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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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書與殺豬
作者：徐中偉
1973年秋，遼寧一個叫張鐵生的人在高校招生考試中交了白卷，卻又不甘心，四處鑽營申訴，竟成了“四人幫”一夥所謂對抗修正主義教育製度的“反潮流英雄”。1974年2月，北京海澱區的一個叫黃帥的小學生公布了其“反師道尊嚴”的日記，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的現狀”發起攻擊……
張鐵生是個成人，理應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實在可恨。黃帥卻是個孩子，小小年紀就被捆在戰車上，不過當個傀儡，實在可憐。可恨的是她的父母，聽說都是知識分子，動亂之中不甘寂寞，也想謀個機會，便拿了自己的女兒當磚頭，就這等卑劣的人格，真是玷汙了知識分子的名節，應該遭到鄙視和唾棄。
學校在文革之初是由治到亂的突破口，這些年下來本已離開了漩渦中心，孰料這幾根“鞭子”一抽，學校又變成動亂的焦點，尤其是中小學，頓時秩序大亂，老師不成老師，學生不成學生，哪裏還談得上課堂紀律和學習文化？
巧的是，這一年北京市計劃普及高中教育。然而，正常的教育鏈條已中斷多年，何處覓得師資？這時想起1966年的老三屆高中生，好歹受了十多年的正規係統教育，文化功底還算紮實。把幾大生產建設兵團裏的老高中生們調回以應中學教育之急需，豈非正當其時?我就是乘了這股東風回到北京的。
1974年2月，我被分配到北京六中當語文教師，最初在高一年級教語文並擔當班主任。
想想也真好笑，沒有人告訴我怎樣當教師，也沒有人告訴我應該怎樣教課，進入教師這個職業應該掌握的基本範疇和要求我一無所知，學校也好像視我為天然的教師職業擔當者，今天初任教師所必須經曆的過程和程序在我這裏全部免除。這麽多年過去了，我回想起當初仍然為自己的大膽感到吃驚。正是無知者無畏，我是完全憑著自己的熱情而進入教師這個行列的。
想一想，多麽愜意呀，從北大荒那樣一個艱苦的地方來到北京，而且在中學教書，真像從苦水潭裏爬出來一不小心掉進蜜罐中，幸福得有些眩暈，每一天的太陽都是那麽鮮亮，溫暖，腳下的每一步都帶有彈性。我沒有上下班的時間概念，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我利用六中那小小的資料室認真鑽研每一篇課文，每一個難點；精心設計每一節課，每一個環節。我像兄長一樣和班裏的學生接觸交流，幫助他們，組織他們。終於在不長的時間裏，我獲得了同事們和學生們的認可。
憑心而論，我這個班除了少數人外都知道用心學習，隻是多年動亂造成他們的基礎比較差，而其他班出現的亂象在這裏基本沒有發生。我和學生們的關係很融洽，在這種師生和諧的環境裏，我找到了工作的幸福，發現了自己人生的價值。如果不是那個動蕩不定的年代，如果不是後來發生的事情，如果……，如果沒有那麽多的後來，我也許會終老在那個我認為幸福的崗位上。
不久，可能還不到一年，我奉命調到初三擔任年級指導員（相當於年級組長）。本來隻有黨員才能充任這個職務，我那時還沒有入黨，但學校支部書記找我談話，說這是組織的信任，要經得住考驗。我雖然很舍不得自己這班學生，但還是毅然決然地來到初三年級任職。（大約一年後，我被接受加入黨組織，按照那時黨章的規定，我沒有預備期，直接成為正式黨員。）
然而時間不長，我在之前建立起來的信心和幸福就被現實擊得粉碎，這時我才明白高一那個班是特例，現在麵對的學生才是真實的。他們基本不讀書，沒有求知欲，不知學校製度和課堂紀律為何物，視教室為市場，整個年級混亂不堪。無論男女都沒有理想與追求，甚至對基本道德規範喪失了判斷能力，偷竊、打架、“拍婆子”……不一而足，在派出所掛了號，進出拘留所的人物並不罕見。這真是莫大的諷刺，文化大革命竟然從精神層麵上毀掉了一代人。
記得那天講《歐仁·鮑狄埃和國際歌》。開始，我還拿著精心準備的教案，信心十足地站在講台上。不一會兒，我發現不對頭，幾乎全班人都沒聽課，悄悄說話的，打盹的，發呆的，就是沒有認真聽課的，僅僅礙於我是班主任兼年級指導員，才沒大亂。於是，我停下來問他們問題，結果讓我大吃一驚，巴黎公社、《國際歌》、包括列寧都一概不知。我的教案算是白搭了。
那就念書，對不起，書也念不成句，不認識的字太多。事情到了這個地步，還侈談什麽教學計劃，隻有從認生字起步。也行不通，有近三分之一的人沒有筆和練習本。好不容易捱到下課鈴響，我剛說了個“下”字，“課”還沒出口，全班“嗷”的一聲奪門而出。
後來，我出了個題目“一件小事”，讓他們寫作文。這是小學三四年級的作文題。作文收上來以後，我花了半天時間也沒看完，雖然最長的一篇也不過二百多字，但沒有一篇我能看懂的。得，從學習造句抓起。這讓我想起了戰爭年代解放區裏的婦女識字班，根本區別在於，解放區的婦女們學習熱情高漲，而這些學生則是徹底喪失學習興趣。
以後的時間裏，我再也沒有認真備過課，因為根本用不上，再說，我的絕大部分精力被迫投入到另一個領域。
這些學生都是十五六歲的年輕人，精力過剩，不用到學習上，就會尋找其它的發泄出口，於是沉渣泛起，烏七八糟的東西無師自通，學校內外勾連，小流氓一樣無法無天。在學校裏麵找不到一個規規矩矩學習的課堂，他們根本不把老師放在眼裏，尤其是女老師。站在教室窗外一望，裏麵人聲鼎沸農貿市場一般，甚至離開座位追逐打鬧。
還有少數能量大的，在學校外麵混出些名堂，像嘯聚山林的土匪，有自己的勢力範圍和名號。他們在社會上偷雞摸狗，打架鬥毆，男女鬼混，對學校秩序危害更大，是派出所和民兵指揮部的常客。我因為當了年級指導員，一有事就要出麵處理，到派出所和民兵指揮部出出進進的，混得臉熟。
我常常自己疑惑：我還是老師嗎？
我先前說，學生礙於我是班主任和年級指導員，所以上我的課還不太敢出格。其實這話說得不太準確。學校其他老師們很清楚自己的身份，也很明白現在的形勢，誰願意頂風上跟學生較勁，落一個資產階級統治學校的典型？特別是上麵下達了文件說，體罰學生是要受處分的。
可我不同，這一段時間我已經忘了自己的教師身份。我是北大荒回來的知青，不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最初，麵對鬧事的學生，我還耐心地講道理，但很快發現他們油鹽不進，我是對牛彈琴。於是教師的風範漸失，知青本色回歸，氣極了，張嘴罵；恨得咬牙根兒，舉手打，抬腳踢。
什麽事都怕有第一次，一開了頭就止不住了，越罵越順嘴，越打越順手。這要放在其他老師身上，學生肯定不幹了，早鬧到校長和教育局那裏去了。對我，他們居然認了，因為他們把我當成治安警察和民兵的代理人。
那時進了派出所，尤其是進拘留所，先要在皮肉上“受教育”，可能是從《水滸傳》裏的“殺威棒”演變而來。這些學生都懂規矩，所以他們認可我的教育方式。慢慢地我的名聲在學生中傳播開，成了教師中的“另類”。
有一次，我班裏一個姓韓的混小子自己加工了一把尖刀，為了試試刀口是不是鋒利，竟一刀紮進另一個同學的屁股。我聞聽大驚，一麵請其他老師送受傷的同學去醫院，一麵把這混小子叫到辦公室。
見了麵，我一句話沒說，抬腿一腳把他踹趴在地上，他一骨碌爬起來，滿臉通紅，衝著我目露凶光，雙手攥緊拳頭。我大聲斥罵他：
“你他媽活膩了！你這是持刀傷人，是刑事罪，判你的刑！”
他一聽鬆開拳頭，低下了頭。
我這邊事還沒完。受傷學生的家長不幹，非要上公安局不可。我好說歹說才算穩住。把雙方家長糾合在一起，就治療費和營養費達成協議（那時還不懂得要賠償金和追究學校責任）。
警察又聞訊趕來了。我考慮到這個混小子雖然可恨，但畢竟頭腦簡單，不是蓄謀傷人，還是應該開脫他。就和警察協商半天，決定不深究，從輕處理：拘留十五天。
十五天以後這混小子從拘留所裏放了出來。他倒是規規矩矩地立馬來學校上課。那天，我剛走進教室門就看見幾個人圍著他，他正眉飛色舞地白話：
“……裏麵吃得挺好，肉末大白菜和窩頭……”
一抬頭看見我進來了，馬上閉住嘴。我掃了一眼，幾個聽眾也趕緊散開。嗬，幾天的工夫，這小子居然吃胖了。我心裏又氣又笑，罵道：
“你個兔崽子覺得裏麵好就再回去。給我閉上你那張破嘴。”
這事情過去不久，四班的班主任來找我，說他班上有個叫鄭茉莉的女學生（眾所周知的原因，此處用化名）經常曠課去校外鬼混，近來變本加厲在外麵“刷夜”（流氓術語，即夜裏不回家在外麵鬼混，後來也成為警方用語），還引誘本班其他女生曠課外出，今天她到學校露麵了，必須狠狠批評，嚴厲懲處她。
其實這位老師的心思我非常清楚，燙手的山芋誰願意接，你不是指導員嗎，你來吧。問題是我也無能為力，學校畢竟不是勞教所，該給的處分給了，她不在乎；該講的道理講了，她沒有羞恥感；該批評的批評了，她滾刀肉。她是女的，我還沒法打她。真是豆腐掉到灰堆裏，吹不得拍不得。唉，那也得管呐。我忍住一肚子火，跟那位班主任說：
“你把她叫來吧。”
一會兒鄭茉莉來到辦公室，笑嘻嘻地站在我麵前。我努力壓住火氣：
“你這幾天為什麽曠課不來上學？”
她咧嘴一笑：“老師，我不舒服了。”
“去哪家醫院？假條哪？”
“我沒去醫院，在家裏自己吃藥。”
“胡說！有人看見你跟二毛子（一個小混混的名號）逛大街。”
她嘴一撇，低頭不吭聲了。
“你現在不但曠課，晚上還不回家。家長不管呐。”
誰知她扭扭身子：“我媽知道。”
什麽！我可真算開了眼了，一股火騰地從嗓子眼冒出，不由得破口大罵：
“你還是個女的，你怎麽不知道害臊呀？我要是你爹打不爛你。我給你找根繩子，你上吊死了吧。滾！”
鄭茉莉走後，我坐在椅子上喘了半天氣：這是什麽家長啊？！
第二天下午，四班班主任神色緊張地跑來小聲告訴我：
“鄭茉莉她媽來了，要找你。”
“讓她來，我還正想找她呢。”我肚子裏的火又拱起來。
鄭茉莉的媽風擺柳似地走進辦公室，不待坐穩就話裏有話地對我說：
“您是徐老師吧。昨天我們茉莉放學回家哭了半宿。”
“嗬，她知道哭了，不容易。”我冷眼相對。
“有的老師說讓茉莉找繩上吊死了，您說這話對嗎？”鄭茉莉媽綿裏藏針地把話甩過來。
“這話是我說的。鄭茉莉已經曠課好幾天了，不知您知道不知道？”
“喲，我還真不清楚，就知道她這幾天不舒服。”
“她沒有不舒服，身體挺好。這幾天她和一個外號叫二毛子的人在一起，在外麵‘刷夜’。”
茉莉媽一聽，馬上瞪起眼睛，剛要張嘴，我立刻擺手止住她：
“這個情況不是學校了解的，我們隻管校內。這是派出所通報給我們的，讓我們加強教育。警察和民兵那裏有案底。管片民警還要找她呢。您要想了解，我陪您去一趟？”
茉莉媽立刻搖搖頭。
我加重語氣對她說：“一個女孩子應該自重，她將來還要長大成人。您可能太忙了，還是要抽時間管一管。”
茉莉媽臉一陣紅一陣白，我的話音剛落，她就道聲“謝謝”急匆匆走了。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
隻隔了一天，我班上一個壞小子湊到跟前：
“徐老師，您這幾天小心點兒，我聽說‘二毛子’和‘大管兒’要截您（即攔截毆打），高中有個人還說要叉了您。”嗬，這個鄭茉莉還橫跨幾個地盤，水夠深的，我看了看這小子，不知是討好我還是被差來傳話的，也就惡狠狠地放話：
“你告訴這群王八蛋，老子等著他們，什麽時候，在哪兒？我捏不死他。”
“您別生氣，他們也就是放個風，哪敢真惹您。”壞小子顛顛地走了。
狠話是說了，我還真得考慮一下：用刀紮我，他沒這個膽量。但要圍住打我一頓或暗地裏飛來一塊板磚，我這警察代理言人的麵子就掛不住了，以後還怎麽管他們？……俗話說人算不如天算，我還沒想好怎麽應付之際，發生了一件事，根本扭轉了局麵。
六中食堂養了兩頭豬（那年月也沒人管），每日價剩飯剩菜吃著茁壯成長，轉眼間都到了兩百多斤。學校領導就想殺了它們給老師改善改善。難題來了，找誰殺呀？北京六中地處天安門旁，別說長安街地區，就是整個西城區也未見得能找出一個人來。我見主任急得直轉圈，就毛遂自薦：
“主任，我來殺。”
“什麽？你殺？”他從眼鏡框上邊射出光來，“你真行？”
“沒問題，我殺。”
各位，別以為我是忽悠你們，沒有金剛鑽也不敢攬瓷器活兒，我是真會殺豬。回北京之前我在黑龍江兵團四師樂器廠待了一年，其中一多半時間在食堂做飯（發麵，使堿，蒸饅頭，擀麵條，擀皮，包包子包餃子，我都精通）。過年前，我們幾個知青為周邊單位殺了近二十頭豬，早就手藝純熟。其實沒什麽難的，就是熟悉豬的身體構造，再加上膽大心細手狠。
殺豬那天，在操場上埋一口大灶，騰騰的熱水滾燙。我帶著幾個打下手的年輕老師（都是小夥子）去抓豬。他們怕豬咬，從後麵上手，轉了幾圈，人和豬都氣喘籲籲的。我拿足了架子：
“我來吧。你們在前麵擋一下。”
我從豬的側後麵慢慢走過去，快要靠近它時，它撒腿向前一竄，見前麵有人阻擋又折返方向，剛要逃跑，但為時已晚，我瞅準機會一把抄住它的後腿，一發力提起來。豬隻剩兩隻前腿著地，掙紮的力道頓失。我急忙招呼幾個年輕老師過來抓住豬耳朵，將它按倒在地，又用豬蹄扣前後拴好，抬到殺豬案上。
此時正值課間，豬的慘叫聲吸引了所有的學生。他（她）們是真正的——隻吃過肥豬肉，沒見過肥豬跑，一見在操場上殺豬頓時轟動起來，情緒亢奮，嗷嗷叫著趕來，裏三層外三層把個殺豬場圍得風雨不透，站在外圈的人踮起腳嚷著裏圈的人蹲下。上課的鈴聲響起來了，沒有一個人離開。有幾位老師象征性地喊了兩聲“上課了”，見沒人搭理，也就擠進人群一起看殺豬。
當時殺豬刀都沒有，臨時到校辦工廠打磨了一把。我讓兩個膽大幫手拿木杠子壓住豬，自己站在豬後脖頸子的方位，伸出左手抓著豬嘴，緊緊攥住，往懷裏帶過來。這一環節是要膽大心細手狠，抓不準或掙脫手，豬會咬傷人。豬頭一扳過來，它的嗓子窩就露出來了，我右手持刀對準嗓窩紮進去，方向稍稍偏左，進刀約20公分，捅進心髒，再拔出刀，鮮血隨即噴出，幫手趕快用盆接住。
這時就聽見四周發出驚天動地的嗷嗷叫聲，估計是學生們第一次看見這種血腥場麵的反應。豬嘴被我攥著，它的叫聲悶悶的，越來越小，血也一股一股地冒出，越來越少，四肢踹動越來越慢，最後，一陣痙攣，停住了，豬死了。我鬆開手，抬眼環顧一下四周，人人臉上都驚恐萬狀，有一些女生還用手捂著眼睛，露出一條縫向外偷看。
直到我把第二頭豬殺完，學生們才在老師們的催促強迫之下回到教室上課。最刺激的活兒幹完了，剩下的就是收拾了。我在豬後蹄上割一個口子，用鐵通條捅進去，在皮肉之間穿通出幾條通道直到前肩附近，然後拿來自行車打氣筒塞進後蹄刀口處充氣。據說本領大的屠戶可以一口氣吹鼓一頭豬，我沒這等本領，隻會用打氣筒。待到豬脹鼓鼓的，就拿開氣筒，紮緊刀口，放進湯鍋退毛。
人多好幹活，七手八腳的，不一會兒，兩頭光淨淨白條條的大肥豬被抬到案子上。我雖不如庖丁解牛那般高超，但也駕輕就熟，很快把兩頭豬分解完畢。至此，我的殺豬任務圓滿結束。
讓我沒有想到的是殺豬給學生管理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影響，我在學生眼中變成了一個完全陌生的人。那些調皮搗蛋無法無天的壞小子在我麵前規矩了許多，幾個在外有名號的，原來迎麵見到我時曾挑釁般地直視目光擦肩而過，現在則早早地叫一聲“徐老師”側身一旁，待我過去才起步。當初給我傳話的那個壞小子隻要一瞅見我就會“哧溜”一下躥得不見蹤影。
現在，不管哪個年級哪個班課堂紀律混亂，隻要我的身影在窗口一閃現，那鬧哄哄的教室“刷”地一下鴉雀無聲，以至於學校的秩序似乎都有所改觀。我親耳聽見教導主任向外邊來的人介紹我：
“他是一個很優秀很有能力的班主任。”
但我心裏非常清楚，這評價嚴重失實。作為教師有一個最基本的原則或標準：必須熱愛自己的學生，沒有愛心根本談不上教育。可是我並不愛他們，他們也不愛我。我也無力阻止和醫治瘋狂曆史給他們帶來的傷害，我對他們僅是在荒唐年代裏特殊條件下產生的畸形權威，一旦脫離權威的陰影，他們的劣根就會發病。
這不，還沒等我和同事們把氣喘勻，又發生了一件事。一天下午下第一節課，我剛走進辦公室，就看見年級組裏那位年輕漂亮的女外語教師在抹眼淚，哭得梨花帶雨一般，旁邊幾位女老師不斷勸解，另幾位男老師作義憤填膺狀。其中一位女老師見我進門，便怒衝衝走來：
“徐老師你必須嚴肅處理這件事。”
我趕緊詢問根源，原來是這樣：下午這位外語老師去上課，課堂紀律與往日大不相同，非常安靜。外語老師當然滿心歡喜。出人意料的是，下課時候班上的六個小夥子竟然向她請教問題，這真是太陽從西邊出來了。她高興地把他們招呼到講台旁。誰知這六個小子把她齊齊圍定，趁她低頭翻書之際抓住她，一人親她一口然後跑掉了。她一時怔在那裏，接著羞憤交集捂臉跑回辦公室。
各位說這事怎麽處理？交給派出所，那時還沒有性騷擾的罪名，隻能按流氓罪去考慮（現在已經沒有流氓罪了），但嚴重程度達不到，罪名不夠，警察即使肯幫忙，也不過罵一頓放回來。我批評他們，說什麽？說你們親女老師是不對的，是侮辱女同誌，是道德品質不好。他們多半會笑起來：道德品質多少錢一斤？用正規的教育思維方法考慮這個問題隻能是自尋煩惱。
我在下午課剛結束時就推門走進教室，點了六個壞小子的名字讓他們留下。別的人當然明白緣由，都躡手躡腳地溜出教室。我怒氣衝天地吼了一聲：
“都站起來。”
六個小子反應挺快，“騰”地站起來。
“到教室後麵靠牆站好。”
六個人整整齊齊地站成一排低著頭，就像等待宣判的罪犯。
“知道我為什麽留下你們嗎？”
“知道……”“知道…..”“不知道…..”六個人低聲含糊地胡亂回答。
“不知道？”我惡狠狠地拉長聲音質問：“我告訴你們這群混蛋，外語老師是你們的姐……不，和你們的媽是一輩的，你們竟敢欺負長輩，活膩了！”
話音剛落，我就揮拳打去。
打哪？俗話說打人不打臉，容易留記號，也會徹底撕破臉，就不好收場了。也不能打胸口和腹部，掌握不好容易出意外。打肩膀，那裏肉厚打不壞，而且肩膀挨打人會站不穩，懲罰的含義就更加凸顯。說到底他們隻是混蛋而不是壞蛋，不能當壞蛋來對待。機會均等，一人一下，我用的力氣不小，他們全都踉蹌後退靠在牆上。
憑心而論，這六個壞小子個頭都不矮，都有把子力氣，要是合夥反擊，最後趴在地上鼻青臉腫的一準是我。可問題的關鍵恰恰就在於他們不敢，不僅不敢，連反擊的念頭和意識都沒有。
聽說在美軍打伊拉克時，有兩個美軍士兵單獨外出，開的車淤在泥坑裏，兩個人求援，迎頭撞見一大隊伊拉克士兵開著坦克，結果是伊拉克士兵用坦克拉出美軍的吉普車，然後集體向兩個美軍投降，因為伊拉克士兵喪失了抵抗意誌。人的意誌決定生死，意誌沒了，靈魂就喪失了。我殺豬的那一刻就徹底摧毀了他們的意誌。
六個人咧咧嘴，揉揉肩。我火氣未消，又一人給了一腳，喝問道：“還敢不敢了？”
六個壞小子趕緊一口同聲地回答：“不敢了。”
“不敢了。現在坐下一人寫一份檢查。”
“徐老師，寫……寫什麽？”有個小子壯著膽子問。
我怎麽把這事給忘了，他們連句整話都寫不全，哪會寫檢查？稍加思忖：“你們在家惹你媽生氣了，你爸要教訓你們，你們怎麽辦？得說自己多麽混蛋，多麽不是東西，想著怎麽哄你媽高興，就怎麽寫。不會的字，寫拚音。”
其實那天最大的難題在於，我要給包括男老師在內的年級組全體同仁出氣，讓他們看見我是如何惡治這幫壞小子的，讓他們相信壞小子們害怕了，以後，至少在相當一段時間內，這類事件不會再上演。唉，我招誰惹誰了？
這麽多年過去了，我還會常常想起我的中學教師生涯，雖然隻有短短的幾年，卻是我生命中的裏程碑。有不少青年人未經曆過那個年代，聽了我的敘述往往哈哈大笑，以為是天方夜譚，當做茶餘飯後的笑料，卻不知道我內心深處的酸楚。
我當年的那些學生，包括那些壞小子，現在都已過知天命之年了，麵對飛快發展的社會，競爭激烈的世界，他們具備有效的謀生手段嗎？他們能夠跟上這個時代嗎？每當想到這裏，我心中便會隱隱地擔憂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