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順章叛變後留下的曆史謎團

作者: 吳基民

1931年4月25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特委三位領導之一，中央特科的主要責任人顧順章在漢口被捕，隨即叛變。為了表明自己的身價，他一口氣供出了中共在武漢的湘鄂邊區特委、中央軍委武漢交通大站、湘鄂邊區紅二軍團駐漢機關等20多個秘密機關，中共在武漢的地下組織幾乎無一幸免。

 

一、是否向國民黨隱瞞了許多機密？

 

由於顧順章堅持要到南京麵見蔣介石才肯供出中共中央在上海的重要機關，當時他還心存一個夢想：就是讓蔣介石支持他成立一個新共產黨，由他實現和蔣介石的所謂“國共合作”。25日深夜顧順章被捕叛變的消息被潛伏在中統負責人徐恩曾身邊的機要秘書錢壯飛獲悉。周恩來利用這寶貴的三天時間進行了空前規模的大轉移。向忠發、周恩來、王明等時任中共中央一些最重要機關的領導人都撤離到了更加隱秘的住所。但是中共地下組織還是遭到了極大的破壞，先後被捕的有800多人，中央特科也遭到大破壞，一些來不及轉移的機關如中央軍委保衛組、紅旗報社、中央地下印刷廠等都被破獲。顧順章叛變的最直接後果，就是使得中共中央機關無法再在上海生存下去，中共中央的負責人如周恩來、王明等都先後離開了上海，或去江西中央蘇區，或遠赴蘇聯到共產國際任職，這對中共今後的曆史影響極大。

 

由於沒有抓到周恩來，顧順章為了邀功，又先後出賣了中共中央幾個極其重要的負責人，如曾任黃埔軍校總教官的惲代英、時任中共中央總Z書記的向忠發、時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的蔡和森等。

 

顧順章是中共曆史上罪惡最大、危害最大的叛徒，可以說是怙惡不悛，十惡不赦，但是據最新發現的資料表明，他在大出賣的同時，還作了相當多的保留。

 

據《中國共產黨史稿》中記載，顧順章在被捕後有這麽一段供詞：“共產國際派遣代表9人來上海，即係國際遠東局，大多數是俄人，也有波蘭人，德國人，姓名住址都不知道。遠東局主任，名叫牛蘭，我們都叫他老毛子。”實際上當時遠東局在上海僅2人，一個波蘭人，一個美國人，恰恰沒有俄國人。牛蘭絕非遠東局主任，經常和包括其他在內的中共領導人開會的遠東局執委會代表叫羅伯特，共產國際遠東局的負責人米夫不久前還在上海，並曾和顧順章多次開會見麵。遠東局6月10日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就特別提到了這一點，認為顧順章有意隱瞞了許多重要秘密。報告稱：“我們在南京秘密工作的同誌向莫斯克濕（周恩來）報告，在4月26日有一名共產黨在漢口被捕，旋經證明係中共政治局委員（應為候補委員——筆者注），並負責特務工作者。他願意見蔣介石及南京特務工作者，並告訴一切，並預備為南京政府工作……起初我們不大相信此人有反叛之可能。其後又以為顧某似乎不致立刻全盤托出，所以整個星期是在談話及謠言之中，而不能決此事之確否。此種反叛極為可慮，因顧某不但知道所有中國同誌之住所，而且還知道克蘭莫及坡托歇夫斯基之住宅（坡即為牛蘭黨內名）。幾天以內，我們望著警察到這些地方來，同時做著必要的防備。直至現在，還未見警察巡捕來到。中國同誌盡可能的立刻搬家，但是如果這位朋友將真確的地址告之警察，我們的負責同誌很可能將全數被捕。但是結果未曾發生。”

 

據中國現代史專家楊奎鬆在《民國人物過眼錄》一書中披露：“顧順章早先是有過將共產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全盤托出的想法的，但為什麽在供詞中表示他隻知道一個人叫牛蘭，而對這方麵其他人員的名字和地址一概不知呢？唯一能夠用來加以解釋的理由，大概就是顧順章對出賣俄國人，包括中共領導人，還是多少有顧慮的。因此，除了有回憶指稱顧順章供出了周恩來和另外兩名中央委員過去的住宅外，顧順章被捕最嚴重的危害多半是帶著國民黨特務人員巡視南京各監獄，指認中共分子……”

 

一方麵窮凶極惡地帶著特務親自到香港去誘捕和森，一方麵故意隱瞞了許多機密，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這或許是顧順章叛變後留給我們的第一個謎團!

 

二、陳賡為何拜訪顧順章徹夜長談？

 

顧順章叛變以後，被徐恩曾安排在南京城南雙塘巷居住。徐恩曾不放心，就委派自己的親信王思誠作他的秘書，同時讓同為中共叛徒的王國標、李誌遠和胡洪濤等住在一道，以便監視。

 

為了提防中央特科紅隊的報複，顧順章深居簡出，偶爾有事外出，除了帶上保鏢，還特意進行麵容化妝，通常是在嘴裏塞上一副牙套，一下子就變得容貌大變。

 

根據徐恩曾的安排，顧順章花了幾個月的時間，由他自己口述，中統特務徐政、章誌仁、朱秋日等記錄整理，編寫了一套“特工叢書”，共分《訓練工作》、《情報工作》、《偵查工作》、《審理工作》、《行動工作》和《組織工作》等6冊，總共50多萬字。這套叢書後以《特工聖書》為名出版，一直是中統及軍統等整個國民黨特務係統的訓練教材與工作文本。這還不算，顧順章又在南京瞻園的妙靜寺為國民黨中統特務舉辦了為期三個月的共2期特務訓練班。第一期參加訓練班的有特務史濟美、李熙元、王劍虹、陳忠第等4人。第二期人數擴充到20人，其中最為有名的是大特務黃凱。幾乎所有的人對顧順章讚賞有加，稱讚他“對特務工作確實有自己的精明獨到之處”，“他培養特工人員，有一套辦法，成效快”，“經驗豐富，不愧為特工老手”。

 

由於顧順章的妻子張杏華在顧叛變以後被特科紅隊鎮壓，顧順章在平時總是鬱鬱寡歡。於是，徐恩曾就委托王思誠替顧順章介紹一位女子作後妻，王思誠托手下一個工作人員吳洪林幫忙，為顧順章物色了一個女子，此人便是南京的一位年輕姑娘張永琴。

 

據張永琴回憶，1932年初她已在讀中學，這天放學回家，母親拿了一張顧順章的照片給她看。張永琴出於好奇，答應和顧順章見見麵。

 

第一次見麵是在一家茶樓上，顧順章給張永琴的印象是個子不高的，人長得還算英俊，挺神氣的，能說會道。那一年張永琴19歲，顧順章26歲。他倆交往了僅3個月，張永琴的母親就督促他們成親。於是1932年3月8日，顧順章與張永琴在南京安樂酒家舉行婚禮。婚禮辦得很隆重，徐恩曾也率領中統的大小頭目都出席了，他還代表蔣介石，送上了1000元大洋作賀禮，這在當時是一筆不小的數目。

 

結婚以後顧順章一家搬到了南京細柳巷41號。這是一幢四開間的二層樓房，樓上4間，顧順章夫婦住一間，顧順章的老母住一間，顧順章4歲的女兒顧利群和3歲的侄兒顧益群及保姆住半間，後半間是顧順章用作看書寫字的，再有一間是客廳。順便說一下顧利群，她是1931年4月25日顧順章叛變後，在顧順章家裏被周恩來從康生（當時名叫趙容）手裏搶下來的，原來她是會被中央特科紅隊一塊兒打死的。後被送到寶山鄉下顧順章的老母處。解放後在上海某小學教書，一直到退休。樓下的四間，一間住著秘書王思誠，一間住著同為中共叛徒的胡洪濤、陳文昭夫婦，一間住著中統派來的保鏢林金生，還有一間作飯廳。這幢小樓對外就稱作“王公館”。

 

顧順章平時很少外出，有空便和王思誠等聊聊天。胡洪濤夫婦，以及一些同為共產黨叛徒的中統特務也常到顧順章家裏來坐坐，一塊兒回憶回憶當年在共產黨地下工作時的“光輝事跡”!同時發發牢騷，罵罵國民黨的貪汙腐敗。這也為他今後被軍統處決埋下了伏筆。

 

其實，顧順章當時已經萌生了退出國共之間鬥爭的漩渦，做一個普普通通的生意人的念頭。他將蔣介石給他的禮金等，從一些古玩販子手裏買了一些古董，主要都是古玩瓷器，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足足裝了兩個大箱子，隻待時機一到就物色一個鋪麵開店謀生。

 

這時發生了一件大事，據顧順章的後妻張永琴回憶：1933年春末夏初的一個深夜，大名鼎鼎的陳賡來到了細柳巷顧順章家裏，與顧順章見麵，促膝長談，整整談了一個晚上。他倆是在二樓孩子住的那半間房的後半間談的，說些什麽，張永琴也不知道。一直到天蒙蒙亮，陳賡才走。據顧順章對張永琴講：陳賡離開顧家直接坐火車去了上海……據張永琴回憶：陳賡的這一夜長談，對顧順章觸動非常大……

 

陳賡，黃埔軍校一期生，忠誠的共產黨員，解放後榮任大將。1926年間，他曾和顧順章一道受黨的委派到蘇聯學習過特務工作，回國後便在中央特科擔任顧順章的副手。據各方麵看到的材料都表明，顧順章、陳賡以及特科負責交通電訊工作的李強是3個非常要好的朋友。但我們正統黨史中見到的似乎都是陳賡的這一句話：“顧順章腐化墮落，我們以後總會有看到顧順章背叛革命的那一天”……那麽，在1933年的這一個夜晚，陳賡為什麽要冒著極大的風險到南京細柳巷見大叛徒顧順章？他們又談了些什麽？這似乎又是顧順章叛變後給我們留下的一個曆史謎團。

 

1982年夏，筆者在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44號辦”從事落實政策的工作，曾奉命到六合路一個非常破敗的小樓2次見過顧順章的另一位部下，負責特科總務工作的洪揚生。據他回憶，說李強也曾到南京見過顧順章。筆者查了一下李強年譜：自顧順章叛變以後李強便轉移到了蘇聯，在蘇聯莫斯科郵電部通信科學院學習，抗戰爆發時才回來，似乎沒有到南京見顧順章的可能。但是粉碎“四人幫”後，1983年，李強確實專程到上海見過張永琴，以及顧順章的女兒顧利群，顧順章的妻舅張長庚以及洪揚生等。李強是一個原則性很強的人，同時也是一個很念舊的人，據張永琴（據前文）和洪揚生講，他在接見張永琴與洪揚生時，都曾提到過他和陳賡、顧順章曾經是非常好的朋友，是“同誌加兄弟”。陳賡去見顧順章絕非個人行為，值得研究和關心這一段曆史的人深長思之。

 

三、在日本近5個月究竟做了些什麽？

 

1934年初，顧順章又搬家了。其實顧順章在與陳賡在細柳巷見麵以後，不久就因保鏢林金生出賣，將顧順章寫給戴笠的信直接交給了徐恩曾，與徐恩曾大吵了一場，便由徐恩曾安排搬過一次家，住到了一所由中統嚴密看管的小屋安品街70號。徐恩曾與戴笠，是蔣介石在特務係統裏的左臂右膀，一個執掌中統，一個執掌軍統。但兩人之間私下裏卻鬥得死去活來，水火難容。1931年徐恩曾的中統逮捕了顧順章立下了大功，戴笠自然非常眼紅。與此同時，由於手下許多特務對顧順章的吹捧，戴笠又對顧順章頗為佩服，經常將顧順章從徐恩曾那兒“借過去”用用。徐恩曾表麵上笑眯眯地答應著，心裏卻非常不快，多次警告顧順章不準與戴笠私下發生關係。現在顧順章給戴笠密信被徐恩曾拿到，徐自然非常不滿，他還曾當麵威脅過顧順章，說是要槍斃他。顧順章自然有“虎落平陽被犬欺”的味道，心裏非常憤懣。從此裝病在家，不問世事。徐恩曾和他的妻子，中共叛徒費俠幾次前來探望顧順章，顧拿足了架子，依然稱病不起。近半年的時間，他就寫了一部書，名叫《特務工作的理論和實踐》。這部書同樣是由他口述，由旁人整理的，是國民黨特務係統內很重要的一本理論著作。

 

為了緩和與顧順章的關係，徐恩曾將顧從安品街搬出，在南京城南甘露寺5號為他租了幢獨進獨出的小屋，也相對放鬆了對他的監視。為了表示自己對顧的信任，徐恩曾特意由中統出錢，安排顧順章到日本去休息養病。1934年4月末，顧順章去了日本。

 

1934年初夏，張永琴帶著顧順章前妻生的女兒顧利群也來到日本，住了將近1個月。顧順章帶著妻子女兒在東京上野公園觀賞了日本爛漫的櫻花，自然也有一番“烈士暮年”的感慨。同時，他們一家3口還遊覽了京都、奈良、伊豆半島的熱海等小城鎮。這是顧順章一生中最愜意輕鬆的日子，自由自在，無束無縛。但好日子總是不長久的，為了回家照顧婆婆與自己的父母，張永琴帶著顧利群先回到了南京。徐恩曾親自將張永琴接了去，詳細詢問了顧順章在日本的情況，並關照張永琴寫信給顧順章讓他早點回來。就這樣經不起徐恩曾的一再催促，顧順章於1934年9月回到了南京。

 

顧順章在日本住了近5個月的時間，他幹了些什麽？他又接觸了些什麽人？從未見到任何資料披露過，這又是曆史留下的一個謎團。

 

據張永琴回憶：顧順章回南京不過2個星期，10月2日吃過晚飯，顧順章被徐恩曾派員接去談話，從此一去不返……

 

四、突然遭蔣介石下諭槍決的真相是什麽？

 

關於顧順章的死，一些特務頭目是這麽回憶的：

 

據中統特務頭目陳蔚如在《我的特務生涯》一文中回憶：1933年初顧順章來到上海，這是他1931年3月31日作為中共特委負責人護送中共常委張國燾赴鄂豫皖蘇區離開上海，自己在武漢被捕叛變後第一次回上海。他在上海召集舊部聚會，酒足飯飽，情不自禁地說了這麽一大通話：“共產黨固然不好，但國民黨更壞。共產黨的幹部都是比較好的，能吃苦耐勞，要革命。你們要耐心工作，我們要好好利用這個調查機構來消滅共產黨的組織，另立新的共產黨組織。從現在起就要聯係自首人，把他們團結在一起。”這些人雖然原來都是顧順章的鐵杆部下，但現在都背叛了革命，加入了中統，於是難免有人將這番話告訴了徐恩曾。這一年5月徐恩曾派自己心腹中統調查科總幹事顧建中到上海召集部下開會，顧建中話外有話警告說：“有的人野心不死，還在搞陰謀活動。凡是被誘惑的同誌，應該安心工作，特工總部不予追究。”這番話又有人告密了顧順章，顧順章知道自己在徐恩曾手下，一條命早晚要被送掉。於是便派張永琴與戴笠暗中聯係，不料此事被顧順章原先的部下童國忠和張文農獲悉，出賣給了徐恩曾。徐恩曾隨即下令將顧順章關押起來。據說顧順章會魔術，會催眠術，怕他逃脫，在押往蘇州反省院的途中，還用鐵鏈子串在顧順章的鎖骨上。1935年5月顧建中到上海宣布了對顧順章的判決，他在中統上海地區總部召集部屬們講：“我們的同誌要安心自己的工作，不要見異思遷，這樣前途都是有保證的。”

 

據在武漢抓獲顧順章並親自安排將他解押到南京的大特務蔡孟堅在晚年撰寫的《兩個可能改寫中國近代曆史的故事》一文中講：“據立夫（陳立夫）方麵得來的消息：我方工作人員發現顧又與共匪勾結，其文件為我方搜獲，彼企圖暗殺中央要人後逃往匪區，故鎮江江蘇省政府保安司令部予以看押，民國26年冬（1937年冬天——顯然有誤，這一年抗戰爆發，這一帶已被日寇占領——筆者注）在鎮江予以槍決。江蘇省政府派秘書長羅時實先生監斬。我在陽明山受訓時，羅先生擔任講座，曾親自告訴我他主持監斬之事。”

 

中統特務頭子徐恩曾在他晚年撰寫的回憶錄《我和共產黨戰爭的回憶》一書中也詳細描述了顧順章事件的經過，他寫道：“顧順章叛變之後，我們在全國各地與地下黨戰鬥的戰績，突然輝煌起來。案件的進行也不像從前那樣棘手。……由於他在共產黨內部的曆史和地位，使他對共產黨的上中級人事具有廣泛的了解，各地共產黨的指揮機構中，更有不少人是他的舊部，他好像一部活動的字典，我們每逢發生疑難之處，隻要求助於他，無不迎刃而解……”“我所遺憾的是，這位具有特殊貢獻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1935年春，因和敵人重新勾結而被處刑。由於他不安分的本性，我雖然盡量優待他，日子一久，他仍感到不耐，要找政治上的出路。我們這邊找不到，又去和共產黨勾結，向共產黨提供我們內部人事和業務報告，後又發現他有實現暗殺計劃後逃往江西蘇區的準備，我隻好將他放棄了。……顧順章是唯一叛變後又想回到敵人懷抱裏的一個。”1935年春，徐恩曾向蔣介石報告顧順章有“反骨”和種種反叛跡象，蔣介石隨即下達手諭：“顧順章怙惡不悛，著即槍決可也。”

 

一代梟雄顧順章就這麽死去了。其實他到底怎麽死的並不重要，問題是這麽一個被中華蘇維埃毛澤東主席簽署的第一號通緝令中“嚴加追捕，如有發現工農紅軍和革命群眾可立即捕殺”的大叛徒，真的會幡然悔悟，重新想要回到共產黨內來？他與陳賡是否真的見過麵？如見過麵又徹夜長談了些什麽？他日本之行又見了些什麽人？為什麽他剛回到南京徐恩曾就迫不及待地將他用鐵鏈子串透鎖骨關押起來？這就是曆史留下的一個謎了……

 

據張永琴回憶：顧順章被重新逮捕不久，張永琴也被關押了起來，家裏即被搜查，尤其是來往的書信文件，統統被中統特務帶走了，幾乎片紙不留……1934年12月份的一天（恐有誤，幾乎所有的回憶文字都說顧順章處決在1935年春——筆者注）張永琴被看守帶到會議室，在場的除了看守，還有顧順章的秘書王思誠。等張永琴坐定，他們便向她宣布，說顧順章犯罪，已被槍斃了。

 

1936年底，張永琴從監獄出來，王思誠派了一個人陪同她到鎮江，當地機構又派了一個人陪同，在鎮江市郊一處荒蕪的亂墳崗子找到了一個土堆，說顧順章就埋骨在那裏。張永琴想想自己畢竟與顧順章夫妻一場，於是便在鎮江南門外買了一塊墓地，將顧順章重新安葬了。同時她還把被中央特科鎮壓的顧順章的前妻張杏華的棺柩從上海寶山遷到鎮江，與顧合葬，在墓碑上為顧順章寫的名字叫顧嘯仙。