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浙江社會科學》2012年第6期
文/孫仲
學術圈中被公認為一流學者的黃仁宇居然被一個三流大學解雇。曆史學家在學術創作的巔峰期被無情地甩出了生活的軌道。
然而，個人在曆史命運中還是可能把握住某種自由的，隻要敢於決斷。黃仁宇後來決定不再努力找新工作，因為他想明白了：那隻不過意味著重新把自己納入不自由的體製中。他決定主動接受自己的“局外人”身份，利用這個清貧但是自由的機會來撰寫他一直想寫的“不符合規範”的文字，闡述自己的大曆史觀。
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寫法令人耳目一新，思考的問題引發共鳴，在改革開放之初的大陸贏得了少見的史家盛名。而後來他的其他著作陸續引進，更展示了一種與眾不同的“大曆史”觀。但這還不是故事的結局。他去世之後麵世的自傳性巨著——《黃河青山》——奇峰陡轉，揭示了許多新材料，把他的傳奇人生和曆史反思推向了又一個高潮。這部自傳開篇一下子抓住讀者的，是黃仁宇晚年的悲劇遭遇。《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黃仁宇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這是一個標準的卡夫卡式荒謬故事。在故事中，什麽都對，但是什麽都不對。在學術圈中被公認為一流學者的黃仁宇居然被一個三流大學解雇了——而且美國的“終身教授”豈不是不能被解雇的嗎？這個巨大的羞辱不僅沉重打擊了學者看得比生命還要重的學術尊嚴，而且使得他的美國妻兒陷入生存危機，無顏麵對親友。在震驚、憤怒、沮喪、焦慮中掙紮的黃仁宇夫婦四處質詢，找同事，找學校，找工會，甚至找過失業救濟處，但是他得到的全部是官liao與文牘的客氣而毫無幫助的回答。體製是合理的，沒有任何地方不對。但是，荒誕的結果卻不可更改。對於這個羞辱意味很濃的事件，黃仁宇為什麽沒有回避或是淡化處理？難道僅僅是因為史學家對事實真相的執著？問題恐怕沒有那麽簡單。史家的一切曆史事件寫作，都在表達他的曆史觀，而自傳體著述出自親在（此在）視角，可能更為代表作者真實立場。用這樣的“受辱”故事貫穿自傳，難道是要用切身經曆否認美國大學乃至美國社會管理體製的合理性？然而，這與黃仁宇的基本史學信念豈非正好相矛盾？無論是在《萬曆十五年》中還是在他的其他著作中，黃仁宇都旗幟鮮明地張揚美國所代表的現代性文化的合理性，痛陳中國近現代的失敗就在於尚未進入這樣的先進性。那麽，如何解釋這當中的矛盾和張力？自從清末國門被迫打開以來，曆史學家們很快就意識到這次中國遇到的是千年未見之巨變；其劇烈性不僅在於涉及到整個“古今之爭”，而且與史無前例的“中西衝突”同步。一代代中國知識分子不僅在理論層麵上思考它，而且結合在中西方的親身經曆不斷寫下個體在巨變中的感受、思考和焦慮。許多海外華人史學大家的回憶著作都融個體史和大時代曆史為一體，令人讀之不禁一再感歎與感悟。改革開放後從大陸赴美留學和執教的曆史學家亦有不少已經事業有成，心智成熟，最近他們紛紛撰寫回憶文章，結集發表為《在美國發現曆史》。此書展開了幾十個學者的眾多視野，匯聚了他們在近百餘所美國重要大學學習曆史和工作的經曆，體現了華人學者從個體生涯入手反思中國近現代曆史的強烈自我意識。當然，在留美華人史學家的人生中，黃仁宇具有戲劇性的代表性。他的經曆極為豐富，他既有共產黨方麵的摯友，又是國軍軍官；既在前線當過排長帶兵，又在高層當過參謀，目睹過史迪威和鄭洞國的衝突；在中、日參加受降時觀察過岡村寧次、麥克阿瑟和天皇。他曾就讀美國陸軍參謀大學和密歇根大學曆史係，後來在紐約大學執教後與常春藤盟校的許多中國史學權威們都有過充滿恩恩怨怨的交往，又應邀到劍橋李約瑟那裏愉快地合作，結下了終身友誼。這些，尤其是他晚年的悲劇性遭遇，都具有某種超出個體偶然事件的曆史意義。黃仁宇在憤怒和申辯後也逐漸意識到這一點，在其自傳中向“大曆史”上升。下麵我們將以黃仁宇為典例，探討近代留學海外的華人知識分子身處古今和中外張力之間的危機感、困惑、思考和自我救贖。黃仁宇的各種史學著作都毫不掩飾地表達了他的一貫信念：西方現代的理性化體製高於中國傳統的道德詩性管理。人類曆史的發展方向就是從傳統農業社會的管理方式走向現代商業經濟管理方式。他不反對把這樣的現代性稱作“資本主義”，隻要避免其意識形態價值貶謫涵義即可：“資本主義是一種組織和運動，是一種具體的事物而非一套價值觀。……資本主義可以定義為私人財產權信用的廣泛延伸、不帶人治色彩的管理及服務設施的聚結，……透過奠基於貨幣管理的法律聯係，整個社會因此緊密相連。在這一切背後的原則，是財產權絕對而至高無上，超越皇室特權和傳統的道德觀”。不過，黃仁宇經常喜歡用一個簡單的術語來概括現代化的本質——“數目字管理”。對於現代化的渴望，幾乎是所有當代中國曆史學家的共同信念。一代又一代華人知識分子幾乎都在這個範式下思考。五四運動對新文化的渴望如此，餘英時、黃仁宇、新儒家等海外學者也是如此，大陸改革開放之後更是再度推動它走向高潮。比如朱維錚、金觀濤、羅榮渠等人，無不結合自己親身經曆和史學研究，痛徹批評中國文化的保守性，探尋走向現代化之路；其熱忱甚至讓已經進入“後現代”的西方學者感到不解。在改革開放後到美國留學的楊誌國的一段回憶可以說集中反映了這一現象：……很多西方中國問題專家已經對用現代化理論來指導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不以為然了，原因之一就是這一理論帶有很強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色彩———它暗示變化是大勢所趨、社會進化將導致更加複雜的社會及政治結構的產生、今勝於昔等公認的曆史發展結論，從而為本應是多姿多彩、以史料為基礎的史學研究設定了一個一成不變的模式。其次，它還是西方中心論的一種翻版，因為用現代化理論來研究非西方社會現代化進程，實際上也就是研究西方模式如何被用來改造世界的曆史。然而，對任何一個經曆了建國初期經濟重建、五十年代末大躍進運動、“文ge”後期全民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努力，以及二十世紀末改革開放的中國公民或史學工作者來說，現代化理論仍是解釋中國乃至整個非西方世界近現代發展的行之有效的理論。也許有人會質疑：關於現代性的理論在西方汗牛充棟、非常成熟；中國人起步遲，天生理論貧血，會不會很難理解現代性？但是，中國人也有一個長處，那就是對“現代化”的影響有著強烈的切身感受。呼喚現代化者可以著眼於個人，也可以著眼於集體。有人因為現代體製給個人帶來自由、權利、舒適而肯定現代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許多中國人渴望現代化都是出於民族和國家的生存危機。李澤厚說近代中國的主要矛盾是救亡與啟蒙。其實對於當時的中國人來說，啟蒙就是為了救亡。黃仁宇這位親曆戰爭的史學家渴望現代化，是因為看到現代國家能運用理性化體製力量成功動員，輕易打贏戰爭。相反，前現代的國家普遍貧窮，國家財政稅收不足，隻能閉關維持；一旦落入“國際關係”中便弱點通通暴露，毫無競爭力。在國防戰爭中被動挨打，遭人侮辱恥笑。正因為黃仁宇看重國家行動力，他對現代性的強調就和許多中國學者不同，不是關心個體性的憲zh自由，而是關心集體的實力比如國家財政力量和整體動員能力。中國現代的羸弱必須從傳統政治文化中找原因。在研究明朝政府財政的“統計”工作時，黃仁宇發現這其實隻是“行政算術”，是儒家的禮製規矩在先，然後官員們編造各種數據填寫進去；所以它雖然看上去很美，合乎天理，但是根本無法計算，從而也就無法管理。現代化體製也是算術，但是不是演繹的，而是歸納的，是自然算術，是消費者導向經濟的商業化“數目字管理”。現代國家的經濟力量的本質就是豐富的物質和量化管理體係：“美國是一個高度現代化的國家，當中各種因素都能相互交換，互相替代，所以動員起來，可以全部籌謀共同支配”。缺乏這樣的係統配套機製，中國軍隊即便獲得一些現代武器的外援也根本無法有效使用。於是中國領導人隻能靠統治者和屬下的個人交情，湊合做事，其效率隻能用中世紀一詞來描述。黃仁宇不僅看到英美具有很強的理性精神，而且通過在上海和日本受降的親身經曆，為日本人的理性化程度之高而感到震驚。日本人的特點是非人格化的服從製度，宛如機器一般有效率；具有強烈的集體合作精神；無論勝利還是失敗都能冷靜應對。可以想象，黃仁宇發現這點後會感到沮喪：為什麽（現代）中國如此失敗，比各個民族都差勁！然而，曆史經常呈現出悖謬性。黃仁宇為之不遺餘力讚美一生的現代理性化體製最終幾乎吞噬了他。黃仁宇認為現代管理體製的一個重要長處就是具備發達的服務性質的部門，包括民法、交通通信保險及獨立司法機構和律師。而中國自古以來小農經濟之上隻有簡單的衙門及胥吏，服務效率無法相比。但是，當黃仁宇晚年遇上解雇風波時，美國的“完善”詳盡的法治體製展現出一幅完全不同的麵孔：互相推諉，自相矛盾，毫無效率；他去見律師，卻被“上了一堂陰謀、詐欺和欺騙的課”，被告知紐約的公務人員法如何如何不支持他的情況，而且規定他如果訴訟成功獲賠償金，應當由納稅人承擔，等等。實際上，黃仁宇在現代性體製中遭受的打擊有著深層次的原因。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幾個方麵看。首先，他被解雇的直接理由就是他的量化成果即所謂“業績點”不達標：課時不夠（選課學生少），出版不夠（書稿一直被拒）。但是，“業績點”管理方式正是黃仁宇津津樂道的“數目字管理”即投入－產出的經濟化管理普及到學術領域。黃仁宇對美軍的後勤人事管理方式的印象非常深刻，讚美有加，說它的特點就是整批看待人力資源。把人視為磚頭，即每個人的能力品性是毫無差別的，像每塊磚頭一樣角度和厚度相同，可以統一計算。甚而還可以把所有人設想為液體如石油。所謂“油管製”就是把有關兵員的各種站處如入伍營、區分站、基本訓練處、出國港口以及國外戰場上的補充兵站等連鎖地組成一條大“油管”，兵員沿著它自動向前供應。前方部隊需要補充時隻要掀開油管，則訓練合格人員就如數到場。然而，量化管理也可以說就是學術上的“油管製”。黃仁宇真的與這種把人當做物流處理的體製無比融洽嗎？顯然不是。他的個性、他骨子裏的“前現代”特點使他難以服從集體和規則。他在打工中就丟三落四，頻頻出錯，直到後來在劍橋李約瑟處當研究員也依然好動任性，浮想聯翩，不拘小節，總之完全不具備韋伯所說的“合理性”，倒是非常吻合他所反複指責的中國古代文人的特點。他還頗為慚愧地對比了他所看到的西方學者李約瑟的日常習慣：工作起來井井有條，全神貫注，效率奇高，如機器開動不停一般。其次，黃仁宇與現代性的整個學術生產方式的潛規則也格格不入。現代性要求嚴守專業分工。韋伯是黃仁宇的現代化理論的重要靈感來源。但是韋伯曾經指出現代性的傾向是消滅創造性的強者。雖然韋伯也說社會的各個領域還需要創造性的領導人，但是他也預期除了少數企業家之外，大部分人都會被納入理性化和體製化，成為無名弱者。學術領域也是如此。學術領域的專業分工，其實反映的正是整個社會的技術化和中性化組織方式。學生隻可以在一個極為狹小的領域中做專業工匠，不得不忽視急需探討的廣大領域。當然，這一分工體係建立在集體－團隊學術的工程學思維上。那些“學者－企業家”（這是耶魯大學中國曆史學權威萊特去世後訃聞中的讚詞）統領全局，長於搞大項目開會出文集，與其他精英學校競爭話語權。他們可以創新和提出大觀點，因為他們是權威。但是現代學術體製絕不鼓勵所有學者創新，而是要求他們老老實實在曆史上選擇20年範圍，做一個小題目。而新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主要是數量經濟學方法）引入曆史學後，更對收集數據和數學建模有專門的要求。黃仁宇曾經希望在費正清的哈佛係列叢書中出版自己對明朝財政的研究，但是作為指導專家之一的一位計量經濟學家卻一再指責他的研究“不合規範”，否認其文稿的價值。黃仁宇認為曆史學如果要真正出成果，必須不守常規，思出位。但是這就可能遭到體製的激烈打擊。實際上，他的學術生涯一再說明了這一點。為了表達他的大曆史觀點，他選取了一個宏觀和一個微觀角度，分別寫作了《中國並不神秘》的一個縱切麵曆史和《萬曆十五年》的一個橫切麵曆史。然而這兩本書都被視為“不合規範”而很久難以在美國麵世。學術圈中不少權威對他友善，比如哈佛的費正清、耶魯的萊特和哥倫比亞大學的狄百瑞，但是對他的“越界”行為都異口同聲反對，“槍斃”了他的一係列重要著作。有位編輯無奈地寫信給他說：如果你要別人接受你的觀點，你就“必須很有名，才能靠本身的威望壓垮敵人。”《萬曆十五年》，黃仁宇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不少華人留美曆史學家都看到並批評了美國史學界的這種規矩。劉瑜在探討美國的“中國研究”的現狀時就曾經指出，美國的學術圈子鼓勵的是“精致的平庸”，是自覺順從“學術產品”的流水線生存規則。“跟智慧與否沒有關係，重要的是標準化。”有靈氣的、自由的人因為傾向於反抗體製化，就難以在這個體係中生存。解雇對於黃仁宇是一個重大的羞辱。他憤而用筆為自己申辯。如果放寬眼界看，黃仁宇的一生其實都在申辯。就個人經曆而言，他在抗戰前線的盟軍麵前、在美國大學中都一再為國民黨的腐敗無能和發動內戰而申辯。從廣闊的角度看，他發現自己經常不得不在西方人麵前為中國的“失敗表現”和“道德低下”申辯。每一位中國現代史學家都可能鬱悶地麵對一個事實：整個中華民族近代以來在占據物質實力和道德高地的西方國家麵前，長期處於“申辯”的尷尬處境中。在悲劇家和史學家那裏，申辯通常會上升到“命運”層次。個人在與命運的鬥爭中筋疲力盡，就像暴風雨中的無謂掙紮，這些是黃仁宇回憶錄中的經常意象。命運的特點是非人格性、荒謬性和無法抗拒性。即便國家領導人也未必能知道或預見自己所作所為的意義，何況常人。命運感固然剝奪我們的自由，但是其“不得已”意識也使得個人可以免除沉重的責任、恥辱和道德譴責。曆史學家多強調人生中種種超出個體自由選擇的偶然際遇的影響，黃仁宇也不例外。然而他的際遇其實有一個獨特之處，這就是他遭受的最大命運打擊其實來自“現代性命運”。韋伯曾經指出，現代人麵對社會體係，就像麵對鐵籠，無能為力。馬克思亦早就洞察到，在資本主義的異化社會形態中，一個叫做“經濟周期”的東西成了獨立本體；它宛如霍布斯的利維坦，獨立於所有參與其中的資本家，更不要說是獨立於一般民眾。它自行地運行，一路吞吐著千百萬人的生計滋養自己。在周期的一定時段上，“它”會吸納成千上百萬的人就業；在周期的一定階段，“它”又會吐出他們，於是就呈現為成千上百萬人的失業，這是任何個體都無法阻擋的。現代大學也早已不是“與二三子燈下讀史以共教學相長之樂”的古典書院，而成為現代經濟體係中的緊密一環。黃仁宇在尋找自己被解雇的原因的最後，將其歸結為這個獨立運行的經濟周期。當他加入紐約州立大學時，學校正處於擴張期。校園裏四處開工，流線型的現代巨型建築在推倒了蘋果園的地基上拔地而起。然而，擴張不會無止境進行下去。十年之後，周期開始走入下坡段。擴張時被掩蓋的各種問題於是紛紛浮現，工作機會大大減少，裁員不可避免；而黃仁宇這樣的資深教師就成為學校維持財政平衡的嚴重障礙，首先被犧牲。從這樣的大尺度時間波段起伏看問題，受難的個體就會獲得一定的釋然了。整個中國現代曆史也在命運擺布之中。大尺度的史學視野能使人從道德評判走出來，走向中性的技術考慮。這才是真正決定性的因素。黃仁宇通過他的“大曆史”研究為中華民族申辯：中國人（以及其他亞洲民族）並非某些史學家渲染的是“東方專製主義”民族。“我們”（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並非低賤卑鄙之輩。世界上所有人在道德上都差不多，西方人沒有資格感到道德驕傲。問題不在於個人品性，而在於體製。大陸型經濟總是比海洋性經濟更難以進入貨幣管理體製。前現代的體製過於簡單，所以無法應對現代複雜社會的要求，於是不得不使用許多“不合理”的方式如用人唯私甚至“貪汙”等來彌補管理體製上的真空，而不是外國人所慣於想象的那樣中國人天性喜歡貪汙。不能把結果混同於原因。在鬆山戰役、緬北戰役中，中國軍隊用幾乎中世紀的軍備體製多次英勇地打贏了現代化的日軍，盡管每次都付出了幾倍於敵的沉重傷亡代價。這種跳出日常狹隘視野的全局觀使得黃仁宇不僅能替國民黨申辯，而且能替“敵方”共產黨辯護。他指出，國共雙方領導人一個半世紀以來並非僅僅是在不停“搞砸”，他們在極端困難處境下的努力，每次都向正確方向推進了一步。比如國民黨在建立上層的現代一體化體製方麵，共產黨在建立下層動員一體化方麵，都可以視為有意義的走向現代化的預備工作。從這樣的視角看，中國百年以來一再的苦難流血犧牲失敗，也就不是毫無意義的荒謬之舉了。灷史學家應當在審視人類發展中抱有同情的積極態度，而不是陷於指責和抱怨的心態中。黃仁宇理直氣壯地告訴美國人，無論是到台北還是到北京去推銷西方式民主自由或發表居高臨下的道德譴責，都不僅是膚淺的、未抓住要害的，而且會傷害美國的國家利益。曆史學家在學術創作的巔峰期被無情地甩出了生活的軌道。然而，個人在曆史命運中還是可能把握住某種自由的，隻要敢於決斷。黃仁宇後來決定不再努力找新工作，因為他想明白了：那隻不過意味著重新把自己納入不自由的體製中。他決定主動接受自己的“局外人”身份，利用這個清貧但是自由的機會來撰寫他一直想寫的“不符合規範”的文字，闡述自己的大曆史觀：“現在，沒有任何學術單位的牽絆，也沒有任何工作可以喪失，我終於可以行使一個寫作者的特權了。”於是，黃仁宇在為中國的申辯寫作中超出了個體微不足道的遭際。書寫讓他得到了救贖。這是自我救贖，他不再需要他人的同情、理解或者認可。這就是故事的一切了嗎？史學家通過訴諸命運或大曆史的進步之客觀步伐就能得到救贖嗎？“進步”僅僅意味著從農業社會進入數字化商業社會？現代化是曆史的徹底勝利終結（直線式時間的特點），還是會繼續發展，甚至走向衰敗（循環時間信念），從而再度落入某種“黃宗羲曆史定律”之中？黃仁宇有意識地回避現代性的另外一個含義即民主政治，難道不是重要的缺失嗎；或者說他的遭遇是否說明了法治如果沒有民主的支持，也可能是軟弱無力的？進一步而言，在國族的大曆史當中，個體難道僅僅是一個棋子或者代價？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包括領導人和民眾）的生活意義都可以簡單地還原為“為進入現代化而探索”嗎？盡管“黃仁宇們”盛讚現代性的投入—產出之自動物流化生存，但是他們的著述中真正感人的、有價值的——或許也是他們自己真正珍視的——卻都是第一人稱視角下的自傳性經曆。比如，是抗戰中飛過白雪皚皚的山頭降落在夕陽下閃閃發光的印度河穀，是在崇山峻嶺中擔任遠征軍排長和參謀的那些點點滴滴，是在重慶寒屋中與共產黨朋友田漢、範長江、廖沫沙等暢談理想和人生的豪放風姿，是回憶成都中央軍校德製鋼盔下那一張張朝氣煥發的臉龐（袍澤中有田漢的兒子田海南，後加入解放軍），是他在劍橋伴隨李約瑟一邊爭論問題一邊從凱斯學院草坪上疾步如風地掠過，是當年初次踏上美國時的“露從今夜白”的詩意感動，是對母親在大時代中的艱辛和苦難的沉痛內疚。……所有這些感性生活與私人情愫或許沒有“經濟基礎史”的沉重力度，或許是“前現代”的和“非理性”的，但是在進入到曆史回憶後卻如此溫馨，如此具有曆史的質感，如此富有人性。這才是人類的曆史。
（本文作者孫仲為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曆史係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