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瑜：埃及風波：告訴和沒告訴我們什麽（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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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最近發生的事情令人痛心。6月30日，穆爾西總統上台剛一周年，世俗派對他展開了波瀾壯闊的街頭抗議，7月3日，他終於被軍方趕下了台。正當我們以為秩序開始恢複，為之鬆一口氣時，又輪到穆斯林兄弟會──也就是穆爾西的選民基礎──不高興了。他們湧上街頭，也開始了曠日持久的抗議。8月14日，失去耐心的軍方暴力清場，導致至少600人在衝突中死亡。

如果說之前熱烈但相對和平的街頭抗議還讓人對埃及局勢抱有希望的話，8月14日以來的衝突給埃及帶來的創傷卻可能需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來彌合。

就在不久前，埃及還被視為民主“新秀”。雖然土耳其、印尼等國家已經顯示了民主製度與伊斯蘭文化之間的兼容性，但是當伊斯蘭文化的腹地──埃及這樣一個古老大國──出現自下而上的民主化浪潮時，整個世界還是感到了別樣的振奮。尤其這些年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壞消息不斷，埃及成了眾望所歸的對象。

然而，從穆巴拉克下台到今天，兩年多過去，埃及就象穿行於暴風雨中的輪船，一個浪頭接一個浪頭，始終沒有擺脫岌岌可危的狀態。雖然今天還不能斷言埃及的民主轉型已徹底失敗，但這些天的風波已經讓全世界領教了這一過程的艱難。

這種艱難放在一個相對短的曆史坐標裏來看格外明顯。從上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世界進入亨廷頓所謂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此之前，全世界隻有三四十個民主國家，而今天全世界有了100來個民主國家（根據研究機構“自由之家”）。在這一過程中，近期的阿拉伯之春之前，除去個別國家的悲劇（比如前南斯拉夫），絕大多數國家的民主化是和平實現的，雖然大規模的街頭抗議、吵吵鬧鬧的議會政治、低密度低烈度的政治暴力對幾乎所有民主化國家而言都不少見，但是大規模的流血衝突卻並不常見。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埃及──確切地說整個中東──民主化中的這種烈性衝突，就顯得格外刺眼和令人痛心。

民主轉型艱難的原因何在？原因在於：在任何社會裂痕巨大的國家，民主轉型都將是艱難的，而當這個裂痕已使社會充分兩極化時，民主甚至可能脫軌。這個裂痕可能是宗教的（比如伊拉克、埃及），可能是族群的（比如前南地區、南非、台灣、肯尼亞、尼日利亞），可能是階級的（比如貧富懸殊的拉美），也可能是城鄉之間的（比如泰國），還可能是意識形態的（比如魏瑪德國）。但不管這個社會裂痕由什麽引起，隻要這個裂痕太大，那麽由其引發的社會衝突就可能造成政治超載，民主機製就可能因難以承載這樣的劇烈衝突而陷於癱瘓甚至崩潰。

更糟的是，民主化本身內置的社會動員機製，甚至可能在一個階段內“激活”這種曾經被高壓政治所掩蓋的裂痕，惡化社會衝突。如果我們觀察“第三波”民主化，會發現相對平穩過渡的國家（比如東亞、東歐以及南歐的多數國家），多是結構上──無論從經濟還是族群角度而言──相對“同質”的社會。社會結構的相對“同質”意味著民主動員很難沿著那個社會裂痕進行甚至擴大那個裂痕，意味著衝突的可調和性。

深度社會矛盾衝垮正常的民主程序，正是埃及所發生的事情。在世俗派眼裏，穆爾西及其支持者試圖壟斷權力，並推動埃及的伊斯蘭化，這是他們萬萬不能接受的，於是他們為了阻止埃及“伊朗化”而鬥爭。在穆爾西及其穆斯林派支持者看來，世俗派對一個民選總統處處吹毛求疵、反應過激，最後不惜通過政變把穆爾西趕下台──他們才是破壞埃及民主的真凶。

我們常常認為政治的失敗源於政治家的偏狹，卻往往忽略政治家作為特定社會集團的代言人，其偏狹往往也是社會普通成員──即你我他──偏狹的反映。就埃及而言，固然，穆爾西和軍方都有各自的重大問題，但雙方各自“群眾基礎”表現出了的狹隘和暴躁也觸目驚心。引發世俗派群眾上街的，據說是穆爾西的專製傾向和他將埃及伊斯蘭化的做法，但仔細分析穆爾西的作為，似乎常常是他這邊剛抬起手，那邊就大喊“殺人了！殺人了！”

穆爾西做法裏最有爭議的無非是去年11月製憲危機中的“總統令”。當時穆爾西和穆兄會控製的製憲會議試圖推動製定新憲法，而世俗派及其核心政治力量──法院──則因為缺乏信任而試圖解散製憲會議，相持之下，穆爾西11月22日發布了一個“總統令”。根據這一“總統令”，在新的憲法通過之前和新的議會選舉出來之前，任何個人或機構不得廢止總統上台之後的法令；司法機構無權解散製憲會議。

這些做法有些很糟糕，有些則明顯是暫時的“防禦性”措施，民眾抗議固然可以理解，但穆爾西是否已經“倒行逆施”到需要民眾通過殺人放火、甚至歡呼軍事政變的方式被趕下台？在強烈的民意反彈麵前，穆爾西其實已經做出了一定妥協，比如很快撤銷了11月“總統令”，但世俗派仍然不依不饒，新憲法12月公投通過後更是“懷恨在心”。

顯然，世俗派當初推動民主化的時候，似乎並沒有做好“民主可能選上你不喜歡的人、通過你不喜歡的法律”的心理準備。將民主視為功利性而非程序性的事物，一旦偏好不能滿足，本可以訴諸新的選舉、總統彈劾、修憲和和平示威等民主程序來解決問題，卻選擇了暴力示威和軍隊鎮壓，隻能說有很多埃及世俗派民眾對民主製度的追求是葉公好龍。如果說有一天他們發現對穆兄會的鬥爭最後是“前門送走了狼，後門又迎來了虎”、導致穆巴拉克式專製回潮的話，也隻能是他們自作自受。

同樣，當穆爾西和穆兄會的政黨以微弱優勢當選後，他們首先關心的似乎不是如何“團結大多數”，而是急於推動一個黨派的政綱政見。之前的承諾──不“奪取政治權力”，選擇一個女性當副總統，加強基督徒的政治代表──紛紛被拋棄，變成了大力在各個權力機構部署“自己人”；他們堅持要在許多世俗派政治家“罷工”的情況下推動製憲和公投；在已經占據總統和議會多數之後，他們仍然試圖侵吞世俗派最後的“堡壘”──法院的權力；在穆爾西被軟禁之後，通過談判解決問題的機會還沒有喪失時，曠日持久地占據街頭、使交通乃至經濟陷入癱瘓──這些又何嚐不是偏狹？

或許，每個專製的長期受害者都多多少少患有專製後遺症。畢竟，當一種遊戲規則幾乎一夜之間變成另一種遊戲規則時，舊習俗的慣性不會在一夜之間消失。專製製度下，政治往往是你死我活的遊戲，掌握權力意味著贏者通吃，暴力是萬能的，“談判”不過是用來爭取時間……這些製度特點會在每個人的心裏投射下長長的陰影。而轉型過程中的大規模街頭運動，往往會使很多民眾迷戀上集體的力量、街頭的力量和運動的力量，渾然不覺民主不僅僅是“鬥爭”和“激情”，而且是妥協、規則、程序、理性、組織化和製度化。

但是，能否因為埃及的遭遇，從此對民主化本身持悲觀甚至否定態度？答案當然不是這麽簡單。如前所述，第三波民主化以來，大部分國家的民主化是以相對和平的方式實現的──如果埃及一個個案就可以說明“民主化之後就會天下大亂”的話，那麽顯然有更多個案可以用來說明“民主化之後不會導致流血動蕩”：韓國、巴西、印尼、波蘭、匈牙利……就近半個世紀的民主化轉型而言，大規模流血衝突是例外而非常態。哪怕就埃及而言，流血衝突固然可悲，但是，至少在不少──甚至可能是多數──埃及人看來，世俗派和伊斯蘭派之間的這次“決戰”徹底斬斷了“政治伊斯蘭”在埃及的前景，是“為了變得更好而變得更壞”。

從更長的曆史時段來考察政治製度轉型，會發現第三波民主化之前，極少有政治轉型是一帆風順實現的。法國大革命、中國國共內戰、紅色高棉運動、朝鮮戰爭和越戰……自不用說，即使是民主化方向的轉型，在大多數國家也絕非一個線性過程，往往“一波三折”。那些我們今天看來相當成功的民主國家，民主化也常有“進兩步、退一步”的插曲──如果我們站在1653年的英國（克倫威爾建立獨裁的年份）、1792年的法國（雅各賓派當權）或者1861年的美國（南北戰爭爆發），更不用說諸多發展中國家的許多曆史時刻，恐怕對這些國家民主化的前景也會無限悲觀。從這個角度來說，出問題的不僅是埃及的民主轉型，而且是我們對民主化進程本身過於浪漫的想象。

那麽，既然民主化這麽困難重重，建立或者維持專製豈不是更好？當然不是。首先，當社會裂痕巨大時，專製解決社會衝突的方式，其社會代價真的更小嗎？ 希特勒式的獨裁自不用說，1970年代智利社會撕裂成左右兩極時，皮諾切特試圖通過“專製轉型”來解決衝突，代價是3000左右智利人的“消失”，八萬人左右被拘禁，四萬人被施以酷刑；當蘇哈托1960年代試圖以“專製轉型”來解決印尼的兩極衝突時，代價是50萬人喪生和150萬人入獄。

從薩達姆到穆巴拉克，從金正日到穆加貝，我們看到專製製度在解決社會衝突方麵不但沒有什麽優越性，往往會更加暴力。隻不過，由於缺乏動員空間，專製下的暴力未必以大規模街頭衝突的形式爆發，又由於信息封鎖，即使爆發了外界也所知有限，但專製社會裏，分散的、持續的、隱秘的暴力及其威脅卻無處不在──隻不過，我們很容易把沒有發生在攝像機前的衝突當作和平，把沒有成為國際新聞頭條的鎮壓當作穩定。

其次，隨著現代化和全球化加深，專製具有內在不穩定性。由於信息流通和觀念傳播、中產階級的壯大和消費社會的興起，世界無論從經濟、信息還是觀念上，都變得更加扁平。經濟上的“大眾社會”和政治上的獨裁難以長期兼容，社會的流動性和權力的封閉性也難以長期兼容，觀念的多元化更是使得意識形態的一元化難以為繼。如果說專製的直接或間接社會代價使其不可欲的話，當代社會的特點也使其越來越不可行。事實上，以埃及為例，其民主化的原動力既非“美帝陰謀”，也非埃及的“公知蠱惑”，而是千千萬萬普通埃及人走上街頭表達對自身權利的訴求。

那麽，今天的埃及到底告訴了我們？又沒有告訴我們什麽？隻能說，埃及顛簸的局勢說明，在一個結構存在巨大裂痕的社會，民主化難以包治百病，也不大可能一帆風順，但如果有人試圖以埃及的情況證明專製的“優越性”，則顯然患上了選擇性失明。也許，與死死拽住既不可欲也越來越不可行的專製相比，對於還在民主化的門檻外徘徊的國家及民眾，更有意義的是積極準備，在民主化的浪潮到來之前努力彌合社會的、經濟的、價值觀的裂痕，為這一浪潮的來襲打造一艘堅固的大船。

本文作者劉瑜是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政治學係副教授，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文中所述僅代表她的個人觀點。

[阿小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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