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無常，但人的彈性不懼無常。
撰文 | 張宇彤
2022年，103歲的楊苡沒過生日。
這天，她和平常的每一天一樣，躺在臥室的床上，偶爾小啜一口可樂。
按理百歲老人的生日是要大辦的，但熱鬧起來，她覺得吵得慌。在此之前的一年，她曾巧妙地躲過了一個生日——一整天在家埋頭看書。每談及這次“成功”，楊苡都驕傲地說起那句口頭禪，“我很得意！”
但這一年的平靜，還是在幾天後被短暫地打破了，一位學者和作家因生日來訪。她躺在床上接待了他們——就在前幾天，楊苡剛剛從醫院出來，住院後，她的身體需要對付的地方變得更多：難以下地走路，渾身總是出現突如其來的疼痛感，食道開始反流，味覺也有所退化，吃什麽都苦。所以，她不愛喝水，隻喝可樂。
當他們問她：“（身體）怎麽樣？”
楊苡答道：“我又戰鬥了，而且戰鬥勝利了。”
2023年1月27日晚，楊苡去世，享年103歲，結束了一生波瀾而又漫長的戰鬥。
楊苡可以有很多標簽：著名翻譯家，曾譯《呼嘯山莊》《永遠不會落的太陽》《俄羅斯性格》等長篇小說；西南聯大女學生，師從朱自清、沈從文；哥哥是翻譯家楊憲益，譯過《紅樓夢》《離騷》等；丈夫是把《紅與黑》譯成中文的翻譯家趙瑞蕻。
但這些也可以全不要，或許還能這樣介紹她：愛吃起士林的天津小女孩，17歲寫信給巴金的小讀者，盧溝橋事變後發表愛國詩歌的女青年，好萊塢女星瑙瑪·希拉的影迷，致力於收藏各種貓頭鷹玩偶、喜歡芭比娃娃的老奶奶。
這是楊苡的兩麵，她活成了一部中國的百年史，既是時代的曆史，也是她個人的曆史。但曆史，終究逃不過被選擇，楊苡的出身在百度百科上，至今仍被“敏感地”抹去了。可她卻從來不過於避諱，提起往事，聊一兩個小時也不會累。楊苡記得幼時很多軼事，自己的妨父之名，最崇拜和敬愛的“哥der”楊憲益，同父異母、喜愛排場的姐姐，甚至家裏那個被性侵的小丫頭。
楊憲益、楊敏如、楊苡與母親徐燕若
從大家族的深院、到天津去往昆明的求學之路，再到西南聯大的歲月，都經由楊苡口述、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餘斌記錄，集結成《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楊苡口述自傳》，於2023年1月出版。
這部楊苡的唯一口述自傳裏，不僅有她一路走來的點滴，還凝結了一個波瀾壯闊的中國百年史，講述著這位百歲老人是如何活過了命運，活過了時代。
很多人會覺得，如此活下去，既珍貴，也同樣殘忍。但楊苡全然沒有百年歲月衝刷過的樣子，她依舊執著於細碎而具體的生活：見客，聊天，擺弄玩具，追看當下流行的電視劇。她身上，有著每一個艱苦時代走來的中國人都有的兩樣東西——堅忍和樂觀。
在青春時期寫給自己的十四行詩集上，楊苡曾這樣題詞，“記憶或可使生命縮短，且低首看憂鬱的進展。”
當初這句話或許隻是少女念及曖昧的春思，才吟出的鴛鴦蝴蝶式的比喻。但人生一過幾十載，這比喻卻似乎一語成讖，對應了楊苡的人生。她曾是世家出身的大小姐，卻曆經漂泊、動亂之苦，最終委居於先生的職工宿舍。她曾以為戰爭會轉瞬結束，思念的人也會穿越戰火來到她身邊，卻再也沒能與之相見。
餘斌曾這樣寫著，以世俗的眼光看，楊先生一生走的大約是下坡路，唯她自己一點不覺。但高低起伏是曆史的常態，其中的人世滄桑和命運變換，好似“星沉海底當窗見，雨過河源隔座看”，無論這進展如何憂鬱，都有記錄的意義。因為它們證明著，命運無常，但人的彈性不懼無常。
救人的是生活
最近幾年，楊苡看完了《人世間》《情滿四合院》等電視劇，時間跨度越長的，她越喜歡，把一切往長遠了看，現在過不去的就早晚會過去。
抗戰剛開始的時候，楊苡去往西南聯大，母親隻為她裝了夠一年用的行李，因為在所有人眼裏，戰爭都是短暫的，一年怎麽也打完了，但沒想到這一打就是八年。
”在昆明西山。聯大還沒開學，最輕鬆的時候。在昆明的親戚要在西山的一座廟裏搞什麽活動，那天把整個廟包下了。我們就跟了去玩。是楊紘武拉我去的，說是“去吃他一頓”。雖然不像後來那麽艱苦，但生活和在天津自然不能比了，他饞啊。照片上我穿的工裝褲是在香港逛街時買的，在天津母親再不會讓我穿這樣的，現在想怎樣就可以怎樣了。這樣式是不分男女的，後來和趙瑞蕻談戀愛，他看了新奇，也穿過。“
在西南聯大讀書期間，師生們有一個必學的功課——跑警報。原定在十月的開學，因為日本飛機炸昆明，把校園炸得一塌糊塗而推遲。巴金在信裏跟楊苡說，這敵機來襲好比“強迫我們遊山”，學生們也抱著這樣的心態，一麵下著山河瘡痍我輩必將奮起的決心，一麵保持樂觀主義精神，天氣好的時候，全當遊山玩水。
”在蒲草田房間裏。住的時間不長，在昆明，這裏是我住過的幾個地方裏條件最好的，房間裏還有沙發，比起後來住的幾個地方，簡直稱得上奢侈。“
楊苡迷戀上了昆明的雲、樹、山、水，還有幾座廟宇，時常和同伴出行。惹得住在她樓上的沈從文先生，為她的功課著急，常常一大早就來問她，“昨晚寫了什麽了？看了什麽書？才十八九歲不要那樣貪睡，要睡懶的喲！”
楊苡眼裏的沈先生永遠一副靦腆害羞的樣子，說話細聲細氣，對女生很照顧，也有點愛哭，盡管已經成了名家，依舊很是用功，每天伏案工作至深夜。有時家裏來了貴客，就會站在院子裏叫她，“請楊小姐下來見冰心女士！”
盡管熱愛文學，但楊苡和沈從文不同，她剛剛擺脫大家庭的管束，初次出門，每天想得都是玩耍。餘斌形容，“對楊先生來說，翻譯家、作家、詩人這些名頭都是附加的，關心日常的生活，才是她的基本麵。”
正是具體而細微的日常，讓她渡過了一個又一個人生路上的坎坷。
住了半個世紀的員工宿舍，在她的指揮下，被收拾得生機盎然——黃綠相間的小碎花紋樣床單，水紅和青綠的靠墊，桌子上擺著各色的書，牆上掛著海報，窗前垂著薄紗。從前，她住過天津租界內的別墅和大宅院，每一間都氣派闊綽，即便如此，她也不覺得現在的處境寒愴。
經常，她會一時興起，走到客廳——這是通往“小花園”的一間小屋，十三四平方米大小。牆上掛滿了對她來說意義非凡的照片：先人的、家人的、朋友的、師長的；過去的、現在的。還陳列著一個櫃子，擺滿了她收藏的貓頭鷹玩具、俄羅斯套娃、瓷娃娃。
她隨心而動，根據新的主題，對舊物重新排列組合，並興致勃勃地說：“這是我的一種玩法。”這個習慣直到她難以下床時依舊保持，無法親自玩，就指揮保姆代玩。有些玩具看上去年代久遠，但毫不陳舊，它們和她一起，看著時間在眼前流走，卻依然保有自己的那份鮮活，熠熠生輝。
有時候，玩具也會讓楊苡情不自禁地回憶起往事，比如她最親愛的“哥der”楊憲益。幼時她最愛做哥哥的“跟屁蟲”，跟著哥哥去逛商場很愜意，哥哥是少爺，看上什麽就買什麽，一個眼神，傭人們就去付錢拎包。一次正逛著，她看到一個天藍色緞子衣裙的洋娃娃，趕緊拽拽哥哥的衣袖，哥哥便叫人買了下來，她一路抱著回家。後來哥哥的朋友們讓她學著說“dear brother”，她年紀小，始終學不會，隻能叫出“哥der”，直到晚年，她依舊在賀卡上如此孩子氣的稱呼楊憲益。
2004年，楊苡因為骨折住院，此時哥哥楊憲益也因病住院，而姐姐楊敏如前一天查出了糖尿病、冠心病。姐姐在電話裏跟她說，“咱們三個人好日子是過了，我不能不悲觀！”在鼓樓醫院病房最痛苦的時候，女兒代楊苡接通了哥哥的電話，她對哥哥說：“哥，我想你！”然後大哭，可楊憲益在電話那頭依舊是瀟灑的姿態，對楊苡的女兒說：“怎麽你媽媽還不如我哩！”
2009年11月23日，楊憲益去世。楊苡給友人寫信時，回憶起在北京探望哥哥時的情景，不禁記起了陳寅恪贈吳宓的詩句，“暮年一見非容易，應作生離死別看。”
往事並不如煙
楊苡喜歡在客廳舉辦“茶話會”。
那不大不小的方寸裏，時常聚集著很多人，有她的同學、老友、小友、朋友的朋友、串門的鄰居、和好奇湊熱鬧的人，有時人多得幾乎坐不下，他們就站在一邊，或席地而坐。
來的都是客，楊苡與人交流，從不看身份高低，童年與她玩耍的傭人丫頭，直到最近幾年，仍與她有電話往來。
餘斌也是客廳的常客，他每次去楊苡家，都感覺不到拜訪前輩時常有的心理負擔。他感歎自己孟浪，剛和楊苡相識不久時，他和朋友喝了酒，聊到一些舊事，晚上九點多，一身酒氣地跑到楊先生家，找她確認細節。而老人不但沒有責備他的魯莽，還精神十足地與他探討。
聊故人，是這個客廳裏發生最多的話題之一。
抬起頭能望見牆上掛的相片，那一張張肖像照片裏的人，大部分已經去世了，但在楊苡的客廳裏，他們都彼此微笑，一起熱鬧。聊到哪位朋友，楊苡就抬起手，指給大家看，“這就是他/她哎！”那些早已蒙塵的曆史，恰如其分地和具體的麵龐對應，巴金、沈從文、穆旦、蕭乾、吳宓等一位位大師，都在她的嘴裏變成了生動可愛的人物。
楊苡清楚地記得第一次和巴金通信。
那時她剛讀完《家》，便認定要做覺慧，17歲寫信問巴金，自己要不要“出走”？外麵兵荒馬亂，自己還過著貴族小姐似的生活，難道不是醉生夢死嗎？巴金卻在回信中給她的熱情潑了冷水，讓她不要衝動。
後來楊苡才意識到，這是巴金對年輕人的一種保護——希望他們走最安全的路。這也影響了楊苡一生的道路。
楊苡和巴金的通信長達半個多世紀，她難以跟家人朋友傾訴的心思，都寫給了巴金，最長的一封，寫出了17頁。這些書信結集出版為《雪泥集》。直到晚年，楊苡都保存著對寫信的喜愛，她認為發短信、打電話是“說事兒”的，但寫信是講肺腑之言，“好玩，痛快。”
“文革”開始後，中國作協上海分會的一張大字報讓巴金應聲倒下，楊苡也接受了審查，可經曆這樣的風波，她仍沒有為自保而銷毀和巴金的信件。
詩人辛笛感歎，“經過十年浩劫，我個人深知保存友人的來信之艱難······靜如同樣經曆許多坎坷，卻能冒著種種危險堅持把她和巴金往來書劄保存下來，這是多麽不容易的事嗬！”
後來那動蕩十年，人人自危，封鎖家門，盡量不與他人走動聯絡，她依舊想到去拜訪哪位朋友，就大大方方地去拜訪。
與她書信交往同樣多的，還有巴金的哥哥李堯林，她稱他為大李先生。對巴金是敬，對大李先生則是親近。
通信最密切時，他們一天兩封，半年下來，積攢了40多封信。當時，楊苡是學生，大李先生是老師，母親管得嚴，他們很少單獨散步，大多數時間一起約定去某地匯合，或是買同一場的電影票，坐在影院的不同角落，一起看電影。有時知道大李先生下午會經過，她就把朝外的窗子打開，大聲用留音機放音樂，他朝樓上望過來，她遠遠地看他兩眼。
大多數情況下，楊苡聊起過去都是坦然的，即使偶爾有動情之處，短暫地出現表情的異樣，也會在瞬間調整，重新變回往常的狀態。哭泣則更少了，隻有在後期，需要走進臥室與她交談時，餘斌才無意中撞見過楊苡臉上似有似無、又一閃而過的落寞。
這些情緒有時和特定的人有關，比如大李先生。
1983年7月7日，楊苡踏上遠赴昆明讀書的路程，離開當天上午，她與大李先生相約見麵。在英租界的馬路上，兩個人散了很久的步，大李先生拿出送給她的禮物，一盒汕頭產的手工繡花手絹，這昂貴的禮物，對他來說是不小的負擔。隨後他又從兜裏托起一捧雪花般的碎紙片，都是她寫給他的信。他說，他主張信是不必保存的。她一向敬他為兄長、老師，自然點頭稱是，沒有深究他是否是下定了什麽決心。最後他們揮手告別，全然沒有離別愁緒，甚至一團歡喜，因為她和他約定好，他不久也會抵達昆明。而這一分離，便成了永別。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他的失信，都讓她傷心不已。在懷念大李先生的文章《夢李林》中，楊苡寫道：“好像曾有個人走進我的心裏，點亮一盞燈，但沒多久，又把它吹熄，掉頭走開了！”
1945年，大李先生住院，7天後逝世。他去世多年後，楊苡才明白了他內心的苦澀，每個月他都要把薪水寄給老家，養活一家人，北方的冬天步入酷寒，他依舊一身單衣，沒有錢添置棉袍。在書裏，楊苡這樣形容他的那段日子，“他當然希望過一種屬於自己的生活，隻是為了家人，他選擇了犧牲自己。”
活著的勝利
年紀漸長後，楊苡喜歡開自己和死亡的玩笑。保姆小陳有一次說漏嘴，告訴她有人誇自己勤快，也想要雇到家去，她聽到後笑著說，“都等著我先死呢！”聽力下降以後，她經常要麽聽不清，要麽聽錯，保姆叫她得不停重複。她就開玩笑說，好像自己變成了一台機器，需要反複按一按，試試是否失靈。
有時，她也頻繁地提及後事，隻不過語氣沒有絲毫不詳的意味，不悲、不傷，還笑嘻嘻的。有後輩在她麵前避諱，她還要詫異，“怎麽比我年輕的倒忌諱說這個呢？這有什麽不能說的？真奇怪！”
巴金曾說：“長壽是一種懲罰。”但楊苡卻覺得：“活著就是勝利。”
她的觀念最早源自小學，當時她在美國基督教教會——美以美會創辦的中西女校讀書，課堂上學了讚美詩。她不信基督，卻從中明白一個道理，死亡是“應許之地”，誰都要去，所以她說，“再難也沒有什麽好怕的，最後都是去那兒嘛。”
這堅定的態度，似乎在她99歲時有所鬆動。
進入百歲的年底，楊苡的膽結石突然發作，進了醫院。年紀大，任何動刀都宛如高空走鋼絲，全家人對是否要做手術，糾結萬分。她一反常態地問醫生，自己還能不能再活一年？
但沒有得到具體回複。
手術當天，她換好手術服，正等著被推上手術台，醫生突然宣布，手術不做了。後來思索，可能是這“一年之問”讓醫生變了主意。但於她來說，這沒有做的手術成了她又逃過一劫的象征，和人講起來，自然又免不了欣喜和得意。
事後有人問起她那關於“一年”的擔憂，她揭曉了謎底——這一年時常有人說她是百歲老人，動不動就來觀仰，沾喜氣，搞得她像個大熊貓，心裏有了包袱：如果自己沒活過一百，豈不是對他們失信了？
關於活下去的戰鬥，是沒有具體敵人的，楊苡常說人要“wait and hope”，這“hope”從不特指，隻是一種代稱，或者說，一種信仰。
完成一次口述史的記錄，躲過保姆百般催逼的進食，亦或是看完一本書、一張報紙、一部電影，都能讓她收獲小小的滿足感。因為隻要活下去，總有好玩的可以玩。過百歲生日時，楊苡興奮地和同歲的同學互通電話，一不小心又追憶起當學生的無憂歲月，同學有點遺憾地說：“當年在中西真是好啊，就是我們玩得太多了。”她趕忙說：“我還沒玩夠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