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0月1日，在新落成的人民大會堂前舉行了閱兵儀式和七十萬人大遊行，慶祝共和國的十周歲生日。
人多就是力量大
1959年國慶前夕，作家冰心在參觀了新建成的人民大會堂後，寫下這樣的句子：“走進人民大會堂，使你突然地敬虔肅穆了下來，好像一滴水投進了海洋，感到一滴水的細小，感到海洋的無邊壯闊。”關於水滴與大海、螺絲釘與社會主義大廈的辨證思考，常常出現在剛剛翻身解放、空前團結在一起的人民的心目中。也正是這樣為了集體舍棄個人的精神，造就了那個時代的一項又一項奇跡。
1958年，北京中軸線迎來了自1405年明永樂帝朱棣營建紫禁城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建築活動。
“當時的背景是這樣的。”大會堂的設計者、北京市建築設計院工程師張說道，“中國的‘大躍進’之風已經鼓動起來，而中蘇關係卻趨於惡化。赫魯曉夫在自誇其‘土豆燒牛肉’式的共產主義同時，大肆攻擊中國的大躍進搞糟了，‘窮得沒有褲子穿’。因此當年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會議時，提出要在經濟建設方麵有所突破，要搞幾個經典工程，向世界證實中國的新麵貌。‘十大建築’的興建就這樣提出了，並被放置在一個相當重要的地位。”
“要造大建築”這個方向是定了，但是具體建築什麽內容呢？各部委提出了十多項建議，包括“國家歌劇院”、“國家音樂廳”、“外交部大樓”等。經過反複篩選研究，最後確定了能代表全國工農兵、華僑、文化的十大建築。其中，工人體育場代表“工”，農業展覽館代表“農”，軍事博物館代表“兵”，華僑賓館代表“華僑”，民族文化宮代表“民族”，美術館代表“文化”，科技館代表“科技”，而人民大會堂，當然就代表所有人民群眾了—對於往事，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院的設計師董光器依然記憶猶新。
說起來，“建設萬人的大禮堂”，這是毛主席早在延安時就有的構想。新中國成立後，毛主席又一次把它提了出來：“完全用我們自己的力量，能不能建起能坐1萬人的禮堂來？”
1958年底，中央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等在審查天安門廣場和人民大會堂的建築設計方案。
為了領導們能更直觀地了解整個規劃，當時的設計建造部門還製作了下圖這樣的模型（模型拍攝角度標記為：天安門東側，望西南），它類似今天房地產銷售中使用的“沙盤”，從這50年之前的“沙盤”上，可以清楚地想見建成之後的大會堂和天安門廣場會有多麽壯觀。
終於，在1958年8月，中共中央明確做出指示，要興建萬人大禮堂等十大建築，要建得“莊嚴”、建得“美觀”、要經得起時間考驗，而且必須在1959年建國十周年的國慶節時投入使用。
此時，距1959年國慶節隻剩不到400天了。完全不依賴任何外國專家的設計及施工力量，全憑中國人自己，在400天內建起10座大型建築，這個任務究竟有多難？對比一下同期世界上其他著名建築的施工時間就會明白—紐約聯合國總部大廈建設了7年，日內瓦“萬國宮”建了8年，比“十大建築”隻晚一年開工的悉尼歌劇院則用了整整14年才完成建設。
為了設計大會堂，工人、學生、教授，以及西安市設計院、清華大學建築係等全國各地的設計單位紛紛獻計獻策。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就提出了84個平麵方案和189個立麵方案，上圖為他們拿出的平麵圖（下層圖）和立麵方案（上層圖）。
1958年9月，在北京市國家工程動員大會上，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萬裏這樣說：“不是有人不相信我們能自己建設現代化國家嗎？老認為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嗎？我們一定要爭這口氣，用行動和事實做出回答。”
關鍵時刻，中國人“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傳統又一次發揮了作用。短短三天之內，來自全國17個省市的33位頂級建築師雲集北京，短短50天，他們就提出了各具異彩、不拘一格的多種方案，有一種方案甚至設想要拆去正陽門城樓和箭樓，在此位置上建設萬人大會堂。
這一邊是設計師們在按照要求緊張地設計、論證，而與此同時，國家領導們卻不斷提出各種新的要求：開始隻做一個萬人大會堂，第二輪加入了可供5000人進餐的大宴會廳，第三輪，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樓也加了進來……建築師們苦心設計的方案，往往轉天就被全盤推翻。最後，周總理確定了目前的大會堂方案，它的建築麵積是17萬平方米。
大會堂的壽命不能少於350年
很多親曆過大會堂設計討論的人都記得，周總理對大會堂的意見一直是這樣的：“有兩個關鍵，一個是垮得了垮不了，一個是好看不好看。垮不垮是主要的，大會堂的壽命起碼要比故宮、中山堂長，不能少於350年。”其餘的，他認為可以“一年建，十年修”，工期最重要。
最後，這座世界上最大的會堂建築，從規劃、設計到施工完成，一共隻用了1年零15天，其中，從選址到敲定設計圖紙，僅用了50天時間。而從場地上原有房屋拆遷到地質勘探、地基處理、規劃設計、施工機械、材料準備、工程施工、工程完工後的房間布置以及正式使用前的試用……隻用了10個月。
不僅對工期有嚴格要求，周恩來還反複強調：十大建築所用的材料“必須全部國產，不許進口；興建中厲行節約，不得浪費，一切都要量力而行”。根據這一要求，盡管意大利出產的大理石素負盛名，大會堂還是選用了東北產的上好石料。其他建築材料，也都是國產的。
總理審定的方案隻是個“輪廓”，此時，17萬平方米大會堂的內部結構還是一片空白。為趕在十周年大慶前完工，大會堂隻能“邊設計、邊供料、邊施工”—圖紙上的每一筆規劃都將立即被付諸實踐，每個小小的疏忽都可能是致命的隱患。這時，各地建築界的專家也對大會堂的設計和興建提出了種種意見。
幾經論證後，周恩來總結說：受客觀條件所限，現在對大會堂設計的要求隻剩下一個了，那就是“1萬人開會、5000人用餐、8個月蓋完”，如果大家仍舊有意見，“好在我們的建設量會很大，可以在別處再試，這裏就不必再動了吧”。隨著時間的推移，大會堂也漸漸得到了專家們的認可，設計師們在這場快刀斬亂麻式的腦力風暴裏所付出的辛勞也得到了肯定。在那個不彰顯個人的年代，國家用“先進集體獎”對大會堂的設計者們頒予了榮譽。
在大會堂的總建築麵積裏，一個萬人大禮堂就占去了將近一半——要在這間能裝進整個天安門城樓的大屋子裏開會，怎樣才能讓所有人都看得見、聽得清？設計師吸收了“水天一色”的中國文化特色，把頂棚做成大穹隆形，頂棚和牆身的交界做成大圓角形，使天頂與四壁連成一體。沒有邊、沒有沿、沒有角，得到了上下渾然一體的效果，衝淡了生硬和壓抑感。設計師還給大禮堂的穹頂設計了三圈水波形的暗燈槽，與周圍的淡青色塑料牆板相呼應，燈亮之時猶如波光盈盈。
層出不窮的技術問題都被設計師、工人及各級領導用智慧給解決了。周恩來曾經說過：大會堂就像一個孩子。如果有缺點，就像孩子生了病，要不惜血本為他治病。
還好，現在的大會堂，已經長大成人了。
人民大會堂初建時被稱為萬人禮堂，後來得名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1959年9月9日，毛澤東夜訪當時沒完全收工的大會堂，問及它的名字，陪同參觀的萬裏說：“有人提出叫‘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大會堂’，我覺著這個名字太長，還有人說叫‘人大常委會辦公樓’……” 毛主席答：“那就簡稱人民大會堂吧。”同時解釋說：“我們不是把‘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也簡稱為‘總路線’嗎？”但很可惜，現場未備筆墨，故而他沒有親自題名；第二種說法是1959年9月24日，大會堂落成，周總理邀請一批專家參觀視察且請大家起名，時任人民大會堂結構審查組組長的橋梁專家茅以升在紙上寫下了“人民大會堂”幾個字。
故人已去，回憶不一，我們就當作幾位偉人們的不約而同之作吧。
現在的人民大會堂坐西朝東，南北長336米，東西寬206米，高46.5米，占地麵積15萬平方米，建築麵積17.18萬平方米。比故宮的全部建築麵積還要大。它主要由三部分組成：進門便是簡潔典雅的中央大廳和它後麵的萬人大會堂；它們的北翼是有5000個席位的大宴會廳；南翼是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辦公樓。大會堂內還有以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名稱命名的、富有地方特色的廳堂。
驗收之後，工作人員都為這一人民集體拚搏得來的大奇跡而驕傲，他們激動地形容：“地麵顏色就像碧綠的湖水，光潔得像鏡子一樣亮，讓人不敢下腳。”那時，前來檢查工作的各級領導都是脫鞋在上麵走的，連陳毅陳老總，都是二話沒說跟大家一樣提著鞋參觀。事後萬裏同誌知道了這件事，通知大家：“地麵很涼，以後老同誌參觀就不要脫鞋了。”
後來，在大會堂各廳室鋪了地毯以後，“不許穿帶釘的鞋入內”的規定仍然延續了許多年。
參加這個工程，一輩子光榮
你一定聽過原北京市副市長張百發的名字。“那是一個轟轟烈烈的年份。”這是時隔多年後，張百發對1959年的評價。
在當時的人民大會堂建築工地上，共有20多支青年突擊隊，他帶領的是鋼筋工青年突擊隊。當時有個口號：“學百發、趕百發，一夜就要超過張百發”。
張百發14歲就進工地做工。1954年初，一位蘇聯專家提出以青年突擊隊的名字鼓舞工人士氣，作為北京市第三建築公司一工區的一名工人，他隨即也向上級申請成立突擊隊，這是當時全國第二支青年突擊隊，共12個人。1958年夏天，一紙調令把他調入大會堂工地。張百發記得當時的第三建築公司總經理站在高台子上說：“我們要去建中國的最高權力機構，就等於修皇宮。參加這個工程你們將終身難忘，一輩子光榮！”
大卡車來了，大家都把自己的行李往上扔，生怕落下，生怕錯過了光榮的機會。
由於任務需要，青年突擊隊從12個人擴充到了200多個人，在工地上的10個月，張百發他們“歇人不歇馬”，睡覺從來不脫衣服，沒有休息過一天。
而那時，全國上下對人民大會堂工程都全力以赴。突擊隊給鞍山鋼鐵廠打電話，說需要五米六的鋼材，鞍鋼的軋鋼車間直接就軋了五米六，鋼材一出車間直接被送往工地現場。大家開玩笑地說：這些鋼材運到大會堂的時候，還熱乎著呢。
平安胡同是人民大會堂附近少數幾個沒被拆除的老胡同之一。1959年，這裏的老居民李大爺還是26歲的青年，讓他無比自豪的不僅是大會堂的修建，他還在十大建築之一的北京火車站的工地上擔任小隊長。回憶起那段“大熱大幹，小熱小幹，越熱越幹”的崢嶸歲月，李大爺說，那是他一輩子的驕傲。攝影／餘榮培
有一次工地需要幾十立方米貴州產的樟木，結果從貴州運來了好多——當地老百姓聽說要給人民大會堂用，都把自己家最好的樟木往運輸車裏扔，一分錢也不要。為了支援人民大會堂建設，有的老百姓連棺材本都捐獻了出來。
一場前所未有的大戰役拉開了序幕，工人們以“某指揮部全體戰士”這樣莊嚴的身份，紛紛寫下“決心書”、“保證書”、“向黨的保證和誓言”，向毛主席保證：一定完成任務。
木工能手
製模能手
來北京參加會議的少數民族婦女
人民大會堂建造時的勞動場景
外國專家正在研究大規模鋼梁吊裝的難題
真正自願的義務勞動
經濟學中有這樣一個理論，在資本存量固定的前提下，投入的勞動力越多，資本對生產的貢獻就會越高。以此理論來理解人民大會堂的修建：全國人民到北京來義務勞動，盡管人們的體力參差不齊、技術手段有限，可是卻可以在十個月內把大會堂建好。這是人多提高資本貢獻率的例子。“人多力量大”的道理就此凸顯了出來。
當時有規定，機關幹部每年義務勞動的時間不低於40天。其實就算沒有這硬性的規定，以那個年代大家對於集體和國家的熱情，每個人都認為能參加義務勞動，尤其能參加大會堂的義務勞動，是一件光榮的事，有很多人前赴後續地來報名。
據原北京體委副主任李大偉和原北京工人男籃隊員李隆回憶，當時在先農壇訓練的北京各項目體育代表隊的隊員想參加人民大會堂義務勞動，但是排隊參加的各機關單位太多了，先農壇北京市體委隻能直接聯係到時任北京市委副書記的劉仁同誌，取得了特批，才獲得參加義務勞動的機會。
據張百發回憶：“當時北京政府機關的幹部，早上都要來人民大會堂工地參加義務勞動。自願來的人很多，要登記才能進，來晚了登記不上就不讓進了。我們常看到一些穿著大衣的大幹部來幹活，最後裹了一身的泥，高高興興地回去了。”
國宴廳鋼屋架架立完成時的情況
外立麵的花崗岩施工
竣工前夕，工人們在宴會廳的騎馬廊上安裝燈具。
大會堂工程使用的全部鋼結構重約4000噸，其中國宴廳的鋼梁就重1100多噸。在當時的條件下，怎麽把這麽重的鋼梁吊上去，請來的蘇聯專家想出了種種方案，可惜都失敗了。最後還是工人們根據經驗創造出的“桅杆式起重機”
1959年8月，人民大會堂竣工在即，腳手架被井然有序地層層拆除。
一萬多家人家拆遷了
許多年後，曾住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原址的老百姓仍然記得，1958年以前，他們的家曾經在現在的人民大會堂的哪個位置。
確定了天安門廣場和大會堂的選址之後的一個月內，50多萬平方米的房子就被推平了，沒有一戶“思想上有疙瘩”的釘子戶，10129戶居民高高興興地被安置到右安門附近的一些簡易房裏。
最早被拆遷的是司法部街。這是一條南北方向的街，全長與現在的人民大會堂南北長度差不多，實際的位置大致也在那塊地方。它現在已經是人民大會堂地基的一部分，被永埋在了人民大會堂下。
司法部街在明代是前、後、左、右、中五軍督門所在地，清代掌管禮樂的太常寺在這裏辦公，自民國以來，這條街為曆屆政府的最高司法機關所駐紮，故名司法部街。雄偉的高法大樓就曾經矗立在這條街的西側。在老居民們的記憶裏，那大樓門口總有一對巨大的石獅傲視東方，有威武的解放軍警衛持槍肅立。
建國後的頭幾年，每逢國慶節放禮花時，發射禮花的炮架都是架設在司法部街一帶的胡同裏，發射場地上，“用繩子一圈，幾個炮架一支，幾個戰士耳機一戴”，隨著不斷的指令，顆顆禮花彈立刻就在巨大的砰砰聲中騰空而起了，與此同時，在天安門城樓上有時還配合著響起機關槍的發射聲，嗖嗖地有彩色信號彈在上空飛過，很是熱烈。
1957年，緊貼雙溝沿胡同，司法部機關在植樹時發現了堆積如山的古幣，史良部長親臨現場保護文物，司法部調來了卡車搶運。附近的孩子也乘亂拿了一些銅線，用來做毽子。據地理學家分析：古代雙溝沿有停船的碼頭，有碼頭就有錢莊，所以司法部裏才出土了古錢。
1958年秋，中央決定建人民大會堂的一聲號令，高法大樓和周圍街巷紛紛獻身。成千上萬居民半月之內搬出家園，為人民大會堂獻出了這一片無價而又珍貴的地皮。
那裏還有很多永遠失傳的地名：大中府、小中府、大四眼井、小四眼井、旗守衛、鑾輿衛夾道、兵部窪（修國家大劇院時拆遷）……從冠名和所處的地理位置來看，在明清時候，它們大都具有為紫禁城服務的職能。
遺憾的是，那時普通人還沒有相機，關於那裏留下的影像記錄非常少。
而對於拆遷，多年後，劉心武在《立體交叉橋》裏麵是這樣描寫的：
拆遷！對於北京市成千上萬仍舊住在古老的、不方便的、往往是擁擠的平房中的家庭來說，不啻是福音，是通向光明與幸福的階梯。拆遷總是伴隨著這幾種情況發生的：要建龐大的公用建築；某係統某單位要征用地皮進行擴建；要為首長建築用房；房屋危險需拆除重建。解放後的頭十多年裏，政府對拆遷戶充滿了歉意與關懷，所以，幾乎所有的拆遷戶所提出的要求都得到了滿足，凡拆遷到新住宅的，不但肯定可以改變幾代同室的擁擠狀況，而且往往大大地擴大了居住麵積，改善了居住條件。那時候，拆遷戶本身很少提出非分要求，未輪到拆遷的家庭對他們也不嫉恨，因為總覺得市政建設發展得很快，不久也便會輪到自己。主辦拆遷的工作人員們那時也比較廉潔公道，很少有因受禮受賄或因“背景”、“麵子”而徇私的事情發生，直到今天，人們還津津樂道1959年因修建人民大會堂而拆遷的那些住戶的可羨命運，他們不但一律遷到了比原有條件好的新住宅樓中，而且，人民大會堂建成後，他們又一律受到了市長的親自邀請，成為了那富麗堂皇宮殿的首批參觀者，並在金碧輝煌的宴會廳中受到了一次終生難忘的款待……
但仍然有大量的居民，因此遭遇了居住條件下降等問題。
1959年2月28日，周恩來在中南海的大會議室召集副總理及有關部長們開會，商討壓縮國慶工程問題。他在會上說：國務院信訪辦曾接到原拆遷居民的來信，他們反映現在的居住有困難。人民現在居住環境都保障不了。我們絕不能像舊社會那樣，隻求表麵上的繁華，而不顧人民的困難。為此，我們要對一些工程項目進行壓縮，以便擠出更多的材料多為人民蓋一些住宅。經過會議討論，最後決定：科技館、美術館、國家劇院和電影宮等建築緩建。
“我們推遲一些建築，是要把材料和勞動力省下來，去解決人民的居住問題。”周恩來說，“1959年北京新建30萬平方米住宅，我看太少了，至少要建50萬平方米，爭取在國慶節前完成。”
而事實上一直到80年代中後期，這些人的居住狀況才逐步改善。
有媒體揭密，周恩來在去世之前曾說，十大工程欠了北京老百姓的債。
大躍進到底意味著什麽
一位曾親曆大躍進的外國記者是這樣描述中國的大躍進的：當時中國各項工程的建設速度之快令人難以置信，4家醫院、6座工廠和11個完整的街區僅在數周之內就設計、建造並完工了。1957年我在南京住過的一家賓館—四百間客房，每間都配有用瓷磚砌成的盥洗室——是在17周之內建成的。
1959年10月1日，人民大會堂前彩旗招展，作為大遊行的一部分，文藝大隊在天安門廣場上表演了孔雀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