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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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讀史
毛姆自詡為“最好的二流作家”，而許多公認的一流作家都是毛姆迷。
1920年，毛姆曾到中國遊曆四個月，去了廣東、天津、北京、上海，並乘船溯長江而上抵達重慶。他的所見所聞，匯成了一本隨筆集：《在中國屏風上》，其中讓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寫拜訪辜鴻銘的那篇《哲學家》。
辜鴻銘何許人也，晚清鴻儒，學貫中西，精通九種語言， 最特別的還有他頭上頑固地保留著的那條小辮子。
在當時，辜鴻銘聲名遠播，洋人口傳北京旅遊攻略雲：“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
辜鴻銘在東交民巷使館區六國飯店用英文講演他的《春秋大義》（即《中國人的精神》），講演從無售票的先例，他的卻要售票，且票價高過梅蘭芳，但爆滿，洋人趨之若鶩。（點擊查看 辜鴻銘：中國人的精神）
生於1856年、卒於1928年的辜鴻銘，“先後在英國、德國讀書，其後還到過法、意、奧等國，肚子裏裝了不少西方的書和知識，更出色的是通英、法、德、拉丁、希臘等幾種語言，尤其英文……獲得十幾個學位，其中一個本土的是宣統皇帝賜的文科進士，也許就是因此而入了《清史稿》。”（張中行《負暄續話·辜鴻銘》）
他當過清末大臣張之洞的幕僚、外務部左丞。辛亥革命後，應蔡元培之邀，任教於北京大學。
毛姆到北京，當然要拜訪辜鴻銘。他來得正好——1840年鴉片戰爭，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1900年八國聯軍，都是英國人帶頭幹的事；毛姆就是一個英國人。
左：辜鴻銘 右：毛姆
哲學家
文：毛姆
長白山人譯
譯者按：英國近代著名小說家毛姆於1920年遊曆中國，並乘舢板千裏迢迢逆長江而上，到重慶拜訪當時中國最大的儒家辜鴻銘。在1922年所著的《中國遊記》一書中，毛姆以“哲學家”為題記載了他和辜鴻銘這位哲學家的會麵。
真想象不出，這麽大的一座城市會出現在這麽偏遠的一個地方。
當夕陽西下的時侯，登上城門上遠遠望去，你可以看到喜馬拉亞那白雪皚皚的山脈。
這是一座人口眾多的城市，你隻有走在城牆上才不會覺得擁擠；
這是一座占地廣闊的城市，你就是走得再快，繞城走上一圈也要花上三個小時。
距這座城市方圓一千公裏以內見不到一條鐵路，順城而下的河流很淺，隻有載重很輕的船隻才可以通行。坐舢板從楊子江下遊到達這裏要花上五天的時間。
在這種環境裏，有時你難免會捫心自問：我們日常生活中所依賴的火車和蒸氣船，是不是生存所必不可少的？
在這裏，數以百萬計的人們生於斯，長於斯，老死於斯；在這裏，數以百萬計的人們創造著財富，創造著藝術，創造著思想。
而且在這裏還住著一位著名的哲學家，前去拜會這位哲學家，是我這次可算是艱苦跋涉的旅途的目的之一。
他是中國最大的儒學權威。據說他的英文和德文說得都很流利。他曾做過皇太後欣賞的著名總督之一的秘書多年（編者注：辜鴻銘做過張之洞的外文秘書），但是現在已經退休。然而，在一年四季，每周固定的日子裏，他的門總是向那些渴求知識的人們打開著。
他有一群弟子，但人數並不是很多。他的學生們大都喜歡他那簡樸的住宅和他對外國大學奢侈的建築及野蠻人實用科學的深刻批判——同他談論這些題目隻會遭到嘲諷。
通過這些傳聞，我斷定他是一位滿有個性的人。
當我表示想去拜會這位著名的紳士時，我的主人馬上答應幫我安排這次會麵；可是很多天過去了，我還沒有得到一點消息。我終於忍不住向主人詢問，他聳了聳肩，說道：“我早就派人送了張便條給他，讓他到這裏來一趟。我不知道他為什麽到現在還沒有來。他這個人很不通情理。”
我不認為用如此傲慢的態度去接近一個哲學家是合適的；他不理會這樣隨隨便便的呼召絲毫沒有使我感到意外。
然後，我用我能夠找到的最謙卑的言辭寫了封信給他，向他詢問是否可以允許我去拜訪他。
信送出還不到兩個小時，我就接到了他的回信，約好第二天上午十點見麵。
我是坐轎子去的。前去拜訪他的路似乎很長。我們穿過的街道有的擁擠不堪，有的卻不見人影。最後我們來到了一條寂靜、空曠的街道，在一麵長長的白色牆壁上有一扇小門，轎夫在那裏把我放了下來。
一個轎夫前去叩門，過了很長的一段時間，門上的監視孔打開了，我們看到一雙黑色的眼睛在向外張望。經過簡短的交涉，我得到了進去的許可。
一位衣著破舊、麵色蒼白而又幹枯的年輕人示意我跟著他進去。我不知道這個年輕人是一個仆人還是這位哲學家的弟子。
我穿過一個破舊的院子，被領著進入了一個又低又長的房間。房間裏僅有幾件簡單的家具：一張美國式的帶蓋的桌子，幾把黑檀木做的椅子和兩張茶幾。靠牆擺著的是書架，書架上擺滿子各種各樣的書籍：毫無疑問，最多的是中國書籍，但也有許多英文、法文和德文的哲學與科學書籍。此外還有數以百計尚未裝訂的學術書籍雜誌。
在書架與書架的空格處，掛滿了各種各樣的書法條幅，我猜想條幅上寫的定是孔子的語錄。地上沒有地毯。這是一間陰冷、沒有裝飾、十分不舒服的房間。桌子上一隻長長的花瓶裏所插的黃色菊花，是這個毫無格調的房間裏的唯一點綴。
我坐在這個房間裏等了一會兒，那位領我進來的年輕人擺上來一壺茶、兩隻茶杯和一包弗吉尼亞產的香煙。他剛出去，那位哲學家就進來了。
我馬上站起來對他給我這個機會拜訪他表示感謝。他指給我一把椅子，給我倒上了一杯茶。
“你想來見我真使我感到三生有幸，”他說，“你們英國人隻與苦力和買辦打交道；所以你們認為中國人隻有兩種：不是苦力定是買辦。”
我想表示抗議。但是我還沒有弄明白他講這番話的真正意圖。他靠在椅子裏，用嘲弄的目光看著我。
“你們認為隻要隨便召喚，我們就得隨叫隨到。”
這時我才弄明白，他對我朋友以那種方式與他聯絡仍耿耿與懷。我不知道該怎樣回答。隻得隨口說了幾句恭維的話。
這是辜鴻銘最經典的形象
他是一位老人，個子很高，留著一條灰色的細長辨子，大而明亮的眼睛下麵已長出很重的眼袋。
他的牙齒已參差不齊，也不再潔白。
他出奇的瘦，兩隻手又細又小，蒼白沒有血色，看起來像鷹爪。我聽說他抽大煙。
他身穿一件破舊的黑色長袍，頭戴一頂黑色的帽子，長袍和帽子都是穿了很多年，業已褪色。一條長褲在腳裸處紮了起來。
他在觀察我。
他還沒有搞清楚應該用什麽方式待我，你可以看出他保持著一種警戒的態度。
而我則可以說是有備而來的，我清楚地知道應該如何同哲學家打交道。
在那些關心靈界諸事的人們心目中，哲學家擁有至榮的地位。我們自己的哲學家本傑明·迪斯累裏早就講過，應該把哲人奉為神明。
我說了很多恭維的話。我注意到他開始有些放鬆下來。他坐在那裏像準備好讓人家拍照一樣擺好了姿式，等到聽到快門的響聲後立即放鬆下來恢複了原本的樣子。
他指給我看他的著作。
“你知道我是在柏林拿的哲學博士，”他說，“那兒以後我又在牛津大學做過一段時間的研究。但是英國人對哲學實在是沒有很大的胃口，如果你不介意我這樣說的話。”
雖然他是用略表歉意的語調來發表這些評論的，但是很明顯一點點不同的表示都會引起他的不悅。
“可是我們也有過對人類社會思想界多少產生過影響的哲學家呀。”我提醒道。
“你是說休謨和柏克萊？可是我在牛津的時侯那裏的哲學家們更為關心的並不是哲學問題，而是如何才能不冒犯他們的神學同事。如果他們思考所得出的邏輯結果可能會危及他們在大學社會裏的地位的話，他們寧願放棄。”
“您研究過當代哲學在美國的發展嗎？”我問道。
“你是說實用主義？實用主義是那些相信不可信之物的人們的最後避難所。比起美國的哲學來，我還是更喜歡他們的石油。”
他的評論很是尖酸刻薄。
1924年，泰戈爾與辜鴻銘（前排右一）合影
我們又坐了下來喝了一杯茶。他開始滔滔不絕地講了起來。他說著一口多少有些拘泥形式但卻是道地的英語，時不時地夾雜著一些德文。這樣看來，他這個性格頑固，難以被影響的人，還是被德國影響了。
德國人的行為方式以及德國人的勤奮刻苦，在他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象。當一位勤奮的德國教授在一份著名的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關於這位哲學家的著作的論文時，他也看到了德國人哲學的敏銳。
“我發表過二十本著作，”他說，“而這是整個歐洲出版界對我的成果所施予的唯一關注。”
但是他研究西方哲學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佐證他的一貫觀點：即儒家學說已經囊括了所有的智慧。
他對儒家哲學深信不疑。儒家哲學已經滿足了他所有的精神需求，這就使得所有的西方學問變得毫無價值可言。
我對這一點十分感興趣，因為它證明了我的一個觀點：哲學與其說是關於邏輯的學說，還不如說是關於性情的學說：哲學家所信仰的並不是證據，而是他們自己的性情；他們相信自己的本能，本能認為是對的就是正確的，他們的哲學思考不過就是使已經確定下來的“真理”合理化而已。
孔子學說所以能夠深深地植根於中國人當中，不過是因為它解釋並表達了中國人的性情而已。其它學派則沒有做到這一點。
我的主人點燃了一支煙。開始時他講話的聲音很細，也顯得很疲憊無力；可是隨著他對所講的題目性趣增大，他的聲音也變得宏亮起來。他滿有激情地講著。
此時的哲學家已不再有那哲人特有的寧靜。他成了一個善辯者和鬥士。他對當代關於自由主義的呼聲深惡痛決。
對他來講，社會是一個團體，而家庭則是這個團體的根基。他捍衛古老的中國，古老的學說，傳統的帝製，和孔教嚴格的教條。
當他談到那些剛剛從國外大學學成歸來的人們，用他們滿是褻瀆的雙手無情地撕毀這個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時，他的情緒變得異常激動，眼裏充滿了悲憤。
“可是你知道你們在做什麽嗎？”他憤憤地說道，“你們有什麽理由認為你們的東西就比我們的好？你們在藝術或文學上超過了我們嗎？我們的思想家沒有你們的博大精深嗎？我們的文明不如你們的完整，全麵，優秀嗎？當你們還在居山洞，穿獸皮，過著茹毛飲血的生活時，我們就已經是文明開化的民族了。
你知不知道我們曾進行過人類曆史上空前絕後的實驗？我們曾尋求用智慧，而不是武力來治理這個偉大的國家。而且在許多個世紀裏我們是成功了的。可是你們白種人為什麽瞧不起我們黃種人？需要我來告訴你嗎？就是因為你們發明了機關槍。這是你們的優勢。
我們是一個不設防的民族，你們可以靠武力把我們這個種族滅絕。我們的哲學家曾有過用法律和秩序治理國家的夢想，你們卻用槍炮把這一夢想打得粉碎。現在你們又來向我們的青年人傳輸你們的經驗。你們將你們邪惡的發明強加給我們。
可是你們難道不知道，我們是一個對機械有著天賦的民族嗎？難道你們不知道我們擁有四萬萬世界上最講實效，最為勤奮的人們嗎？難道你們真的認為我們需要很久的時間才能學會你們的技術嗎？
當黃種人也可以製造出同樣精良的槍炮，並迎麵向你們開火時，你們白種人還會剩下什麽優勢嗎？你們求助於機關槍，可是到最終你們將在槍口下接受審判！”
就在這時，我們的談話被打斷了。一個小女孩悄悄地走進來，偎依在老人的身旁。她用好奇的眼光打量著我。老人告訴我，這是他最小的女兒。
老人把女兒攬在懷裏，邊與她輕聲談話邊親吻她。小女孩穿著一件黑色的上衣，黑色的褲子剛剛長及腳裸，一條長長的辨子墜在腦後。
小女孩是辛亥革命的當天出生的。那場革命成功地廢黜了皇帝。
“我想她的出生預示了一個新時代春天的到來，”他說，“她是我們這個偉大民族秋天裏的最後一隻花朵。”
從他書桌的抽屜裏，老人拿出一些零用錢遞給小女孩，打發她出去了。
“你看我留著一條辨子，”他一邊用手縷著辨子，一邊說道，”它是一個象征。我是古老中國的最後一個代表。“
接著他用更為平和的語調同我談起很久以前的哲學家。那時他們同弟子周遊列國，向可以教化的人們宣傳自己的學說。各國的國王很是善待他們，或是邀請他們出將入相，或是任命他們主治一方。
他學識淵博，談鋒犀利，講起他這個國家的曆史事件來繪聲繪色，娓娓動聽。我禁不住想他是一個悲劇性人物：
他覺得自己有能力治理這個國家，可是卻不再有皇帝能夠任用他；他覺得自己才高八鬥，有能力施教誨之責，他渴望人們會成群地追隨他，更渴望把自己的知識傳授給他們，可是前來聽講的卻寥寥無幾，而且還都是些窮困潦倒，食不果腹，呆頭笨腦的鄉下人。
有那麽一二刻直覺告訴我，該是告辭的時侯了，可是他卻沒有要我走的意思。最後我不得不向他告辭。他站起來，拉住了我的手。
“你來拜訪中國的最後一個哲學家，我該送你點什麽留作記念才是。可是我是一個窮人，我不知道送點什麽值得你接受的東西。”
我連忙說什麽都不用送，這次拜訪的記憶本身就是最好的紀念。他笑了。
“在這個墮落的年代裏，人們的記憶都變得短暫了，我還是應該送給你一件有形的東西。我想送給你一本我的拙作，可是你又不能讀中文。”
他帶著困惑但友善的神情望著我。
突然間我有了一個主意。 “能不能給我一份您的書法作品？”我問道。
“你喜歡書法作品？”他笑了，“我年輕時侯的書法，在人們的眼裏還遠不是一無是處呢。”
他在書桌邊坐了下來，拿出一張宣紙，展放在桌上。他在硯台上滴了幾滴水，然後在上麵研好了墨，然後便拿起筆開始寫了起來。
我站在一旁邊看他寫字，邊想著關於他的一些不大風光的傳聞。
據傳，這位老先生，無論何時隻要手頭積攢一點錢，總是要揮霍在煙花巷裏。他的大兒子是這個城市裏一個頗有身份的人，對父親的這個行為感到惱火，覺得受了屈辱，若不是由於這種父子關係的存在，他早就會對這種浪當行為大張撻伐了。
在我看來，這種不檢點的行為，對於其子來說，確實是一件滿難於啟齒的醜事，但是對於研究人類本性的學者們來說，則是一件需以平常心來對待的事情。
哲學家們個個都極善於在研究中闡明自己的理論，並根據別人的生活經驗得出結論；可是在我看來，哲學們若能夠親身經曆人生的各種事情，他們所寫的著作會更有價值。
對於我自己，我是能以寬容的心來對待這位老人背地裏所過的放蕩生活。或許他隻是在尋求去闡述人類幻想裏最不可思義的事情。
晚年辜鴻銘（右一）
他寫完了。為了使墨能盡快些幹涸，他撒了些灰在紙上麵，然後伸手遞給我。
“你寫的什麽？”我問道。
我看到他的眼裏飄過一絲幸災樂禍的神情。
“我冒昧送給你自己作的兩首小詩。”
“我不知道您還是一位詩人。”
“當中國還是一個未開化的民族的時候，”他自豪地道，“所有受過教育的人就能夠寫出優美的詩句了。”
我拿起紙來看了看上麵的中國字。唯一能看明白的就是上麵的字是相當有序地排列著的。
“您能不能告訴我一下上麵寫的是什麽？”
“對不起，我不能，”他回答道，“你不能指望我背叛自己。還是請你的英國朋友幫這個忙吧。那些自以為了解中國的人，實際上什麽也不了解，但我想你至少會找到人向你解釋一下這兩首詩的大概意思。”
我向他道了別，他則非常客氣地一直送我上轎。後來我有機會遇到一位從事漢學研究的朋友，我請他把這兩首詩翻譯了出來。
我不得不承認，每當我讀到這兩首詩，就不免想起和那位哲學家的會麵。
第一首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