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論跟中國關係密切的西方學人,20世紀著名的思想家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肯定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位。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羅素應邀來華講學,回國前作告別演講“中國到自由之路”,回國後出版了一本著名的《中國問題》。羅素也可以說是含著金鑰匙出生的。他於1872年5月18日出生於英國威爾士蒙茅斯郡一個貴族家庭。1970年2月2日,98歲高齡的他在威爾士家中告別了這個世界。1890年,羅素考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後曾兩度在該校任教。1908年,羅素當選英國皇家學會會員。1950年,羅素獲諾貝爾文學獎,並被授予英國嘉德勳章。人性隱含著罪惡,世界常發生災難,但羅素仍然相信,人生是值得過的。羅素的意義正在於此,他時刻提醒人們反思、正視自己當下的生活,矢誌不渝地去尋找真正的自己,做真正的人。而羅素更大的意義還在於,他不僅在哲學方麵做出了劃時代的貢獻,其深刻的思想對人類曆史也產生過深遠的影響。當涅瓦河畔的炮聲響起,列寧和他的布爾什維克,一下子就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這種目光摻雜著好奇和欽佩。就像法國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口號一樣,高尚的蘇維埃理想,在那個時代擁有無窮的魅力。一時之間,國際上無論左派還是右派,幾乎全都步調一致,對蘇維埃俄國給予了熱情的頌讚。然而非常令人尷尬,十月革命後的蘇聯在之後很長一段歲月裏的表現,卻仿佛被惡意做空的股票,跌破了所有人的心理價位。這真是應了那句話: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魯迅死得早,至死不改初衷;胡適活得長,有幸看到了烏托邦的另一麵。這又應了一句話:活久見。而提起活久見,不得不提的一個人,就是這位伯特蘭·羅素。這位公知領袖、才子班頭,20世紀影響最大的哲學家,也是活得最久的知識分子。羅素活了98歲,並且曾經親自遊曆蘇俄。因此,他在不同時期對蘇聯的看法,於我們似乎更有參考價值。十月革命爆發之初,羅素的態度與多數人並無二致——既興奮,又期待。他動用自己的私人關係,向英國駐彼得格勒的大使打聽蘇俄近況,卻因為隔得太遠不得要領。1920年,羅素顧不得那麽多了,親自去了一趟莫斯科,實地觀察蘇俄的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並與列寧等人長談。親身體驗過蘇維埃俄國之後,羅素如冰水澆頭,熱情驟滅。在那裏,有一種“鬥爭哲學”,與羅素的理念格格不入。在羅素看來,新生俄國的主政者們的理論存在著兩大謬誤:一個是人性上的,一個是理論上的。人性上的謬誤,是幻想通過宣揚仇恨,以鬥爭的形式促成美好結果,以天下大亂帶來天下大治——卻不去想,那些養成仇恨習慣的人,一旦取得勝利,就會馬不停蹄尋找新的仇恨目標。理論上的謬誤,則在於他們堅信,經濟力量是唯一起支配作用的權力形式,如果國家成為唯一的資本家,就能馬上消除剝削和壓迫。但他們卻沒有意識到,這種做法隻是造出了更加可怖的權威——所有人將生殺予奪的大權,全都交托於政府官員。
從蘇俄回去後,羅素寫了一本小書,名為“布爾什維克的理論與實踐”。這種不與時俱進的態度,惹惱了很多人。羅素成為了輿論的靶子,左右兩派都給他起了埋汰的外號。但那些風言風語絲毫沒有撼動羅素,他那“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實在令人欽佩。離開蘇俄後,羅素如前麵所說,揮一揮衣袖,又來到了中國。羅素夫婦在中國,與蔣百裏(前左一),及瞿菊農、趙元任、王庚、孫伏園(後排左起)斯時斯世,如羅素這般看透蘇俄真相的中國知識分子少之又少,胡適沒看透,魯迅沒看透,其他很多人就更不用說了(倒是徐誌摩是個另類)。胡適這樣的盜火先驅,也在不遺餘力地為蘇維埃鼓與呼。他認為蘇聯人是理想主義的政治家,正在做一個空前偉大的政治實驗。魯迅先生一反他那為人熟知的文風,寫了好幾篇熱情洋溢的激賞文章大讚蘇俄。而偌大一個新文學的中國文壇,似乎隻有24歲的徐誌摩跟羅素英雄所見略同。事實上,著名的詩人帥哥徐誌摩是羅素的粉絲,羅素《布爾什維克的理論與實踐》甫一出版,小徐就找來如饑似渴地讀了;讀完後,還公開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俄國人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實現的,但在現實與那天堂中間隔著一座血海,人類得渡過這血海,才能登彼岸,於是,他們決定先實現那血海。”羅素對蘇俄的態度,必然會影響到中國知識分子對羅素的態度。羅素到中國後,力挺蘇俄的魯迅率先發難,跟他打了場不大不小的筆戰。羅素遊玩西湖,看見轎夫十分辛苦,卻有說有笑,不知憂愁為何物。羅素受到震撼,遂撰文稱讚轎夫樂天知命,懂得享受幸福。
獲悉羅素上述論調後,魯迅頗為不滿,也寫了一篇隨筆,諷刺羅素道:“如果轎夫能對坐轎的人不含笑,中國也早不是現在的中國了”。羅素和魯迅對“無產者”有著迥異的看法,這源自他們對蘇俄的不同態度。如今,那套鼓動仇恨的理論,所帶來的災難,已成曆史事實。中外兩位思想界名人的這段文章公案,孰是孰非已無需贅言。隨著的閱曆不斷增長,羅素對蘇俄模式的看法也越來越深刻。比如下麵這段:古今中外的人們總在幻想“醫治百病的靈丹妙藥、畢其功於一役的社會革命”,這樣的想法很不錯,但隻能是癡人說夢。因為事實恰恰證明,給人類帶來了最多、最大災難的,正是那些“高尚”的野蠻和狂熱的信仰。晚年的羅素致力於和平事業,他認為“人類時刻麵臨著滅頂之災”。促使羅素作出這個可怕預言的,是無時不在的核威脅與核訛詐。羅素滿懷憂慮地指出:如果世界大戰再次爆發,沒有人會遵守禁核約定,投入戰爭的每一方,都會大量製造氫彈和原子彈;而一場動用原子彈和氫彈的戰爭,絕不可能有任何贏家,地球人類要麽選擇活在一起,要麽選擇共同死去。個人的壽命再長,在曆史長河中,也不過是滄海一粟;但哲人的思想,卻能超越時代而永駐。羅素於1970年過世,但他對蘇俄權力屬性的判斷、對核戰爭的憂慮等等,絲毫沒有過時。活在熙熙攘攘的人世間,每天的頭條新聞,不時閃出核擴散的消息,蘑菇雲的幽靈籠罩在地球之上。天堂長什麽樣,誰都沒見過;但地獄長什麽樣,我們卻大抵可以作出判斷,那就是絕對權力加上核彈。個人固執造就家庭悲劇,集體狂熱卻會將國家引入深淵。先知如孤獨而微弱的燈塔,照亮通往智慧殿堂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