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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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我們親曆 - 懷想候一民先生
陳丹青
昨天黃昏，候先生去世了。今晨見到訃告，就坐下來回想他。
侯先生，相貌堂堂，有威儀。如今市麵見不到這等人物了。而他總是笑吟吟的，隨時詼諧，但即便笑著，他仍然有威儀，而且深沉。講到憤恨慘傷之事，他照樣笑，但目光斂了笑意，用好看的眼睛，逼視你。那天他指著我畫架子跟前的地板，說：“就在這裏，他們打了我十四天，不讓回家。”
這時，他的眼睛又笑了——為什麽他會笑呢——“皮肉打爛了，粘在地板上，翻不了身。”那是我們上學開課的頭一日，四十四年前，眾人聽了，當下不知怎樣回應。
那會兒的美院規矩，師長一律稱先生。那一刻，我記得全班默然，沒人叫聲“侯先生”。
以九十二歲高齡算回去，侯先生是老共產黨員，1948 年北平藝專地下黨支部書記，而校長徐悲鴻不知道。“有天我爬在樹上，”他厚厚的雙眼皮笑得疊起來：“他們跑來跟我說：你創了禍啦，徐先生要開除你！“我忘了什麽禍，結果自然是沒給開除。
翌年，天安門開國大典遊行隊伍中，據說就有他，還有另一位美院地下黨員，日後與他爭鋒的李天祥李先生。
現在想，支部書記候一民爬樹那年，才十八歲。訃告裏上了幾張青年侯先生的黑白照片，實在是大帥哥。待我混進美院麵見侯先生，他正當四十八歲，穩重，篤厚，正像我們心目中的老畫家。算算他被痛毆的歲數，更是青壯。那年月多少教師被打死了，他居然
活到昨天。
我們小時候遠遠景仰侯先生，以為是老頭子，其實他畫出劉少奇與礦工的那幅畫，根本就是小夥子。六七十年代沒人知道西歐與美國的藝術，油畫世界的“天花板”，就是蘇聯作風，且看侯先生筆下那群黑黢黢前行的礦工，全是筆觸，全是力量，擱當年，十足前
衛。
所以我們這群考上美院的雜種將在他門下舞弄油畫，想想便即神旺。結果考試末一天，侯先生笑吟吟走進來，左右招呼後，問我歲數。我答二十五歲，他那樣地把嘴收進去笑，狠狠看定我，說出我們萬想不到的話：“哎喲，你們可沒給耽誤啊。”
如今我當然明白他的意思。實在說，共和國出道的頭一批精英，不管幹什麽，都給折損了最可有為的壯年。不久，我在後院破旮旯看見侯先生站在一塊大畫布前，布上正是他重新畫的礦工與劉少奇，原作呢，早給毀了，他被痛毆，就為這幅畫。我所折服杜健先生的
《激流中永進》，也給拆下木框扔地上，給人走來走去。杜先生說及此，神色平然，不見半點怨責。他也老黨員，我們進校時，他正與夫人高亞光先生畫著巨大的畫，幅麵中央停著周恩來的靈柩。是的，這就是他們那代人。
師生間的彼此交處而漸漸明白，要有足夠的歲月。侯先生的早年精彩，我輩隻能想象，待有了師生緣，他已步入中歲，往後數十年，眼見得師長們俱皆老下去，老下去，其中階段性麵見，到此刻，應該寫點出來了。
侯先生所能給予的指教，少之又少，不是遺忘，而是，他並不常來，來了，也不像上課。私下裏他是可以長談的老師，課堂上則要言不煩，從不做理論的冗談。
“你要畫腳，不要注意鞋子。”他看我在畫女紅軍模特的足部，笑吟吟說。我說舊軍裝的洗白的藍色，好難畫，他正色道：“別管它什麽紅啊藍的，你要調出說不清哪種顏色的顏色！明白嗎，說不出哪種顏色的顏色。”
巡看同學的畫，他不說好，也不說不好，沉吟著，微微笑，他的笑有感染力，訊息好多，我們便讀他的神情。考試期間，臨到考創作，眾生踹踹，因那時的教條都是命題創作，侯先生出謎似地環顧一圈，故意逗大家，接著叫道：不設題，隨便畫！於是滿堂歡呼。
真的，他不管我們，隻顧微微笑。從高原回京那夜，同學景波帶著我和那幾枚西藏組畫走去他家，給他看，看到《康巴漢子》，我們七嘴八舌說是哪張臉像誰，侯先生伸手指向正中的漢子，一字一頓說：“我看哪，他就是他。”
那一陣侯先生的興奮點，不在油畫，而在別的大計劃，不久，由他領銜，美院新增了壁畫係。他相中景波，景波便也攢兜我去壁畫係，我不情願，侯先生似乎明白我的心思，說及此，倒是黙然。
又一年，我申請出國，結結巴巴與他說了，他一怔，完全不笑，沉下那張英俊的臉：“丹青啊，你正是抓緊出作品的時候……”我支吾辯了幾句，他低頭聽我說完，忽而換了哄小孩的口吻：“好吧，好吧，怎麽辦呢……”隨即輕聲歎氣。
不久他請我到家吃飯，算是送別。整快的羊腿和大紅薯，使我相信他祖上真的是蒙古人。那天清晨我在傳達室候車上機場，侯先生沉甸甸走來。他那時有點微胖了，並不多話，捉了我巴掌猛地一握，掉頭就走，同時喃喃道：“走吧，走吧”。
這兩天網上出現好幾個侯先生的視頻，諸位見到的是白胡子老人，活像今人想象的李聃。高小華給國博畫周易文王，便一五一十依照侯先生的臉。但我所記得的侯先生，胡須刮淨。八十年代作興西裝，有一回他穿了走來，頭發往後梳，簡直銀行總裁，他語音頓
挫，一開口，又儼然像個高官。果然，好像是我去了紐約三四年樣子，遠遠聽說老院長江豐死後，侯先生被任命了。
好像是1987 年，他忽而飛臨紐約。“丹青啊，我候一民！”電話裏聽到他，如幻似真。我不記得這趟遠差的目的，好像竟要在香港籌辦美院的分院？反正侯先生是美院出了名的會辦事，能張羅，人脈又廣。他住蘇荷區台灣舞蹈家江青寓中，喚我去，才發現這位老共產黨員與港台旅美的文藝精英，個個熟稔，談笑風生——香港大導演李翰祥是他北平藝專同學，曾隨他帶進我們的教室——之後，他去了加州看望長兄，那長兄，竟是民國年間的空軍軍官。
原來如此，他的被痛毆，又多一條理由。
我於是陪他在曼哈頓走。侯先生好儀表，塊頭大，走在洋人堆裏照樣氣概非凡。我陪他進了幾家古董店，主人恭恭敬敬，以為有生意，有個老板悄聲問道：“he looks like big man……”那樣的店堂，我平日不敢進去的，現在，被毒打的地下黨員在喬治一世和伊
麗莎白時代的豪華擺設間緩緩走動，帶著那樣一種表情，十多年後，我在戒台寺側侯先生別莊才明白他那時的表情：他自己就是瘋狂攢集古董文物的big man。
夜裏我們仍在第五大道走，他邁著大步，自言自語：“我父親……我大哥……都參加革命……”周圍是曼哈頓疾步匆匆的人流，車流，摩天大樓。我瞧著他寬大的後背，隻顧看前方，好像忘了我在左右。“都被他們整……幾乎整死。”怎會談起這些呢，忘記了，但我從小見了長輩，總要追問從前的故事。
臨別，他把自己龐大的身體坐穩了，臉一沉，開始勸我擇時回去。那幾天我倆已不再是師生，此刻他又變得像個領導。“我知道。”他慢吞吞說：“我知道你爹是右派，知道你們知青的經曆……可是美院需要人，國家需要人……”我心下叫苦：又來了，看來他真的是個領導。那年我三十三歲，說話不知輕重，可是對著侯先生那張臉，我常會放肆，因他從不教訓我。這樣的有點僵持著，臨到分手，他又歪腦袋看旁邊，緩緩說：“你在這兒不容易啊，不容易……”隨即抬眼正視我，站起身來。我讀出他的目光的意思：“小子哎，你不會聽我的，我知道。”
我抱抱他，發現革命人習慣緊緊握手，不太會擁抱。
接下來的劇情是什麽呢？回國後，侯先生旋即下野了，美院小圈子稱作“政變”，亦不為過，而老同學頌南與景波是他近旁的人，我怎會不知：說是官場舊事，無非上下其間的小人。將他支開的招法，是移去中國美術館當館長，而適配為官，樂意為官的侯先生寫
了回絕書。
無聊而有趣的官場啊。誰比侯先生長得更像官員呢，而一朝為官，我相信，這位北平藝專小支書的宏願，是撒開了做事情——其實侯先生很傻。但老帥哥是有脾氣的，我為這脾氣鼓掌。而今想來，卻是他重拾性命後的又一場羞辱，不下於當年被痛毆。
翌年收到侯先生的信，老頭子到底誠實而大氣，他不掩飾自己受傷，但語調平靜，一句不提涉事的人，每個字方頭方腦，好比他被揍之後爬起來，凜然站好。就此，他的另一段生活開始了，幾乎帶著喜劇感。多年後在深圳遊樂園見到數百上千各族人民小雕塑，方頭方腦的，我就認出了侯先生。1991 年他又翩然來美，事忙之餘，特意來到我的寓所。“丹青你知道嗎，我現在是個地主！”他喜滋滋說，旋即大談他的山莊、孔雀、猴子、貓狗，還有他在深圳的大項目。我說侯先生你多大啦，他眉毛一挑：“六十有一！”
今歲我已到古稀之年，才知“六十有一”多麽年輕而能有為，可是那天我心想，侯先生老了。如所有被耽擱的那代人，之後二十多年，他試圖，而且成功地向自己證明，他還能做巨量的事情，還被需要。
終於，新世紀頭一年，我坐在他滿是鳥糞味的大山莊。所有來客一定參觀過他齊集自己全部作品的圓形美術館（他鄭重畫了他的老師徐悲鴻、董希文、艾中信，個個畫得像是曠代英雄），看見籠子裏竄跳的猴子和懶洋洋的孔雀（它們一律土灰色，老兩口哪有功夫給它們洗洗）。我所驚訝的是無處不在的佛頭、唐三彩、漢魏石象，密密麻麻的小件，他居然還有元人的字畫，取出來，緩緩展開給我看，一邊笑眯了眼，管自嘟囔：“解放前後北京地攤上都能撿到。一有稿費就往那兒跑……他們不懂，我撿漏！“這就是地下黨帥哥的業餘生活嗎？我問他怎能不斷弄到新出土的物件，“線人會來送貨的……”他瞟我一眼，歎口氣，耳語般放輕語調，忽然顯得可憐：“弄這些玩意兒，我候一民才能活下來呀。”
那時他已留起長長的胡子，任其垂散，變成我陌生的候一民。
我相信他願意示人的老態是這樣一種風神，回向歸隱，那是他內心的另一處資源，包括古董。他真的歸隱了嗎，山莊另一側是他設置的會客廳，或者，會議室，空蕩蕩停著莊嚴的塵埃。我又想起他曾是領導，以他的資望，在如今被稱為領導的人群中，他是令人起敬
的老藝術家。
2005 年，油畫班同學聯袂去看望昔年的師尊。折騰二十多年壁畫夢，油畫家候一民似乎回來了，老頭子扛出新油畫，畫著騷動的群眾，右側，幾位教授模樣的人反剪雙手，被押出來——他到底不能忘卻往事，臨老還要在畫布上重現。邊上有一幅依照片製作的
兩伊戰爭畫麵，沒畫完，顯然要找回年輕時代的筆力。你也關注兩伊戰爭嗎？我問。他像個壞孩子那樣（帶著花白的胡子）大笑：“你們不知道哇！我喜歡畫造反，巴不得天下大亂世界革命，我就有得畫！“
他邊笑邊喘，腦袋縮進雙肩，作認慫狀，仿佛說漏了心裏的秘密。那一瞬，我對他又起愛敬：我也向往畫造反，畫血腥，我們是被暴力吸引而驚怵的同一茬人。
那年地震過後，不曉得怎麽一來，世紀壇展出了侯先生的一組抗震係列，尺幅很大，雖說不是造反，但他被哺育的苦難美學又一次讓他不安分。景波攜我前往，隻見白胡子老人柱著手杖，振振有詞，人群似乎沒在聽他，當嘈雜稍低，侯先生莊嚴地說：最近，我心裏，總要想起一個名字：毛澤東！
現場人太多，我沒上前招呼，現在想，便是末一次遠遠地望望他——本周，老人的死亡的消息接踵而來，小小美院，年逾九旬的李化吉、鍾涵，高齡過百的周令釗，相繼辭世了。
七十多年前，他們是一群咄咄逼人的青年才俊，其中有位候一民。
人其實難以了解長輩。現在我試著想象他，然而隻能止於想象——我沒有在三十多歲被人毒打。我沒有經曆過上任與下野。我沒有好幾屋子古董（甚至沒有胡子），當然，更沒在十八歲加入地下黨——除非親曆，我不能說了解侯先生。
他最耐看的畫，是1957 年畫的青年地下黨，時年二十七歲，此後沒再畫出如是豐厚密實而血氣方剛的作品，好一幅卓越的蘇聯油畫呀——那年，馬克西莫夫本人正在北京（想想吧，倘若杜尚或是博伊斯介入央美的教學），那時，北京與莫斯科正當結盟的盛期（我
出生那年，中蘇友好大廈在北京與上海動工）。同樣重要的是，侯先生在畫自己的十八歲。我不知道這位帥哥與同夥的行狀，究竟如何，但當你十八歲進入秘密組織，從事亡命的勾當（多少地下黨小夥子臨近四九年被反綁了拖出去，照準腦袋開槍），那種緊張、浪漫、向死的狂喜，我們沒有過。
而僅僅一年，侯先生親見了這個組織奪取全中國。
在侯先生的年代，個體價值，多元文化，根本不存在。同時，在宏大敘事中，優秀的個體有可能找到無可遏製的能量，並理所當然神聖化，如奉宗教，祭獻個體。此外，我不相信動人的經驗都能轉化為藝術，除非有相契的美學，正好在場，有如春藥。在這幅畫中，我們二十七歲的帥哥找到雙重的咬合與迸發，如所有藝術家畢生最妙的一兩件作品，可遇而不可求。
他二十九歲開手描繪安源的礦工，仍來自1948 年前後那場席卷億萬人的洪流。然而侯先生終究不是礦工，他以蘇聯油畫的激情想象礦工，我以為不及《青年地下黨員》。但沒關係，“我喜歡畫造反！“何止如此，這位帥哥果真目擊過造反的大成功。或許因此而侯先生經得起毒打嗎？這是理解侯先生（及所有同樣命運的老黨員）最最困難的問題。我不知道，因為我不曾親曆。
當他被揍翻在地，我十來歲，親眼見過被打得血肉模糊的壯漢，重重地撲倒，爬不起來。在血肉與地板撕扯的十幾個長夜，侯先生想過什麽？
他沒人可說，於是對我們說。為什麽泛起滄然的笑？多年後木心告訴我一個古詞，叫做痛咥”，專指這種笑。
訃告的影像中，1973、1976 年，侯先生已在工廠教畫、寫生，挺著腰板，半點看不出幾年前近乎喪命的毒打，那時他想不到自己會高壽九十二歲，但他到老不能忘記那場休想還手、無可掙脫的屈辱，反倒地下黨種種故事，他僅隻提到爬樹——聊到徐悲鴻，他又
笑得發顫，說是徐先生給新生作報告，講著講著，長衫裏掏出塊雞血石，得意洋洋，說是剛從琉璃廠弄到。
他在回想他的老師，如我此刻寫他。近日辭世的老人，無法趨前拜別，但侯先生最後的時日，我也不願見他。我知道他荒山裏垂老獨坐，身邊是忠實的老伴。“你倆怎麽好上的？”我曾問。“鄧澍嗎？”
他不看我，笑起來：“她是解放區的。”明白了，好一對革命愛侶啊，地下黨帥哥立馬愛上了她，然後鄧澍就陪著男人挨打。何止十四天！
據說兩夫妻半夜裏忍痛療傷，黎明前，扯著棉絮彼此捂上要害的部位，護護身子，待天亮，被學生押出去繼續打。
這就是侯先生的美院生涯嗎？他在盛年出局了。身為北平藝專四六年那屆頭號佼佼者，因出眾而招忌，原不必驚訝。我想過，以我的不知趣，若他當年身在局中，我會疏遠他，他出局後，我還是狠心疏遠他：我不願看他老蒼蒼坐那兒，壯誌未酬，虎落平陽。
走吧，走吧，侯先生。如多數年邁者，他漸漸不認得，也看不慣這陌生的時代。有誰看得慣呢，好在他隨時進入自嘲，那是他療傷的棉絮。我不介意他暮年鮮有聽者的滔滔宏論，我所確信的是，他從未失去他可愛的嬉笑。倘若侯先生不苟言笑，我不會太牽念，
更不會愛他。
2023 年元月2 日—5 日寫在烏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