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出土《曹魏南部君墓誌》看“東晉銘石體”源流

王曉光：從新出土《曹魏南部君墓誌》看“東晉銘石體”源流

 

 

曹魏南部君墓誌拓片

 

 

從新出土《曹魏南部君墓誌》看“東晉銘石體”源流

王曉光

 

魏晉南北朝是書法史發展中的一個特殊時期，其特殊主要體現在：一是從文字發展角度看，這一時期當屬我國文字演進之收官階段，由漢隸係統到新體（今楷、行、今草）的過渡於魏晉間基本完成，以今楷、行書、今草等為代表的新體，於東漢後期趨於成熟並日漸流行於社會書寫中，經三國、西晉到江左東晉的進一步發展，已居於書寫的主流。雖然如此，但舊體餘存仍無處不有，不但存於日常手書體中，更體現於銘刻用書體中，加之政治、地域、書刻場合等諸多因素，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呈現多種多樣的書刻景象。二是從社會政局上看，這一時期疆土分裂、戰事頻仍，一定程度影響書法與字體上的融通進程與統一性，雖然總的說南北書法發展進程大體同步，但仍存有地域上的差異，令這一時期呈現出多樣多變的書寫風格樣式。我們再從書刻遺存兩大形態——手書體、銘刻體來審視此期書法發展概況：從手書體方麵看，新體楷、行、今草漸居主導，除了士人名家采用新體外，普通書寫者也基本以新體為尚，典型例子如近年新出土的郴州蘇仙橋西晉簡（300年左右），其上墨書已是十分成熟的楷書、行書，與之後不久的東晉名家寫法基本一致，但蘇仙橋晉簡乃地處較偏遠且為基層屬吏所為，這表明當時新體普及成為大勢所趨；但與此同時仍不乏傳統舊體孑遺，典型的如南昌出土的東晉《雷陔名刺》，寫於東晉永和八年（352），其上書體仍為之前孫吳名刺一類的寫法（隸書為主），而與之同時期的《蘭亭序》等代表的士人名家書法則已將新體提升至較完美的高度。銘刻體的情形比同時手書體複雜得多，且用體明顯遲滯於實用手書體，另外南北銘刻體有時相近，有時則差異較大。

 

魏晉南北朝銘石體形態可大致概括為：漢末碑隸及程式化碑隸體→東晉刻體/北方其他類型刻法→魏碑體→南朝刻體/後北魏時代刻體等脈絡。其中，我們把東晉時江左建康附近出土的一批墓誌——如《張鎮墓誌》《王興之墓誌》《劉克墓誌》《王閩之墓誌》《王丹虎墓誌》等——為代表的書刻樣式暫且稱為“東晉銘石體”。“東晉銘石體”是一種特殊銘石體，這種刻體筆畫方厚平直，結體平正，或稱為“方筆隸書”，是東晉銘刻的一種主流樣式，它既屬一種“極端”書刻形式，又具有一定承前啟後作用；它由漢末程式化碑隸而來，在東晉前後被當作銘石規範體之一種，其一部分形式因素又成為後來北魏體之來源；它既含傳統隸體餘意，又與新體今楷等有互動關係，刻工因素在其中也起到較大作用，它也可看作廣義正書的一種。一般認為，“東晉銘石體”由漢末三國程式化碑隸發展而來，晉室南遷後該種書體刻法大體形成，四世紀前中葉在東晉都城建康為中心的地帶最為時興，並影響到中原及邊陲。但問題是，“東晉銘石體”孕育、發展、成型的具體脈絡或經過到底如何？“東晉銘石體”於四世紀前中葉出現得似乎有些“突然”——比如它一出現（實際上是今人角度的“出現”）就那樣成熟定型，之前一段時間內（東漢末、三國、西晉）它是如何發展而來的？之前很少發現處於此階段的“過渡性”的實物作品以作為“東晉銘石體”發展過程中的中間環節，這種“過渡性”碑銘是否存在過？2015年5月新發現於曹魏都城洛陽的《曹魏南部君墓誌》填補了這一空缺，或可作為東晉銘石體早先發展過程中“過渡性”碑銘之代表，《曹魏南部君墓誌》的刻法與一百多年後的東晉建康一帶的《王興之墓誌》等眾墓誌基本一樣。《曹魏南部君墓誌》的發現，讓後漢魏晉南北朝階段特有的銘刻體“東晉銘石體”有了比以前更為完整有序的發展脈絡。

 

張鎮墓誌拓片

 

新出土《曹魏南部君墓誌》與漢末三國銘石體

 

東漢中後期立碑風行，這一時期的碑石隸書蔚為壯觀、風格眾多、標準規範，被後代視為漢隸之楷模與代表。其實早在西漢中後期漢隸已成熟定型，隻不過一直在日常手書體當中使用、尚未入石上碑而已，漢隸八分規範性上石入碑約在公元二世紀上中葉——這不僅是銘石體書體的重要轉變，亦含刻石觀念、刊刻技術等方麵的轉變——於是東漢中後期隸體碑刻如雨後春筍般遍布各地，成為漢隸輝煌之表征。

 

一、漢末“方筆程式化碑隸”

 

在那些字體時時處於變化演進的時代，成熟規範的極致或輝煌的頂點也往往預示隨後的式微。漢隸技術（主要是碑隸）在完備與多元的同時，也漸露格式化、呆板化、僵硬化之端倪。這體現於點畫與結構死板地、而非創造性地發揮已有格套，進行單調乏味的複製，越來越多工匠式的生搬和重複，相反地，靈感的萌發、藝術氣質及精神情緒的注入則愈來愈少。或多或少具有這種特征的漢碑並不鮮見，並預示了某種趨向，如《鮮於璜碑》（165）、《建寧三年殘碑》（170）、《熹平元年殘碑》（172）、《巴郡朐忍令景雲碑》（173）、《趙寬碑》（180）、《趙儀碑》（208）、《王暉石棺刻文》（212）等，這些銘刻不同程度地將漢隸特征程式化、刻板化、簡單化，筆書意味漸漸減弱，刻工因素加大，波磔筆畫誇張而雷同，或是較為單一的方筆成為碑體主流，或是橫畫兩端同時出現磔筆，且常兩端上翹，結構上也顯得呆板劃一，筆畫上進行以方直為主的簡省化，書寫性、藝術個性、風格趣味愈來愈少。其中，方筆為主、筆畫勻一的《鮮於璜碑》等較具代表性，它在上述諸碑刻中時間屬較早的，可以說開後來“東晉銘石體”先聲。然而，這些漢碑銘刻體的基本體格仍本於隸書，在字體上與東晉《王興之墓誌》之類碑銘並不相同。自東漢後期到東晉間，後來“東晉銘石體”這種方筆主導並突出刻工效果的銘刻係統發展中，理應存在中間過渡與演變環節，這一環節可以在新出土的《曹魏南部君墓誌》上得以體現，《曹魏南部君墓誌》屬“東晉銘石體”早期作品之一。

 

王興之墓誌拓片（局部）

 

二、新出土《曹魏南部君墓誌》可視為“東晉銘石體”早期作品

 

2015年5月，在東距洛陽十餘公裏附近的新安縣磁澗鎮老井村北一座古墓中發現了一組墓誌，墓誌共五方，出於同一墓室，均為灰青陶磚，每磚均縱28.5厘米、寬15厘米，其中四方為單麵刻文，一方為兩麵刻文（第一磚），刻文共六麵。墓主“南部君”生於東漢建安八年（203），卒於曹魏景初三年（239），墓誌為該年所刻。《曹魏南部君墓誌》誌文：

 

君諱陵，字子皐，天水冀人也。以漢建安八年春正月七日癸巳生，魏景初三年夏五月十二日丙申遭疾而卒，年卅有七，冬十有二月葬於此土。

 

君之祖父，故上計掾，察茂材，四城令，張掖大守。伯父武陵□城大守。父舉孝廉賢良方正，察茂材，高平令，司空府辟舉茂材，槐裏令，西海大守，議郎，諫議大夫。

 

一從父舉孝廉，金吾丞……君在官，惠愛公平，吏民稱述。

 

南部君長女字金璧，以魏黃初七年秋九月二日生，至大和三年春三月遭厲氣夭折，年四歲，時在京師。

 

南部君第二女字惡藥，以魏大和二年冬十有一月廿六日生，至五年秋八月十九日遭疾夭折，亦年四歲，時在都尉官舍。

 

南部君第三女字君壽，以魏大和六年秋九月十七日生，至青龍二年秋七月十三日遭疾夭折，年三歲，時在都尉官舍。

 

由墓誌的信息，誌主“南部君”姓氏未知，名陵，字子皐，天水冀人，秦漢天水冀縣即今甘肅甘穀縣。誌文簡要記敘南部君生卒年月日，祖、父兩代數人主要履曆，南部君三女生卒時間、地點等。但最重要的信息——南部君的生平和任職簡況文字部分似被刮鏟掉了（第二磚），隻餘“君在官，惠愛公平，吏民稱述”等褒揚辭，文字何時何原因被鏟去不得而知。從現存文字看，南部君在曹魏太和三年他二十七歲時全家居京師洛陽；其第二女惡藥夭折時、即太和五年南部君二十九歲時，他已放外任，舉家在都尉官舍，此時他已任某郡（部）都尉；第三女夭折時（魏青龍二年），南部君三十二歲仍在都尉任，並很可能死於都尉任上。漢製地方設郡、縣，郡級長官為太守、都尉，《漢書·百官公卿表》：“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都尉與太守分治郡之軍民事，都尉位略次太守。漢代內地每郡隻設一個都尉，邊郡分置部都尉（如東部、中部、西部、南部、北部都尉）。“南部君”到底任職何地的“南部都尉”，因誌文不存無法知曉。從以上信息至少可知，南部君某陵出身仕宦之家，至少三世（含其本人）數人都做到太守、都尉等職，其本人去世前至少任都尉八年以上。其死後墓誌並未用規範隸書，而用了這種方筆隸書、也即後來“東晉銘石體”一路刻法。東漢末、曹魏時期國家實行禁碑令，《宋書·禮誌二》提到禁碑始於魏武帝曹操：“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除朝廷特許外，不得立私碑，顯門仕宦及其他階層人們不得已由製碑轉向墓誌。漢末以上單設石磚質墓誌較少，此時尚無設製墓誌的禮俗，隻有偶爾為之，東漢建安後期至曹魏西晉應是墓誌發軔時期，曹魏早期的《曹魏南部君墓誌》即是其代表，隻是目今還未有大量發現。同為曹魏時期的《張普墓磚銘》（260）、《曹植墓磚銘》（233）、《正始九年造作磚》（248）及其他一些磚刻銘中，有的即屬墓誌之類，它們中有的銘文工整，有的則極草率，從刻法看陽文為多，從字體看以隸體為主，有不少是方筆隸體，但就與“東晉銘石體”相近程度而言，均不及《曹魏南部君墓誌》典型。從目前所見實物看，曹魏時期墓誌禮儀開始形成，但用材、製作、書刻等方麵還顯得粗糙、欠精致，用體上規範類刻文仍以隸體為本，也有從其中分化出的更加方平、簡捷的程式化隸體，即“東晉銘石體”前身。《曹魏南部君墓誌》就是這類作品的代表，它們表明這種銘刻用體在當時越來越受青睞，其觀念與技術延用、被帶至東晉江左。

 

王閩之墓誌拓片（局部）

 

《曹魏南部君墓誌》五方六麵磚刻文與百餘年後的江左建康附近的東晉墓誌幾無二致。對比一下《曹魏南部君墓誌》（239）與東晉時代的《謝鯤墓誌》（323）、《張鎮墓誌》（325）、《王興之墓誌》（341）、《劉克墓誌》（357）、《王閩之墓誌》（358）、《王丹虎墓誌》（359）等作品，可以看出，它們雖相差一百多年，但中原腹地的《曹魏南部君墓誌》與江左這些墓誌的書體刻法並沒有多少差別與變化。《曹魏南部君墓誌》的方筆極其普遍，遍布於大多數筆畫，這是其主流刀法和表現形式，除了捺、撇、點等筆畫不得不做尖筆出鋒外，更多的是類似“折刀頭”一類筆畫；而且，幾乎所有的筆畫點線粗細基本均勻，很少有線條粗細對比。這些特征也就是一百多年後建康附近所出墓誌的書刻樣式。誠然，差異不可能一點也沒有，比如“辶”部，《曹魏南部君墓誌》中的“建”“遭”等字仍顯隸體特色，而《王丹虎墓誌》《王興之墓誌》等的“辶”部則“楷味”稍多些，但其間的區別仍不甚明顯。

 

《曹魏南部君墓誌》告訴我們：一是，至少在曹魏初期京畿地區（中原腹地）就有了這類刻法，它或是當時磚石墓誌的主流刻法之一；二是，以《曹魏南部君墓誌》之成熟並已具備完整書刻體係來看，其大體成型應在東漢末，這種書體刻法是沿《鮮於璜碑》《建寧三年殘碑》《張遷碑》等方筆碑隸路數而來，發展成為人們接受的一種銘刻法；三是，《曹魏南部君墓誌》與後來江左東晉《王興之墓誌》《王閩之墓誌》那樣的刻法一脈相承，應有明顯的有意識的傳承關係，東晉墓誌刻文用體仍沿用《曹魏南部君墓誌》式的刊刻傳統並當作主流的正統的法則，而且一百多年間這種銘石體未有多大變化。

 

《曹魏南部君墓誌》的發現，讓我們看到“東晉銘石體”發展之大致過程：後漢《鮮於璜碑》（165）、《趙儀碑》（208）、《王暉石棺刻文》（212）、《王威墓門題記》等刻石——三國《曹魏南部君墓誌》（239）、《張普墓磚銘》（260）、《穀朗碑》（272）——東晉《王興之墓誌》等作品（四世紀上中葉）——“二爨”（五世紀初）等的演變。

 

王丹虎墓誌拓片（局部）

 

三、三國西晉間程式化碑隸成風尚

 

碑隸程式化現象到三國西晉時期愈加顯著，比如《孔羨》《範式》《上尊號》《受禪表》《王基碑》《曹真殘碑》等。有些碑學家已看出此種趨向，如楊守敬在其《學書邇言》中說：“……然三國之《孔羨》《範式》《上尊號》《受禪表》《穀朗碑》，下筆如折刀頭，風骨淩厲，遂為六朝真書之祖。學分書者，從之入手，絕少流弊。”他甚至認為《張遷碑》“用筆已開魏晉風氣。此源始於《西狹頌》，流為黃初三碑之折刀頭，再變為北魏真書之《始平公》等碑。”他把《西狹頌》《張遷碑》列為開未來（板滯、程式化）之風的刻石，頗具洞見。摩崖刻石中此類刻法如1999年發現的山西晉城《拴驢泉石門銘》，其時間為曹魏正始五年（244），其字跡中方筆、折刀頭及程式化刻法不時出現，漢末各種刻法匯聚一碑。西晉祚短，可與三國合並考察。《穀朗碑》（272）處吳地，時代實與西晉同期，與同時北方的《郛休碑》（270）對比，後者尚守隸式，前者已具不久後“東晉銘石體”模式。即便追摹漢碑的《郛休碑》，楊守敬亦指出其“分法變方為長，亦古勁可愛，然已墮入六朝習氣”。這一時期銘石體傾向於用折刀頭法，圭角顯露，刀觸外顯，裝飾性強。同處此期的《曹魏南部君墓誌》則走方筆直勢一路，從後來碑石墓誌用體看，此路刻法漸居主流。永嘉之亂後，中原文化南移，碑石刊刻觀念與技術亦隨之南遷，於是不久後在江左有了《謝鯤墓誌》《王興之墓誌》《王閩之墓誌》等刻品，亦是“東晉銘石體”最為流行之時。

 

穀朗碑拓片

 

四、不能簡單地以“楷書”概括“東晉銘石體”

 

需要指出的是，“東晉銘石體”不能簡單以“楷書”籠統稱之，“東晉銘石體”實際是漢魏以來銘石體的自然流變，銘石體傳統慣性使其不能與時書時體同步（新體今楷、今草、行書日益普及風行），銘石體相對滯後，又不可能不受到時書衝擊，便呈現亦隸亦楷之麵目。若討論之就必須分銘刻體、手書體兩個係統加以審視，不能混雜在一起論說。魏晉南北朝時期手書體本文開始時已簡述，此期銘石體總的說是由隸而楷的大趨向，但具體時間段、不同區域（如南北）內情形較複雜。“東晉銘石體”僅是漢魏晉南北朝銘刻體的一個發展階段、一種樣式而已，就像其後北魏體輝煌了一個時期一樣，是那一時期銘刻體“多流”並行中的“一流”或其一階段刻體樣式而已。唐代以上的銘石體總是遲滯於同時的手書體，當東晉銘石體盛行之時，社會實用書寫（手書體）已大體普及新體今楷、行書、今草了，而銘石體采用新體今楷，還要到六朝後期，今楷全麵地真正意義地上石入碑，則要到唐初。

 

鮮於璜碑碑陰拓片（局部）

 

兩晉十六國銘石體考察

 

朝代更迭讓我們人為地將曆史劃為不同的時期，就字體演進與書法發展而言則是不間斷的進程。兩晉南北朝時期王旗變幻、疆土裂變，但字體及書法依其內在規律持續發展之腳步從未停息。此期銘石書刻呈現出多樣而獨特的麵目。在政治社會背景下，因魏晉禁碑，極大限製了碑體製作，刻石技術不再被重視，其影響不止於碑刻劇減，更在於銘碑勒石技術出現大斷層。我們見到的曹魏西晉刻石基本承漢末程式化碑隸而下，即前麵說的如折刀頭式的板滯的隸書，這種隸體被刻匠逐漸改造、變化，程式化的東西愈加誇張、增多，如平、齊、利、粗等點線特征，此外刻工因素也是重要原因。西晉末之亂，隨著中原人大量南遷，北方銘石體遂陷入又一次技術斷層。於是東晉及十六國時期銘石體實際上呈現了至少兩種狀況。

 

一、北方（十六國時期）

 

因黃河流域碑石刻匠多南遷，嚴重影響了本地銘石技術傳承，北方刻法大約有兩類：一類是憑對漢碑殘存記憶來再現隸體，其中摻雜各式民間刻法（有的技術拙劣），比較重視隸書技法的呈現，如《元氏縣界封刻石》（後趙，339）、《崔遹墓表》（後燕，395）等。另一類基本依曹魏、西晉程式化銘石體，與南遷碑銘體刻法（如《曹魏南部君墓誌》那類）同出一路，但似乎不及江南技術套路那般統一而有定式，而是流變為各式各樣的刻法，有的特別誇飾橫畫之長度和兩端，若高聳屋簷，或被稱為“北涼體”，其實此法並非僅北涼有之，北涼前後及其地域之外均存在，也可看作地域性書刻特點。地域特征各處都有，如東北地區的《崔遹墓表》《好大王碑》風格互異且不全同於中原主流，等等。同為涼州地區，屬後涼—前涼時期（386—421）的《鎮軍梁府君墓表》更代表那些時候北方較正宗的銘石體——它與同時代江南墓誌刻法基本一致，更與《爨寶子碑》形神皆近——而稍晚些時候的屬於北涼的《田弘造像塔柱發願文殘石》（429）屬北涼體基礎上的隨意、粗劣刻品。總的看，十六國間由於西晉鐫刻傳統繼承上的缺失，銘石體各自為政、五花八門、地域特征明顯，這與西周以下（東周）諸國文字各行其道的情形頗近似。雖然如此，承續正脈的刻法也不時出現，如前秦《梁舒墓表》（376）、後秦《呂他墓表》（402）、《鎮軍梁府君墓表》等明顯合於江左墓誌刻法。《呂他墓表》僅早“小爨”三年，兩作地隔數千裏，卻驚人地相似，隻是前者字形橫扁（當時北方普遍傾向，亦開後來魏碑體橫扁斜勢之先）而已。與江南銘刻之規模、體貌相對統一相比，北方刻文多種多樣——這並非有意識的藝術形式多樣化追求，而是技術斷層甚至失傳、不得已而為之。但也正是主流和非主流刻法的碰撞與互通，客觀上帶動了銘石體的變化與發展，隨著北魏日漸強大並一統北方，於五世紀中葉逐漸形成的新刻體、即北魏體才日益發展、風行起來。

 

 

 

趙儀碑拓片

 

二、江南（東晉時期）

 

與北方差不多同期的江南（東晉）之銘刻體至少可分兩種類型，一種是“東晉銘石體”，另一種或可稱為“俗筆刻體”。

 

前一種我們常提到的主要有：《謝鯤墓誌》（323）、《張鎮墓誌》（325）、《溫嶠墓誌》（329）、《王興之墓誌》（341）、《王康之墓誌》（356）、《劉克墓誌》（357）、《王閩之墓誌》（358）、《王丹虎墓誌》（359）、《高崧墓誌》（366）、《王建之墓誌》（372）、《劉媚子墓誌》（372）……以上基本屬於承三國西晉而來的程式化刻法，這種當時主流銘石體也處在演變中，其中一個特征是，傳統的隸體元素逐漸減少，方筆及刀刻等因素逐漸加重，刻匠作用顯著，先前依傍於（東漢後葉為典型的）筆書體、以忠實再現書丹原跡為指歸的銘刻意識喪失已久。造成此等局麵的原因包括：紀念性碑石製品不受重視，江左僑民墓誌臨時性處置心理（暫厝），銘石觀念的變異以及相關技術的斷代與失傳，等等。在下文舉出的比較潦草隨意的書刻作品（如《謝充墓誌》等），能顯現出另一種角度的銘石觀念與技術的古今差異。

 

梳理四世紀前中期的江左墓誌，如357年的《劉克墓誌》、358年的《王閩之墓誌》等，可看出上麵說的時段性變化，這兩例墓誌與邊陲《爨寶子碑》刻法及字跡很有些相近部分，但前兩者早於後者近半個世紀，這表明，“小爨”那種形式不是孤立的，而是當時普遍刻法的體現，其實“小爨”仍是承襲由中原而下、興盛於江左地區的“東晉銘石體”風格，屬“東晉銘石體”在邊遠地區的發展變化；在北方，則有《呂他墓表》《皇帝南巡碑》《邸府君碑》等與南方這種書刻法呼應。“東晉銘石體”這種當時屬較“正統”的銘石體於北國、南方“各奔東西”：在南朝，東晉銘石體漸趨衰落，趨向隨意粗陋以致式微，同時也與時書（今楷、行書）相雜糅，從而出現較多今楷麵目；在北方，東晉銘石體與各式非主流刻法不斷融合發展變化，大約於五世紀中葉漸漸形成後來的北魏體雛形。

 

王暉石棺刻文拓片

 

後一種“俗筆刻體”如：《李達買地券》（300）、《顏謙婦劉氏墓誌》（345）、《李緝墓誌》（357）、《孟府君墓誌》（376）、《謝充墓誌》（421）、《宋乞墓誌》（425）……這一路俗筆刻石（磚）與後漢以來粗率書刻一脈相承，它們大多是磚質的，刻文風格可分兩類。

 

一類是磚刻（《李達買地券》《顏謙婦劉氏墓誌》《孟府君墓誌》《謝充墓誌》），承兩漢磚質刻文傳統，但隸勢弱化，楷、行體勢凸顯，與時書通行體很接近。其實兩漢磚、骨、金等刻體就一直與實用通行體關係親密。總觀後漢至魏晉，日常實用書寫情況極為複雜，有俗筆隸書、新隸體、早期新體（楷、行、今草）等，古今相雜、似古似今。從《蒼山畫像石題記》（151）到《劉元台買地券》（176）到《李達買地券》（300），再到《顏謙婦劉氏墓誌》（345）、《孟府君墓誌》（376），一百多年來似乎變化不太大（再向上可溯到西漢的長安未央宮骨簽刻文，亦屬類似的刻文精神），這路“俗筆刻法”似乎也作為一種套路或程式在傳承著，到了東晉，其與前述“東晉銘石體”刻法形成平行並進態勢。但不管怎樣，俗筆刻法中隸書成分越來越少，自《孟府君墓誌》時代邁進四五十年後，劉宋的《謝充墓誌》中江左新體已經躍然而出，之後，該路刻法日漸興盛且遮蔽了“東晉銘石體”的光芒，成長為新生的勢力。另一類是力圖表達正統刻法的俗陋之作，如《李緝墓誌》，西林昭一評價得頗為到位，認為該作“看起來好像想要用銘石體寫，卻夾雜有通行體的筆意，和《廣武將軍碑》是一脈相通的。缺乏筆力，結構上不紮實，不過，風格上卻顯得寬綽。”

 

這些草率磚刻產生的原因，一個仍是借厝之臨時心理引發的行為，另一個也與介質製造有關，往往在未燒製的濕坯上以篾書就，亦有幹磚鑿刻的，還有重要的傳承因素，即漢代流傳下來的此類介質銘刻技術。

 

除上述幾種刻法之外，拘囿於漢魏隸體的銘石體在江左已寥若晨星，較典型的有西晉末的《華芳墓誌》（307年，位於今北京西郊）以及處於明顯變異中的部分墓誌，在特殊的社會及石刻業界背景下，東漢碑體隸書被異化、被消解、被輕視。較為特殊的是南朝初的《恭帝玄宮石碣》（421）則顯現了較多隸書體格，但與東漢碑品已不可同日而語，它雖然竭力追求漢隸刻法，但“左右對稱的結構及其橫劃如牌坊一樣向左右上方挑出的筆法等，似乎是與北涼風格相通的書法”，其實不但近似“北涼刻法”，也有當時主流銘石法的摻入。該作以及其他書跡表明，那時候刻工們已較難製作出東漢式的純正隸體了，未來將有北齊和唐代的複古隸書。

 

拴驢泉石門銘拓片

 

三、“東晉銘石體”在邊遠地區的流變

 

“東晉銘石體”在東晉被作為正脈刻體風靡江左，也遍及邊遠之地。如湖南出土的《東晉曹夫人碑》（348）以及著名的“二爨”，正是該種技術在內地及西南邊隅發展變化的體現，“二爨”僅是偶然現身地麵之物，可以推想廣大江南地區仍有諸多六朝刻品藏身地下。就筆觸刀痕看，《爨寶子碑》把“東晉銘石體”大幅度誇張，甚至有些詭異的點畫結構令後人驚歎，不過這在當時恐怕不一定是孤例，類似的以“刻製”為核心、而不是以書寫為主導的書刻意識貫串東晉南北朝。《爨龍顏碑》晚《爨寶子碑》五十餘年，時值劉宋間。“大爨”比“小爨”較多銘刻體的規範性、工整性，誇飾、隨意成分少得多，依據的仍然是“東晉銘石體”格套；“大爨”散發出一些不同於“小爨”的氣息，比如字態普遍斜欹，今楷成分、北朝刻體成分均有呈現，甚至有些局部類似於後來的北魏洛陽體——這並非表明“大爨”中的“魏碑特色”來自或借鑒於北朝，事實上“大爨”時代北方尚未形成魏碑體（或者說處於魏碑體孕育成長階段）。類似魏碑體的刻法是東晉十六國主流、非主流刻法融合碰撞發展的結果，北方、南方都存在這種趨向。出土於山西的《皇帝南巡碑》和《爨龍顏碑》隻差數年，它們之間的近似度顯而易見，再對比一下北方刻石與江南的《爨龍顏碑》《梁蕭憺碑》《瘞鶴銘》等，更能發現當時大江南北某種趨同傾向。

 

刻於456年的北魏《中嶽嵩高靈廟碑》幾乎與《爨龍顏碑》同時，兩者南北相距不啻數千裏，其間形神之似令人吃驚；北魏《邸府君碑》（462年，出土於河北曲陽縣）儼然東晉前期銘石體模樣——然而已晚於後者一世紀左右。這也說明了“東晉銘石體”在南北地域的廣泛影響，同時表明晉室南渡後北方石刻用體之滯後程度。北方刻品中特別近於《爨寶子碑》的有402年的《呂他墓表》和後涼至西涼時期的《鎮軍梁府君墓表》，差異在於後兩碑橫扁的字形，這是整個十六國、北朝普遍的字形取向，仍遵守漢隸橫扁字形模式。再早些時候的前秦《梁舒墓表》（376）竟與《爨龍顏碑》體勢相類。《梁舒墓表》值得引起注意，它處在四世紀中期稍晚，這一時期北方諸種刻法紛繁複雜，《梁舒墓表》或可看作曹魏間《曹魏南部君墓誌》一類刻法在江北的沿續、發展。十六國處於正統的銘石體仍是承曹魏、西晉而來的刻法，比如處於前秦京畿的《鄧太尉碑》（367）、《廣武將軍碑》（368）等，而邊遠地區的書刻似乎自由隨意得多，如《梁舒墓表》一類刻法不在少數，它或開之後“北涼體”格式，發展成《田弘造像塔柱發願文殘石》《沮渠安周造像碑》一類的刻法。

 

爨寶子碑拓片（局部）

 

餘  論

 

十六國間北方多種銘石觀念、非“正統”、不成熟技法反而令這裏的書刻有了多向選擇。處在同期的北魏遷都前的《皇帝南巡碑》《邸府君碑》（兩者僅距一年，分處山西、河北）用體頗有差別，前者融合了北方諸多刻法（含傳統舊格），後者則遵循魏晉以降、至晉室南遷後的主流銘刻法，前者呈現出新的趣尚與體格、甚至未來魏碑體端倪。數年之後的《皇興造像銘》（471年，位於陝西興平縣）則魏碑體已具麵目了。不過《皇興造像銘》在魏室遷洛前隻是個別出現，此外大量的仍是“東晉銘石體”一路及其變化，如《孫恪墓誌》（451）、《韓駑真妻王億變碑》（454）、《曹天度造九層石塔記》（466）、《欽文姬辰墓誌》（474）、《司馬金龍墓表、誌》（484）等，其中的變化主脈就是魏碑體漸漸成型，階段性標誌之作可以《司馬金龍墓表、誌》為代表，其中新、舊元素均有所呈現。可以說，五世紀中葉是魏碑體形成時期，到五世紀末已基本形成，北魏太和遷都後新體於洛陽周圍勃發鼎盛，或稱為洛陽體。不能認為北魏體是北方孤立的書刻形態，其源於東晉銘石體及其他多種刻法，這種淵源及融合現象在北方、南方同時存在，南朝亦有同樣的刻體發展趨勢（手書係統另當別論），比如劉宋《明曇熹墓誌》（474）含明顯魏碑式的刻法——而此時北方魏碑體正處在醞釀形成期，位於建康附近的此墓誌並非模仿北國刻法。

 

東晉曹夫人碑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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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書法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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