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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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一為閻長貴，右五為江青
送錯一封信，即成階下囚
記者：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你正好給江青做了一年的秘書。
閻長貴：是刻骨銘心的一年。
記者：後來怎麽失寵了？
閻長貴：其實我從來沒有被“寵”過。1967年底的一天，我收到一封從中央文革小組“辦信組”轉給江青的信。信是北京一個電影製片廠的一位女演員寫來的。信很長，有十幾頁，上萬字。我因為忙，不斷地收發文件和接電話，對這封信，不是一次看完，而是分幾次看完的。信中，這位女演員講了她的從藝經曆，說她也曾經叫“江青”這個名字，解放後就改了；又說，她有一些存款，願意作為黨費交給組織；再說到她在“文革”中受到的衝擊，以及讚揚江青等等。
記者：這個女演員寫信的目的是什麽？
閻長貴：無非是希望江青為她說句話，以減輕或免除她正在受到的衝擊。可我以為寫信的人會和江青有什麽關係，怕處理錯了，負不起責任，於是在信上附了一張條子送去。我是這樣寫的：“江青同誌：這封信中有您的名字。”意思是說，這人是不是與您有什麽關係—當然，這是我誤會了，這位寫信人以及她寫的內容和江青根本沒有什麽關係。可我萬萬沒有想到，由此一場滅頂之災就降到我頭上。
記者：伴君如伴虎啊。
閻長貴：第二天，江青派人把我叫到會議室，當著戚本禹、姚文元的麵，板著臉，把信往桌子上一摔，厲聲責問我：“為什麽要把這封信送給我？目的是什麽？”我嚇呆了，不知是怎麽回事，低頭一看，原來是這封信不該送給她。我膽怯地說：“我怕來信人和您有什麽關係……”江青怒氣衝衝地說：“無知！無知就要犯錯誤，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後就沒動過窩？你拿郭沫若的《洪波曲》來看看！”在江青嚴厲斥責後，我確實借了郭沫若的《洪波曲》看。《洪波曲》上說抗日戰爭爆發後，上海文藝界的一部分人去了武漢、重慶，一部分人去了延安。江青就是屬於去延安的，但上麵並沒講到她的名字。
記者：是不是這個女演員知道江青上世紀30年代在上海演藝界的事？江青對此很忌諱的。
閻長貴：那不是的。
記者：接著怎樣呢？
閻長貴：盡管江青嚴厲地斥責，但我心中無鬼，所以並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我仍然照常工作，可江青對我的態度變了，一個星期不按鈴叫我，也不叫我送文件、發文件。這期間，恰好楊銀祿又回老家奔喪了。1968年1月8日晚，楊銀祿奔喪歸來，第二天上午我即領著楊去見江青（楊還未單獨見過江青）。我報告說：“江青同誌，楊銀祿同誌回來了。”江青沒好氣地大聲說：“他回來了，你還上來幹什麽？你馬上把文件清點給楊銀祿同誌。”我隻得沒趣地離開了江青辦公室。
風華正茂的閻長貴
記者：當時心情很亂吧。
閻長貴：當然啊。就在這一天，我向楊銀祿移交了江青的所有文件。晚上八九點鍾，陳伯達、汪東興找我談話。陳伯達說：“你是搞文字工作的，還是回辦事組工作吧。”汪東興說：“不忙。要例行一下手續，這是工作人員離開首長身邊時的規矩。”汪東興讓我收拾一下自己的東西，然後把我送到釣魚台警衛連連部。在路上，汪東興很和藹地對我說：“你沒事，你的檔案我都看過，你是我挑來的。”我也很坦然，認為自己既沒曆史問題，也沒現行問題，表示不怕例行手續。送到警衛連連部，汪東興就走了。
記者：汪東興後來怎麽跟你說呢？
閻長貴：從此汪東興再也不來了，直到“文革”後汪東興告訴我：江青後來不讓他管我的事了。
記者：到警衛連就沒事了？
閻長貴：事大了。當時老婆孩子還在北京看病、休息，可我不能回去見他們了，也不能告訴他們我為什麽不能回去。
記者：一個在別人眼裏可以“通天”的江青秘書，一下就變成被警衛戰士看守的人，你能接受嗎？
閻長貴：怎能接受？但也沒辦法啊。1968年1月9日這一天，我淪為“階下囚”，對我來說終生難忘：一年前，我隨戚本禹來到江青身邊時也是1月9日。
記者：在警衛連還算比較寬鬆吧？
閻長貴：開始幾天，雖被看管，但並不知道自己要反省，就開始讀《毛選》和曆史書，心想不叫當秘書，就回去搞我的曆史研究嘛。反正當秘書也不是我要來的，而是組織上分派的。大概是被隔離的第三天晚上，陳伯達和姚文元來了。陳伯達問我：“你在幹什麽？”我說：“在看書。”陳伯達操著濃重的福建口音說：“你還看什麽書啊，要深刻檢查自己的問題。”接著又慢慢地說：“王力、關鋒、戚本禹都是壞人……”把這三個人連在一起並稱 “壞人”，我是第一次聽到。這時姚文元立即指著我補上一句：“你就是王、關、戚安插在首長身邊的釘子！”我一聽這話，腦袋炸了，這不把我看成“特務”了嗎？
江青與姐姐李雲露
記者：你這時感到很害怕嗎？
閻長貴：當然害怕，而且心裏怎麽也想不通，王力、關鋒、戚本禹怎麽都成了“壞人”呢？我怎麽是他們安插在江青身邊的“釘子”呢？那時我想：江青以及陳伯達，你們今天打倒這個，明天打倒那個，現在連和你們一起“戰鬥”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都打倒了，這不是自折“股肱”嗎？說實話，我當時把他們都看作是所謂“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都是“左派”，沒有什麽分歧的……
記者：政治就是這樣，沒有永遠的盟友，隻有永遠的利益！
閻長貴：我當時年輕，又很單純。在江青身邊工作一年，我盡心盡力去做了，但不能讓江青滿意，叫檢查就檢查吧。於是我冥思苦想做檢查，可是檢查什麽呢？又想不起什麽錯，而且我在心裏一直是忠誠於江青的。過了十多天，大概是1月23日的晚上，陳伯達、謝富治、楊成武、姚文元四人一起找我談話。一開始，姚文元對我說：“你看今天誰來了？中央政治局常委（這是指陳伯達，陳當時是黨內第四號人物），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這是指謝富治），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這是指楊成武）……”姚文元沒說自己。他說這些話，意思是向我表明：對你要采取措施了。
記者：你想到最壞的結果會是什麽？
閻長貴：當時我還沒有想到會坐牢。心想，我這樣一個小幹部究竟犯了什麽事，竟然驚動黨、政、軍三方這樣重要的人來找我？我隻覺得頭在嗡嗡作響，不知說什麽是好。這時謝富治對我說：“江青同誌對你不錯嘛，你應該有什麽問題就交代什麽問題……”我也沒怎麽聽清，隻模模糊糊覺得他是勸我老實交代問題，我連連點頭說：“好，好，我有什麽就交代什麽。”接著，陳伯達又讓我按照他的口授，給我妻子寫了一封信：“××：我因公出差，把一些文件忘在家裏了，現派人來取回。你們住的地方，按照組織的安排搬到××……”
記者：本來不是出差，你怎麽這樣寫？
閻長貴：這是陳伯達口授要我寫的，我隻能照著寫。第二天，我被告知：“給你換個地方。”這一換，就被換到秦城監獄去了。
記者：此前你聽說過秦城監獄嗎？
閻長貴：沒聽說過，“文革”後才知道秦城監獄是關押政治犯的地方。我是1968年1月24日深夜，由兩名荷槍實彈的戰士押著，乘一輛吉普車到秦城監獄的。
記者：你說說剛進去的情形吧。
閻長貴：一進去就問我姓什麽，叫什麽名字。當時我穿的是軍裝，登記後換了黑色的囚服。棉褲也是黑色的，沒有紮帶。
記者：“沒有紮帶”是防止囚犯自殺吧？
閻長貴：應該是的。等我換好了囚服，監管向我宣布：“你今天被收監了，你的代號是‘6820’，以後就叫你‘6820’，你要答應，知道嗎？”我說知道。為什麽是這個代號？大概我是1968年第20個被關進來的“犯人”吧。
記者：當時你想給家裏寫封信嗎？
閻長貴：想啊，我跟站在門外的哨兵說：“同誌……”可我這兩個字剛一出口，就聽到一聲大吼：“誰是你的同誌？”我不敢再說什麽了，心想，以後連“同誌”也沒有了。我住的是單身牢房，有六七平方米大小，靠牆放著一張不到一尺高的小床，床上有髒兮兮的被子和褥子，牆邊還有一個便池和洗臉的小池子，房頂上是徹夜亮著的燈……待在這裏麵，看著這些東西，腦袋漲得鬥大，一點睡意也沒有……
我後來知道，就在當天深夜，對我還布置了一次小規模的“抄家”，到我愛人和孩子的臨時住處，翻箱倒櫃，搜身檢查。當時我愛人和孩子是從山東農村來北京看病的，住在釣魚台北麵警衛連家屬探親宿舍。此次“抄家”，雖然利用了我寫給妻子的那封信，但結果當然是一無所獲。
記者：“抄家”之後，對你妻子和小孩采取了什麽措施？
閻長貴：連夜由警衛部隊送到北京東郊通縣空軍機場招待所軟禁起來，一關就是幾個月。到了5月麥收前，在我妻子再三要求下，才把他們送回山東老家。
閻長貴：全家在農村成了“反革命家屬”，各方麵都受到歧視和限製。大孩子13歲，初中沒讀完就被趕出學校，被勒令參加農業生產勞動，掘地、挖溝，什麽都得幹。我要特別感謝我妻子，當時有謠言說我勞改去了，也有人說我跑到蘇聯去了；好心人勸她，為了孩子的前途應與我離婚，但她堅決不離，辛辛苦苦撫養著兩個孩子。1968年秋天，妻子和她的妹妹，帶著我小兒子找到釣魚台，釣魚台不讓進；找到《紅旗》雜誌社，《紅旗》也不管……
記者：你在秦城沒受苦吧？
閻長貴：皮肉之苦倒沒受過（隻被罰站過一上午），但精神的折磨足以使人崩潰。在獄中，我有兩點體會最深：一是“人是社會動物”，離群索居是不行的，而單身牢房是對人最致命最殘酷的折磨；二是“腦子是思維器官”，它每時每刻每分每秒都不會停止思想，越想越想不通，越想不通越想，如此惡性循環，難受死了。想看看書、看看報吧，沒有，連我進監獄時帶的《毛選》合訂本（是林彪送的）都被沒收了。直到1969年4月“九大”召開以後才稍有好轉，給我每天發一份《人民日報》，每月發一本《紅旗》雜誌；還把沒收的《毛選》退給了我。
記者：秦城監獄生活怎樣？
閻長貴：早晨吃窩窩頭、稀飯、鹹菜；中午有時吃饅頭或窩窩頭，菜是大鍋煮的白菜、蘿卜，晚餐也一樣。米飯很少吃到。印象是沒吃好也沒挨餓。過春節可吃到幾個餃子，有時還發點水果。
記者：你在那裏最感刻骨銘心的是什麽？
閻長貴：監獄是殘酷的。列寧在沙皇的監獄裏能寫書；共產黨人在國民黨監獄裏也能寫書，如方誌敏就寫了《可愛的中國》。而我被關起來，開始書、報都不給看，每天隻能呆呆地坐著。為了打發時間，我就翻來覆去數床頭暖氣罩上的孔兒，1、2、3、4、5……我後來找到一種消磨時間的辦法，就是反複背誦熟悉的毛澤東詩詞以及唐詩宋詞，同時自己也學著做詩—不能叫詩，隻能叫順口溜，因為我不懂平仄格律。這順口溜我做了很多，我把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都編成順口溜。關於《矛盾論》的順口溜有一萬多字，可現在不記得了；關於《實踐論》的有兩千多字，因為出監獄後追記下來，現在還保存著，如開頭幾句：“人的思想哪裏來？馬列主義有言申，不是天公憑空造，亦非腦中自相蘊……”如果當時把這些順口溜都記錄下來，也許還有點意思呢。
閻長貴（右）接受葉永烈采訪
記者：李銳不是在獄中寫出了《龍膽紫集》嗎？
閻長貴：我真佩服李銳先生，自愧弗如。
記者：在獄中你最渴望的是什麽？
閻長貴：渴望提審，因為提審可以與人對話。
記者：你在秦城監獄待了七年多，總共提審了多少次？
閻長貴：不過兩三次吧，也沒問什麽緊要問題。監獄裏的一切都是突然的，不給你一點思想準備，連釋放我也是這樣。1975年5月22日，專案組來到監獄，突然對我宣布：“黨中央和毛主席決定釋放你，送你到湖南某農場勞動，等待結論。”這個決定對我連念了兩遍。
記者：你聽了相信這是真的嗎？
閻長貴：怎麽不相信？我盼星星，盼月亮，就盼著這一天。當時我特別高興，也不管到遙遠而陌生的湖南某農場勞改是什麽滋味，因為我可以跨出牢籠了。心想，哪怕讓我做再苦再累的活，也比在牢房裏好。
記者：決定讓你去湖南農場了，你是否想到先回老家一趟見見父母及妻子兒女？
閻長貴：我提出了，但未獲批準，要我先到湖南去。到農場後，我不看天，不看地，第一件事就是給家裏寫信。這七八年音訊全無，家裏人也不知我是死是活。當時，我恨不得一下飛到山東老家去，馬上見到父母、妻子和兒子。
記者：兒子讀中學了吧？
閻長貴：是啊。信發出第十天，我接到兒子寫來的信，高興極了。接著，父母、妻子和兒子陸續來到農場，老少三代終於團聚了。這是八年來的第一次。全家看到我還活著，高興之情無法言表。短暫的團聚後，父母回山東老家了，妻兒則和我在農場安了家。
記者：你在農場生活近五年，也很難忘吧？
閻長貴：要我“到農場勞動和等待結論”，其實就是把我安排在農場，讓我在農場安家落戶。剛到時，負責押送的專案組的人嚴肅地對我說：“你這是真正到家了。”
但我不知家在何方。好在湖南西洞庭農場的領導和職工們，從我到農場的第一天起，直到五年後離開，他們始終對我很好，使我感到人間除了江湖險惡外，還有愛和溫暖。
記者：這個農場是勞改農場嗎？
閻長貴：不是。西洞庭農場是一個很大的農場。它始建於1955年，總麵積100多平方公裏，農作物主要有水稻、棉花、甘蔗等。農場幹部、職工以及家屬，共有三萬多人，有十多個分場和一個農科所。每個分場和農科所都有小學、初中，總場還有一所從小學到高中的學校；還有糖廠、紙廠、醫院、商店；駐場單位有稅務所、銀行辦事處、糧店、郵電支局等，是一個相當完備的小社會。
記者：你是北方人，會幹南方的活兒嗎？
閻長貴：農場領導很照顧我，把我的家安排在農科所。我不會幹水田活兒，就不要我到水稻班，讓我到棉花班勞動。農場還特別為我訂了一份《湖南日報》，每個星期讓我學習一天；生活上需要什麽，農場都給我買。我的被褥、蚊帳以及安家用的鍋、碗、瓢、勺等，基本上都是農場給我買的。
記者：你的“結論”什麽時候下來的？
閻長貴：1975年11月，北京終於來了人。對我的結論主要有兩條：一、說我妄圖用假材料（指我送給江青的那封信）陷害中央負責同誌；二、包庇“五一六分子”吳傳啟、林聿時（此二人係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即現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層幹部，一個是哲學所學術秘書，一個是《哲學研究》編輯部主任，都是關鋒的朋友，他們三人合作寫文章，署名“撒仁興”，名噪20世紀五六十年代）。處罰是“留黨察看一年”。
記者：你簽字了嗎？
閻長貴：這完全是妄加的罪。專案組逼著我簽字，我想不通。我把那位演員的信轉給江青閱示，說我有缺點有錯誤，影響了江青的身體和工作，我承認，但說是“陷害中央負責同誌”，我不能接受。專案組見我不肯簽字，這時又把江青抬出來說：“這是首長定的性……你的問題就是這個性質。”我自知辯解也無用，江青還在台上，為了能安排工作，我違心地簽了字。
記者：你的問題有了結論後，在農場生活有變化嗎？
閻長貴：在作結論前，農場黨委書記覃正彥曾跟我說，等作了結論，你就到農場黨委宣傳部去工作。他見中央專案組給我作了這樣一個結論，不便安排在宣傳部，就和農場黨委安排我去農科所學校教書。
記者：你教過哪些課？
閻長貴：我教過初中數學、政治。粉碎“四人幫”後，我還當過農科所學校校長。直到1978年，我才調去農場宣傳部工作。
記者：農場黨委對你是很器重的。
閻長貴：是啊，我永遠不會忘記西洞庭農場！我這次來湖南純粹是為了看看當年的老領導老朋友。我跟人說：西洞庭農場是我的第二故鄉，這是我的肺腑之言。特別令我感動的是，農場黨委堅決支持我要求平反。我的案子後來轉到中組部，中組部又把案子轉到《紅旗》雜誌社。《紅旗》雜誌社黨委在1979年9月終於給我“徹底平反”，並決定調回《紅旗》。
記者：終於柳暗花明了。
閻長貴：對這一結果，農場黨委和職工都非常高興，紛紛向我表示祝賀。這時，黨委書記覃正彥親自幫我解決了妻子和兩個兒子的城鎮戶口問題（即所謂的“農轉非”），而這在當時是非常困難的。農場職工看到這種情況，都問覃正彥，你來農場這麽多年了，沒安排自己一個親友，為什麽對閻長貴這麽熱心？覃正彥說：“他是好人！他太老實了！”
記者：其實老實人的悲劇往往是悲壯的。
閻長貴：所謂“不讓老實人吃虧”，其實是一種安慰說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