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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品賞的“理”與“法”
文 / 徐利明
宋人郭熙言:“遠觀其勢,近取其質。”(原句為“真山水之川穀,遠望之以取其勢,近望之以取其質。”)即藝術品賞時,首先要感受作品的“勢”,體味其氣勢、意韻、氣象,接著再品賞作品的用筆、結字、布局、用墨等具體的形式表現,甚至對其筆觸細節深入品味。“勢”是精神的、感受的、可以意會、難以置信的。而對“質”的深入認識,則要研究其以何種筆法、何種技巧、何種墨法、何種形式,有助於我們更好地品賞作品的“質”。“質”是實在的、物化的、有規則的、可以解釋的。
齊白石書法
我們走進展覽會現場,品賞書法作品應先站在展廳中間環視四周,獲取此展覽給人的第一印象,以此感知整體的審美取向,即情調、意境,然後再走近作品細讀其形式技巧的具體細節表現,以體味其情調意境是如何創造出來的。如此,由“遠觀”到“近取”,再由“近取”複“遠觀”,反複再三,對一件佳作的情調意蘊和技巧表現的精妙處的品賞逐步走向深入,對“質”的認識有助於我們更好地品賞其“勢”。而講到鑒定家,則須在品賞的基礎上通過自己切身體會和了解作者創作背景以達到由“品”入“鑒”,此乃書法品賞的最高層次。
書法品賞的“理”與“法”,需掌握“遠觀其勢,近取其質”的基本方法。沒有理,書法就沒有靈魂沒有依據;沒有法,書法藝術美就難以表現難以成立。書法賞讀時,為何取“品賞”不取“欣賞”,是要將心理、精神介入,就像日常品酒、品茗,需要把品味、推敲、琢磨的過程融匯進去,將思考貫穿其中。其間,既有深層的感受,又有理性的剖析。
鄧石如《篆書軸》 上海博物館藏
書法品賞要了解書法創作的一般規律與方法,最好能全麵了解作者的生平、學書經曆和創作觀念、創作方法,更應注意書家創作時的狀態。
清代鄧石如出身寒門,後結識南京梅鏐,8年間,遍覽梅氏家中所藏金石碑版拓片,這使“少產僻鄉,鮮所聞見”(包世臣《藝舟雙楫·完白山人傳》)的鄧石如心追手摩,眼界大開。在此期間,他將《石鼓文》《嶧山碑》《泰山刻石》《天發神讖碑》《城隍廟碑》等古碑刻均飽覽遍臨。在金陵8年的交遊經曆成就了一個開一代風氣、有突出個性、另辟蹊徑的鄧石如,造就了一個嶄新的碑派大家鄧石如。
書法家、畫家、劇作家徐青藤,曾擔任浙閩總督胡宗憲的幕僚,胡宗憲下獄後,徐恐遭株連,深受刺激,精神失常以致多次自殺,最終未遂。後又因殺妻罪入獄6年,精神上再次受到猛烈刺激。徐渭書法在早年經曆過嚴格的訓練,功力深厚,雖方圓相兼、筆墨縱橫,貌似狂放不羈,其實筆走龍蛇皆未失規矩法度。徐渭的生活經曆、精神狀態致使其書法筆墨恣肆,滿紙狼藉,不計工拙,所有的才情、悲憤、苦悶都鬱結在翻轉激動的筆畫之中。
再如王鐸,於明亡之際選擇了跪地降清,在巨大的心理壓力之下,放下了漢族文人士大夫的“氣節”和“尊嚴”,出仕清廷,為當時人所不齒。他在難以言表的複雜心理下,移情書畫,尤其是書法,“漲墨”可謂是王鐸在書法藝術上最獨特的表現。其作品《贈湯若望詩翰》筆墨狼藉,字勢東倒西歪,跋記中寫到是因幾稚子圍之打鬧而成,感慨“書畫事,須在深山中鬆濤雲影間揮灑,乃為愉快,安可得乎”。讀懂了跋文,便可了解王鐸當時的創作背景,幾個幼子的打鬧使其無法在一個安靜的環境中任意揮灑,而當時的生活境況,隻能如此了。其結果,歪打正著,讓我們今天有幸得以見到這樣的一幅書作。
王鐸 《贈湯若望詩翰》跋語
可見,無論是鄧石如8年的古碑刻研習經曆,還是徐渭精神失常的生活遭遇,或是王鐸創作中受外界幹擾的“無可奈何”,這種種因素對藝術家進行作品的創作與藝術形式和技巧的出新都有很重要的影響。
然而,不僅客觀條件可以影響藝術家創作的表現形式,書家的基本性格也決定著書法的基本氣息、情調;作者的基本書路,決定其書法的基本麵目特征。其中基本性格是天生因素,如書家的靈性、悟性等;基本書路是指書家取法的碑帖,尤其是花精力去認真臨習的碑帖對書家書路有很大的影響,書家再糅以其他,最終形成自身獨有的書法風格。所以,品賞者不僅要了解書家的學書經曆、氣質個性,還要有相應的技能實踐,以熟悉書法的特質與規律。隻有將兩者結合在一起,才能對書法作品進行深入品賞。
啟功作品
唐人孫過庭《書譜》中提出的“五乖五合”是書家創作時經常遇到的情況,“乖合之際,優劣互差。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誌。”工具材料重於天時地利,心情愉暢重於筆墨相發,若“心遺體留”“意違勢屈”“風燥日炎”“紙墨不稱”“情怠手闌”“五乖同萃,思遏手蒙”,若“神怡務閑”“感惠徇知”“時和氣潤”“紙墨相發”“偶然欲書”“五合交臻,神融筆暢”。書家是創作的主體,當天時地利人和之時,其主體性才能達到更好的主觀能動,創作出流傳千古的名作。
楊凝式 《韭花帖》
如五代楊凝式的《韭花帖》,此帖內容是敘述楊風子午覺醒來,腹中饑餓,恰逢友人饋贈韭花,食後在愉快放鬆的心情下,執筆揮灑以示謝意的信劄。其用筆精巧幹練,秀媚挺拔;結字方整有致,字勢奇絕中帶沉穩,內斂外放;行距十分疏朗,字距時小時大,有的字距甚至大於行距;用墨濃淡相宜,意韻清雅,完全一副文人雅士漫步庭園,閑適瀟灑的姿態。清楊守敬讚之:“醇古淡雅,實足為三唐之殿。”(《學書邇言》)《韭花帖》是“五合交臻,神融筆暢”之典範。
王羲之楷書千變萬化,雖均是小楷,情調風格卻有所不同。孫過庭言:“寫《樂毅》則情多怫鬱,書《畫讚》則意涉瑰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縱橫爭折。暨乎蘭亭與集,思逸神超;私門誡誓,情拘誌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書譜》)雖均出自右軍手筆,表現出的字勢意趣卻大有不同。《樂毅論》可以體會到戰國燕將的失望意冷;《東方朔畫讚》表現了漢武弄臣的滑稽詭異;《黃庭經》是道家養生經典,超脫自然;《太師箴》表達了諫臣忠勇敢言,縱橫千裏之勢;《蘭亭序》恣情達意,超神暢逸;《私門誡誓》實然是羲之真情表露,由於仕途不暢,告於父母墓前,淒苦難掩。所有作品雖為一人所書,喜樂哀愁卻因文意不同而有差異。王右軍是在對文章的文學情境有一定的理解後,賦以筆墨,將其感受滲化到書法的筆調之中,營造出其書作的情調、氣息,以達到文意與字趣的高度和諧統一,這樣的作品才能體現真正的創作之道。今天看到的《樂毅論》《東方朔畫讚》等皆為刻本,我們已無法體會右軍用筆的情調了,而1000多年前的孫過庭能夠目睹王羲之的真跡,故其對右軍書法的品賞應是客觀中肯的。
經亨頤作品
宋人蘇東坡提出:“書初無意於佳乃佳爾。”在書法創作過程中,越是刻意想寫好的作品往往反而效果不佳。書貴自然,書法的特殊性要求創作者必須一氣嗬成,才可“貫氣”於作品中。如若精心設計、刻意安排,反而隻能收獲事倍功半的效果。如蔡襄所書《萬安橋記》便是最好的反例,蔡襄將不滿意的字挖挖補補,終成一碑,稱為“百衲碑”,此作書法木訥呆板,字字拘束缺乏靈氣,僅通體規整而已。如此事倍功半,實不可取也。
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品賞者學養的增長,對品賞作品的態度亦會有變。宋歐陽修有一例:“餘始得李邕書,不甚好之。然疑邕以書自名,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為他書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篤。譬猶結交,其始也難,則其合也必久。”(《試筆·李邕書》)歐陽修始得李北海書,並不喜歡,卻發現世人對李北海的字讚譽頗高,後經過一段時間,看其書作看多了,才發現其中精妙,越看越是喜歡。這就如同交友,初次接觸頗感不順眼,所謂“熱水瓶”現象,隨著交往多了,了解日漸深入,以至成為好朋友,時間越長,友誼就越深。這樣,初看時的不認同與後來的愛不釋手形成鮮明對比。
書法品賞有二:一者,一接觸即被吸引,以其“動勢”與“風采”所打動;二者,初看不起眼,頗感平常,反複觀之,漸被其“內涵”所吸引。林散之的書法屬於後者,因遇趙樸初、啟功、郭沫若等“知音”大家的激賞而得以向日本推介。其之所以被世人所熟知是因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後,書法藝術作為兩國交流的媒介,在《人民中國》日文版雜誌上將其草書毛澤東詞《清平樂•會昌》放在第一位而一舉成名,為中日兩國同道所知曉。
高二適 《喜聞孤桐老人飛抵香港》 21×32cm 泰州市高二適紀念館藏
書法品賞的過程是藝術的“再創作”,“再創作”由品賞者的主觀介入表現出來。品賞者的審美感受與作者創作時的感受往往不盡相同,需要多次對話,才能體味更深;品賞者之間的感受也會存在差異,要力求相對地接近真實,有賴於對書法藝術的認識與創作規律盡可能多地了解,對作者生平、學書經曆、審美觀念、創作方法盡可能多地熟知。書法家(作書者)同時也是品賞者,這樣的人在品賞作品時因立場、角度的不同以及時間段的不同,品賞作品的時候也會產生不同的感受,收獲也會與非書家不同。隨著品賞者審美眼光的提升,文化素養的提高,不同人生階段的品賞也會大相徑庭。如年少輕狂、涵養不足時,難以體味《祭侄文稿》其間的情感表白;而人到中年,再看文稿,內心反會波瀾起伏,與作者產生共鳴。
隨著品賞的深入,對作品中作者在創作過程中發生的偶然失誤的痕跡,以至走神、猶豫等心態的瞬間變化及感情的起伏進行捕捉,能夠發現作者精力充沛與低沉消長的信息。如米芾的《蜀素帖》、顏真卿的《祭侄文稿》、楊凝式的《神仙起居法》等作品中有遲鈍、猶豫、走神的痕跡,雖是失誤,讀起來也是一種審美享受。再者,如林散之草書作品中“停車坐愛”之“車”誤寫為“奉”,《中日邦交十周年感賦》中,落款前行末字“林”,後行頭字“散之”,以上數例均為書寫時不自覺地走神所致。品賞者自我素養的提高,在對書法藝術深入地認識和積累的程度上,才能對藝術品中所出現的失誤、猶豫等現象完全解讀。
書法創作可分為功力型、性情型兩大基本類型。功力表現相對穩定,理性色彩較強者如王鐸、林散之;性情所致隨興變化,不拘一格者如傅山、高二適。王鐸、林散之寫字速度較之傅山、高二適相對較慢,易於仿寫;而傅山、高二適作書筆速很快,情趣含量、技巧含量很豐富,變數也大,不易仿寫。從作偽角度相比較而言,前者易仿,以至酷似;後者難工,不易逼真。
林散之《古銀杏行》 151×83cm 林散之紀念館藏
真偽鑒別,亦是書法品賞中的重要一環,需要品賞者慧眼識珠,有紮實功夫,方能明辨真偽。真跡之品,即走神失手之處,亦出自自然;作偽之品,即精到完美之處,亦出自造作。而鑒畫,最易識破真偽者為畫上的題款。這說明書法比繪畫難度大,難在書法必須筆筆貫氣,一次性連續完成。而畫之運筆因圍繞物象造型而生,其抽象性與運筆連貫性遠不及書法。有的畫作畫真款假,有的畫作畫與款皆假,因此題款的真假成了辨賞畫作真偽的有效途徑之一。
在對書法大家的書作品賞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後,可以啟發自身的創作,學習變通的能力,嚐試多種表現的形式;可以結合文學情境將“文”與“字”融為一體,學習“空”與“滿”的疏密對比,更好地體現文字的意象和情調,這是書家、品賞者兩種身份相兼者的又一層收獲了。
(此為徐利明教授2018年10月10日在山西大學所作的學術演講,劉瑞鵬根據錄音整理)
本文刊於《藝術市場》雜誌2018年12月號
徐利明:1954年2月生於南京;文學博士;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致公黨中央文化委員會副主任,江蘇省人民政府參事;南京藝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江蘇省書法創作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標準草書學社副社長,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草書專業委員會副主任,中國致公畫院副院長,江蘇致公畫院院長,南京印社社長,西泠印社理事,江蘇省藝術品鑒定評估專家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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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藝市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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