達到一定高度，導致在中國書畫交易熱潮中，一些書畫名作與日本藏家擦肩而過。最具代表性的要屬現藏於美國波士頓美術館的鎮館之寶、閻立本的《曆代帝王圖》，曾三度被送到日本售賣，但終因無人購買而未能留在東洋地區。又如現藏於美國弗裏爾藝術館的趙孟頫《二羊圖》和鄒複雷的《春消息圖》等書畫珍品，都經曆了這樣的命運。此外，當時也有很多具有爭議的作品，不受藏家的喜愛。如《瀟湘臥遊圖卷》初到日本之時，由於畫麵過於精美，一度被認為是偽作，而無人收藏。值得慶幸的是，時任東海銀行行長的菊池長四郎以其獨到的眼光將其收藏，並悉心保管。即使在關東大地震時，此作仍免於被毀的厄運。除《瀟湘臥遊圖卷》外，菊池長四郎還藏有當時被看作異類的畫家八大山人、石濤等明朝遺民畫家、揚州八怪等畫家的作品。其中，當今備受推崇的《仿石濤揚子江圖》也是菊池長四郎的重要藏品之一。

 

《瀟湘臥遊圖卷》（局部）

 

優秀書畫藝術品的鑒藏需要雄厚的經濟實力、對藝術品的審美能力等多種因素，缺一不可。原田悟朗在中國書畫收藏方麵，除得到狩野君山、內藤湖南、長尾雨山、犬養木堂等對中國文化和藝術有深入研究的優秀人物的指導外，他自身對傳入日本的中國書畫的理解和作為優秀出版人的敏感性，都使他對中國書畫收藏的選擇有著獨到見解。他還將收藏的大量書畫珍品，編印刊行了圖錄。其最有名的藏品——八大山人的《山水花鳥畫冊》，為他後來成為書畫鑒藏大家奠定了重要基礎。內藤湖南曾說道：“原田悟朗對中國書畫的收藏，讓日本獲得了獨一無二的地位，即隻有我國才有資格來撰寫第一部詳盡的（中國）繪畫史。”可見，他在日本近代中國書畫鑒藏史上的地位。當時，隨著日本憲政運動的展開，愛好中國書畫且為犬養木堂支持者的博文堂第一代主人原田莊左衛門，在犬養木堂的引薦下成為中國書畫的進口商。博文堂依靠內藤湖南、長尾雨山、羅振玉等人來鑒定作品，與博文堂來往頻繁的書畫愛好者如上野理一、阿部房次郎、黑川幸七、藤井善助、小川為次郎等人，以及東京的山本悌二郎、菊池惺堂等人，形成了關西中國書畫鑒藏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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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藤湖南

 

 

著名學者內藤湖南兩次到訪北京，是日本的中國書畫收藏界的兩次重要契機。第一次是一九一〇年，內藤湖南及其同僚狩野直喜、小川琢治、富岡謙藏等人一起到訪北京，進行與敦煌文獻相關的考察，這次活動是明治時期日本收藏中國書畫的重要契機。此次訪問中國，他們見到了與之前傳入日本的中國畫完全不同的繪畫作品，他們造訪了當時第一大收藏家端方的宅邸，在端方的藏品中，他們首次見到郭熙的《溪山秋霽圖卷》（現藏美國弗利爾美術館）等許多中國書畫珍品。

 

《溪山秋霽圖卷》（局部）

 

《溪山秋霽圖卷》被後世看作是郭熙的代表作。然而，此種風格的作品在日本幾乎失傳，或者說北宋山水風格的作品在日本不多見。這次活動也讓內藤湖南打開了眼界。回國後，他將見聞告訴時任大阪朝日新聞社社長的上野理一，這也成為上野理一關注中國美術的一個重要契機。內藤湖南還將他向羅振玉借觀並帶回日本的《宋拓聖教序》轉讓給了上野理一，成為上野理一的藏品，也成為日本關西地區最早的一件中國美術收藏品。關西地區的收藏家及美術商博文堂的原田莊左衛門和原田悟朗父子對此也有了解。

 

在流入日本的大量中國書畫作品中，不乏經典作品，但若想從中購得名家劇跡，絕非易事。對於收藏家來說，獲取名作的渠道非常重要。內藤湖南於一九一七年再次訪問北京，成為日本的中國書畫收藏界的第二次重要契機。此時，恰逢北京著名收藏家們為天津水災募捐而舉辦的為期一周的京師書畫展覽會，展品每天更換，令內藤一行再次飽覽當地藏家的藏品。展覽展出了當時著名收藏家完顏景賢、顏世清、關冕鈞、郭葆昌、金城等人的藏品，從六朝至清代的作品高達三百七十一件。展出的作品中，完顏景賢的藏品多達四十二件，其中包括張僧繇的《五星二十八宿圖卷》、王維的《伏生授經圖卷》、李成和王曉合作的《讀碑窠石圖》、燕文貴的《溪山風雨圖卷》（別名《江山樓觀圖卷》）、龔開的《駿骨圖卷》等。他的藏品繼承了已故藏家端方和盛昱的舊藏，十分豐富。展覽還展出了蘇軾的《黃州寒食帖》、米芾的《草書四帖》、馮子振的《居庸關賦卷》等書法名品。博文堂根據內藤湖南提供的信息對完顏景賢所藏名品進行追蹤調查，並將這些藏品轉售給阿部房次郎，從而形成了阿部房次郎的主要藏品群。有了內藤湖南掌眼後，日本藏家的藏品質量也較之前直接從中國購入的狀況有很大提高。從這些展品信息來看，除蘇軾的《黃州寒食帖》是東京的菊池惺堂所經手外，其餘全部是阿部房次郎入手的。

 

米芾《秋登海岱樓作詩帖》

 

當時，歐美藏家亦以雄厚的財力參與其中，競爭激烈。創立弗瑞爾美術館的查爾斯·弗瑞爾於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一〇年間四次訪問中國，並搶在內藤湖南之前兩次造訪端方，最終購得郭熙的《溪山秋霽圖卷》。時任波士頓美術館中國日本美術部部長的岡倉天心則在一九一二年到訪完顏景賢的半畝園，購得《宋元畫冊拾翠》。此畫冊包含南宋夏圭的《風雨行舟圖》，一九一〇年曾在景賢宅邸見過此圖的瀧精一在《國華》雜誌中對其讚不絕口。此外，波士頓美術館還藏有唐閻立本《帝王圖卷》、宋徽宗《搗練圖卷》等名品。在這樣的背景下，以犬養木堂、山本悌二郎、藤井善助為首的日本藏家一致認為，東方的藝術品應被東方收藏。

 

在日本關西地區形成收藏中國書畫的態勢之後，廉泉、龐萊臣、金城、顏世清等中國藏家亦將其藏品售賣其間，關西地區的藏品遂日漸豐富。藤井善助入手的郎世寧、唐岱合作的《春郊閱駿圖卷》，原為清朝內府藏品，義和團運動後現於琉璃廠，為金城所購，開始在市麵流轉。據一九一七年“京師書畫展”圖錄及一九二八年在東京舉辦的“唐宋元明名畫展”的圖錄記載，此畫曾在這兩個展覽上展出過。此後，藤井善助從金城長子金開藩手中購得。

 

憑借在大阪朝日新聞當評論記者時養成的行動力及對機會的敏銳感覺，加之其在政商兩界豐富的人脈，內藤湖南在關西地區收藏中國書畫的風潮中，發揮了重要的引領作用。而且，他的領袖特質不僅體現在這一點，還以其博覽中國一流作品的經驗，以及作為曆史學者、文化學者所擁有的廣博知識為支撐，確立了對中國書畫獨特的認知，並大力宣揚這種觀念。在繪畫方麵，他推崇明末董其昌倡導的南北宗論及南宗正統畫論，認為南宗起於唐王維，繼之以五代北宋的董源、巨然，元末四大家，明沈周、文徵明，一直到清初“四王、吳惲”這一支為正統，而不應學習肇端於唐李思訓，南宋畫院馬遠、夏圭以及明朝浙派所師承的北宗。並認為，之前流入日本，被日本人所推崇的繪畫風格，不過是具有強烈地方色彩的畫風，而並非正宗中國傳統繪畫。然而，內藤湖南不是教條地宣揚此種理論，而是進一步堅持遵循中國繪畫的主流觀念。他還認為“隻有通過實際作品，才能體現古代的繪畫觀，並以一種超乎尋常的熱情引領了藏家們的收藏活動”。在書法方麵，內藤湖南尊以王羲之為典型的晉唐正統書風，主張研究傳承唐代以前的書法作品及古代筆法的智永《真草千字文》等作品。楊守敬赴日，攜帶了大量金石碑拓，為日本書家打開了眼界，開啟了崇尚六朝碑學的風尚。但內藤湖南等人的主張卻與之不相容，他依然認為唐風書法為書學的正統。其言行與主張不僅被藏家所接受，也得到當時學者們的讚同，其周圍聚集了狩野直喜、長尾雨山、富岡謙藏、青木正兒、伊勢專一郎、神田喜一郎等眾多學者。即當時被稱為“京都學派”。其中，長尾雨山孤身一人在京都，他在擔任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時卷入教科書貪汙事件後辭職，一九〇二年移居上海，在商務印書館從事翻譯工作，一九一四年回國。長尾雨山是能作漢詩也能寫中國傳統書法的文人，在上海時與鄭孝胥、吳昌碩等文人常相往來。他與內藤湖南一起，指導關西地區的中國書畫鑒藏活動。藏家入手作品後，往往請內藤湖南與長尾雨山出麵鑒定，並請他們題跋。至今，流傳日本的名作基本都可見內藤湖南和長尾雨山題跋。

 

羅振玉也是關西收藏成勢的關鍵人物。他在中國以研究金石文字學著名，辛亥革命爆發後，經友人內藤湖南的協助，攜弟子王國維及家人赴日本避難，曾在京都生活八年之久。赴日之際，他攜帶了大量書籍、甲骨、青銅器、古玉、書畫等文物，數量多到搬運一個月都沒有搬完。但為了支撐大家族的生活和繼續從事研究，他不得不將其中大部分藏品出售。他還經常為日本收藏家們的藏品進行題簽、題跋等，關西收藏界能常見到羅振玉的題簽、題跋和蓋有其印章的書畫。如上野理一藏《王羲之宋拓十七帖》、小川為次郎藏王維《江山雪霽圖卷》及董源《溪山行旅圖（江南半幅）》等名作上均可見到羅振玉的題跋。比起內藤湖南，羅振玉更加推崇始於王維的“南宗衣缽”的南宗論，且屬於尊王羲之為正統帖學派的代表，他對關西地區的收藏方向起到了決定性的影響。

 

內藤湖南作為京都學派的代表人物，他對中國書畫的鑒賞眼光獨到。他認為收藏中國書畫應以“開啟日本人正確鑒賞中國書畫的眼光”為目的，進而提倡時常在關西地區舉辦各類書畫展等活動。如在京都舉辦的以長尾雨山和內藤湖南為中心的雅集、紀念因王羲之《蘭亭序》而知名的蘭亭修禊“癸醜上巳之日”的蘭亭會、紀念蘇東坡誕辰的壽蘇會（五次）、以及紀念蘇東坡詠歎《前赤壁賦》的“壬戌寄望”的赤壁會等。雅集時由參加的文化人及藏家帶來書畫作品並在現場陳列展示，參加者也為此競相收集優秀作品。一九二四年的蘭亭會中展出的犬養木堂藏《定武蘭亭序》、安達萬藏收藏的《王羲之遊目帖》等作為其中受到高度關注的收藏成果，對於促進日本關西地區高質量的收藏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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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藏團體及收藏機構

 

 

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書畫收藏，按地域劃分為關東和關西兩個區域。關西地區的藏家和藏品在全世界影響很大，主要收藏機構和收藏家包括京都國立博物館的上野理一及須磨彌吉郎收藏、藤井齊成會有鄰館的藤井善助收藏、泉屋博古館的住友春翠和住友寬一收藏、大阪市立美術館的阿部房次郎收藏、黑川古文化研究所的黑川幸七收藏、奈良大和文華館的矢代幸雄收藏、信樂觀峰館的原田觀峰收藏、澄懷堂美術館的山本悌二郎收藏。其中，須磨彌吉郎、住友春翠、住友寬一、林宗毅、山本悌二郎的藏品是以東京為中心購得。

 

（傳）唐·王維《伏生授經圖卷》

 

 

（一）上野理一、阿部房次郎、山本悌二郎、黑川幸七、藤井善助

 

他們的收藏全部為宋元明清的藏品。辛亥革命初期，日本關西地區掀起中國書畫收藏熱，他們購得大量藏品。阿部房次郎的藏品主要購於北京和上海，其中宋元以前書畫是他收藏的重點，他還購得完顏景賢和清宮舊藏的名品，如（傳）唐代王維《伏生授經圖卷》、（傳）北宋李成、王曉《讀碑窠石圖》、北宋燕文貴《江山樓觀圖卷》等。阿部房次郎熱愛東亞美術，對中國書畫有著特殊的情結。他在其編著的圖錄《爽籟館欣賞》中說到：

 

導正偏重物質主義、輕視精神文明的風潮，實有其必要性。希望借由藝術調和人心，培養優雅氣質。相較於歐美，日本設立美術館機構的起步時間較晚。東亞古美術中，又以中國美術的成就最高。這樣的中國美術品在兵亂中散佚毀壞，著實令人難以忍受。

 

當時中國因戰亂導致大量文物散佚，流失海外，阿部房次郎在文中闡述了自己從事藝術品收藏的原因，他盡一己之力擔負起對這些珍貴文物保護的責任。

 

（傳）北宋李成、王曉《讀碑窠石圖》

 

 

 

（二）住友春翠、矢代幸雄

 

他們的收藏以宋元明清的藏品為主，但他們的藏品不僅限於中國書畫，還有日本、韓國的書畫等。除書畫外，住友春翠還以中國古代青銅器的收藏聞名於世。他的重要書畫藏品有（傳）閻次平的《秋野牧牛圖》和清代沈銓的《雪中遊兔圖》等名作。此外，矢代幸雄與大和文化館有密切關係，在大和文化館創立時，矢代幸雄負責搜集藏品，做出很大貢獻。其著名藏品（傳）北宋趙令穰的《秋塘圖》和李迪的《雪中歸牧圖》等就是矢代幸雄所購得。

 

（傳）北宋·趙令穰《秋塘圖》

 

李迪《雪中歸牧圖》

 

 

 

（三）住友寬一、橋本末吉

 

他們以收藏明清時期的作品為主。住友寬一的收藏主要以明末清初為主，尤其明代遺民畫作較多，如“明末四僧”，石溪、石濤、漸江和八大山人等富有個性的書畫大家，他還致力於將這些名家精品收集齊全。他的收藏名作如八大山人的《安晚帖》和石濤的《廬山觀瀑圖》。這也是後來住友寬一的中國書畫收藏享譽全世界的原因。比起住友寬一，橋本末吉收藏的明清書畫範圍較為廣泛，他鍾情於明末清初怪異畫風和江南都市畫派的作品。他的藏品中最有名的作品如石銳的《探花圖卷》、吳彬的《溪山絕塵圖》、龔賢的《雲林山居圖》等。

 

八大山人《安晚帖》

 

 

石濤《廬山觀瀑圖》

 

吳彬《溪山絕塵圖》

 

 

（四）須磨彌太郎、原田觀峰、林宗毅

 

他們的收藏以近現代中國書畫作品為主。二戰前，須磨彌太郎曾在中國做過十一年的外交官，他利用長期在中國工作的便利條件，關注中國書畫的收藏。他和北京、上海、廣州等地的許多畫家都有交往，他還大量收集了齊白石、劉海粟、高劍父等人的作品。林宗毅原為台灣名門家族成員，後加入日本籍，他的藏品朝代涉及從明清到近現代，部分存放於中國台北故宮博物院和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近現代書畫藏品捐獻給日本和泉市久保惣紀念美術館。原田觀峰是日本的書法教育家，他的藏品以近現代書畫為主，多作為書法教學資料使用。林宗毅和原田觀峰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收藏書畫，恰逢中國大量書畫作品流向海外的時期，還有大量海派書畫家年輕時的作品一並流入日本，這些作品也為藏家提供了更多選擇。

 

此外，關西地區還有許多規模略小的私人美術館及收藏家。他們對中國書畫的鑒定和收藏也是近代日本書畫鑒藏體係的重要組成部分，為當今學界進行中國古書畫鑒藏相關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原標題：簡述近代日本書畫鑒藏體係的形成——以中國書畫鑒藏為中心

原載《書法》雜誌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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