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與胡適：兩位安徽同鄉的激情歲月

作者簡曆

張家康，文史作者。福建《黨史月刊》特約作者。著有《新青年——時代巨變中的人與事》。在全國公開發行的報刊上發表諸多文章。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會員。

 

 

陳獨秀與胡適

兩位安徽同鄉的激情歲月

 

作者： 張家康

 

 

陳獨秀和胡適都是安徽人，一在曆史文化名城安慶，一在徽商徽文化發源地徽州。百年前，他們都是北京大學的教授，因《新青年》而相識相交，因發動新文化運動而鼓蕩起一段激情的歲月。在近三十年的交往中，他們因價值觀的一致而誌同道合，又因價值觀的歧異而分道揚鑣，然究其一生，他們終不失為一對相知有素的老朋友。

 

 

陳獨秀：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

 

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後改名《新青年》）雜誌時，胡適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書。就在陳獨秀以科學與民主為號召，興起新文化運動時，大洋彼岸的胡適也躍躍欲試，在長詩《送梅覲莊往哈佛大學》中，提出“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文學革命的口號由此響起。

 

上海亞東圖書館老板汪孟鄒是胡適的徽州老鄉，而陳獨秀又是汪的好友。汪孟鄒受陳獨秀委托，隻要《新青年》出版，便寄予大洋彼岸的胡適，並代陳獨秀向胡適約稿。“陳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雲霓”。時間久了，不見來稿。汪孟鄒去信已有嗔怪之意，“何以至今仍然寂寂”。“陳君見麵必問，煉（即汪孟鄒，作者注）將窮於應付也。”  

 

第二年，他們之間開始了書信來往。胡適告訴陳獨秀：“今日欲為祖國造新文學，宜從輸入西歐名著入手，使國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觀摩，然後乃有自己創造之新文學可言也。”陳獨秀將胡適所譯俄國短篇小說《決鬥》在《青年》刊出，並致信說：“中國百病，根在社會太壞，足下能有暇就所見聞論述美國各種社會現象，登之《青年》，以告國人耶？”  

 

文學革命是他們信中所討論的問題，胡適提出具體而又激進的八項主張。“（一）不用典。（二）不用陳套話。（三）不講對仗。（四）不避俗字俗語。（五）須講求文法。（六）不作無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須言之有物。”陳獨秀連去二信，表示讚歎：“以為今日中國文界之雷音。”盼望胡適“切實作一改良文學論文，寄登《青年》。”  

 

1917年1月，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在《新青年》發表，這篇文章對八項主張作了調整：（一）須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須講求文法。（四）不作無病之呻吟。（五）務去爛調套語。（六）不用典。（七）不講對仗。（八）不避俗字俗語。

 

 

蔡元培(左)與陳獨秀

 

陳獨秀十分讚賞《文學改良芻議》，隻是改良並非本意，革命才是他的初衷。唯此，他發表《文學革命論》，說：“自文藝複興以來，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倫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學藝術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興而進化。”“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餘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  

 

此時，遠在大洋彼岸的胡適，為撰寫博士論文已是心力交瘁。國內蓬勃興起的文學革命，他也隻能隔岸觀火了。況且，他的文學革命的聲音，一開始就遇到了麻煩，那班留美朋友中“保守分子的反對”，已到了不依不饒的程度。胡適膽怯了，表示文學革命的事，“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願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陳獨秀則不然，他義無返顧、一往無前，明確答複胡適：

 

“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胡適在《四十自述》中說，陳獨秀“這樣武斷的態度，真是一個老革命黨的口氣。我的一年多的文學討論的結果，得著了這樣一個堅強的革命家做宣傳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為一個有力的大運動了。”他甚至感歎道：“當年如果不是陳獨秀如此不容討論餘地，文學改革，白話文就不會有如今效果。” 

 

胡適：想不到仲甫越來越左傾

 

1917年1月，陳獨秀被聘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上任之初，便向北大校長蔡元培推薦胡適任文科學長，並致信胡適：“弟薦足下以代，此時無人，弟暫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國，即不願任學長，校中哲學、文學教授俱乏上選，足下來此亦可擔任。”此時，胡適雖已完成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可導師杜威是位實用主義大師，對先秦時期的思想史不甚了了，因此要想順利地得到學位，至少也得等兩年。

 

恰恰此時的胡適為文學革命，已和朋友們處的很不愉快。如今，照陳獨秀的意思，隻要他願意回國，北大教授的頭銜就如探囊取物，唾手可得。胡適是個聰明人，立即作出了既便宜又明智的選擇。他向導師杜威告別後，便踏上回國的路程。

 

胡適任北大教授時，隻有二十六歲，可謂翩翩少年，英姿煥發。不久，又加入《新青年》的編輯行列，成為這個群體的重要成員。

 

《新青年》作為北大同人刊物曾有約定，那就是“二十年不談政治”。可當陳獨秀麵對實際政治問題，又怎麽能“裝聾作啞”呢？那麽，怎麽解決這一矛盾，而又不違背不談政治的約定呢？於是，便有了《每周評論》，照胡適的說法，這是尊重他“隻談文化、不談政治的主張。”陳獨秀、李大釗等才又重新創辦“發表政見，批評時事和策動政治改革”的《每周評論》。

 

這一期間，陳獨秀的文章特別多，多是涉及敏感的政治問題。他的《駁康有為〈共和平議〉》的長文，肯定和讚揚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前途遠大，其影響於人類之幸福與文明，將在十八世紀法蘭西革命之上。”“這種革命，在政治上算得頂有價值的事體。” 

 

讀過這篇文章後，胡適吃驚地說：“想不到仲甫越來越左傾了。”他擔心陳獨秀將會走得更遠，《新青年》不談政治的方針，將僅僅是一句空話。

 

陳獨秀、瞿秋白等在一起

果不出所料，陳獨秀發表了大量針砭時政的文章，為即將到來的五四運動做了充分的思想、輿論方麵的準備。五四運動爆發時，胡適正在上海為他的導師杜威作翻譯。陳獨秀來函通報時，胡適很不高興，反對采取罷課的方式，一再要求學生複課。

 

此時，北大正處在新舊鬥爭的風暴眼，胡適為避事端又提議把北大遷到上海，發起征求意見簽名時，傅斯年、羅家倫都簽了名。陳獨秀對這一舉動非常不滿，但是，礙於情麵，不便與胡適爭執，隻得將傅、羅叫去，批評了一頓。

 

五四運動時，陳獨秀因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而被京師警察廳逮捕。後經多方營救，終於釋放出獄。這位民主與科學的鬥士，稍事休息後，便又投入戰鬥。他在《新青年》發表《本誌宣言》，主張把有產者的政治，變為不受財產限製的政治，鼓吹“真正的民主政治”即“民眾運動”，以實現社會的大變革。

 

胡適也在這期發表《新思潮的意義》，一麵鼓吹“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一麵又說：“十篇《贏餘價值論》之類，不如一點研究的興趣，十種《全民政治論》，不如一點獨立思考”。顯然，胡適對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舊譯贏餘價值，作者注）的理論，不是“輸入”，而是排斥。他所不屑的《全民政治論》，正是陳獨秀在《本誌宣言》中所張揚的“民眾運動”論。胡適信奉的是杜威的實驗主義，不主張人民參與社會變革。當然，他也呼喊“改造”“解放”和“進化”，但那都是“一點一滴的”改良，而不是除舊布新的革命。

 

陳獨秀：胡適這個人實在難測

 

陳獨秀因新文化運動而為舊派人物所不容，他們羅織罪名，訛傳流言，必欲將其排擠出北大而後快。1919年4月8日晚，蔡元培在各方壓力下，提前召集文理科教授會議，以教務總長總理文理二科，讓陳獨秀體麵地失去文科學長職。胡適時在上海，沒能參加會議，對此做法極不讚成。

 

他對蔡元培偏信“小報所犯，道路所傳”的謠言，以所謂“私德太壞”將陳獨秀逐出北大而驚詫不已。時隔十六年，胡適在評論此事時，還不遺憾地說：“獨秀因此離去北大，以後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後來國中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者的變弱，皆起於此夜之會。獨秀在北大，頗受我與孟和（英美派）的影響，故不致十分左傾。獨秀離開北大之後，漸漸脫離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就更左傾了。此夜之會……不但決定了北大的命運，實開後來十餘年的政治與思想的分野。”   

 

《新青年》隨陳獨秀由北京又遷回上海，已不僅宣傳民主主義，還宣傳社會主義，讀者也由青年知識分子擴大到工人。胡適對此采取不合作的態度，很少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實在推脫不了，也僅僅是寫幾首應景詩而已。

 

《新青年》的政治傾向已如磐石之堅，如蔡和森所說“由美國思想變為俄國思想了，宣傳社會主義了。”這裏說的“美國思想”，指的便是胡適宣傳的杜威實驗主義。《新青年》作為同人刊物，昔日誌同道合的愉悅時光，恰似流水落花春去也。

 

陳獨秀試圖維持《新青年》現狀，致函在北京的李大釗、胡適等，對《新青年》提出三條意見：“（一）由在京諸人輪流擔任；（二）由北京一人擔任；（三）由弟在滬擔任。”陳獨秀在上海籌組中國共產黨時，《新青年》已成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陣地。

這確實出乎胡適的意料，他在《口述自傳》中說：“在上海陳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後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因而——《新青年》雜誌就逐漸變成個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我們在北大之內反而沒有個雜誌可以發表文章了。”  

 

針對陳獨秀的三條意見，胡適回信答複：“1、聽《新青年》流為一種有特別色彩之雜誌，而另創一個哲學文學的雜誌，……2、若要《新青年》‘改變內容’，非恢複我們‘不談政治’的戒約不能做到。……孟和說，《新青年》既被郵局停寄，何不暫時停辦，此是第三個辦法。”   

 

胡適要另辦雜誌，陶孟和要停辦《新青年》。陳獨秀生氣了，立即給陶孟和去信，宣布和其斷絕朋友關係。圍繞《新青年》編輯方向的爭論，陳獨秀和他的一班自由主義傾向的朋友們的分裂，已是怎麽也避免不了的了。

 

自此，他們之間的政治分歧越來越大。1922年5月，胡適創辦《努力周報》，提出好人政府和聯省自治的主張。陳獨秀發表《對於現在中國政治問題的我見》，明確提出反對的意見。胡適堅持“聯省自治”，以為是救治中國的一劑良藥，他告訴陳獨秀，軍閥割據的根子在“集權主義”，要解除中國的病根，就“在於增加地方權限，在於根據省自治的聯邦製。” 

 

陳獨秀自然不能同意胡適的觀點，又在中共中央機關報《向導周報》上發表《聯省自治與中國政象》，點名批評胡適的觀點說：“拿聯省治救濟中國，簡直是藥不對症，不但不能減少病痛，而且還要增加病痛”。他們兩人針鋒相對，再也走不到一起了。

 

次年11月，應他們共同的朋友汪孟鄒的邀請，各自為《科學與人生觀》作序，兩人又發生唯物論與心物二元論之爭。陳獨秀總想拉著這位老友一道前進，使之成為同一營壘的盟友。1932年，他曾向人說：“胡適這個人，實在難測，在《新青年》上有大膽犯言的勇氣，也寫過一些號角式的文章，也說馬克思是一大思想家，有獨到的見解。但考慮良久，又退回到杜威那裏去了，如是者幾次，都不能把他拉到革命人民這方麵來。”   

 

陳獨秀：我每次吃官司，都給你添麻煩

 

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出盡了風頭，究其原因，乃是因為《文學改良芻議》。這篇文章經《新青年》發表而風行上海，哄傳全國，使他成為蜚聲遐邇，名噪一時的風雲人物。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如果沒有陳獨秀和《新青年》，胡適何以能英年盛會，青史留名。正因為這樣，胡適十分珍惜這段友誼。

 

陳獨秀一生傾力於階級鬥爭和政治鬥爭，自然成為統治者迫害的對象。他一生四次被捕，而幾乎每次被捕，胡適都積極參與營救。

 

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因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而被京師警察廳逮捕。胡適知道後，便利用自己的聲望和影響，通過在京皖籍知名人士，四方奔走，致書京師警察廳，說陳獨秀“所著言論或不無迂直之處。然其學問人品亦尚為士林所推許”，我們“與陳君鹹係同鄉，知之最稔”，懇請準予保釋。

 

1922年8月，陳獨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胡適寫了一封信給外交總長顧維鈞，讓轉告法國公使：“我並不是為陳獨秀一個人的事乞援，他曾三次入獄，不是怕坐監的人；不過一來為言論自由計，二來為中法兩國國民間的感情計，不得不請他出點力。”  

 

 

陳獨秀（左）和彭述之在上海

 

1932年10月，陳獨秀又被國民黨特務逮捕。胡適得知後，便與翁文灝、羅文幹致電蔣介石，希望能“依據法律特赦。”他不因陳獨秀是政治犯，而改變對其曆史活動的公允評價。在北大國文係專題演講會上，他仍然堅持說，陳獨秀“對於文學革命有三大貢獻：（1）由我們的玩意兒變成了文學革命，變成三大主義。（2）由他才把倫理道德政治的革命與文學合成一個大運動。（3）由他一往無前的精神，使得文學革命有了很大的收獲。” 

 

次年11月初，胡適因事路過南京，行色匆匆，無暇探望陳獨秀，唯恐老友誤解，便去函解釋：“此次過京，匆匆不能來省視吾兄，十分失望。兩個月後南下，當來奉看。”他們的晚輩朋友汪原放也去信解釋，陳獨秀正愁氣沒處出，竟在回信中怒氣衝衝地說：

 

“你說他太忙，不錯，他很忙，我知道他在此期間即和一班達官貴人拜會吃酒，已經夠忙了。……君子絕交不出惡聲也。我和他僅僅友誼關係，其它一切不必談，他現在既不以友誼態度待我，不過舊朋友當中又失了一個，如此而已。” 

 

轉眼，陳獨秀已坐了五年牢。幾年來，胡適為此焦慮費心，還專門找了汪精衛，請其從中轉圜。1937年8月下旬的一天，胡適又來探視，談談氣候後，便拿出汪精衛的信，隻見上麵寫道：“手書奉悉，已商蔣先生轉司法院設法開釋陳獨秀先生矣。”陳獨秀看後感激地說：“適之，我每次吃官司，都給你添麻煩”。

 

次年8月，出獄後的陳獨秀定居四川江津。幾乎與此同時，胡適被任命為國民政府駐美國大使。胡適沒有忘記老友的窘困境況，早在一年前，便想讓他參加“國防參議會”，卻遭到他的拒絕。後來，胡適又通過美國一家圖書公司，請他去美國寫自傳，他又婉言謝絕說：“我生活要求簡單，也不願去異國他鄉，更厭煩見生人，所以，我還是不去美國好。” 

 

此時，陳獨秀已是老病之身，既攜家帶口，又無家資財產，生活十分艱難。老友汪孟鄒牽掛在心，隻得給胡適去信說，希望胡適能在美國想些辦法，讓陳獨秀也來美國，“如林語堂賣文辦法，陶行知演講辦法，該可生活無虞。此事國內友人均無力量辦到，不得不十二分仰望吾兄為此高齡老友竭力為之。”  

 

1941年2月25日，汪孟鄒又致信胡適：“仲甫兄自入川後，即患血壓症，時輕時重，醫雲川地太高，移地或可較好。但為勢所阻，又無法離川。今年已六十三歲，老而多病，深為可慮，還要帶病工作，近著《小學識字課本》，售稿於國立編譯館，以資生活，亦太難矣。”其實，胡適早就給老友出了擺脫困境的良策，那就是來美國撰寫自傳，以稿酬維係生計，可卻遭到一再拒絕，胡適就再也想不出什麽好的辦法了。 

 

胡適蓋棺論定陳獨秀，失之偏頗，有失公允

 

陳獨秀逝世後三年，重慶舉行“關於陳仲甫先生遺著出版問題”座談會，會上議定出版陳獨秀著作，並委托陳獨秀的學生何之瑜負責整理陳獨秀的遺著，以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本書便是《陳獨秀的最後論文和書信》。何之瑜接受這一使命後，自然想到了胡適，請求胡適為之作序。

 

1949年4月，胡適飄洋過海去美國當寓公。這夜，海麵上風平浪靜，艙內明亮的台燈下，他聚精會神地閱讀《陳獨秀的最後論文和書信》，讀著讀著，不禁站了起來，踱著方步，嘴裏不斷地嘀咕著：“獨立思想……實在是他大覺大悟的見解。……”然後，伏在案上欣然為之作序，並將書名改為《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論文和書信）》，他寫道： 

 

“我覺得他的最後思想——特別是對於民主自由的見解，是他‘沈思熟慮了六七年’的結論，很值得我們大家仔細想想。”“獨秀的最大覺悟是他承認‘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有一套最基本的條款——一套最基本的自由權利——都是大眾所需要的，並不是資產階級所獨霸而大眾所不需要的。”   

 

胡適說，陳獨秀已把“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看得更透徹了，這便是“一切公民（有產的與無產的；政府黨和反對黨），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他更申說一句：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在這十三個字的短短一句話裏，獨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關頭。近代民主政治與獨裁政製的基本區別就在這裏，承認反對黨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獨裁製度就是不容許反對黨派之自由。”    

 

這便是被稱之為的陳獨秀的最後見解，它之所以如此牽動著胡適的心，就是因為它讓胡適明顯地感覺到，政治上早已是風流雲散的老友，竟然在晚年又和自己心心相印。胡適畢生追求的民主和自由，即全盤西化，好象在老友這裏得到了回應。老友轉了幾十年曲曲折折的路徑，如今他們的政治理念似又會合了，這怎能不讓他感慨係之呢？ 

 

生當複來歸，死當長相思。胡適也已近古稀之年了，老人最愛回憶那已然逝去的滄桑歲月，最難以忘懷的是那些相識相知的故交摯友。1959年10月，他和友人談話時又重提北大話題，說：“從前在北大時，人家把北大教授分作浙江派，安徽派，浙江的人才多，安徽隻有陳獨秀和我。”這是他們一生中最奮發、激情的一段歲月，他已把它深深地植入自己的生命之中，是那麽的刻骨銘心，永誌不忘。 

 

胡適與蔣介石，1958年

胡適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就是在晚年也沒有放棄對陳獨秀的政治成見。1961年5月，台灣學者李孤帆給胡適去信，征詢收集、整理和出版陳獨秀遺文的意見。開始，胡適對此饒有興趣，建議李孤帆首先應該設法買到《獨秀文存》。後來，胡適仔細思量，陳獨秀的文章是難以收集齊全的，就是收集齊全了，那些討伐國民黨、蔣介石的文章，在台灣是不可能印刷出版的。況且，陳獨秀的許多政治觀點，他至今也沒有認同。想到此，熱情銳減，又去信說：“我把他的《最後見解》印行，是要保存他最可以珍惜的最後見解，其餘的許多黨八股是不值得再流傳。” 

 

李孤帆依然不改初衷，執意要編印一本新的《獨秀文存》，並邀約胡適作一篇序。胡適卻沒有這種熱情，還是認為現在“不是選印獨秀文選的時候”。8月28日，他在致李孤帆的信中，對陳獨秀作了一個曆史性的總結：

 

“我覺得獨秀早年的思想大都是淺薄的；除了他晚年從痛苦中體驗出來的‘最後’幾點政治思想是值得表彰之外，我也總覺得他是一個沒有受過嚴格學術訓練的老革命黨，而不是一個能夠思想的人。” 

 

胡適如此蓋棺論定陳獨秀，不免失之偏頗，有失公允。陳獨秀真的是“沒有受過嚴格學術訓練”嗎？他生前的文字學研究及專著，其中尤以集半生心血完成的《小學識字教本》，最為學界稱道，梁實秋稱此專著“論證精詳，見解通達，是其平生傑作”“對中國文字學有獨到之研究，有許多新的詮釋，發前人之所未發。”他還是位傑出的詩人，有方家稱“他是曆史上承前啟後的一代詩宗。”他的書法作品更彰顯著堅實的學識根基和過人的才情底蘊，風幟獨標，名重一時。

 

陳獨秀“不是一個能夠思想的人”嗎？恰恰相反，陳獨秀的思想太活躍了，如他所標榜：從“不喜空談主義，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以為立論之前提”“隻注重我自己的思想，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不時地否定曆史，否定自我，是個“終身反對派”。考其一生，他所缺乏的恰是堅如磐石的理想信仰，和為理想信仰而去踐行的腳踏實地的策略和手段，這也大概是造成陳獨秀人生悲劇的症結之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