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刊亭的消逝，是一個時代的集體退潮

 

 

Original 村花 蹦迪班長

活在消逝與新生的不斷更迭中， 送別一個又一個曾經的“精神家園”， 注定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宿命。 

我最後一次在報刊亭買雜誌，是在2020年12月的一個周末。 

從單位開完會回來，意外看見租屋樓下附近的報刊亭還在營業，就停下來挑了一本《北京文學》。那個鏽跡斑斑、鐵架上全無色彩的報刊亭，幾乎要融在北京冬天沒有顏色的幹冷模樣裏，仿佛隨時都準備好了明天就要被這個時代吞沒。 

 

 

如果時間再倒退回十幾年，細數文化浪潮打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的痕跡，報刊亭可謂是濃墨重彩的一筆。 

 

 

在互聯網時代尚未來臨、出版文化仍然興盛的時候，報刊亭和天橋下賣盜版的人都能算是半個普羅米修斯分斯，傳播各種新式文化浪潮的火種。 

 

 

圖：《編輯部的故事》 

 

當年的《知音》《家庭》，足可以撐起報刊亭半邊天的收入。 

 

 

剩下一半則各有各的精彩，體育迷愛看的《當代體育》《足球周刊》《籃球先鋒》《體壇周報》； 

 

 

音樂迷必追的《當代歌壇》《音樂天堂》《通俗歌曲》； 

 

 

 

 

學生黨必買的作文素材《意林》《青年文摘》《格言》《看天下》； 

 

 

遊戲玩家們都知道的《大眾軟件》《電腦報》《電子遊戲軟件》...... 

 

 

甚至在課間裏偷偷在班裏男生手裏流傳的一本翻爛的《男人裝》，不用問，一定是出自於校門口神秘的報刊亭。 

《我愛搖滾樂》這類備受北方搖滾青年推崇的“地下雜誌”，則堪稱亞文化先鋒。 

 

 

還有各類文學愛好者的《科幻世界》《奧秘》《故事會》《微型小說選刊》《推理》 《膽小鬼》...... 

 

 

而我第一次接觸到恐怖小說這個類型的讀物，大約就是在2004年左右。跟少年團去北京旅遊一周，回去的時候，在火車站附近的報刊亭薅了一堆32開大小的恐怖故事小說讀物。紙張劣質到直到一天一夜的火車行程結束，那股爛糊的紙漿味兒都還沒有散去。但是那種看到新奇世界的奇妙新鮮感，卻一直回味至今。 

 

 

報刊亭對於一部分人而言，就像是打開魔法世界大門的對角巷。一個四四方方的小亭子，卻藏著許多人的青春。 

 

 

看到杭州報刊亭關停的新聞之後，我問了一圈身邊的朋友，隻有一個朋友最近一次在報刊亭買東西是在幾天前，隻不過她買的也不是報紙雜誌，而是一罐可樂。 

對於大部分人而言，報刊亭現在最大的用處就是在找不到便利店的時候買一瓶飲料解渴。 

但更多的朋友最後一次去報刊亭買雜誌是在五、六年前，然而仔細分辨下來，大部分人和報刊亭的最後交集都停留在了他們學生時代的尾聲。 

 

 

我的同門阿麻最後一次去報刊亭是在2018年的夏天。

她常去的那家報刊亭就在我們學校小西門附近的街拐角上。單行道，沒有太多來訪車輛，往來的都是學生和住在附近的居民。她最常買的是《新周刊》和《看天下》，更多的時候我們會一起買。 

從學校外麵回來，手裏提了一袋水果，然後站在攤檔前麵翻看感興趣的雜誌封麵和選題，有時候會一起罵兩句“這期怎麽選了個這麽腦癱的封麵”，接著一起付完錢踩著路燈下的樹影走回寢室。 

 

 

其實，除了這種四四方方的通用郵政報刊亭，還有比那個再小一點的“流動報紙攤”。 

說是流動的，不過是那種有著兩個輪子的拉杆車，看著有點像是微縮的擔架，在拉杆上麵套上一塊有口袋舊布，就可以裝報紙拉去賣了。 

高中畢業以前，每天下午六點放學到晚自習開始之前的這段時間，都會有一個老人家拉著這個小車往校門口前的花壇上一靠，他在旁邊擺一個折疊小凳，報紙賣完了就走。 

後來去廣州讀書，在黃埔大道的快速路橋下也遇到過拉著這種流動報紙攤的老人家，什麽都不幹，就望著車流幹坐著，一度令我心生羨慕。來買報紙的基本都是老熟人，彼此點頭間放下錢就走，這是獨屬於舊派的時代情懷。

畢業之後，仿佛城市裏所有的報刊亭都消失了一樣。

想要買到一本雜誌，除了繞遠特地去一趟市區的書店，幾乎很難再有更加便利的獲取方式。 

 

 

我國第一個報紙檔誕生於1904年的香港。當時，革命黨人正火熱投身於推翻清王朝的事業中，各種黨派為了搶奪輿論陣地、喚起民族覺醒，各類報紙如雨後春筍般冒出。 

 

 

而這個建立報紙檔專門賣報的奇妙想法，則正是始於《南華早報》英文版的一個營銷策略。香港最初的四個報紙檔都是由《南華早報》設立，其中一個被設置在中環卜公碼頭，而後慢慢由富人區開始向中環鬧市區擴張。 

1909年，港英政府批準《南華早報》改建報紙檔，使其向現代報亭升級靠攏，報販可以在檔內做一些其他的營生。這就是報刊亭最早的雛形。二戰日軍投降後，報販們就地取材，利用“蘋果箱”、紙箱和木板等工具在街頭搭建了一個個簡易的報紙檔，報紙檔就這樣慢慢成為了香港的一景。 

內地的報刊亭建立則比港台要晚得多，大多都是以叫賣的流動報紙檔為主。 

 

 

1947年，上海街邊的書報攤 

 

新中國成立後，很多城市都是在上世紀90年代以後才有了第一家報刊亭。

2000年，由中央文明辦、建設部、公安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新聞出版署、國家郵政局等部門聯合下發了一份對報刊亭的發展極為重要的文件，也就是現在被廣為人知的國郵聯[2000]452號文——《關於在全國城鎮建設報刊零售亭的通知》。 

彼時正是下崗工人潮愈演愈烈之時，報刊亭被視為“安排下崗職工的安民亭、方便市民生活的便民亭、滿足文化需求的文化亭、維護社會治安的安全亭”，成為了2000年前後在全國各個城市新興的一道城市新風景線。 

 

 

 

 

2021年10月，在報刊亭前悠哉看書的大爺

 

一個四平米左右的報刊亭就能夠安排兩個崗位，足以讓一家人的生活需求得到滿足。不僅能夠創造大量就業崗位，也為城市打造了一個新的文化窗口，報刊亭工程曾數次被各大城市的市政府列入重點民生工程和百姓實事的清單中。 

然而，報刊亭從城市文化窗口和新風景線到影響市容、違規占道，也不過隻需要短短幾年變遷。

2008年，新浪創立了10年，搜狐創立了12年，網易創立了11年，互聯網發展勢頭迅猛，開始分攤紙媒的流量。有媒體統計過，從2008年起，全國很多城市的報刊亭數量就已經進入了逐年遞減的趨勢。 

在2010年-2018年的8年間，廈門消失了153座報刊亭；從2008年-2013年五年中，上海消失了579家報刊亭，廣州消失了768家，北京消失了1026家。而據中國郵政集團公司統計，2008年至2011年底，全國郵政報刊亭共被拆除9508個。 

我們早就已經走在報刊亭的消逝中。 

 

 

2007年的浙江語文高考作文話題是，行走在消逝中。 

 

 

十五年前的我們還在悲傷瑪雅文化和高昌古國的逝去，悲傷文明和曆史的自然湮滅，而如今的我們，在為報刊亭的退走，為時代浪潮翻湧後擱淺的貝殼而悲傷。 

 

 

20年前，借著傳統報業的一路高歌猛進之勢，報刊亭乘著政策的東風和紙媒迅速的快車道，報刊亭甚至還成為了各大報業集團爭奪市場份額的兵家必爭之地，嚴重的時候，甚至還會發生搶人搶資源的事情。 

2002年左右，有人能靠經營報刊亭在北京買一套房。

僅僅十年不到，隨著紙媒的輝煌不再。為了維係生存，全國各地的報刊亭接連上演了一場為了生存的掙紮演變史。報刊亭開始從“文化亭”變成了“便民站”，接著又變成了“綜合小賣店”，主營業務也從報紙雜誌，變成了飲料烤腸充值點卡。 

 

 

靠近學校的報刊亭會主賣文具、動漫和玩具，靠近社區居民區的報刊亭會開拓電動車充電等便民站服務，靠近旺市景區的報刊亭會賣飲料和旅遊小冊子。中國郵政統計，截至2013年10月，開辦便民服務的報刊亭達到6455個，實現了通信充值、代收水電氣費、票務銷售、郵品銷售、充電打氣等服務。 

報刊亭不再僅僅是報刊亭。

有不少人調侃，現在的報刊亭都要靠賣飲料為生了，一瓶可樂的利潤可能要比賣出50份報紙還要高。但即使如此，也仍舊隻是夠嗆溫飽而已。羊城網的一篇報道稱，據2015年的調查數據顯示，廣州大部分報刊亭的月收入僅僅維持在3000元左右，而廣州當時的最低工資標準是1550元/月。十年前靠經營報刊亭就能在一線城市買一套房的草根神話，變成了如今剛剛擦過城市低保線的標準低收入人群。 

 

 

此時，新媒體乘風破浪接連敲鍾上市，傳統媒體日薄西山卻不斷傳來閉刊的消息。如果說紙媒是一座座已經掘開但尚未填坑的墳墓，那麽報刊亭大概就是他們最後的守墓人。 

2016年12月29日，處於第一梯隊的紙媒《京華時報》在頭版上登出了2017年休刊的公告，成為了大眾記憶裏第一個倒下的標誌性紙媒，還沒有正式休刊，就迅速引發了一場熱烈緬懷。 

 

 

 

 

2018年，《北京娛樂信報》《法製晚報》《北京晨報》《北京文摘》停刊。 

2019年12月，《城市快報》《天府早報》《上海金融報》《生活日報》《武漢晨報》《北方時報》《浙中新報》等紙媒先後宣布明年休刊。 

2020年，颯漫畫停刊。 

2021年，桃之夭夭休刊，飛言情停刊。 

再到2021年12月15日，鄭淵潔在微博上宣布《童話大王》將在2022年1月休刊，已經無法引起人們心中的更多波瀾，甚至還會問一句，“不是早就休刊了嗎？” 

 

 

在過去的一百年時間裏，報紙和報紙檔幾乎成為了國人獲知外界信息的唯一渠道。

在80年代中期到00年代的影視劇中，無論是港台劇還是內地劇，報刊亭都是極其常見的城市景觀和市民生活縮影。2008年的TVB台慶劇《珠光寶氣》，其中一條支線的男配角就是靠經營報刊亭為生的底層小人物。 

 

 

2003年，《征服》裏出現過多次社會大哥劉華強在石家莊街頭的報刊亭打電話、看報紙的情景；而同一年，進城農民馬大帥也在開原的報刊亭得知了神舟五號發射成功的大消息。 

 

 

 

 

社會大哥也得緊跟時勢 

 

 

對於更多普通人而言，報刊亭不隻是獲知信息的渠道，更是市井文化生活的集大成展現。過去的報刊亭，就像是農村的水井，承擔著聚集消息和分散八卦的社會交往功能。誰家有什麽新鮮事，誰家又升了職買了新車，到報刊亭待上幾分鍾，一準什麽都知道了。 

報刊亭的消亡，也寓意著小民市井生活的徹底消亡。 人們不再需要停駐在報刊亭前的短暫溝通來獲得一點慰藉，也不再需要了解周邊新近發生的事情。媒體技術的變革讓遠方的事物離我們更近，卻也讓近處的事物離我們更遠。 

 

 

2021年10月，一隻布偶貓在報刊亭窗口"站崗"，班長攝於北京 

這兩年，有不少報刊亭在升級改造、適應新一輪時代潮流的變化中，將自己改頭換麵變成了咖啡亭，從報刊亭原本的百花齊放變成了千篇一律的網紅文化。 

 

 

抹去特色，或許也是這個時代的另種特色。

半個月前，杭州要拆除所有報刊亭的消息登上了微博熱搜，讓不少人發出一陣惋惜。up主康喲喂在《杭州報亭將全部關閉？我拍下了它們最後的樣子》裏采訪的一位經營報刊亭的阿姨無奈表示，“都做了努力了，但最後的結果不是我們能夠決定的”。 

 

 

聽完讓人不禁感慨，大時代之下，掌控命運的端口始終不曾握在我們自己的手上。總會有一些事物，會用它們的生長或消亡來提醒我們時代的退潮與漲潮。

這些記憶消失的時候，甚至連火光和灰燼都不會留下。而當所有物理痕跡都被磨平，或許在未來，我們隻能通過一個又一個的千禧年賽博朋克回憶bot來確認報刊亭真的存在過。 

活在消逝與新生的不斷更迭中，送別一個又一個曾經的“精神家園”，注定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宿命。

但願它們注入我們心底的信條、追求和理想，不會隨之飄零，無所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