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頻
無知亦無得
中國文學史上，陶淵明無疑是第一個用大量農村經驗和田園風光入詩的文人，而且質與量均首屈一指，這和他棄官從農之後非得依靠土地為生息息相關，若無官場經曆，豈有“千裏江陵一日還”，“畫省香爐違伏枕”之心情。若他社會適應很好，他可以繼續去實踐其“猛誌逸四海”，也就沒這麽多田園詩寫作。人生之得與失實難預料，即“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若讓陶淵明在仕途順利實現“猛誌逸四海”和回歸田園耕作，眼見“草盛豆苗稀”後乞討而得來文史美名再作一次抉擇：他未必會選擇後者。筆者覺得若淵明真有“用誌之誌及懷才不遇”之憤悶，真被龔自珍講對了“二分梁甫一分騷” 等麵相，那麽王維就會橫眉冷對：“毋為這世俗依你打造而順從於你，你便可“千夫指罵”這世俗世界。”天下何有此理？個體代表不了真理，何況真理也是相對而存，個體雖是構成公共世界的一小塊拚圖，他可以堅持這塊拚圖的形狀即做人的底線，但也不能自我膨脹到取代這個世界。陶淵明是因這樣一種強烈之自我堅持以棄官從農來宣告對這個世界摒棄的同時，也是無形中自我膨脹。雖在精神世界裏他維持了個人霸權之固執，而在現實生活中他是徹底的失敗者。
從《昭明文選》審視陶淵明作品之外，沒有出現田園或園田的詞匯，但出現過“龜田”這個詞，聯想到張衡著《龜田賦》，從內容解讀“龜田”相對於仕宦場的隱逸空間，它未必有田園農耕成分，“龜田”之田隻是一個隱居空間，而陶淵明田園之“田”相比“龜田”就相當明確，即前無參照獨創的農耕和農舍成分，因田園或園田被陶淵明不斷書寫，它成了和土地耕作密切聯係的具體文學範疇。同時他雖和曆史上如伯夷，竹林七賢這樣的隱士在思想崇尚或具體生活方式有所區別，但苦於耕作又創作詩賦，鍾嶸稱陶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可接受。
《歸田園居》組詩可以探究陶淵明對農耕生活的態度和人格價值。其中第一首：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
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
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
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
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
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
久在樊籠裏，複得返自然。
詩第二句“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淵明仕途歲月經考證是十三年，這裏很有可能為押韻而作“三年和十年”。第四句“開荒南畝際，守拙歸園田”中注意“守拙”兩字，這視為陶淵明對自我人生觀的一種堅持，“拙”反義是“巧”，亦可理解陶淵明棄絕了世間靈活處世，避其鋒芒的態度，亦可暗喻陶淵明本身就沒有“巧”的智慧。“拙”在陶淵明作品中的鮮明存在，影響杜甫也反複用到這個詞匯，這是在“懷才不遇”後以何種價值觀來穩定自己的堅持而不被這個世間得失所幹擾，於是乎他們費勁尋找所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這一思維根源，那對陶淵明來講此為“守拙”的本意，在造次和顛沛時還能矜持著。雖然這樣“守拙”為後人在仕途艱辛時會和陶淵明產生共鳴，與其心心相依。
在陶淵明同時代也對“守拙”抱有類似想法的有西晉潘嶽《閑居賦》，這裏不分析《閑居賦》是否為“偽作”嫌疑，任何人都具有矜持一個“理想化自我”，區別在於這個“自我”表露在社會多少而已，那麽筆者覺得《閑居賦》裏的“守拙”無論量和質比陶淵明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閑居賦》會引發爭議就在它怎麽能超越後人被理想化的陶淵明？這萬萬不可接受。
蕭統注意陶淵明的偏偏是詩裏酒的描寫。陶淵明有一組《飲酒詩》是後人走進陶淵明的另一個視角，縱觀漢文學史能在筆墨吟誦間自然而然涉及“飲酒”，將飲酒視為雅趣而成為人生境界的寄托當屬由陶淵明開啟。先秦時代，酒作為非常神聖精純之朝廷釀造品，它代表著清白，視配得上供奉天地禮物。在日本各個神社裏還供奉清酒即沿襲這傳統，在白居易的詩文裏當寫到酒時還賦予一種神聖性。六朝“竹林七賢”飲酒到了極為誇張之地步有其特殊性，“七賢”飲酒與其說是一種雅趣倒不如是借酒來逃遁社會或是另一類“搖滾”思想，這和陶淵明農作後農舍下的飲酒是有區別，將飲酒作為一種生活的雅趣，共存於如田埂，鋤頭，草鞋等現實元素中確從陶淵明開始，“忽與一樽酒，日夕歡相持。”打動後來文人緊隨相仿，李白就不必提了，杜甫年少酒豪無疑，“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 女詞人李清照無論是少女時期，“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還是國破家亡淪落時，“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蘇東坡密州打獵歸來，“ 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不勝枚舉也。曆代文學批評家如元好問在《繼愚軒和黨承旨雪詩二首》中將陶淵明看明白：“君看陶集中，飲酒與歸田。此翁豈作詩，直寫胸中天。”
陶淵明也是將生活凡俗寫進詩文之第一人，而將生活凡俗寫得爐火純青者當屬杜甫，兩者區別在於，陶淵明幾乎是一孤例無追隨者，而子美後韓愈，白居易，元稹盡相讚賞，元稹在為其作墓誌銘中寫到在子美之前的詩，“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濃莫備。”而子美之後掩雜孤高和流麗，地負海涵般“盡得古今之體勢”。在作品量上，杜甫近千五百首詩和陶淵明百二十首不是一個數量等級。陶淵明貴在“嚐鮮”但曇花一現，杜甫雖喜愛陶詩但格局完全不同。
有盛唐文化背景下唐代詩人對陶淵明不以為然者不少，因為當時唐朝是一派蒸蒸日上每一位讀書人都追求仕途，在一個寬容能實現自我理想之時代，是不會向歸田者隱居者投去目光。王維站在一個獨特角度審視陶淵明，他在嚴肅地批評同時讓更多的文人注意陶淵明，讀其詩文觀其態度，隨著時間的洗練，文學被更多的人接受，至於人生態度就變得次要或者淡出。王維作《偶然作》五言組詩共六首，其中第四首寫盡了他對陶淵明人生觀的看法，而從第六首中可以推算出《偶然作》的大致寫作年代：
老來懶賦詩，惟有老相隨。
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
不能舍餘習，偶被世人知。
名字本皆是，此心還不知。
從第一句“老來懶賦詩，惟有老相隨。”的“老態”和“懶意”抒寫出大徹大悟無悲無喜之寧靜淡泊之心，筆者推斷是王維晚年所作，至少是安史之亂以後。“餘習”語出《維摩詰經》：“深入緣起，斷諸邪見有無二邊，無複餘習。”可見寫《偶然作》的王維早已不是十七歲“每逢佳節倍思親”，十九歲作《桃源行》的王維，於是乎在這樣一個思想背景下觀陶淵明，該容忍處容忍，該批判就直言不諱。再讀《偶然作》第四首：
陶潛任天真，其性頗耽酒。
自從棄官來，家貧不能有。
九月九日時，菊花空滿手。
中心竊自思，儻有人送否。
白衣攜壺觴，果來遺老叟。
且喜得斟酌，安問升與鬥。
奮衣野田中，今日嗟無負。
兀傲迷東西，蓑笠不能守。
傾倒強行行，酣歌歸五柳。
生事不曾問，肯愧家中婦。
已不食人間煙火，褒美貶義已不顧忌的王維眼裏，陶淵明的形象被批到毫無人樣可言，“任天真”和“頗耽酒”寫出陶淵明性格固執而“幼稚”的自我膨脹。家貧什麽都沒有，重陽節隻有空手對菊花自吟， “中心竊自思，儻有人送否。”隻有暗自惦記著誰會上門送酒，果真有人送酒來“安問升與鬥”，一家人的吃喝早忘記了，“今日嗟無負”是王維引陶淵明《飲酒》第二十首：若複不快飲，空負頭上巾。最後一句：生計之事從不掛心上，豈肯愧對家中妻子兒女的忙碌。整首詩中“喜”，“奮”，“迷”，“守”，“倒”，“歌”等動詞以極為鄙視語氣寫出了一個不擔負家庭責任的“酒鬼”形象。最精彩的是“肯”，喻“拚”：言雖有愧於妻子，也隻能豁出去了。在王維看來，陶淵明沒有資格在一個夫權製度下有生存空間，無論他抱有信仰如何，為官，隱士，種田自給自足或信佛信道都必須以維持自己和家庭最基本生活條件為前提，“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杜甫雖帶有自嘲口氣，但自嘲之下，“安得廣夏千萬間”為的是天下寒門能有所庇護，境界怎麽就差這麽多？王維在散文《與魏居士書》中提到陶淵明《乞食詩》雲“叩門拙言辭”而大放感慨，意思和上文一致。
金朝元好問評價陶淵明“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陶淵明的真淳固然是史上所著稱，但是這個真淳不符合所謂“真理”式價值。它不出於哲學思考的一個精確概念，事實上帶有情緒性理念而回避這個世界，這樣的真淳尚帶有氣負性，正如朱熹說過“隱者都有氣負性”，筆者覺得陶淵明表現出來的“真”似乎可否定整個世界的某類價值，但現實是可望不可及，這一身心要完全保持太古時代純粹素樸的自然狀態，也就必須從這個現實世界中脫出而遠離，才有可能進入所謂“真”的境界而獲得一種個人完全自由，這是一種超現實的浪漫化理想，所以陶淵明在追求這個“真”時必定隻能以一種不徹底的方式而不宜固執來實行，所以筆者覺得陶淵明在風燭殘年時大致也預料到，於是《桃花源記並序》也印證了他不是盲目無知，更多是現實世界的一個無奈，在他的詩文中似乎讀到了“真淳”，但真實的陶淵明是一位徹底無疑的失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