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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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熱門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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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訪問：

那些敢為文藝禁區摁綠燈的老幹部，後來都怎麽樣了？

(2023-06-16 09:08:15) 下一個

來源：宅少宅總有理

“如今那麽多‘遊泳健將’，都擠到一個‘遊泳池’裏，就隻能‘插蠟燭’了。”

——表演藝術家·趙丹「逝於1980年10月10日」

出自：《…太具體…沒希望》

01.

1998年3月，中影舉行看片會，各地影院經理到場。片子194分鍾，中途竟然沒有一個人離場。看完後，經理們排隊上廁所，紛紛發表感言，說這是近年來看過的最爽的洋片。大家對高票房的期待，瞬間有了底氣。

更有底氣的事，還在後麵。3月9號，一位熱愛文藝的老人，突然說了這樣一段話：“我們不要以為資本主義就沒有思想交流的東西。最近要上演一部叫《鐵達尼號》的電影，過去叫《冰海沉船》。這部片子把金錢與愛情的關係，貧與富的關係，在危難當中每一種人的表現描繪得淋漓盡致……”

省略號後麵的內容，我這裏就不方便打出來了。

這段講話被刊登在《羊城晚報》上。廣東電影公司宣傳科的同誌，嗅覺很敏銳，意識到可以借力，趕緊傳真各單位，給《泰坦尼克號》造勢。後麵的事，想必見證過這段曆史的人還記得。因為老人一番話，傑克和肉絲的愛情故事，成了當年最大的話題。電影摘下11項奧斯卡獎後，4月1號，全國公映。各地觀眾都看瘋了。有的影院，甚至為搶拷貝大打出手。

當年的引進版本，顯然、必須是刪減過的。但由於中影手上隻有300個拷貝，根本不夠支撐全國院線。有的小地方院線，就私下裏買了盜版拷貝，以至於某些觀眾記憶中，一直看的是未刪減版，聲稱一刀未剪就上映了。

這顯然是對我們審片工作人員日夜辛勞的輕視和汙蔑。

「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鏡頭」

最終，《泰坦尼克號》在1998年收獲了3.6億的票房。這還是由於上麵發文，說差不多行了，別再放了。不然就破4億去了。這個數據，占了當年總票房的五分之一。直到11年後，《變形金剛2》才給打破。

回憶此事，廣東電影公司的宣發同誌說：

“那份報道引起很多地方領導的重視，當初政府機關包場占了相當比例。”

所以你看，這3.6億票房，老人一番話，不知道起了多大的力量。在過去的歲月裏，這種事並不少。平日裏，廣大人民群眾不大能聽見、看見的文藝作品，就因為某些老幹部的一句話，一次曆史性綠燈，突然就見光了。

當然，摁下綠燈後，每個老幹部的結局，也不大一樣。

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從容退場。

02.

80年代，新鮮事很多，爭論、帽子也很多。那時候，敢摁綠燈的老幹部，都很有勇氣。眾所周知，在所有綠燈中，王昆摁的那一個，最有名。

很多人都是那句話，要不是王昆讓崔健上台唱了《一無所有》，中國搖滾還在馬克西姆餐廳自娛自樂呢。那時候，“搖滾”二字，基本等同於流氓。一頭長發的丁武，被警察當街教育，說你對得起你爸媽嗎？崔健的“七合板樂隊”因為搞搖滾，樂器都被團裏沒收，還被北京市委宣傳部約談。

他們說這是世界音樂，應該介紹一下。沒人敢點頭，樂隊很快就散了。

當年別說搖滾了，連稍微軟性一點的流行音樂，都是批判對象。鄧麗君的歌，更是文藝晚會之大防。但就在1984年春晚上，朱明瑛唱了一首《回娘家》。這歌一開始被傳為“河北民歌”。後來大家才知道，出自鄧麗君1982年的專輯《初嚐的寂寞》，原名《小媳婦回娘家》。是一首流行歌。

朱明瑛來自東方歌舞團。1962年，這個團成立時，王昆是藝術委員會主任兼獨唱。20年後，她成了團長兼黨委書記。歌就是她讓翻唱的。

「一個文藝史的偶然或必然」

那一年，崔健去上海接私活，被單位勸退。崔教父謊稱在家養傷，寫出《一無所有》。團裏同事一聽，當場就哭了。歌在馬克西姆唱過，但沒機會公開表演。恰好東方歌舞團支持搞“世界和平年·百大歌星聯唱”，崔健就去找王昆。王昆聽完後，頂著巨大風險，讓崔健上了台。

演出當晚，中顧委的秘書長，76歲的老幹部榮高棠，怒而質問，王昆，你怎麽能搞這個呢！王昆笑嗬嗬地打太極，說不就是一首情歌嘛，小夥子搞對象沒搞上，就是這麽個意思。就這麽著，中國搖滾樂，突然就地上了。

除了《回娘家》和《一無所有》，王昆當團長時，還挖掘了鄭緒嵐、成方圓、程琳、李玲玉等女聲，基本上都是唱流行唱火的。因此，王昆一度被指責為“引進流行音樂的罪魁禍手”。但王昆根本不不怕。

一是人家自己硬氣。當年延安首演《白毛女》，王昆演喜兒，把主席唱哭過。二是人家丈夫叫周巍峙，寫過“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當過文化部代部長。政治上，人家覺悟高著呢。所以王昆當時很自信：

“過不了幾年，你們給我的這頂帽子，就會被摘掉。”

2014年，在籌備“把歌聲留給未來——王昆和她的朋友們專場演唱會”期間，這位優秀的老幹部，突然頭痛、暈厥，因腦溢血病逝，享年89歲。

沒有她，中國流行音樂的公開化演出，說不定還要走好多彎路。

03.

1996年，東方歌舞團迎來了一個新的黨委書記，那就是李穀一。不過在成為幹部之前，李老師是被批判的那一個。那首歌，中國上了年紀的人應該都知道。它叫《鄉戀》，是電視風光片《三峽傳說》的插曲。

李穀一老師當年受的委屈有多大，知道的人就不一定很多了。

《鄉戀》是連夜寫出來的。《三峽傳說》本來要上一首《思鄉曲》，作曲家張丕基五易其稿才寫出來，導演馬靖華卻不滿意。不滿意的原因很簡單，《思鄉曲》太過專業、高雅，很難在群眾中流行。片子還有幾天就要播出了，馬導非讓重寫，讓張丕基先回家睡覺，自己連夜寫歌詞。

寫詞時，馬導想到王昭君和親，一步一回頭，告別家鄉山水，便把這山這水擬人化，寫作親人，於是有了：

你的身影，你的歌聲，

永遠映在我的心中。

昨天雖已消逝，分別難重逢，

怎能忘記你的一片深情…

第二天，張丕基看到歌詞，瞬間來了感覺。李穀一拿到新作錄音時，哭了：

“我想起了我的家鄉嶽麓山。”

但《鄉戀》有個問題，為了讓歌曲洋氣一些，張丕基用了架子鼓、電吉他、電子琴。這些樂器，在“文革”中遭禁，是“資產階級趣味”。以至於錄音前，架子鼓是從海政歌舞團倉庫裏找來的。會彈電吉他的樂手，隻有一個。據說當年錄音時，洋樂器一響起來，在場人員全都屏住了呼吸。

果不其然，《鄉戀》一播，就受到了廣大群眾的喜愛。你要上街，經常能聽見有人哼它。可惜，很快，指責就來了。有人站出來說，這歌很像鄧麗君的唱法，是資產階級腐朽產物，還給李穀一扣了帽子，叫“黃色歌女”。

「一本叫人受益匪淺的書」

1980年初，某主管意識形態的高級官員，直接點名《鄉戀》，把李穀一稱為“李麗君”。然後，《北京音樂報》刊文，說《鄉》無論創作還是演唱，都是對洋音樂的拙劣模仿，毫無價值。批評文章，越來越多，措辭不外乎：

“嗲聲嗲氣，矯揉造作，一股歌舞廳、夜總會的資本主義味道。”

霸得蠻的李穀一老師，當然不服啊，自己寫文反駁那些人，說這些唱法我們民歌裏就有，跟資本主義有毛關係啊？結果，中央樂團一個領導直接派人捎話給她，說你要再這麽頑固不化，這裏就沒有適合你的藝術土壤了。

所以你看，李穀一就不像崔健那麽幸福，遇到了王昆這樣的老幹部。

這位領導，肯定不了解李穀一湖南人的脾氣。李老師並沒有放棄。1981年，上麵迎春聯歡，她聽說鄧公要來，提前跟演奏商定，人一到，務必演奏《鄉戀》，讓鄧公來評理。可惜，當晚鄧公沒去。敢這麽做，無異於跟領導對著幹。李老師的底氣來自哪兒呢？還是來自支持她的廣大人民群眾。

當時，全國人民天南海北地給她寫信，說“黃色歌女”的帽子是汙蔑，群眾的掌聲，足以證明一切。甚至有公職人員寫公開信說：

“無產階級的寬大胸懷，竟容不得一首小小的歌曲，豈非笑話！”

04.

時間來到1983年。那年，央視要搞一台聯歡晚會。沒錢做錄像，決定直播。導演落在黃一鶴頭上。為了讓節目有意思，現場更熱烈，黃一鶴說，不如搞個點播熱線吧，這樣可以跟老百姓互動，才叫聯歡嘛。

這就是第一屆春晚。當時4部熱線電話，被打得都快冒煙了。每接一個電話，工作人員就寫一張節目條子。在所有來電裏，《鄉戀》點播次數最多。接線員每隔一會兒，就端一盤條子給黃導。黃一鶴和分管文藝的時任副台長洪民生，都不吭聲，讓端到一個叫吳冷西的老幹部麵前去。

吳冷西是時任廣電部部長，親自來督陣的。此前，他是新中國成立後新華社首任總編，後來又做了社長兼《人民日報》總編。沒多久，點播《鄉戀》的條子就積了五大盤。吳部長一看，滿腦門子汗。

副台長洪民生壯著膽子上來：

“《鄉戀》隻是曲調軟一點，沒有大問題的。不唱觀眾恐怕不滿意。”

吳冷西來回踱步十幾秒，最後一揮手：“唱！”

《鄉戀》就這麽給解禁了。

「一個令人興奮的時刻」

歌曲一解禁，廣大群眾紛紛給央視寫信，誇它是“人民的好電視台”。但事情並沒有到此為止。吳冷西給《鄉戀》摁綠燈，可以說是曆史的偶然，並不代表同類節目都能上台。第二年春晚，中央給廣電部開會，討論春晚開放程度，下麵的人問，歌曲能不能軟一點，芭蕾舞這類洋玩意兒能不能上？

答複是，不可以，不應該，嚴防“精神汙染”，要表現好“統一團結”。

那時，黃一鶴跟洪民生正熱情高漲，一聽到“精神汙染”四個字，心涼了半截。直到看見《中英聯合聲明》那個事，黃說，既然表現團結，幹嘛不請個香港歌手呢？於是連夜寫報告，並引用了《毛主席語錄》的部分內容：

“毛主席說，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左右之分，但大部分人都是好的，所以，把港台演員請過來也是人之常情。”

這就有了找張明敏的故事。具體怎麽找到的，這裏不贅述。這段曆史想必很多人都知道。然而，對張明敏“政審”通過後，黃一鶴卻突然接到了吳冷西秘書的電話。那頭說，黃一鶴，部長的意思是，港台演員不能用，晚會要調整，如果能調整，你馬上修改，如果不能修改，那就把你黃一鶴撤了。

也不曉得哪兒來的勇氣，黃一鶴說，請轉告部長，我的意見是什麽也來不及改，如果要撤我，我立即收拾鋪蓋離開劇組！

說完，就把電話給摔了。

直到臘月二十七，副台長洪民生還跟部裏打電話。從上午8點，一直打到11點半。最終把這事兒磨了下來。廣電老幹部，又摁了一次綠燈。

春晚結束後，央視接到胡耀邦秘書的電話，說《我的中國心》這首歌，胡很喜歡，能否寄一盤錄像帶來，他想帶全家人，一起學唱。

從此，港台演員獻唱，成了春晚固定節目。

感謝吳冷西這位老幹部是肯定的。當時的環境，一場直播，任何港台演員說錯一句話乃至一個字，其中的政治風險，都不可估量。

但更要感謝的，是敢摔電話的黃一鶴。

是他拿自己前途當賭注，把這事兒辦了。

05.

2002年，吳冷西因病去世。那時的春晚，已形成了複雜的審核流程，俗稱“過五關”。1983年春晚，洪民生連節目都沒審。劉曉慶要求在電視上給父母拜年，他也沒說啥。但1985年，春晚在體育場辦失敗後，洪民生代表央視向全國人民道歉，還去22家地方電視台做檢討，局麵就變了。

洪民生本以為會被攆走，結果不走反升，還被安排了一個重要任務，做“春晚節目的把關人”，翻譯成大白話就是：審節目。

從此，春晚有了許多規定，比如每句話都要審核，比如彩排節目誤差不能超過三十秒，比如港台演員申報。隨著影響越來越大，審查規格也越來越大。1989年後，政治局委員親自出麵。老幹部洪民生，主要負責問題匯總。

當時，一個節目正式審查，最少兩次，工、青、婦、少數民族、解放軍等代表都會參加決策會，每個部門，都會給洪民生提意見。

所謂“把關人”，就是你得讓各方麵滿意。

為了保住某些敏感節目，洪民生想了個辦法。每次審核前，他先給中央書記處書記李瑞環打電話，報節目，把爭議點提出來，問可行否。李同意了，其他部門也不好說啥。春晚這麽幹，元旦晚會，他也如此。

梁左寫給薑昆的那段相聲，《特大新聞》，想必諸位略有耳聞。裏麵有句詞，說某廣場要改農貿市場了，洪民生打電話問李瑞環，那裏可以擺攤嗎？李說，這種事情，相聲裏可以想象一下，辦晚會嘛，就是要讓老百姓開心：

“你們放心，有什麽問題，我給你們擔著。”

就這樣，《特大新聞》上了元旦晚會。

「薑昆老師當年也是很敢說的」

1992年，老幹部洪民生離崗。他雖不做審核工作了，但一直關注春晚。二十年過去了，他心目中春晚最好的節目，還是黃宏的《打撲克》。

在他的任上，無論《鄉戀》解禁，還是請港台歌手，這都算大的文藝突破。那兩年的春晚，洪民生辦得最痛快。晚會一結束，工作組跑出去聚餐，又唱又跳，覺得給老百姓奉獻了一台好晚會，太過癮了。

為了讓節目好看，春晚頭三年，他和黃一鶴變著花樣創新，給不同節目摁綠燈。這才導致1985年技術手段跟不上，春晚辦砸，向全國道歉。

也因為這件事，楊偉光調離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被空降到了央視。

為了春晚好看，楊偉光也摁了一次綠燈。還不是小節目，是98春晚的主題曲。也就是當年火遍大江南北的那首《相約九八》。

寫《一九九七，我的愛》的大佬靳樹增，總強調這是自己的作品。實際上，這種重量級的歌詞，要經春晚嚴格審查，並不是他一個人寫的。這首歌是反複開會一個詞一個詞摳出來的。光歌詞，就討論了二十多天。

為了這首歌，那年春晚導演孟欣，花了很多心思，從燈光、化妝、布景上，統一色調，突出唯美。人，當然也要找兩個大腕。隻希望這首歌能成為一整年的主題曲。結果，臨近除夕，歌被拿下，大家都慌了。

那英打電話給楊偉光問為什麽，楊偉光打聽了一圈兒才知道，春晚曾邀請王菲唱歌，要求她更改歌詞。王菲拒絕改詞，因此得罪了某人。

拿下《相約1998》，就是為了懲罰王菲。

所以，你看，老幹部不但能摁綠燈，還可以隨時亮紅燈。

最後還是楊台長發了話：

“我們一定要有胸懷，人家不願意改也要尊重別人。《相約98》這麽好的歌，那英、王菲一起演出，形式多好，為什麽要因為過去的事拿下？”

06.

那個年代，很可能因為老幹部一句話，就改變一個演藝人員的命運。要不是黃一鶴一句“你們上，出了事我頂！”，陳佩斯也不會演《吃麵條》，名揚全國。要不是王昆打哈哈，崔健、丁武這撥人，可能還在友誼賓館嚎叫。

難怪崔健唱完歌說：

“我恨不得把王昆叫媽媽！”

崔健想把王昆叫媽媽。還有一個人，想把張永經叫爸爸。

那是1991年，一個劇本送到了曾任北京市廣播電視局局長、時任廣電局藝術顧問的張永經手中。看完後，老幹部非常興奮：“故事裏這撥人朝氣蓬勃，敢作敢為，尤其是他們的創新精神，十分可貴。”

劇本名字，叫《編輯部的故事》。

這是當年名噪一時的“海馬創作中心”為葛優量身定製的。

「老同誌的認識很深刻」

1989年年底，大家在友誼賓館侃片子，好吃好喝，24小時熱水伺候。牽頭的鄭曉龍說，我們應該讓大家歡樂一些。“海馬”這些文青，都有雜誌社工作經驗。於是就說寫編輯部。分工時，王朔6集，蘇雷6集，馮小剛6集，葛小剛2集，魏人1集，傅緒文4集，馬未都還得寫1集。

彼時，正值社會轉型，於是編輯部裏，有馬列主義老太太，有勢力商人餘德利，各自承擔著不同的社會角色。葛大爺呢，主要負責京圈文藝那套嗑。結果本子寫完，北視中心搬家，劇本弄丟了。大家意興闌珊。其他人都有工作啊，王朔沒辦法，隻好帶著馮小剛，用記憶力重寫一遍。

然而，劇本送到北京廣播電視局，沒通過審查。

鄭曉龍雞賊啊，還送了一稿到張永經手上。

不久，廣電局邀請張永經去北視中心宣布下馬令。老幹部謊稱不舒服，連夜選了3集劇本，扭頭送給主管宣傳、文化的北京市委副書記王光，以及宣傳部長李誌堅，附上親筆信。張與二人，革命友誼頗深。信上說，這是一部新穎的喜劇，內容不當處，我和編劇改，但不要抹殺青年的積極性：

“我相信，它拍出來後，老百姓一定喜聞樂見。”

王光看完劇本，提出了具體的改編要求。李誌堅覺得輕喜劇是新東西，北京能帶這個頭，於大局有利。有了這兩人的肯定，劇本迅速通過審查。隨後，張永經帶著馮小剛，一集一集地修改。直到電視劇開拍，劇本仍在修改。

年底，《編輯部的故事》大火。葛優一下子成了全國最紅的男明星。後來雙匯火腿腸拍廣告，還拿李東寶和戈玲說事兒。同時，爭議也來了。《北京晚報》連續20多天刊發爭論文章。有老同學專門打電話給張永經：

“這是一棵大毒草啊，你可不能晚節不保！”

「從此他成了一名編劇」

對此，張永經一度壓力很大。好在有些老幹部的反應，讓他把心裝進了肚子。

那年他去看春晚彩排時，坐在前排的外交部長助理李肇星扭頭問說：“這戲我家裏人都看瘋了，能不能給我家一套帶子，讓我們看周全？”

在劇烈爭論聲中，北視中心向組織做匯報。王光高度評價《編輯部的故事》，說它善意地針砭時弊，反映了人民群眾的喜怒哀樂：

“如果政治上出問題，我可以負全責。”

匯報完畢，馮小剛又跟北視中心出主意，送了一套錄像帶給當時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李瑞環。沒多久，李瑞環到北視視察。馮小剛又問，瑞環同誌，您看了我們的劇嗎？李說，我沒看，但這部劇很好，辦公室的同誌很喜歡。

借這股熱度，《編輯部》連續拿了飛天、金鷹和“五個一工程”等8項大獎。

後來馮小剛見了老幹部張永經就說：

“張局長，您就是我們親爸爸！”

07.

無論王昆、吳冷西這樣的老革命，還是洪民生、楊偉光這樣的開拓者，抑或張永經這樣的好顧問，在給有爭議的文藝作品摁完綠燈後，都算是完美收場。

有些人就沒這麽幸運。

1978年，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主席韋國清要找一個能團結多數人、不搞大壯族主義的壯族幹部，去做廣西影廠廠長。廣西農學院的韋必達，被點名上調。想必那年，韋必達聽說了北京電影學院恢複招生的事。

4年後，這一屆學生要分配。他趕緊去北電找院長和書記，要了12個名額。

那撥人畢業後，本來分配了10個。結果大家都嫌棄，隻去了4個。

這四個人，是導演係的張軍釗，攝影係的張藝謀、肖風，以及美術係的何群。

愛才心切的韋必達，親自去火車站接這幾個年輕人，還給分房子。這都不算啥，最高級的待遇，是為這幾個年輕人，開了先例，闖了禁區。彼時在電影界，一個畢業生，怎麽也要幹八九年助理、副導、聯合導演，一點點熬成導演。

結果這幾個人一去，成立了全國最年輕的攝製組。

1983年5月，廠長、書記、副廠長，跟幾個生瓜蛋子窩在招待所，一起審閱劇本10天。這部《一個和八個》，就是所謂的第五代導演的開山之作。

拍攝期間，韋必達去銀川看樣片，一看電影，整個人傻了。以前從來沒有導演這麽拍片。張藝謀在色彩、光線上非常大膽，采取不完整構圖，經常隻拍人物的半邊臉或半個鼻子，給人一種奇異的視覺感受。

廣西影廠投了50萬。年底，攝製組高高興興地把片子交到文化部，正碰上“人性論”大批判。北京全國故事片廠廠長會議上，《一個和八個》被當成“精神汙染”的靶子重點批判。甚至連北電的教學方針，都被批判。

顯然，如果帽子被扣死，張藝謀四人的藝術生涯，將遭到巨大衝擊。

這時候，韋必達站了出來，在廠長會議上，麵對一邊倒的批評說：

“我們對於這樣一批勇於創新的年輕人，要關心愛護，肯定他們的成績，幫助他們總結提高，引導他們前進，千萬不能挫傷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不大膽放手培養年輕一代，我們的電影事業就沒有出路。”

但最終，電影沒能通過。

「《一個和八個》劇照」

這之前，在北影拍片無門的陳凱歌，揣著《孩子王》的劇本找到韋必達，希望給一次機會。韋看了劇本，覺得太沉重。《一個和八個》虧了50萬，不能再冒險，就給了他《深穀回聲》的本子，讓他和張藝謀去陝西采風。

這期間，韋必達愛護陳凱歌，給他開了北影廠四倍的工資。

1984年7月，陳凱歌的《黃土地》也送到文化部，卻遭到電影局領導的指責。在國務院第四招待所，韋必達不服，跟領導吵紅了臉。

兩部電影的爭論，持續了近一年。

最終，它們都通過了。

但就那年年底，韋必達被調離了一線崗位。

08.

如果沒有韋必達給摁綠燈，張藝謀估計還要在廣西熬十年。但老謀子的運氣，實在太好。田壯壯沒能走通後門，幫他留在北京。他去廣西，反而因禍得福。先是遇到韋必達這樣的老幹部，不久，又遇到了西影廠的吳天明。

吳天明給他和第五代摁的綠燈，那就數不清了。

吳廠長是從導演直升廠長的。他直來直去，性格不輸李穀一老師。一上任，開全廠大會，就把五十歲以上的老人全擼掉，換新人。人家夜裏打電話說我操你媽，他說我操你奶奶。為了西影，他隻把機會留給有才華的年輕人。

光為張藝謀，他就摁了兩次綠燈。

第一次拍《老井》，他把毫無演戲經驗的張藝謀拖去做主角。

西影廠的人聽了，非常抵觸，都說：

“這倆人瘋了，等著倒黴吧。”

結果張藝謀拿了東京國際電影節影帝。

拍戲期間，張藝謀把《紅高粱》拿給吳天明，想拍。可高密早不種高粱了。當時連劇本都沒有，吳天明說，等你種出高粱再拍，黃花菜都涼了。西影廠各個車間有副業，幫人修東西賺外快。這筆錢，本來是留給工人發獎金的，吳天明居然讓各車間湊了四萬塊，拿給張藝謀去種高粱。

一個幹攝影的，突然被提拔成導演。在論資排輩的業內，這是聞所未聞。拿謝晉的話說，借手中權力幫張藝謀在藝術上突圍：

“這挑戰了整個電影界的選拔機製。”

但吳天明不管那麽多，隻要年輕人能把電影拍好，他就願意闖禁區。所以在北京拍片受阻的田壯壯和陳凱歌，拿著《盜馬賊》和《孩子王》找了他。想當年，蘆葦隻是一個美工，因為劇本寫得不錯，他直接拿了1000塊錢給他，說你出去采風吧，想幹啥幹啥。蘆葦說太多，500塊就夠了。

後來，蘆葦寫出《黃河謠》《雙旗鎮刀客》，吳天明就說：

“花500塊就培養個好編劇，太值了。”

很難想象，那些年月，吳天明頭上的壓力有多大。如果《紅高粱》沒獲獎，他拿車間的錢給張藝謀私摁綠燈，會被全廠人罵死。

「黃斯·安德森的《黑炮事件》」

對此，吳天明從來不怕擔責任。黃建新拍《黑炮事件》前，隻是個場記，被他送去北影進修。回來，給機會，說你隨便拍。黃建新剛開機，就有領導去看片，發現他那機器拍開會，4分鍾不挪地方，而且一個彩色片，非要用黑白場景，就對黃建新說，學過電影嗎，不會拍就別拍！

吳天明說，你們別管，我讓他當導演，他想怎麽拍是他的自由。

《黑炮事件》裏，黃建新用了諸多先鋒手法，而且隻用了黑、白、紅、黃色彩，完全顛覆了當時電影的美學。片子拍完，送上去過審，出了大麻煩。那年，國家要給廠裏漲工資，隻要片子通過，中影還給80萬，到了年底，全廠每人漲一級工資，並補發三個月工資。全廠上下，盼著這筆錢過個好年。

結果呢，審核沒通過。一分錢沒有。

還是吳天明站出來，對全廠人道歉，說這是我的錯，跟黃建新無關：

“電影是我讓他拍的，這個責任在我。”

黃建新當場就哭了。

最後，影片改了70多處。在吳天明的不斷努力下，電影不但上映，主演劉子楓，還拿了金雞影帝。看過《黑炮事件》的都知道，片子裏講的那些事，放到今天，估計很難過審。所以回憶往事，黃建新常說，當時你能拿到這樣的機會，一定是那個時代、那個環境，還要有那個人。

“沒有那人，你也拿不到。”

為了保護年輕人，讓他們大膽去幹，吳天明能做到什麽程度？跟黃建新一起被送去北影進修的呂楓，拍了處女作《都市之聲》。電影局一個顧問看了，覺得“問題極其嚴重”。廠裏怕擔責，要往上麵送。正在拍《老井》的吳天明聽說，叫趕緊送到片場來，在他審片前，任何人不得去北京！

看完片子，問題確實不小。吳天明最終把片子壓下來，鎖進倉庫，然後給副廠長寫了一封信，讓呂楓帶回去，信上叮囑道：

“這部影片探索失敗了，但絕不能因此影響今後她和其他青年導演上戲。我們提拔重用中青年導演的方針，絕不能改變。”

不誇張地說，是吳天明摁下的一盞盞綠燈，照亮了第五代前進的道路。

「一顆黑炮，一個時代」

當時，廠裏有個老人自己掏一部分錢，找吳天明，說離休前就一個心願，想拍部電影，請廠裏支持。說完就跪下了。吳天明說，抱歉，我們現在主要是扶持中青年導演，實在不能為你投產。說完，他也跪下了。

在其任職期間，去省委告狀的人不計其數。光是對他的經濟問題審查，前後就有三次。為了那些綠燈，吳天明三天兩頭跟領導吵架。

20年後，他還記得自己說得最狠的一句話：

“我不當官繼續當導演，你不當官就什麽也幹不了。”

09.

摁了那麽多綠燈的吳天明，後來的日子，並不好過。

1989年，吳天明赴美訪問。因為一些事，滯留在紐約。他在西影廠的工資，不到200塊，出國時也沒帶幾個錢。身上的錢花完後，隻能在洛杉磯開錄像帶店維持生計。即便如此，得知彭小蓮拍片沒錢，還責怪她為什麽不找自己。

又叮囑彭小蓮，沒好劇本，寧可熬著，別拍爛片！

吳天明後半生一直踐行著這條準則。

當上廠長後，吳放棄了自己的藝術，專心扶持年輕人。廠長不當了，他才四處找機會拍片。幸好那年，邵氏有個本子要拍。吳天明一口答應，趕緊飛到香港。看了本子才發現，是台灣編劇寫的俗氣故事，格調很低，什麽“寡婦通奸被沉塘、大旱之年祭龍王”。劇本，張藝謀也看過，說實在太爛俗了，唯一能改的就是其中一老一小的情感，這東西，全國隻有吳天明能拍。

隨後，吳找來四川編劇魏明倫改劇本，改成一個新故事。

這就是電影《變臉》。

吳天明靠它，拿了東京電影節最佳導演。

「《變臉》劇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