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賀家發源於江西永新,一門英烈。賀敏學(1904—1988)、賀子珍(1909—1984)、賀怡(1911—1949)三兄妹很早投身革命,在井岡山時期就與毛澤東結下深厚的戰友情誼。賀敏學曾得到毛澤東“好人”和“三個第一”的稱讚,賀子珍則成為他的第二任妻子。可惜這段同甘共苦的婚姻在1937年爆發嚴重裂痕,同年賀子珍出走蘇聯,1939年她在蘇聯得知婚變消息,毛澤東和江青已於1938年成婚。1947年回國後今昔全非,賀子珍長期幽居上海,直到1979年才獲準進入北京參觀毛主席紀念堂。陪在她身邊度過這段沉寂歲月直至生命盡頭的,正是本文的口述者、賀敏學的獨生女賀小平。
1947年,久經磨難的賀子珍(前左二)回到祖國,李立英(後中)攜女兒賀小平(前左三)到哈爾濱看望賀子珍和李敏(後左一),前左四為李六如夫人王美蘭。這張照片是本文口述者賀小平與她的姑姑賀子珍的第一張合影
我第一次見姑姑,是姑姑1947年從蘇聯回來。她回國後住在哈爾濱,找蕭華給主席打電報。主席回複說,賀敏學在華北作戰,現在戰事很緊張,等打完仗再說吧。我媽便帶著我從通化到哈爾濱見姑姑。那時我媽25歲,我5歲,因之前並沒見過麵,一開始姑姑以為我媽是我爸的女兒,差點鬧了個笑話。
姑姑在哈爾濱呆了兩年,1949年,大局已定,主席進入北京。小姑姑賀怡到北京找主席為姐姐討說法,主席說了一句話“中國人按照中國的傳統”。賀怡理解為主席接納了姐姐,於是兩人動身去北京。可火車到了沈陽,有兩個自稱代表組織的人上來,不準她們進京,否則先開除黨籍。賀怡剛從北京出來,那麽顯然是不許賀子珍進京。兩個人對賀子珍說,你哥哥在上海,你到你哥哥那兒去。於是姑姑轉火車來到上海,沒想到下半生就留在上海了。
溧陽路的一窩小崽子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我們家三個人分三天進上海:我爸任職27軍副軍長兼參謀長,是從西郊第一天帶部隊打進上海的;我媽是政治部門第二天進上海;我隨後勤部門第三天進上海。
賀子珍在上海的第一處居所:溧陽路1267號公寓
起初姑姑住在虹口區溧陽路1267號公寓,我也與姑姑一起住。11月出了一件大事,當時小姑姑在吉安地委任組織部部長,她到廣東南雄找回女兒賀海峰,及賀春生、賀麓成,還給爺爺掃墓,花了不少時間,因要趕到南昌開會,決定連夜開車,不幸發生車禍,遇難時年僅38歲。我爸得知消息,馬上派吉普車和警衛班過去,將車上的人統統拉過來住在溧陽路。那些孩子有遠房親戚的,也有不相幹的,大家都想冒充賀怡的孩子,姑姑心中悲痛,來者不拒,全都收留在家中。這下好了,溧陽路家裏養了十幾個孩子。直到1951年2月,我爸由南京調防上海,到姑姑家一看,竟有一窩叫舅舅的崽子,心裏便有數了。沒幾日,他便根據小孩長相和他們父母聯係起來,將他們分別遣散回江西老家。剩下賀春生、賀海峰、賀麓成,後來他們都是我爸養大的,也都和我們住在一起。
1950年在南京。前排左起:賀子珍、賀小平、李敏、李立英,後排左起:賀敏學、毛澤東警衛員
到了1950年,由於二六轟炸,國家要組建一個華東軍區防空司令部,1952年我爸任司令部司令,包括姑姑在內,我們所有人都跟我爸住在今天南鷹飯店後麵的老房子裏。出於對姑姑的憐惜和小姑姑驟然去世的痛心,主席曾提出,賀子珍在上海的生活費用額外開銷從他稿費中支出,陳毅回答說:我們偌大個上海,難道養不起對革命有貢獻的賀子珍?據說陳毅曾安排姑姑任職上海虹口區委組織部部長,我聽到過別人叫她賀部長,我當時理解她在杭州婦女部做過副部長,上海到底有沒有職位呢?我的確不清楚,但即便有,這個職位長期以來隻讓她領工資,卻沒能去工作。
南鷹飯店後麵的房子有3層,很大。一樓是客廳和飯廳,餐桌是歐式的橢圓桌,可以拉到很長;大門進來有一個房間,警衛員、司機住那兒。二樓一排四間屋子,姑姑住在西頭第一間,我爸住在東頭第一間。我是在我爸的東麵的第二間屋住,還有外婆、表哥、表姐。三樓是舞廳。我們禮拜天偶爾去看電影。賀家是永新望族,姑姑在投身革命前受到傳統禮儀的教養是很全麵的,生活上有很多規矩。我爸領教過,就總結說:下午2點鍾的電影非得給她提前到1點、12點半,你不能告訴她2點,那她肯定遲到。因為她要換衣服,洗頭洗臉梳頭,每個步驟都不能含糊。
賀子珍在上海的第二處居所:南鷹飯店背後的老房子
泰安路居所的家庭生活
1952年,我爸轉業,他帶了一批指揮員組建建工部,並任副部長兼華東建工局局長。我們搬到了現在我居住的泰安路。1955年搬過來不久,我爸就去西安任建工部西北管理總局第一副局長,後任局長。上海這邊家裏人口多,住房非常緊張,海峰、我、外婆三個人住一個房間;春生是男孩,隻能住一個很小的房間;姑姑住在二樓東麵最大也是最好的房間。
我們全家都給予姑姑極大的尊重,甚至一開始讓姑姑當家。但是姑姑生性豪爽,出手大方,實在不是個會管賬的人。有一次逛街看到燈籠袖真絲衫,她在俄羅斯穿過這類衣服,她立馬說這是好東西要抓緊買,一口氣買了一打,自己留了兩件,一件長袖,一件短袖,其餘全送光,我和海峰也各得了一件。自己口袋裏麵有多少,全部掏給你,她就是這種人。這麽花法,家裏到了下半月就揭不開鍋了,她便偷偷問我借錢買菜。但姑姑從不賴賬,工資剛拿到手就還了我。我說急什麽?她說有借有還,再借不難。如此數月下來,姑姑自己也不好意思了,還是讓外婆當家。她那時候一個月有208元工資,零頭8元交黨費,200元全部上交給外婆,可見她是真不太在意錢的。
1955年,賀小平與父母在上海泰安路家中
姑姑對我們小輩很關懷。有一次我過生日,我爸八九點回來,一進門就說哎呀,今天小平過生日。我媽其實忘記了,說飯都吃完了,過什麽生日?姑姑說有一個辦法,蘇聯人就是這樣的,汽水加冰磚!於是,我們買來一塊大冰磚切成好幾片大家分,那個生日過得很開心。
姑姑一直抽煙,但煙癮不像外界傳說的那麽大。大家為了讓她少抽點,一根香煙剪成兩三段,老念叨說今天你抽了兩根,抽了三根,數字聽著很大,其實就是一根。等李敏的兒子出生了,我們又有了一個新辦法,就是拿小孩子說事:你這個煙不行,小孩受不了。姑姑很快就掐掉煙頭。她很鍾愛外孫,每天問:孔繼寧吃什麽飯?喝什麽湯?樣樣都管。深夜,她不睡覺時,就會跑去看外孫是不是踢掉了被子。
姑姑沒有工作,深居簡出,大部分時間都用來看報紙,尤愛看《參考消息》,格外認真,一字不落,又有過目不忘的本事,還老問:“小平你《參考消息》看過沒有?看過,文章裏麵怎麽講?”我隻好耍無賴說沒有看到字,字都被你吃掉了,然後她就哈哈地笑。不要和她討論這些事,她會和你較真的。
外界老覺得她精神不太正常,但我認為這事一言難盡,很難說清。有些現象按照一般情況來說她是不正常的,但是放在她的人生軌跡裏又是正常的。例如她明明餓得半死,還不吃東西不喝水,因為她在蘇聯瘋人醫院裏每天都迷迷糊糊睡著,飯菜裏麵有鎮靜藥,她吃過這個苦頭,就對食物很警覺。她在康生紅得發紫時就斷言這個人不行,不是好人,別人肯定覺得她腦子有病。還有作息習慣也異於常人,正常人白天活動晚上睡覺,她反過來晝伏夜出,她說這是跟主席習慣了,主席晚上不睡覺,她也晚上不睡覺,人家早上起床工作,她剛剛睡下去。這些算不算有病呢?
一生從未放棄尋找孩子
20世紀50年代,毛岸英曾寫信給姑姑,毛筆字的,字跡和主席很像,我記得他稱呼姑姑為賀媽媽(毛岸英和毛岸青在蘇聯期間是賀子珍撫養的),可見對姑姑感情很深,他是從不叫江青的。後來他在朝鮮犧牲了,姑姑知道了很傷感,對我說:都是主席不好,人家小時候流浪,回來以後當農民,又弄到朝鮮去,這下就沒了。姑姑是有點埋怨主席對岸英太過嚴苛。在蘇聯時,姑姑自己不吃飯也要給兩個孩子吃,嬌嬌(李敏)說岸青哥哥老是掉筆頭,老要我媽給他買筆頭。岸青和姑姑後來在福建見過麵,但並沒有來過泰安路。嬌嬌和兩個哥哥關係很好,我們住南鷹飯店後麵時她每年來我們家和姑姑一起過春節。
姑姑一生坎坷,受盡懷胎生育之苦。他們曾通過我的手送兩張照片給嬌嬌,讓主席辨認哪個是姑姑和主席的長女,但沒有結果。關於楊月花,我爸是承認過她的,但姑姑並不知情。有些問題也老讓我去問,例如楊月花出生的年份。我隻能開動腦筋,陪姑姑乘涼閑聊,兜來兜去兜到這個話題上:“你不是6個孩子嗎?老大哪一年生的?”她也警惕的,會說你問這個幹什麽?問了這個刹車也不行,要懷疑的,我就接著問老二哪一年?她答道:“老二1932年,長征的時候2歲多了,會走了……”
多年前,月花想讓我陪她去北京見嬌嬌,要搞清楚自己的身世。我勸她說,你去了無非兩個結果:若你是主席的孩子,待遇也高不過李敏;若你不是,那對你來說就更不好了。你現在生活安定,不缺什麽,不如就讓這個疑問繼續懸著吧。月花一想,說得有理,也就把這份心思看淡了。
1970年春節在上海湖南路招待所。後排左起:李敏、賀雄(即霍小青)、賀麓成、陳天亮、賀春生、葉啟光、賀海峰、周劍霞,中排左起:盧虹、賀子珍、賀敏學、李立英、陳莉、賀小平,前排:賀汪洋
另外是小毛的事。1953年,姑姑給時任江西省長的邵式平寫了封信,請他幫助查找,江西政府找到了一個叫朱道來的青年,各方麵情況非常吻合,連血型都和姑姑一樣。姑姑很激動,把他接來,1970年我們兩對新人一起在這裏結婚。但是後來情況變複雜了。又殺出一個女同誌朱月倩,說小毛(朱道來)是她和霍步青的孩子霍小青。江西人霍和賀是一個音,民政局幹部對收養人說一切實事求是,說賀家小毛死了或者賣掉也都可以,但她屢次改口,弄得我們也沒轍了。主席本打算見一下小青,但後來突然接到一個電話:組織上沒有確認,希望你不要見他。可能是總理打的,因為總理看過小青照片,認為絡腮胡子,不太像主席。主席表示服從組織安排,就沒有見。我當時想,見見又有什麽關係呢?
小青成婚第二年就去世了,因為他死得不明不白,我沒去參加他的葬禮。姑姑在醫院裏一直惦記小青,我瞞著姑姑小青去世的消息,怕問穿了,索性說我和他從無書信往來,後來幹脆說他到國外去了
為數不多的探訪者:彭德懷和謝飛
我陪在姑姑身邊幾十年,目睹了姑姑的孤獨和寂寞,也領略了世態炎涼和人情世故。除了陳老總,很少有人來看望她,鄰居也都不知道這裏住著賀子珍,加上她的作息異於常人,除親人外很少與外人接觸。
1956年,我休學在家,春生、海峰還在學校上課。彭德懷來看望她,穿了一身夾克衫,隻帶了一個隨行人員,不是警衛員就是秘書,那人坐在汽車裏沒有進來。負責開門和關門的人都是我。姑姑下來迎接他,兩人上樓交談。我們家有規矩,隻要大人講話,小孩一律不許進去,所以內容我就不知道了。現在有些材料不但將他們的對話和盤托出,還繪聲繪色地說賀家小孩海峰在旁邊插嘴,這些都是杜撰。送走彭老總後姑姑很激動很興奮,問我說:“小平,你知道來的是誰?”我說:“彭老總,中國十大元帥嘛,誰不知道?”那次彭老總來訪,姑姑著實興奮了好多天。
還有謝飛阿姨(劉少奇前妻)來了兩次,長征路上有30個女同誌隨中央紅軍從瑞金出發的,謝飛與姑姑在一個連隊,同甘共苦,感情深厚。她第一次來姑姑還在家,相對自由;後一次大約是1983年左右,姑姑已住在華東醫院。基於一些政治因素,當時探訪姑姑全都需要報批手續,上海市委不批就不準見,連江西省委書記、姑姑的老戰友劉俊秀也住華東醫院,兩人近在咫尺,卻也未能獲準去姑姑病房看望。謝飛阿姨來找我說,我在上海出差明天回京,隻有今天下午半天時間,來不及申請,你有沒有辦法帶我去見她?我說行,就是委屈你一點,千萬不要說話。我帶她到華東醫院,樓梯旁邊有一個地方拿牌子,我們從來不拿牌子,因為大家都很熟了。我主動和師傅打招呼,師傅將謝飛阿姨當作我的家人才讓她與我一起進去看姑姑的。
後來,陳老總調離上海,他湖南路262號招待所的房子空了出來,1962年讓給了姑姑住。可惜到了湖南路那邊就沒有那麽自由了,姑姑基本上處於獨居狀態。市委列出一個準許出入人員的名單,我結婚時愛人葉啟光的名字沒有在名單上,就不能進去。我爸就發火了:“行了,都不進去,賀子珍就死在裏麵吧!”市委來賠禮道歉,說我們漏掉了,馬上補上名字。我外婆很自覺,盡可能不太去湖南路招待所。因為這些限製,姑姑和老戰友們聯絡甚少,可見彭老總和謝飛阿姨的到訪令姑姑多麽欣慰啊!
認定主席被江青害死
1957年時,人們推測姑姑的精神狀況有點異常,就哄著她去醫院做體檢。磨難的確會對人的心智造成一定程度的創傷,這是沒有辦法的。出院後姑姑回家住了一陣子,然後在南昌住了些日子。1959年,姑姑和主席在廬山見了一麵。回來以後,她的情緒大起大落,身體狀況極差,人也極瘦。我爸知道後,把她接到福州,找了中醫開藥。姑姑抗拒吃藥,爸爸費盡了心思,甚至把藥倒成兩杯,自己先喝其中一杯,才讓姑姑放心喝下中藥。嬌嬌把姑姑病情告訴了主席,主席當場落淚,給姑姑寫信道:“保重身體,一定要聽醫生的話,好好看看社會主義。”
姑姑從未說過主席半句不是,反而總是責怪自己。當年姑姑出走蘇聯,主席連拍多封電報挽留,但姑姑走得決然,主客觀有很多原因。她跟我說:一個上不了台麵的原因是長征路上一路懷孕、生孩子,實在苦不堪言,當時發現又懷孕了,非常難受,想要麽去蘇聯先安頓一下把孩子生了再回來;另一層是當時年輕任性,沒想過去了蘇聯主席這邊會起這麽大的變化。
姑姑從未見過江青。有一次,我、她、嬌嬌三個人在一起。她突然問嬌嬌,有沒有江青的照片?給我看看!嬌嬌姐說我沒有帶,我以後給你看,她很聰明,以後自然就再沒有以後了。其他場合姑姑一貫守口如瓶,絕口不提江青。
當年和小姑姑去北京被攔截後,姑姑心裏有個根深蒂固的觀念:她是進不了北京的,隻是有一次她實在沒忍住。1966年9月我要到北京串聯,9月15日毛主席要接見第三批紅衛兵。姑姑說我也和你一塊去吧!我說你怎麽去,市委不會同意的。姑姑說:“我到北京去住嬌嬌那裏麽,他當他的主席,我不去找他,為什麽不能去北京?北京十大建築人家都看過了,我還沒看過,為什麽我不能去北京?”我聽了有些心酸,隻能不斷勸說,直到她不吭聲了,事情才算作罷。
1975年,嬌嬌的愛人孔令華曾將冬梅送到上海,並對我們說,主席百年的時候,我們就管不上媽媽這邊了,海峰、小平你們兩個替我們照顧她。這於我當然是責無旁貸的。
次年,主席去世了。剛得知消息的兩天,姑姑沒有睡過覺,到了深夜2點,還跑來找我和海峰說話。我們困極了,讓她回去睡覺,她不睡覺我們也要睡覺呀。她回去一陣子,又回來,翻來覆去地問:“沒有聽說主席有病呀,怎麽突然就走掉了?是什麽原因?”她思維就卡在這個坎兒上過不去。她後來又說,《參考消息》有一篇文章,寫哪個國家的王後把國王給害死。她的意思就是主席是被江青害死的,但是她沒有親口說江青。
姑姑堅韌剛毅,自製力強,一般是不哭的。但主席去世的第二天,華東醫院喬主任來給她看病,喬主任進來就哭,姑姑被他感染也哭了,沒有聲音,用袖子抹了兩下淚水。
兩天後情緒稍微平複一些,姑姑就搬個藤椅坐在電視前看關於主席逝世的滾動新聞,一次不落,一看就是一天。
臨終未能與至親相見
“四人幫”被粉碎後,大氣候變了,對我們家來說是輕鬆了許多。1979年姑姑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獲準到北京參觀毛主席紀念堂,由嬌嬌夫婦陪同。華東醫院隨行的護士回來問我,姑姑其他地方都沒哭,到中南海主席的臥室就哇一聲哭了,什麽道理?我說你看她眼光在哪個角落,你到那個地方去找原因,別問她,她不可能說的。我們猜想,可能她看到了一樣東西,要麽是兩個人共同用過的,要麽是她送給主席、他臨終還留身邊的,情感無法抑製才爆發出來的。
姑姑在北京301陸軍總醫院高幹病房住了一年。一年後,姑姑要求回上海。我爸知道為華東局書記魏文伯治療過的針灸醫師技術精湛,想介紹給姑姑(1977年姑姑從福建回來不到半年就中風癱瘓了)。但這個醫生很有點性格,絕不去醫院醫治病人。另一個原因是姑姑自己在北京吃東西不習慣。
誰知上海市委不讓姑姑住湖南路舊居。我媽和我在虹橋機場休息室等她,時任上海市委副秘書長張世珠也在,說要姑姑住華東醫院,還問出了問題誰負責?後來我們和我爸說,我爸拍胸脯說我負責!可是我爸當時不在,我媽不敢講這話。姑姑的飛機一落地,張世珠和醫生、護士立即上去圍住姑姑,將她抬下飛機送去華東醫院。第二天姑姑一醒就嚷嚷,我不要住華東醫院,我要出去!華東醫院便向中央告狀,說我們賀家幹擾治療,鼓動病人出院。於是,我爸也不含糊,在福建打個報告給中央辦公廳說,本來賀子珍就不願意住那裏,你們硬要她進去。中辦不同意姑姑出院,我爸兩年中多方奔走,聯係其他醫院做轉院事宜,最後又被中辦否定,甚為無奈。
姑姑在醫院是過得不舒服的,華東醫院將她喜歡的護士調走,又安排了一些眼線在她身邊,其中有個徐姓護士在姑姑去世後拿出了所謂的遺言,以姑姑的幹女兒自居。姑姑操永新普通話,徐某某操浦東普通話,兩人語言無法溝通,如何能夠交心?在這份遺言裏,前三條都是關於她這個護士的,錄音機之類當時比較貴重的東西都留給她,就第四條說將國庫券留給李敏和外孫,也是奇談。
姑姑晚年記性依然極好。楊子江和王行娟要寫她的書,采訪她,楊子江1948年采訪過她,憑印象寫了一份履曆表,向姑姑求證。我跟海峰兩個人做翻譯,沒想到哪一年在什麽地方做什麽工作,姑姑都記得清清楚楚,她還提筆寫下入黨介紹人的名字。
1984年4月,姑姑高燒不退,華東醫院用了點青黴素,別無其他搶救措施。市委招待處祝副處長14日問我和海峰,姑姑喜歡穿什麽羊毛衫,蓋什麽顏色的被子?我一聽火冒三丈,人還沒死呢,這麽快考慮後事了?退一萬步說,姑姑是女戰士,又不是家庭婦女,她的遺體難道不蓋黨旗嗎,蓋什麽被子?15日我爸從福建趕回來,提議醫生用“安宮牛黃丸”,鼻飼打進去之後17日上午姑姑體溫降下來,能和醫生打招呼了。不知為何,17日下午起,醫院不許我們親屬進病房。19日下午,姑姑彌留之際,我媽向院方提出我們親屬不進去但是得讓李敏他們直係親屬進去,他們還是不同意,說會影響搶救。直到姑姑咽氣,市委書記陳國棟進去看過離開後才放我們進去,遺憾的是姑姑臨終有什麽話要說,我們已無法得知了。
遺物僅有兩個皮箱
當時我爸媽、嬌嬌一家都住在東湖招待所。有一天市委組織部來了兩個人,再三強調中央決定喪事從簡,不開追悼會。我想到姑姑一輩子所受的委屈、冷落、不公,衝口說:“我們擁護喪事從簡,但不同的人應該不同對待。姑姑的情況是不一樣的,她隱姓埋名幾十年,最後一次,要給她恢複名譽!”他們又問姑姑的悼詞是否由家屬來寫?我說:“悼詞怎麽家屬寫?應該是組織寫,家屬過目。”組織部的人卻說,悼詞寫不出來,因為沒有她的檔案。
市委和我們商量骨灰放在龍華烈士陵園,我們都不同意,提出兩點理由:一、姑姑是屬於中央管的幹部,上海隻是代管;二、她唯一的女兒在北京。有關負責人說,你們一定要放八寶山那也就是最後一廳。我爸爸說第幾廳無所謂。在我們的堅持下,上海隻好上報中央,最後北京回音來了,鄧小平拍板:一、骨灰放八寶山第一廳;二、政治局委員以上幹部全部送花圈。姑姑去世後終於得到了她生前應有的尊重和待遇。
追悼會定於4月25日在龍華殯儀館舉行。前一天,嬌嬌打電話給毛遠誌,問他來不來參加追悼會,毛遠誌說沒有收到訃告。我們這才發現為了控製參會人數和影響力,姑姑的訃告全都沒發。我們當即提出要求:市委機要員連夜送訃告,外地就實在鞭長莫及了。追悼會當日,祝副處長和徐護士嚎啕大哭。悼詞的內容果然沒有重點,草草了事。
姑姑病房的遺物一開始是華東醫院保管,後來就是市委保管,湖南路居所一概禁絕出入。市委運了兩個水果簍子到東湖招待所交給嬌嬌,說賀子珍的東西都在那兒。其中皮箱有兩個,姑姑從蘇聯回來就帶了這兩個皮箱,去世還是兩個皮箱,這麽多年可謂兩袖清風,一無所有。此事做得太絕,上海是嬌嬌的傷心地,她二十年都沒有回來。
“領袖家風——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大型巡回展”2004年2月在上海舉辦(此前已經在福建、浙江、廣東等地舉辦,上海之後最後一站是韶山),我們陪嬌嬌到湖南路招待所看了一次。她一上樓,沒敢先進姑姑的房子,先到她自己的房間以及主席去世時我和海峰住的房間,再回到走廊裏,要下樓時才進入姑姑房間。二十年了,人心底最柔軟的情感還是會被勾起。
關於姑姑的骨灰安置,2010年嬌嬌來看世博會,我給她提過建議。我說嬌姐,現在放在八寶山沒有什麽問題,若幹年以後呢,我們都走了呢?為長遠計,我建議姑姑的骨灰還是放回井岡山吧,我爸的骨灰就在江西茅坪,江西人對我們賀家是沒話說的。嬌嬌姐回答道,你講得有道理,我考慮一下。
我是我爸唯一的孩子,他很疼我,但他調動去外地工作幾十年而始終將我留在上海。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漸漸讀懂了爸爸。姑姑的前半生,巾幗英雄,意氣風發;後半生,忍辱負重,淒苦孤寂。爸爸希望我能留在她身邊照顧她,給她家的氛圍和一點暖意。而我,有幸陪著姑姑走完了這不甚愉快卻還算從容的半生,與她結下這段深厚的半生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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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東梅(賀子珍女兒李敏的女兒)出書,賀子珍與毛澤東結婚九年,懷胎十次。
耄是無法無天的,他不想幹的事情就用操正步
這個方法去做。什麽服從組織安排啦。
長征對耄來說至少飽暖沒問題。
任何時候倒黴的都是低端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