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思泉 － 香穀先生
學者,詩人，書畫家，一級美術師。職業認證網球教練。現任“北美中紅書院”主席，”中華文化交流大使“等職。號白水道人，老泉，畫泉（多用於畫款），西邑翁...
1946年12月，吳湖帆與友人攝於黃山藝苑，右起：鄭午昌、張充仁、張大千、吳湖帆、許士騏、汪亞塵、顏文樑
作者係上海博物館書畫研究部研究員 來源《東方早報藝術評論》
本文係節選，原文收錄於上博編《吳湖帆的手與眼》
2015年12月，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梅景書屋中有三類人
海上著名書畫家兼收藏家吳湖帆得其祖、外祖和嶽父之蔭，積得古物收藏近半壁江山，已早為世人周知。他進一步更憑自身努力，不斷通過各種方式，豐富、精粹化本身的藏品，這其中的故事經常為人們津津樂道。吳湖帆是過去百年中國收藏界的具識巨擘，然而，他是領頭人卻不隻是獨唱者，在他身旁和背後，還有一批分擔著伴唱、和聲部角色的人物。
海上著名書畫家兼收藏家吳湖帆得其祖、外祖和嶽父之蔭，積得古物收藏近半壁江山，已早為世人周知。他進一步更憑自身努力，不斷通過各種方式，豐富、精粹化本身的藏品，這其中的故事經常為人們津津樂道。吳湖帆是過去百年中國收藏界的具識巨擘，然而，他是領頭人卻不隻是獨唱者，在他身旁和背後，還有一批分擔著伴唱、和聲部角色的人物。本短文想著眼的，在於回顧他收藏業績並揭示其個性特質的同時，力圖辨析那些和聲和伴唱，以期再現當時某種社會生態與文化風尚。
翻閱《醜簃日記》會發覺，圍繞著梅景書屋的書畫收藏，主要有三類人物，一是像龐元濟、周湘雲、狄平子、譚敬、蔣榖孫、張蔥玉（珩）、孫伯淵、孫邦瑞等收藏界名人，不時出現在吳湖帆日常活動的記載裏。在那些把酒迎送、品鑒交往、古董流通之餘，尚可發現他身邊一些像沈尹默、葉恭綽、張大千、馮超然、沈劍知等書畫界人士，間或也會發表一些對於收藏觀念、時尚風向的看法。再有就是像古玩商吳賓臣、汲古閣主人曹友卿、裝裱師劉定之、周桂生……這三類人大體上構成了梅景收藏圈子的核心與外圍主力：吳湖帆從他們當中獲取信息、探索行情、確定優劣、積聚實力、實現交易，不斷豐富和完備自己係統的中國藝術品收藏。
吳湖帆先生像
俗稱具有三才亦即“財力、精力、功力”者，方可為收藏家之基礎。論財力，吳湖帆或許不能跟龐虛齋、周湘雲、孫邦瑞等兼有地產、企業的人相比、他主要依靠祖傳以及自己的全副身心撲在收藏這條道上執著前行。因此他離不開像沈尹默、葉恭綽、張大千、馮超然這樣的書畫名家輔助左右，日夜切磋，以他的精力和藝術功力不懈地去粗取精、剔偽存真，積蓄自己的私家收藏。
舉例來說，身兼書畫、收藏大家的張大千見多識廣，北宋郭熙的《幽穀圖》軸、元代吳鎮《漁父圖》卷等一批傳世絕品就是通過他的搭橋牽線，成為梅景書屋珍藏的。《幽穀圖》以前藏家是廬山蔡金台，是由大千攜帶到上海，向吳湖帆推薦的，而吳湖帆用舊藏金任君謨《古柏行》，王蒙、饒介之書畫合卷“由大千經手易吳仲圭《漁父圖》卷，亦一快事！”1931年5月29 日，通過曹友卿經手，吳湖帆支付“數千金”得到傳為南宋鄭所南畫的《無根蘭》，吳讚之“可與《梅花喜神譜》同寶”。不過三年，1934年1月27日，此吳藏鄭氏《蘭花》經過徐竹蓀中介，便以5700元售與龐元濟。吳湖帆得到《鄭蘭》不久，曹友卿又攜來張中（子政）《芙蓉雙鴛圖》，吳以800元代價收為己有。
被吳湖帆定為吳氏四寶之一的北宋米芾《行書多景樓詩冊》，梅景書屋之“景”即出於此
現代人喜歡探討梅景老人的收藏理念，下述摘抄的幾則日記，應不同程度反映出類似理念及其收藏圈子的信息。“（1931年5月14日）下午劉定之攜來徐枋仿吳仲圭軸……定之雲徐畫市價高下以印章多寡為別，可笑也。此畫有七印之多……一輩妄人居然以此為別，不問畫筆好歹，真是怪事。若近日海上諸大收藏家津津樂道印章多寡，自誇鑒別之精，問以如何好處，古書古畫何從可貴，皆瞠目不能語，皆憑得價之貴賤為標準，直可玩鈔票為愈耳。大腹賈好談風雅，其實目不識丁，何足以語書畫妙處。”1933年1月29日又記“張大千來，談論觀古畫海上幾無可談之人，收藏家之眼光以名之大小為標準，一畫以題跋之多寡、著錄之家數為斷，往往重紙輕絹，畫之好壞不論也。骨董夥之眼光以紙本之潔白、名字之時否為標準，畫之有意義無意義不懂也。書畫家之眼光以合己意為標準，附和買畫者以耳熟習聞為標準，此畫之有無價值不識也”。吳湖帆深感收藏對於文化承傳的意義，一次談及清安岐的《墨緣匯觀》（1933年1月31日），他認為： “名襲以傳，近人之談收藏者亦引為考據，娓娓仰奉。噫，安氏智哉！按：安氏為朝鮮人，明珠枋國時賄賂通私，明敗而安亦沒藉，所藏畫歸內府矣。觀安之所藏，未嚐見有隻字，安之無文可知，校項子京亦不可同語，況若文若董哉。噫，今日收藏者恐並安之不若也多矣，此亦書畫之一厄也。”從親身過目的古畫中，吳湖帆體察到明末項元汴與清初安岐的鑒賞水平，他抨擊那種“玩鈔票”而不識古書畫真實價值的收藏界怪相，對徒為金錢財富著眼的好事者、投資者憂慮，為不講文化的收藏活動憂慮。他所評價身邊之人，如“沈劍知畫派甚正，目光亦不偏，鑒別力殊深刻，所嫌看得不多，再多觀摩，必成鑒別專家無疑。近日不可多得之同誌也”。 “劉定之以裝潢著名，無足怪也。定之人極誠實，其藝絕佳，惜不能識畫耳。”他之熱心結社創作、組織觀摩展覽，收徒傳教，正是為著培養人才，以弘揚中華畫學為繼絕弘念。因此，當有人持偽本蘇軾書《歸去來辭》來求題跋時，雖前人高士奇、梁章钜皆誤為真跡，吳湖帆則仗義執言之曰偽，拒絕不題，使彼殊懊喪而去。對於社會上眾說紛紜的故宮審畫案，吳湖帆認為：“故宮之馬麟畫《層疊冰綃》（絹本，至精）、江貫道《千裏江山圖》卷（絹本，至精）、趙鬆雪《古木竹石》（晚年時作）、王煙客為其婿畫杜詩意十二幀（煙客中第一精品也，七十四歲作）。以上四件及黃庭堅仿懷素書卷等若幹件，俱被法院封存。法院根本不知，僅就一名為鑒定人之老糊塗顛倒黑白、亂點鴛鴦的判斷而已。古人何罪？精神上大吃官司，冤哉枉也！法院之無識可想而知，而所請鑒定人之無識，真該死也。”表達了巨大的義憤。
吳湖帆梅景書屋中的“梅”字，即出於這宋刻本《梅花喜神譜》
朋友圈中幾位代表
下麵，略微介紹幾位梅景書屋收藏圈子的人物。
蔣穀孫（1902-1973）名祖詒，字穀孫，浙江湖州人。其父蔣汝藻（1877-1954），字孟萍，號樂庵，清光緒二十九年舉人，曾官學部總務司郎中，參加辛亥革命，任浙江軍政府鹽政局長，為浙江有影響的實業家，並為藏書世家，以密韻樓名世。20世紀初，受盧芹齋之邀，主持北京來遠公司，經營、收購古玩字畫。穀孫本人居上海期間，以精鑒碑帖、版本、書畫聞名，1940年代末攜家藏渡台，曾任台灣大學教授，著有《思適齋集外書跋輯存》等。
吳湖帆收藏的不少精品，都經過蔣穀孫的中介，比如他以1800元獲得明吳偉《鐵笛圖》卷，即是如此；吳蔣兩人之間互易藏品更屬常事，像蔣穀孫看中了梅景所藏的宋刻本《道德經》，便以自己收藏的唐寅《騎驢歸興圖》軸和毛抄《盤洲樂章集》一冊兩相交易，後來成為吳家藏品的明陸師道《秋林觀瀑圖》軸和李流芳金箋《山水圖》軸，也是用吳家舊藏的元刻本《圖繪寶鑒》向蔣穀孫換來的。平時，吳蔣交遊密切，或一同遊逛畫店，賞析書畫，為藏品題跋，或同赴戲院聽馬連良唱全本《三娘教子》。一次，蔣穀孫還邀請法國駐華使館秘書、伯希和弟子杜博思拜訪梅景書屋，觀賞吳氏藏畫，老人驚訝於這位法國人喜愛王原祁畫的程度，感歎“其根柢見解可想象矣”！
1929年末，蔣穀孫收得北宋《淳化閣帖》最善本，大喜過望，新取齋號“官帖簃”，並囑托吳湖帆為之作《官帖簃圖》，吳畫完便在左上題跋道：“穀孫道兄收藏宋拓淳化祖本三卷，賈師憲悅生堂舊物，明季歸孫氏閑者軒者，凡六七八三卷，皆王右軍書，為海內閣帖之冠。己巳冬日屬圖冊端。吳湖帆並記於四歐堂。”此帖隨蔣氏遷居台灣後流散海外，於2003年由上海博物館購歸芰藏。
吳蔣交往間，時有不愉快事。比如1938年6月26日，曹友卿攜帶來《漢侯獲碑》二軸，元拓《史晨前後碑》二本，明拓《景君》、《韓敕》、《鄭固》三碑等到吳家。以上五種漢碑皆為梅景外祖沈公遺物，是去年吳湖帆為了托蔣穀孫經售梁楷的畫交給蔣的。結果梁畫未成交，吳湖帆欲索還，蔣卻不肯，索之再三，終不理會。於是吳湖帆在一次觀賞蔣氏藏倪瓚的《江渚風林圖》，便有意扣住此倪畫將近一個月，蔣才不得不將原物歸還。
明 董其昌 《畫禪室小景圖冊》
提起傳世的宋人《睢陽五老圖》冊，蔣穀孫難逃致使國寶離散之罪。在晚清民初時《睢陽五老圖》已經遭遇一段急速換主的坎坷經曆。同光年間，所有者狄曼農視為至寶，其官江西時因此被奪官。（參見狄平子《平等閣筆記》）越人王霞軒得手，便獻媚將之送贈內閣大學士左中棠，左覺得此圖當屬五老後裔，題跋後仍歸還王氏。光緒十五年（1890，見盛跋）王以三百金售於清宗室、國子監祭酒盛昱，盛去世後旋即歸畫商景樸蓀。1915年秋吳興蔣汝藻（孟萍）自景氏半畝園購獲此冊。1930年代末，吳湖帆曾在吳興張靜江處觀賞過，感歎“故家文物流傳易主之迅，未有若此者也”！再次見到時已經是1943年，但隻剩下殘本，手翻片斷，吳湖帆滿腹愁緒地寫道：“五老宋畫原象藏狄氏時尚存，聞為吳興蔣氏分售歐美，不知何日得慶完璧？千秋功罪自有定評。”原來在二戰期末，蔣穀孫串通張靜江的通運公司，將《睢陽五老圖》送往歐美兜售，使宋人畫的五老像和部分題跋現分藏於大都會博物館、佛利爾博物館與耶魯大學博物館。剩下部分為已得明人尤求摹本的海上藏家孫煜峰所藏，後一並捐贈上海博物館。（參見陳定山《春申舊聞》）
孫邦瑞（1903-1972）是海上實業家、古書畫收藏名家孫煜峰（1901-1967）的胞弟，江蘇江陰人。孫邦瑞也酷愛收藏，與吳湖帆有通家之誼，其藏品多由吳氏鑒定、題跋。1939年4月，吳湖帆籌劃同仁藏古畫展覽，孫邦瑞送展的藏畫有：陳道複的《紅梨卷》、沈顥（石天）的《秋林道話圖》、王翬早年佳品《寒塘鸂鶒》和《仿大癡山水》、蕭雲從的《書畫卷》、查士標的《南村草堂圖》、倪元璐的字軸、王原祁《仿鬆雪》、董邦達和錢維城的四尺對幅，在吳湖帆看來，這些藏品的名頭和品質，相對其他人（包括錢鏡塘的）“真而甚惡俗”者益顯上乘。孫邦瑞藏品中査士標的設色細筆《南村草堂圖》，原本紙經黴蛀，十分可惜，於是他托了吳湖帆為之修複補筆。
元錢選 《蹴鞠圖卷》
孫邦瑞也是《醜簃日記》中提到的常客。他常陪吳湖帆逛街，他們合作購買“四王”山水、一同試乘雙層客車，孫饋贈吳府糯米荔枝。1963年吳湖帆七十壽辰時，孫邦瑞送400支藍牡丹牌香煙作賀禮。他曾持所借楊凝式《韭花帖》卷，約沈尹默赴吳湖帆家同觀。帶著文嘉《曲水園》卷，陳道複《紅梨》卷、陳繼儒書冊，董其昌《曉山圖》卷和莫是龍書卷向梅景老人推薦。吳湖帆遺失了二十多年的珍藏《愙齋公手書金石書畫草目卅六葉》，於1940年（庚辰正月）以自畫冊二幀易得複歸，從中和會而成的人，正是孫邦瑞。而吳湖帆收下孫邦瑞饋贈的王武花卉冊之後，便將自己家中曾經清王士禎收藏過的李流芳八開《山水冊》（今上博藏）作為回報“嘉惠於萬一”。另有一件惲壽平的《攜尊踏雪圖》卷，用沒骨法，青綠、朱粉相映，可謂惲畫中絕無僅見之品。因關係到孫邦瑞家鄉江陰的文獻，吳湖帆也將之轉贈孫邦瑞了。
一日午後，孫邦瑞訪梅景書屋，攜帶著文徵明小幅真跡，還有八大山人、王原祁、張元舉畫扇，俱佳。尤其是後者，因為作者張元舉是陳道複的外孫，畫不多見。吳氏便托孫邦瑞代為論價，以備配入他專門編輯的《吳中明賢扇冊》當中。1938年3月12日，孫邦瑞又與吳湖帆談到，昨日在榮寶齋見《公孫僑碑》一冊，因為聽說吳湖帆曾經為此還過價，便問起此碑。吳氏告知自己並未還價，那東西卻甚好。孫邦瑞聞之，立刻去電話問：還在否？結果卻已賣掉了，為之懊喪不已。吳湖帆說起這件碑帖曾有人持來向他索要1000元，而榮寶齋僅索孫邦瑞150元，今又以180元出售，故孫邦瑞特別後悔。書畫收藏上的得失悲喜固然有趣，人生道路上的相輔相侍更值得記敘。在潘靜淑去世那段日子裏，是孫邦瑞等友人悉心陪伴，殯禮送葬，為之分憂，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吳湖帆 《燭奸錄手稿冊》——是他1935年應倫敦國際藝術展覽會之約，檢閱故宮博物院所藏書畫的鑒定記錄。手稿內容即為他鑒定過程中所記錄的偽作。其中較為著名的有乾隆數十題跋的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偽本；範寬《溪山行旅圖》軸有董其昌題者為真（台北故宮藏），有王時敏題者疑為王翬摹本（台北故宮藏）等。
馮超然（1882-1954）名迥，以字行，號滌舸，江蘇常州人，晚年居上海嵩山路，顏其居雲“嵩山草堂”。擅長丹青，早年精於仕女，後專攻山水，亦精書法篆刻，與吳湖帆、吳待秋、吳子深共有海上畫壇“三吳一馮”讚譽。據鄭逸梅回憶，1919年37歲的馮超然定居上海嵩山路時，吳湖帆一家尚住蘇州，後欲遷居滬上，結果找到的地方“與嵩山草堂望衡對宇，便是超然為湖帆代賃的”。兩家在同一條嵩山路上，吳家88號，馮超然家90號，相鄰沒有幾分鍾的路。“湖帆家的前門，斜對超然家的後門，同一裏弄。”兩人同為滬上畫壇“三吳一馮”中名人，同樣喜好收藏，往往晝夜接納賓朋，清夜才致力於藝事，所以往來十分頻繁。在《醜簃日記》裏，不時可以讀到“晨訪”或者“夜訪馮府”的記載。1937年元旦，已經是午後，吳湖帆趨步馮超然處，結果馮尚未起身，不遇乃歸。師長輩的王同愈七十八歲病逝後，留下了一堆畫債，吳馮就各自分擔了一半定件。看到梅景老人外科醫生般地對所藏古書畫動起手術，裁切重裝補全，馮超然禁不住感歎：“我是下不了這種辣手的。”1932年初，馮超然在梅景書屋觀賞吳湖帆新入藏的陸治《元夜燕集圖》卷，觀後感興不已，題跋道：“此圖為包山子真跡，舊藏寒碧山莊，今為醜簃所獲。值此擾攘之秋，吾儕猶能日夕談藝，以古物自娛，至足樂也。滌舸附識。”也許是太激動了，在鈐朱文“嵩山居士”方印時，還不慎將印章拿倒了，如今在原作拖尾留下了這一真實的曆史印記。在馮超然記憶裏，能與吳湖帆等知音同賞古書名畫，雖值“擾攘之秋，吾儕猶能日夕談藝，以古物自娛，至足樂也”。不啻他們共享所寄情的精神家園，甚感幸福。潘靜淑故世後，吳湖帆以亡妻名句“綠遍池塘草”征求友人作詩畫紀念，結果“畫中第一交卷者為馮超然先生”，“是亦餘生平交誼所感也。”（第268頁）
黃仲明（1893-1958）名經綽，以字行，湖南長沙人。畢業於湖南政法學堂，民國初進商務印書館，曆任襄理、協理，後自辦中聯印刷公司，1949年出售家藏古畫文物，創辦大眾美術出版社，後組合進人民美術出版社任副社長，與吳湖帆交往甚密，今存“朵雲軒”店招，即其集米字設計而成。上海博物館所藏元代趙雍《青影紅心圖》軸上，有“黃仲明氏”鑒藏印記；同處藏明代陳洪綬《花鳥昆蟲圖》卷後，有吳湖帆題跋：“前日仲明丈攜示老蓮此卷，適大千自蜀中來，相與共賞，歎觀止矣。”和張大千題跋：“己卯（1939）十一月十日，仲明先生出觀老蓮花鳥昆蟲卷子，歡喜讚歎題名於後。大千張爰。”此圖繪桃、菊、梅、竹、牽牛、萱花等花卉，有鳥雀、蛺蝶、螳螂穿插其中，除菊葉用沒骨法，其餘皆以雙勾設色，極盡妍態，是老蓮傳世最為精心的花鳥畫代表作之一。吳湖帆題於本幅末尾的第一次跋語“陳悔遲真跡，後學吳湖帆鑒定”。係為原收藏者黃仲明作的鑒定。第二次吳跋就記敘了，適逢張大千自四川來滬，他們共同品賞名畫的情景。
《隋常醜奴墓誌》，拓本右側為金農題簽，“醜簃”即出於此
《醜簃日記》記錄了諸多與黃仲明的往來交集，比如1937年3月7日記：“仲明攜宋畫小幅，款一‘逵’字，不知是否馬逵，確非添款，畫不佳，甚舊耳，蓋舊假馬逵也。”1939年2月26日記：“黃仲明來。出示元張孔孫畫，俗筆而已，不足賞玩，勸仲明去之。”同日又記：“仲明借去仇實父《白描觀音》、劉彥衝《送子觀音》兩圖，商務書館要照相付印《觀音像冊》。”又比如1939年3月13日記：“仲明帶來緞本石田畫，的真，惜太寥，又乏，款書則特佳，印章亦可靠。仲明廉價所收，故甚得意。”像黃氏這樣既有興趣於古畫收藏，又不恥下問的勤奮求學者，在與鑒藏大師的請益過程中，增長了學識，擴大了收藏，終於成為一個頗有收獲的實踐者。跟吳黃相關的，恐怕無過於鑒藏元代黃公望晚年之作《九峰雪霽圖》軸的經曆更為有趣了。
今藏故宮博物院的絹本《九峰雪霽圖》軸係81歲的黃公望贈友人班惟誌的精心之作。圖下方鈐有“黃樓”、“黃仲明氏”二印，曾於1938年間為黃氏所得。吳湖帆1938年6月26日日記曰：“邦達帶大癡《九峰雪霽圖》照片來，以為真跡，非常醉心。然此畫餘雖未見，覺浮滑不沉著，筆致複纖弱無力，款字亦不佳，絕不真，雖有棠邨印無用也。梁棠邨鑒定印章前五六年多不注意，餘極力提倡梁之鑒別在安氏之上，近年一輩子都捧梁甚力，邦達之醉此畫亦一時風尚也。”可見初見此圖時，吳湖帆的一種看法。時隔不到一年（1939年3月27日），又從《日記》讀到：“黃大癡畫真跡，餘曆年所見，皆不可靠者居多，惟前年龐萊翁所收之《富春大嶺圖》與餘去年所得之《富春山居》焚餘殘卷兩件，皆著名劇跡。餘為黃仲明去年所得之絹本《九峰雪霽圖》，乃梁蕉林舊物，雖不及兩《富春》，亦尚佳。”由此可以看出吳氏對此件古畫認識的一個轉化過程。而《九峰雪霽圖》的傳世，對後人認識黃公望繪畫多樣性影響至深。他不但學董源巨然、有《富春山居圖》傳世，此外，這位元代山水畫大家也師法荊浩、關仝和李成，借地為雪，畫雪景寒林取得了傑出的成就。
後來據了解，黃仲明為了發展他的印刷出版事業，采購機械而出讓自己的收藏。其中最著名的黃公望《九峰雪霽圖》今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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