醜故事 | 母親去世後，我在她的櫃子裏找到一個鐵盒

趙宇，1989年出生，浙江麗水人。

 

講述 趙宇

主筆 牛牛

01 眼睜睜看著她，一天天虛弱下去

2014年5月，我在浙江師範大學讀研究生，學校在浙江金華。

那一天，天氣有些悶熱，我穿著件短袖，在學校圖書館一邊翻閱資料，一邊寫論文。

閱覽室裏很安靜，隻能聽見同學們翻書的“沙沙”聲。突然，放在桌子上的手機震動了，是舅媽打來的。我走出閱覽室，來到走廊上。

電話接起來，舅媽說：“小宇，你媽媽的病複發了，你趕緊過來。”

我的心一下子就提了起來。

一年前——2013年，49歲的母親確診了乳腺癌，查出來已經4期了。經過4次化療後，母親在麗水中心醫院做了手術，切除了腫瘤。

切片結果出來，醫生告訴我，你母親這個情況非常特殊，類型是不太好的。做完手術，母親也不工作了，每天陪在外公外婆身邊。

幾天前，她帶外公外婆來杭州旅遊，住在我舅舅家。舅媽是省立同德醫院的兒科醫生，聽到我母親在咳嗽，感覺聲音不對，帶她去醫院複查。

醫院檢查出來，複發了，癌細胞已經轉移到肺了。

接到舅媽的電話，我馬上趕到杭州，陪母親住院治療。

母親住在省立同德醫院的腫瘤科。母親的病，是最疑難的三陰性，沒有任何靶向藥可以用，隻能通過不斷的化療，控製癌細胞，拖時間。

我學校也不去了，每天在醫院照顧母親，空的時候，在病床邊寫寫論文。

化療藥會產生耐藥性，隨著一輪一輪的化療，隻能不斷使用副作用更大的藥物，繼續化療。

到2015年初，幾種化療藥都沒有效果了。醫生建議去做個基因檢測，還有幾種比較冷門的藥物，如果有效的話，還能延續一下生命。

我回到麗水中心醫院，把切片樣本取來，送到省人民醫院病理科做檢測。檢測結果：所有藥都沒用了。

省人民醫院的醫生說，你母親的情況非常少見，惡性程度極高，這麽多年，他們也沒見過幾例，能不能把切片留在醫院，用作醫學研究。

我同意了，留了一部分樣本在省人民醫院。剛得知自己生病的時候，母親還開玩笑說，自己是革命小將，不怕死。等醫生和她談話說，已經沒有治療方法的時候，她沒法接受，整天不睡覺，在病房裏大喊大叫。

我在醫院陪了母親10個月，我精神和身體的承受力達到了極限。我沒有任何辦法，隻能看著她的身體一天天變虛弱。這也成了我心裏的一個遺憾。

臨終前，母親和我說，她最放心不下的還是我。我哭著說：“媽媽，你放心吧，我會照顧好自己的。”

2015年4月，清明節前，母親走了。

02 整理遺物時，我發現一個鐵盒

我還沒上學，父母就分開了，我和母親住在麗水老城區的外婆家。

7歲，我在中山小學讀書，母親已經下崗了，她在服裝店找了一份看店的工作。服裝店在我學校對麵，每天放了學，我到店裏寫作業，等她下班一起回家。

母親身材勻稱，一米六幾的個頭，頭發又長又密。後來，母親生病了，開始化療，頭發一把一把的掉，外婆家的地上，沙發上，經常能看到頭發。

1歲的我

母親走後，我回到外婆家，整理母親的遺物。

母親的房間10個平方米不到，隻擺的下一張床和兩個櫃子：一個是衣櫃，裏麵是母親的衣物；另一個櫃子矮一些，擺在床邊，當床頭櫃。

我在床頭櫃的抽屜裏找到一個鐵盒，上麵有一些中國風的圖案，看得出原來是個月餅盒。盒子已經沒有了光澤，不少地方油漆已經脫落了。

打開盒子，裏麵是母親的各種證件。證件上的照片，有年輕的，也有年長一些的。看著母親的照片，從小到大和母親相處的時光，又浮現在我眼前。

還有幾本獻血證，都是手寫的，記錄著母親每次獻血的日期和獻血量，總共有十多次。我想起小時候，母親經常去獻血，獻血送的牛奶，她自己不喝，拿來給我喝。

我把這些證件整理好，放回鐵盒裏。按照老家的習俗，人去世後，要把她的東西燒掉。但我把這個鐵盒留了下來。

半年之後——2015年10月，我讀研三，學校沒什麽課了，我回了一趟麗水。天氣特別好，從外婆家出來，我沿著中山街一路往北走，去給母親“銷戶”。走到中山街和戚光街的十字路口，路邊有一個“愛心獻血屋”。這是一棟兩層樓的灰色建築，外牆上貼著幾張宣傳獻血的海報。

從小到大，我路過這裏無數次，但從來沒有進去過。這一次，我看到“獻血屋”門口掛著塊牌，上麵寫著，龍泉市發生了重大交通事故，有很多人受傷在醫院搶救，現在急缺A型血。

我正好是A型血。我進去獻了400毫升。

03 這個願望，就讓我幫她完成吧

2016年，我研究生畢業，在杭州的一家培訓機構當老師。工作以後，我每年都會獻幾次血，我獻血證上的記錄也多了起來。

2017年6月30日，單位組織集體獻血，我報名了。獻血地點在下城區政府，大家在排隊采血，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發宣傳冊，問我們要不要加入“造血幹細胞捐獻者資料庫”。

說到造血幹細胞，我想起我初中時的一件事。那一天是周末，在外婆家吃完晚飯，我和母親坐在客廳的棕色皮沙發上看電視。電視裏在放一部紀錄片，講的是浙江一位白血病患者，需要移植造血幹細胞，但大陸的“造血幹細胞捐獻者資料庫”起步比較晚，隻能去台灣尋找配型。

台灣“慈濟骨髓庫”一位誌願者與患者配型成功，在台灣完成捐獻後，工作人員攜帶著“造血幹細胞”搭乘飛機，24小時內送到患者所在醫院。紀錄片拍得非常好，整個過程驚心動魄。節目放完了，我和母親還在討論。

母親感慨說，大陸這麽多人，還要去台灣尋求配型，有機會她也想去登記。

可惜，母親後來生病了，沒機會入庫了。這個願望就讓我幫她完成吧。

獻血現場，我和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說，我願意加入。我填了表，留了血樣，正式入庫了。

我喜歡看紀錄片，特別是醫療類的，關於造血幹細胞的看過幾部。配型成功率最高的是同卵雙胞胎，其次是兄弟姐妹，父母都隻是“半相合”。非血緣關係的就更難了。填表的時候，工作人員告訴我，捐獻者和受捐者的配型幾率，隻有幾萬分之一，有誌願者入庫了好多年，也沒有等到捐獻的機會。

2019年初，我和愛人結婚了。同年11月，我們有了一個可愛的女兒。2020年，我考上了杭州的公務員，愛人因為工作調整，去了東陽，我帶著女兒在杭州生活。我請了一位阿姨，幫我一起照顧女兒。

工作和生活都非常忙碌。造血幹細胞捐獻的事，我逐漸淡忘了。

我和女兒果果

04 聽到“病情危急”，我心裏一顫

2023年2月下旬，天氣還很寒冷。一個工作日的早晨，我剛把女兒送進幼兒園，準備去單位上班，手機響了。

我在幼兒園門口接的電話，對方是一位男性。他說他是紅十字會的，問我還有沒有捐獻造血幹細胞的意願？

我想起幾年前入庫的事。我說，我願意的。他又問我，還在不在原來的單位。

我說，我換工作了。我把新的工作地點告訴他。我也沒多想，以為是時隔多年做回訪，更新一下資料。

又過了兩個星期——3月10日，我在辦公室，手機響了，是一個杭州的座機號碼。電話裏是一個低沉的男聲，他說，他是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姓高，打電話來是通知我，有患者和我初配成功了，有意願的話，接下來做個高分辨率配型。

我說，我願意的。

高老師告訴我，如果高分辨配型成功，後麵還要做體檢，沒配上就不用了。

我說，好的，聽你們安排。

高分辨時間定在3月15日，前一天晚上，高老師突然給我發消息說：小趙，明天除了高分辨配型，還是把體檢一起做掉吧。

我很奇怪，問，不是說等配上了再體檢嗎？

高老師說，現在患者病情危急，急著需要移植，得加快進度。

聽到“病情危急”幾個字，我心裏一顫。我一下子想起我在醫院陪伴母親的那段時光，那時候，我們無路可走，我隻能看著母親一天天虛弱下去。

現在，有一位陌生人病情很嚴重，但他還有機會，而我就是他活下去的機會。我心裏湧現了一股使命感，我決定幫助這位素未謀麵的陌生人。我十分堅定地和高老師說，沒問題，一切聽從安排。

05 剛體檢完，我們全家甲流了

3月15日早上，我到杭州市區的一家醫院，抽取高分辨配型檢測血樣和體檢。高老師也來了，在醫院門口等我，他比我年長幾歲，身材魁梧。

體檢項目很多，有的需要排隊，我和高老師坐在大廳裏聊天。高老師說，他之前對接過一位誌願者，高分辨配型成功，捐獻意願很強。但在入院的那一天，他的嶽母趕到醫院，死活不讓捐，最後沒辦法，隻能中止捐獻。

這個時候，患者已經在無菌倉，開始清髓了。“清髓”是指，進行移植手術前，需要使用藥物將患者的造血係統、免疫係統全部破壞。如果捐獻者此時悔捐，對患者的打擊是非常沉重的。

高老師說，他之所以反複和我確認，也是不希望類似的悲劇發生。做不到雪中送炭，但也不要雪上加霜。

體檢完回來，當天晚上，女兒開始發高燒，燒到41度。我給她吃了退燒藥，熬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請了半天假，帶她去醫院。檢查出來，女兒甲流陽性，醫生建議全家做一下甲流病毒檢測。

我測出來也是陽性，我們家阿姨也是陽性。我沒發燒，但感覺很疲憊。幾天後，高老師發來消息說，我的體檢結果異常。我估計是體檢的時候，體內已經有甲流病毒了。我和高老師說明了這個情況。

高老師說，等我康複了，再安排我做一次體檢。

患者那邊的情況如此緊急，我也怕耽誤他的病情。那幾天，我努力調整作息，早睡早起，多休息，爭取讓自己早點恢複。

又過了一周，我又去醫院做了一次體檢。這次各項指標正常了。4月12日，高老師發來消息說：我通過了高分辨率配型，和患者是“全相合”。

高老師又說，本來按照流程，沒那麽快捐獻的，但患者那邊等不及了，希望我安排好時間，下周六（22日）入院，開始采集前的準備。

06 我又找到了戀愛的感覺

4月22日早上，我收拾好東西準備出門。我和女兒說，爸爸要去出差幾天，讓她在家裏聽阿姨的話。

來到捐獻的醫院，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已經在樓下等我了，他們帶我到20樓。這一層是血液科病房，走廊盡頭就是捐獻者住的“愛心采集室”。

住進病房後，護士在我胳膊上打了一針“動員劑”。造血幹細胞在外周血液中很少，需要通過注射動員劑，加速骨髓中造血幹細胞的生成並釋放到外周血中，才能進行采集。從我住院開始，每天要打兩針，一直到26日早上捐獻。

第一天打完，我沒什麽感覺。打到第二天第三天，身上的酸痛感越來越強烈，加上我有點害怕，針頭一碰到我胳膊，胳膊就開始顫抖。本來，愛人要來醫院陪我的，前一周她和單位請好假了，但單位臨時有任務，來不了了。我們每天隻能通過視頻聊聊天。

捐獻前一天，4月25日下午，愛人打來電話說，她單位的領導和同事得知我要捐獻，還是想辦法給她調了一天休，她下班就坐高鐵來杭州。晚上7點，我從醫院出來，步行到“西湖文化廣場”地鐵站接她。

她穿一件深藍色的長袖，紮著馬尾辮。我們手牽手，從地鐵站走去新市街夜市。街道兩旁種著法國梧桐，樹葉在風中輕柔搖曳，夜市的攤位上已經點起了一盞盞燈。我和愛人談戀愛那時候，常來這裏約會。時隔多年，重新來到這裏，我又有了戀愛的感覺。

我和愛人是2017年底認識的。她說自己從小在農村長大，很想為農村發展做點什麽，她特別想從事農業相關的工作。她說這些話的時候，眼睛裏異樣的光芒，深深地吸引了我。

2019年，我們結婚了。孩子一歲的時候，她因為工作調動，去了東陽，我們開始長期異地分居的生活。周末她坐高鐵過來，才能見一麵。

2020年，疫情開始了，我們聚少離多，幾個月才能見一次。現在回想起疫情的那段時光，恍如隔世。

2021年9月，和愛人在青海

07 捐獻對象是一位女性，和我母親年紀差不多

4月26日早上7點30，護士給我注射完第9針動員劑，開始采集造血幹細胞。

我兩隻手臂各紮著一根針，血液從一隻手臂出來，經過血細胞分離機，提取出造血幹細胞，餘下的血再從另一隻手臂流回體內。

隨著我的血液一點點經過分離機，我身體的酸痛感也慢慢減輕了。中午12點，曆經4個小時，共采集到252毫升造血幹細胞混懸液。

我成為了浙江省第900例造血幹細胞捐獻者。

和我的幹細胞合個影吧

捐獻完當天下午，我和愛人就回家了。女兒有點發燒，沒去上幼兒園，阿姨在家照顧她。

女兒看到我們回來了，跑過來給我一個擁抱。

女兒問我：“爸爸，你去哪裏了？”

我說：“爸爸去醫院了。”

女兒說：“爸爸是不是生病了？”

我說：“爸爸是去救人了。”

捐獻完，我感覺有些疲憊。醫生建議我，可以多吃一些富含鉀的食物。回到家後，我吃了香蕉和椰子，休息了幾天，恢複如初了。

有不少朋友得知我捐獻了造血幹細胞，打電話問我，是不是一根針紮在骨髓上，抽出來的。

我說，沒你們想的那麽可怕，和獻血差不多，胳膊上紮針。

5月4日，浙江省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發消息給我，說患者順利完成了移植，對方給我寫了一封感謝信，信已經到了紅十字會，他們會轉寄給我。

5月5日，我收到了轉寄的感謝信。信寫在一張橫線的稿紙上，剛開始字有些潦草，後麵越寫越工整。

捐獻造血幹細胞，一直實行“雙盲原則”，捐獻者和患者是不能見麵的。我隻能從信中了解到她是一位阿姨，年紀和我母親差不多。

信上寫道：

當我查出自己患病的時候，我感覺自己的人生走向了無盡的深淵。但當我得知，有一位好心人，與我是全相合，並且願意捐獻時，我又看到了希望。感謝您給我帶來全新的生命，也讓我感受到了世界的溫暖。

讀完信件，我已淚流滿麵。埋藏在我心裏多年的遺憾，徹底釋懷了。

我想起電影《星際穿越》裏的一句台詞：父母是孩子的幽靈。母親雖然離開了，但她好像在一個看不見的地方，一直指引著我，一步步走到這裏，想要告訴我一些什麽。現在，我已經全部接收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